西夏生活习俗

一、西夏生活习俗

1.衣饰习俗

西夏人的衣饰，伴随其生存环境的变迁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无论款式、色彩、质料，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追求实用性（御寒、避暑、方便各种活动），进而追求观赏性、礼仪性；从表现原本具有的“蕃俗”（作为游牧人的党项羌族的古老传统），进而表现不断吸收的“汉俗”（作为向牧耕并举转变的党项羌族所需要的汉文化传统）。

《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羌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宋史·夏国传上》载，西夏皇帝元昊曾语：“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党项羌人最初的衣饰，基本取材于牲畜及野兽的皮毛。他们所穿的“裘”“褐”，所披的“毡”，都是皮毛制品。裘，是一种皮制的衣服，其特点在于把毳毛朝向外面，而将皮革朝向里面。最贵重的是狐裘，次有虎裘、豹裘，再次则为狼裘、犬裘、羊裘。褐，是一种粗毛制成的短衣，是党项羌牧民传统的上衣。男子的褐衣色泽暗淡，为袈裟式，腰部较肥大宽松。而女式褐衣色彩鲜丽，有高领带大襟式的，尺寸也更为肥大宽松。党项羌人所披之毡，实际上是一种采用羊毛擀毡而制成的服装。将羊毛弹成绒絮状，铺在特制的帘子里，经喷水、揉搓、洗濯等工序，便可得到所需规格的毡衣。毡衣有的带袖，有的不带袖，因常以披身而用（挡风雨），故得名披毡。《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羌人“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由此想来，他们全副皮毛衣武装，表现出浓重的游牧民族风采。

党项羌族“衣皮毛”的习俗，具有“人相袭，代相传”的相对稳定性。当他们学会并实行农耕后，仍不放弃游牧，仍然喜欢穿着各种皮毛衣服。在西夏中期编写的辞书《文海》中，收有“裘”“褐”“毡”等词条。在西夏后期编写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中，列有“皮裘”“褐衫”“毡”等词条。从一份西夏末期签写的典当文契中，发现抵押品中有各种不同的裘衣：袄子裘、新皮裘、次皮裘以及等级有别的旧皮裘。将贵重的皮毛（如虎皮、豹皮）作为订婚礼品，是西夏全民的习俗，以至连西夏的国法《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简称《西夏法典》），也作出了必须给予的硬性规定。皮毛轻松华丽，回弹吸震，耐磨保温，实用性与观赏性兼而有之，是西夏人最为喜爱的民族服装的重要原料。无论是皮毛衣服，还是其他质料的衣服，西夏人还往往采用色彩斑斓的皮毛作为镶边，也足见他们对皮毛的喜爱之情。

西夏人的服装式样，有“蕃”“汉”两大系统。蕃服最能体现党项羌人的民族性格，并以适应游牧生活见长。而汉服是因袭唐宋制度，重在表现森严的等级观念。由于西夏上层统治者中长期存在“蕃礼”与“汉礼”之争，因而“蕃服”“汉服”轮流风行，互相浸染，成为西夏服饰习俗的一道浓郁的社会风景线。

西夏人还流行“袄子”“背心”“袜肚”等轻便的服装。袄子，即带袖带襟的上衣，多为填絮棉花或毛绒的防寒服装。背心，一种无袖短衣，用皮、布、绸等原料缝制而成，四季均可穿用。袜肚，一种用于防风御寒的胸间小衣，用布、绸、绫等料缝制，多绣各种花鸟图案，儿童常戴用。

西夏人爱戴各式各样的帽子。一般男子多戴柔软的“毡帽”，顶部呈圆形或略平，可带檐边遮阳，或带折檐护耳，颜色以白、黑为多。以羊皮或兽皮等材料制成的“暖帽”，也是西夏男子所普遍戴用的。以竹篾、蒲草等编织的“凉笠”，为西夏男子夏季戴用，既遮阳又防雨。西夏妇女也喜欢戴用各种质料的帽子，但往往在式样上要略作改动，或更多地采用花色装饰。政治地位较高的西夏人，戴用帽子极为讲究。用于正式场合的“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这些用料精美、形状奇异的官帽，也为他们赴宴、养老时所戴用。而西夏的虔诚的供养人，所戴帽子更是独特。男帽有“幞巾”式的，一般有四角，前面两角耸起，后面两角下垂，并续有长带拖至后背腰部；有“毡帽”式的，周边翻折而上，顶部稍隆起并有小尖儿；还有“莲蓬衣”式的，顶部有高耸的蓬状物（似兼作束发器），而头皮、后脑均被同一饰物裹住，并延披至后肩及后背部。女帽的样式更是形形色色，有的是四棱、尖顶、硬质小帽，后面还带着花枝般的翘尾；有的是顶部有高耸的桃状物（似兼作束发器），而头皮、后脑均被同一饰物裹住，并延披至后肩及后背部；还有的是类似云髻样，头顶部中央有圆箍座，其上有高高耸起的云朵般的装饰，软质帽巾将头部盖严，并有长长的系带垂于双耳之前；也有的帽顶由花瓣状饰物组成，带有较宽松的护耳，且缀插多种簪针。

