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

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_试论“中国模式”_中国学·第1辑

从地缘文明透镜 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试论“中国模式”

谭　中

摘要：

通过文明棱镜的方式比通过地缘视角来理解中国模式，以检验中国持续发展更为重要。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今天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在于其整合统一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其竞争和征服的外部力量。“天人合一”是这一秘密的关键要素，也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草根原创力的平衡。今天，当我们强调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必须发扬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虽然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但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智慧为代价去学习西方经验只会使中国走向衰弱。

关键词：

中国模式；地缘政治；地缘文明；传统智慧；自胜者雄

作者简介：

谭中，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有人把西方发展的形形色色比作“万花筒”，非常形象。西方（等于是“世界”）有关经济发展的系统性的理论与偶发性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使人无所适从。从这些比“万花筒”更万花筒的言论中，人们又提炼出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所谓“北京共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还有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直至“中国模式”等西洋摆设。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表面生活方式与文化层面上都是被西方的潮流牵着鼻子走的。譬如电气、自动装置、摄影、火车、汽车、电脑、手机、西装、卫生间等对神州大地已经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少，“中国模式”等新概念也一样，把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拧到一起来了。

我看到一则来自英国的报道，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暗指它们的巨额投资、特大的富丽堂皇场面以及数百万志愿者场内场外服务）也形容为光辉耀眼的“中国模式”，这就耐人寻味了。从基本逻辑来说，我认为应该把“模式”和“发展规律”区别开来。“发展规律”是天然的、内在的、与时俱生、与时并进的；“模式”是人为的、外在的、带有炫耀目的甚至侵略意图的，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提倡。“中国模式”一词也不知道是哪个外国人发明的？其发明的动机就更弄不清楚了。

有人说“中国模式是客观的”，甚至说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一种“模式”，似乎把“模式”和“发展规律”混淆起来了，又说“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属于前民主化时代的问题，西方的许多问题，属于后民主化时代的问题”⁽¹⁾，我反对这样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规律套到中国国情上来。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²⁾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也有道理，但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就不符合事实与逻辑了。比方说，清朝政府在皇宫太和殿御座后挂上“正大光明”（发扬无量光“阿弥陀佛”观点）的金匾，突出的不是“皇权”的尊严，而是一种文明的理想。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在镰刀锤头旗面前宣誓要为解放人类鞠躬尽瘁的，应该不是“党权”的追随者。我认为把中国政治现代化形容为从“传统皇权”进步到“现代党权”，说“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是不正确、不健康、不符合事实的，这都是地缘政治范式在作祟。

我并不从名字上反对“中国模式”。如果认真从地缘文明范式来探讨中国发展的规律，我认为也可以应用“中国模式”这一时髦名称而不钻地缘政治范式的牛角尖，当然，不赶时髦其实也无伤大雅。本文是通过讨论“中国模式”来探讨中国发展规律。

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持续发展的文明国

我们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在世界十条大河的两条——长江与黄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带结成占人类相当大一部分的极为庞大的人群联合体，经过两千多年而仍然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印度友人、印度大文豪及东方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看得特别清楚，也作了生动的描述。1916年，泰戈尔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

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从今天机械强力的角度来看，这（文明生命）可能显得弱小，然而，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³⁾

1901年泰戈尔写的孟加拉文章《社会差异》，对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感到愤慨，形容中国是“老虎”、欧洲是“羔羊”。文章写道：

广大辽阔的中国不是受到刀剑统治的约束，而是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这个宗教包括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与农村人口，还有君与臣、传道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彼此关系。无论有什么外来的打击，或者改朝换代，是这个宗教从内部把广大中国的极为众多的人群控制起来。如果这一宗教受伤，中国就有死亡之痛而为了自卫变得残酷。谁能控制中国呢？帝王和他的军队能算什么？并不是中华帝国而是中国人民受到震惊。⁽⁴⁾

泰戈尔这两段精辟的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两千年来人类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这样庞大的人群持续团结在中华文明伞下的现实绝对不是什么“传统的皇权”，不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存在，而是一种能使“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与农村人口”、“君与臣、传道者与受传者”结成一个大社会集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由文化，而不是武力组成。泰戈尔出自世界四大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的祖国——印度，对“宗教”非常敏感是自然的。但他说的“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指的是像孔孟之道的伦理规矩，指的是人类自觉凝聚的一种文明精神。用现代西方名词来界定，就是“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公民社会）。孟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了“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他认为没有文明精神，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从孟子开始至今，中国民间一直把缺乏仁义道德的人贬为“衣冠禽兽”，这也是中国文明独到之处。