西夏人喜戴佩饰，珠宝金玉，流霞溢彩。他们的头顶、额前、脑后、耳朵、脖项、胸襟、手臂甚至腿腕等处，都有佩饰。深受妇女喜爱的饰品有：合股成柱的钗，状如花朵的钿，图案各异的簪，浑圆敦实的耳环，饰物迭连的耳坠，缀满圆珠的项链，以及叮当作响的多重的臂钏、手镯、脚环等。西夏有专门的机构“作首饰院”，对民众佩戴饰品的习俗，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西夏衣饰习俗中，值得提及的是，党项羌族在很长时间内曾与其他一些游牧民族一样，沿袭着古羌人的“披发”的习俗。他们不分男女皆留长发，或者将长发编束于脑后。后来，在景宗元昊“秃发令”的强迫下，他们又争相“秃发”，即剃去颅顶发而保留四周头发，所留头发自然下垂或可结辫。后来，受汉族影响，西夏妇女又采取髻发式，崇尚高髻，并附之梳簪、花钗、步摇（垂珠首饰）等为饰。

2.饮食习俗

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羌族，其饮食结构，随着生活环境与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并在西夏各族群众的饮食生活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当他们处在以畜牧、狩猎为生的游牧经济阶段时，以肉、奶为主食；当他们逐渐向牧耕并举的经济阶段过渡时，部分人又改为以米、面为主食。但总的看来，肉、奶制品，一直是他们普遍喜爱的传统食品，只是因为各自家庭经营农牧业的情况不同，使有些人多有肉、奶可食用，有些人多有米、面可食用。米、面食品日益进入更多的党项羌人家庭，肉、奶食品得到了西夏地区各族人民的普遍喜爱，这充分显示出两种饮食习俗文化在互相汲取，相互融合。

西夏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可提供食用的肉类，品种是多样化的。西夏人最主要的肉食是羊肉，还有驴肉、骡肉、马肉、猪肉、牦牛肉、黄牛肉、骆驼肉等。他们用各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保存和烹饪肉食，如风干、腌咸、水煮、火烤、凉拌、清蒸、油炸、爆炒等。所使用的佐料已很丰富，有盐、碱、油、醋、蜜、胡椒、辣椒、香菜、葱、蒜、姜等，这也反映出肉食制作的方法多样，操作技艺也较讲究。除家畜肉类外，西夏人还通过狩猎，获取各种野味（如狼、鹿、黄羊等），而大饱口福。凡有重大活动（如节庆、聚会、出征等），他们必定大嚼肉食，以壮豪情。众人围猎，而后会餐，刀割肉食，几乎成为军队出征的前奏曲，洋溢着浓烈的剽悍气韵。

西夏人享有丰富的奶制品。他们普遍以新鲜的羊奶、牛奶充作食品或饮料。他们以传统的工艺方法加工、保存各种奶品，以供在不同季度和场合中自由地食用。在西夏人的各种奶制品中，最具重要性的品种是：“酥油”，也叫“乳酥”“酪脂”，简称“酥”或“脂”。它是从羊奶、牛奶中提炼出来的脂肪，是西夏人不可缺少的食品，广泛用于掺拌炒面、油榨面食。提取方法是：将奶汁加温后，再倒入木桶内，以带圆盖的木柄在奶汁中上下抽动，直到油水分离，将浮油取出，冷却后便成酥油。“乳渣”，也是西夏人不可离开的食品。它是用已提取酥油的奶汁为原料，经煮或晒，而形成的颗粒状奶品。乳渣也可加工成条状、片状、坨状，作为主食或零食。还有“乳酪”，为游牧人普遍爱喝的奶酒。这种奶酒，是以马、羊、牛的鲜乳，经发酵、酿制而成的。其制法并不复杂：将发酵变酸的乳汁，取除油脂后，倒入密封的锅中，不断加火熬，设法用一根导管插入乳汁中，便有经气化而流出的奶酒。奶酒通体清亮透明，微含酒精，醇香诱人。在各种奶酒中，尤以马奶酒最为有名。西夏人有“饮酪”的习俗，有时得不到“酿乳熟酪”而饮，便会“乳中散酒”，将其充作乳酪而啜。

除奶酒以外，西夏人还饮用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生产的名扬四方的葡萄酒，以及用各种粮食为原料，加入曲粉酿造而成的酒。如用稞大麦酝制而成的淡黄色的青稞酒，用黄米或糯米制成的色泽黄亮的“黄酒”，以“小曲”酿成的“小曲酒”，以及烈性的“酽酒”和中亚风味的“普康酒”等。西夏人有饮酒的习俗，这与西北地区气候的寒冷，农牧生活的艰辛，有直接的关系。从饮酒中带来的欢乐，驱走他们一切困难和烦恼。饮酒是公私宴会的重要节目，无论庆贺、结盟、定亲、出征都要饮酒。有时，酒中还掺入鸡血、猪血、狗血，成为血酒，盛到髑髅（死者头骨）碗中畅饮，以抒豪壮之情。嗜酒如狂，也给西夏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成为一种不良的民风。西夏政府统管酿酒业，设有“踏曲库”“卖曲库”“酒库”，严禁私人无证酿酒，但很难起到什么根本性的作用。

西夏人爱喝茶，尤以食用肉和奶较多的党项、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为甚。他们吃炒面、炒米拌酥油的时候，往往没有佐菜，但大都要有茶。党项羌在北周时的重要居住区松潘（今属四川省），盛产一种粗质的大茶，曾为他们提供了用茶的保证。内迁以后，他们通过“互市”，以兽产品换得汉地的茶叶。西夏地区不产茶，但依靠边地的“榷场”（官府举办的市场）、“民市”（自然形成的市场）以及“贡赐”（朝廷赏赐）等多种贸易形式，获得数量较丰厚的茶叶（1044年宋夏和约规定，宋每年赐西夏茶3万斤）。西夏人几近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不仅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也是法定的朝廷赏赐品。西夏人喜爱的茶叶，是压缩成块的砖茶、坨茶。它们易于携带和存放，用起来也方便，不仅可以单独煮汁饮用，也可以熬制醇香微咸的酥油茶。酥油茶含有较高的热量，有润肺、去寒的功能，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日常饮品。西夏人的茶具，有用以捣碎茶叶的“茶臼”（石头凿成者为多），有用以煮熬茶汁的“茶铫”（一种带柄的小烹器，铁制者为多）等。西夏人以茶待客，恪守边喝边添满的习惯；主客双方边喝茶边交谈，其情融融；客人起身告辞时，便捧杯将茶一饮而尽，以示谢意。

西夏首府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居于“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黄河河套地区。这是一块宜牧宜农的膏腴沃地。丰富的农牧产品，提供了西夏饮食文化和习俗得以不断丰富、迅速发展的良好物质基础。游牧地区式的，农耕地区式的，西北地区式的，江南地区式的，各种不同的饮食结构和类型，都将自己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呈献、汇聚于此。

这里有肉质鲜美，不膻不腻的烤羊肉（全羊）、烤鹿肉（全鹿）、烤牛肉，有佐料讲究、卤汁爽口的清汤羊肉、清汤牛肉，有经煮炖或风晒而成的干牛肉、干羊肉，有风味独特的羊杂碎、牛杂碎。

这里有花样繁多的面食，有馒头、油饼、胡饼（芝麻烧饼，夹以肉馅）、蒸饼、干饼、烧饼、花饼，有油球儿、盏，小馅饼儿）、饺子，有汤面、细面。

这里有珍珠似的圆粒粳米蒸饭，有白似牛奶的糯米黏饭，有掺杂各种豆类、干果、牛羊肉做成的米粥，还有将米、面、菜熬在一块儿的“调和”饭，以及花色繁多的民间小吃（如切糕、凉粉等）。

在西夏文辞书中记有“蒸”“炒”“煮”“烤”“烧”“炸”“搅”“拌”“烫”“剁”“捣”“揉”等烹饪技术和方法，记有“酸”“甜”“苦”“辣”“咸”等味道，记有“碗”“匙”“箸”（筷子）、“杓”“碟”“盘”“铛”（平底锅）、“鼎”（三足两耳的圆形炊器）、“甑”（底部带透孔的蒸食炊器）、“鏊”（平圆型的烙饼器）、“煮锅”“笼床”“钵子”“巩瓶”“和汁罐”等炊事器具。这透露出西夏的饮食技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说明在传承着生食、熟食习俗的基础上，西夏有了独具特色的烹调习俗。