有趣的是，泰戈尔不但把这种孔孟之道解释为“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还说“如果这一宗教受伤，中国就有死亡之痛而为了自卫变得残酷”。我不是想把泰戈尔说成“中国学”权威（他当然不是），而是想借他那诗人的语言的洞察力来解释中国文明发展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孔孟之道有得有失：“得”是使庞大的人群持续结合成一个大社会集体，“失”是个人必须牺牲自由（妇女与青年牺牲最多）。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把孔孟之道定位为必须推翻的“旧礼教”。鲁迅把孟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倒过来责备孔孟之道把中国变成“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这就印证了泰戈尔说的“为了自卫变得残酷”。如今这样的极左思潮似乎并没有和十年动乱与“四人帮”一同被历史埋葬，那被鲁迅等人的“匕首”与“投枪”所“残酷”刺割、使得中国文明持续两千多年的“宗教受伤”，中国传统智慧经历的“死亡之痛”，至今没有完全康复。

我们再看在这两千多年期间，全球其他地方都是由部落发展成小规模的国家，曾经有过的庞大帝国（罗马、波斯、阿拉伯等）都以化整为零告终。独有中国大一统”式的政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不融化、解体。泰戈尔说，经过长时期环境的变迁，那些古文明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了，只有中国和印度例外。印度的情况又和中国不同，它有文明持续性发展却缺乏政治的凝聚力，古代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建立起来的统一局面很快就消失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才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的兴起以及其后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把它沦为殖民地的统一。

我们要使中国传统智慧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就必须研究中国这种既有文明持续性又有政治凝聚力的优点的源泉。我们不能逃避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家族承传的问题，可是也要看到中国发展大大超越家族承传。前面谈到的文明精神与“宗教规则”如果不和家族承传结合起来是不能产生巨大凝聚力的。我们必须注意：原始社会部落通过宗法制度发展成国家体系，结果是家族统治国家，可以简称为“家国”。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家国”的概念被“国家”取代了。孔子在《大学》中把中华文明的理想归纳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部曲，超越了一般“宗法制度”的界限。这“天下”的概念是模糊的，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把“王”（天子）比作天上的太阳，把中国比作地球上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但并没有要征服世界的意思）。总而言之，是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扩大到家族无法统治的范围。中国这种文明理想在理论上把家族统治的专利权剥夺了，用“天命”的理论取代了它。这“天命”当然也是含糊的，是对中国统治者的一种道德约束。孔子规定的中国社会纪律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像个君主，臣民要像个臣民，谁也不许胡作非为。孟子在这一道德约束上又加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说，如果统治者失去道德（天命）就不再是“君主”而是“独夫”，就该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革命理论。

从上面这些探讨看出，中华文明经历过的宗法制度是一种超越的体制，中国的“国家”文化是把中国当作大家庭而又不允许统治者胡作非为。但是这样的文化本身没有保证，于是在政府腐败的时刻就会有人“替天行道”，带领农民起来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化的重要动力。这样的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和马列主义的“革命”概念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它改变朝代但不改变阶级关系，一直要到近代由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才使得农民真正“翻身”。中国的超越的“宗法制度”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它的开放性，孔子说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四个阶段不但适用于汉族的英明统治者，也适用于蒙古族与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能从边地到中原来实现“天下平”而为中国历史所接受，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之处。

文化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文化的物质基础就是文字。我们比较中印两大古文化。古代印度没有纸，经典都写在树皮或树叶上，不易保存，这和印度从古以来重口传是互为因果的。中国既发明了纸又重文字记载，那就高明得多。古代来到中国的佛教高僧都有一肚子学问，把经典都记在脑袋里。中国从汉明帝开始就对这些印度文化大师做出一套“设计”，那就是：一、请进来；二、上宾招待；三、译经。这种设计实行了一千多年，结果是现在把佛教精神文明保存得最丰富、最完整的不是印度的巴利文字与梵文，而是中文。今天谁如果不懂中文就不能成为佛学权威。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非音符文字——汉字——正是中国“大一统”的秘诀。第一，中国把人类这么大一部分从不同语言、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群众团结成一个社会政治整体，他们不必改变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可以掌握汉字而精通中国文化（李白是生在碎叶的外来移民的第二代，他对汉字文化的精通简直无人匹敌）。可以说，是汉字创造了“汉人”（使用汉字是亿万来自五花八门祖先血统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先有“汉人”再有汉字（“汉人”的名称在汉朝以前是没有的，是“五胡乱华”以后区别于“胡人”才流行的）。第二，中华文明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治国之道”（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这也是其他古文明中所难以见到的。这样，外来的统治者就不得不入乡随俗、采用汉字文化，不得不学习与精通汉字文化，久而久之，他们就“汉化”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却经常被中国学家忽略的，就是被佛教的“大乘”（我指的是大车）载到中国来的印度文明对充实中华文明“治国之道”的贡献。可以从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两大方面来肯定。从统治者方面来看，自从南北朝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信仰佛教（至少是对佛教友好），佛庙进入皇宫，皇室、贵族、政府向佛庙捐献大量财物。这种亲佛教的倾向自然影响了中国统治阶层的宇宙观，使中国的“治国之道”增加了世界大同的思想因素。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方面来看，他们是佛教传道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生活得益于佛教。这两大方面会合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隋唐统治者建立向群众开放的科举制度，以及佛庙变成帮助群众中的有志之士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佛庙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促进印刷工业与制书工业的发明，中文佛经成为世界最早的印书。

佛教把印度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传到了中国，在中国潜移默化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在别处已经论述。⁽⁵⁾印度文明的两大精髓，一是生命的超越，另一是Brahmatmaikyam “Brahma／梵”与“atma／我”的结合）。泰戈尔对生命的超越说过一段精辟的话：“生命为没有生气的世界首创了自由的胜利，因为它不仅是外在的事实，也是内在的表情，因为它必须永远超越它实质的界限，决不让它的物质把它的精神封闭，当然也保持在真理的范畴之内。”⁽⁶⁾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使得久久被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实用主义”框架约束的中国知识分子像从鸟笼子里飞出来一样受到印度文明的想象力的陶冶。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结合）”的思想在中国发展出“大我”与“小我”、“小我服从大我”的社会风气，这也大大加强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几千年的坚持不懈的庞大的群众结合可以说是特有的“中国模式”。

中国这种“群众结合模式”的基本理想是“大同”，这是古人两千年前在《礼记·礼运·大同篇》就表达出来后来又被印度文明的投入而丰富起来的意识形态。历代许多思想家与文人都时不时表达出这种意识形态，虽然他们没有用大同”两个字。比方说，宋儒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生动的“大同”理想。另一宋儒李纲《病牛》诗句“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也是“大同”理想的表述。这样就使得本文的探讨达到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出完善“中国模式”的秘诀，实际上非常简单。一句话：中国“群众结合模式”已经有了“大同”的理想，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一理想；中国“群众结合模式”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大同世界”的框架，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在这个框架上砌墙盖瓦，把“大同世界”变成现实。

中华文明是相当务实的，不让梦想发展得离现实太遥远。和印度文明相比，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⁷⁾中华文明在有了“大同”理想的同时，还有“小康”的理想。邓小平对“小康”的定义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换句话说，就是安居乐业。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务虚，是一种美丽的梦想，“小康社会”的理想却是一种现实的追求，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它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民间有“世外桃源”的观念。刚才谈到的“中国模式”具有一种基本的“大同世界”的框架，实际上就是对“世外桃源”念念不忘的追求，是务实而不务虚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追求，中国才能把人类的五分之一吸引到自己的政治领域中来。

二、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四大内功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我想强调西方文明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知识界的毒害。我不禁想起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宣扬民族主义时讲了一位香港苦力中了彩、欣喜若狂而把藏有彩票的扁担丢到海里的故事。孙中山说：“我前次所讲苦力买彩票的比喻，已发挥很透辟了。彩票是世界主义，竹杠是民族主义，苦力中了头彩就丢去谋生的竹杠，好比我们被世界主义诱惑，便要丢去民族主义一样。”⁽⁸⁾今天中国有一种专心致志学西方来实现现代化发展而把中国几千年的智慧忘之脑后的潮流，正是当年孙中山所透彻批评的愚蠢忘形，然而，也必须看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

综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康熙、雍正、乾隆可称盛世，把中国文化推向高峰，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丧权辱国，使中国知识精英猛醒，深感中国不如西方的现代科技进步，喊出“自强”的口号。起初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后逐渐发展成忽略“中（国）学”，甚至把它打倒。同是遭受西方侵略与压迫，印度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是甘地与泰戈尔提倡的既向西方学习，更把本国传统发扬，中国的回应却是把本国传统打入地狱，真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想在这儿顺便讨论中国某些人对“国学”的一种看法（我认为是偏见）。著名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叶匡政说：“只要了解‘国学’历史的人便理解，其实这是个非常暧昧而屈辱的词，它的诞生，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化的命运。这两个字，其实代表的是对于‘西学’的抗争史，毫无荣耀可言。”⁽⁹⁾我认为这段话有两大缺点。第一，它似乎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化”，至少不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严重问题。第二，正因为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它因此认为与“西学”抗争的“国学”是“毫无荣耀可言”的，甚至莫名其妙地说这两个字是“非常暧昧而屈辱的词”。我是反对夜郎自大、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来提倡“中国学”的。可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荣耀”不“荣耀”的问题，而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注意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发扬光大，如果再把“国学”这名词一棍子打死，那就只能以“全盘西化”为“荣耀”了。