3.居住习俗

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西夏民居建筑不断弃旧图新。在追求坚固、实用、美观等目标的驱使下，西夏民居的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西夏民居建筑的类型，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毡帐。帐篷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喜好的一种居住形式。古称“穹庐”“天幕”。它的外观是一种圆形的凸顶房屋，一般由圆形围壁和伞状顶盖组成。因所用材料以羊毛毡为主，故名“毡帐”。毡帐有搭建方便，拆迁灵活的特点，很适合流动性强的游牧人居住。搭建一座一般的毡帐，对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游牧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要就地取材，准备一些羊毛毡（西夏人叫“野恤”，即“帐毡”）、绳子和木料，即可动工兴建。毡帐可大可小，全听凭居者的抉择。一般用于居民的毡帐，以满足一家人饮食起居为原则。高至2米多，直径约3～4米，顶部中央通气天窗（西夏语为“野庞”），帐门要挂帘子（西夏语为“野掩”）。毡帐内，中央设置炉灶，地面多铺毛毡或毛皮以为卧处。西夏党项族最初的帐篷非常简陋，往往是“织牦牛尾及（黑色公羊）毛以为屋”⁽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他们居住条件仍然较差，“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²⁾，还是很普遍的情况。即使他们成为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仍有众多的党项人居住在简陋的帐篷中，真正住进条件较好，卧具齐全，多有彩饰的毡帐之中的，终究是极少数人。贫穷的西夏牧民，有的不得不以难挡风雪的“毛棚”（西夏语叫“辣药”）为家，他们权且以棚为帐，聊作栖身之所。由于党项人普遍居住帐篷，所以“盖帐”也成为重要的嫁妆。西夏法典以明确的条文，规定了与“婚价”相对应的作为嫁妆的“盖帐”的数量。

西夏党项人这种以帐为家的居住方式，是极为悠久的古老民俗，与逐水草而居、流动迁徙频繁的游牧生活极为适宜。西夏党项族游牧人一直保持了这种传统居住方式，“其民一家号一帐”⁽³⁾，致使“帐”成为统计西夏党项人口的数量单位。在实行军民合一的特别制度时期，无论官兵，仍沿袭以帐为家的居住方式。地位高贵者，住条件较好的毡帐；地位低贱者，住较为简陋的“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仅容三人）。

除了以帐为家，西夏党项人还有以族相聚的居住习俗。这里所谓的“族”，是部族，是民族内部的结构形式。同属一个部族的人们，往往聚居在某个惯常屯驻的地方。他们是“一个血族的集体和社会体制的单位”（摩尔根《古代社会》）。他们的经济水平和生存条件，要求他们采取以族相聚的居住方式。

鉴于西夏党项人不仅以帐为家，同时又以族相聚，故对其这种富有民族特点的居住习俗，文人便以“族帐”一词予以形象的概括。

第二，土屋。改为定居的党项人，与西夏其他民族的定居者一样，大都居住在从墙至顶皆用黄土建筑的土屋中。这种土屋，西夏人叫做“田捉”（译作泥舍），一般垫石块为基，以木框夹板盛土、夯实为墙，墙上架木、盖草、抹泥为顶。因气候干旱，排水需要不突出，故一般土屋多取平顶。平顶可作晒台，堆放农牧产品极为方便，夏秋季节形成寒上一大景观。平顶又可作望台，提供随时得以望的方便条件，这对身处荒漠远村的西夏农牧民来说，更是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设施。

据1964～1965年考古工作者对始建于1024年的西夏省嵬城（今宁夏惠农县庙台乡南）遗址试掘，说明民居基本为土屋。这证实了元人所云西夏“俗皆土屋”⁽⁴⁾，以及其所据宋人所云西夏“民居皆土屋”（曾巩《隆平集》）的说法，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土屋规格不一，单间、双间，以至三间以上的，均为常见。土屋顶面也有以茅草覆盖的是为“茅舍”“茅屋”“草舍”“草屋”。

第四，石碉。据学者专家考察，西夏遗民中的木雅人（今住四川西部地区）有“依山居止，累石为室”的习俗。他们住在大部采用石料建成的碉堡之中。石碉外部呈十字形、正方形、八角形、十六角形等。石碉高者十余丈，内分多层。一般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畜，顶面平坦，兼作晒台、望台所用。这种住人兼防守的石碉，有可能是西夏党项人古老的民居形式之一。石碉与“干栏”式的原始住宅结构类同，只是将桩上木质建筑，改为石质建筑罢了。

由于西夏人笃信佛教者众，因而无论帐篷、土屋、砖瓦房、石碉，一般在内部的布置格局上，都留有适当的宗教活动空间。毡包中灶火后面，常供有佛龛；房屋中则往往将正中堂屋一间，辟作供奉神明之用；而石碉堡里，则在最高层设佛堂（经堂）。在西夏民居建筑的高处或旁边，还插有象征祈求愿望的色彩鲜艳的旗幡，渲染出浓郁的民族宗教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