再回过头来看中印两国回应西方挑战如此巨大的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近现代爱国志士与知识精英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传统中存在着务虚而不务实的严重缺点，例如，《礼运·大同篇》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强调了对私有观念的蔑视，但那“货恶其弃于地”却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一种虚拟的景象。另一方面，使人们更痛心的是：中国这泱泱大国却败在西方小国手中，只因为这些小国注重“实业”。于是中国提倡“洋务”，提倡“实业救国”，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就是“实业救国”运动的一个窗口。

两千多年中国只有“大同世界”理想而没有丰富的物资来谋“大同世界”的现实。毛泽东时代搞“人民公社”也可以说是受“大同”的理想驱使，但当时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生产挂帅”，结果使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大同世界”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就引发了邓小平提倡的不问姓“资”姓“社”的致富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刮起了“郎旋风”⁽¹⁰⁾与“刘旋风”⁽¹¹⁾，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系列探讨。我不是搞经济学的，也不想班门弄斧卷入经济理论上的大辩论，我这里“断章取义”地引一段话：

2000年，我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去年（2004年）以来，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这与后来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杨承训强调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¹²⁾

我的疑惑是：这段话中谈到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中学”还是“马学”恐怕很难区别，而被诠释为“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马学”中究竟有多少“中”的成分也很难断定。如果这些大辩论中并不凸现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悠久、博厚、高明，我的疑惑就不能打消，就有可能导致一个沮丧的结论：指导中国经济学的“魂”是西学，“用”是西学，“体”是只有“中学”之名，其实也是西学，那这些“马”、“中”、“西”的“体用”之辩就有点像不同的西学派把中国当作战场，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应该这样来看，中国当前飞跃式的发展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有了数千年的持续发展，这当然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模式”，这一点用不着中国炫耀，别人都看得清楚，小国却没法向中国学习。中国数千年持续发展的秘诀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生”、“家”、“喜”、“王”。从这四个字的丰富含义发展出来的精神力量变成中华文明强大的内功；也可以把这四个字形容为五光十色的丝线，它们编织成的灿烂织锦就是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下面逐一来进行探讨。

要谈“中国模式”，首先必须看到：在太阳系的行星中，地球是唯一具有生命的（或者说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星球，而中国又是几千年来地球上生命力最旺盛的国家。《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把“生”字的头等重要性显露出来了。这个“生”字的视觉符号最初是在土地上发芽的图案，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观念。易经把它称为“大德”就是突出它与“死亡”和“毁灭”的对立。具有了这一“大德”，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促生命、促生育、促生产、促生态、促生生不息、促起死回生、促新陈代谢、促长生不老、促生气勃勃。正是这种促生文明在两千多年来使得世界两条大河流域人口众多又物产丰富，使得中国当代变成“世界工厂”，又向“创造大国”目标迈进。

刚才谈到“生”的视觉符号是地上发芽的图案，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种植业的发明者。再看“家”这个视觉符号强调了畜牧业（把野猪关在屋子里变成家畜）的发明，结束了野蛮的渔猎文化。有了种植业与畜牧业，神州大地就欣欣向荣，中华文明在安居乐业上狠下功夫，人和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生态环境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中国文化“家”的概念和“生”的概念配套，两者相比，“生”强调的是人类相应于自然生活环境的活动的规范，“家”却是从“生”的规范上更向前进入社会关系的规范。正像《大学》指出的“修身”、“齐家”、“治国”三部曲，“家”在社会中主宰着个人与集体的团结与和谐，从正面来看是“家齐而后国治”，从负面来看是家破人亡”（家的毁灭导致个人的毁灭）。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把家”变成个人的安全与幸福的依靠。还有“大家”这个观念也是一种“中国模式”，汉朝时代的大臣称“天子”为“大家”，意味着统治集团内的亲密团结。从古到今，“大家”所反映的是一种万众一心的集体意志。

“生”和“家”又变成对人的资历与经验的评估，人处在“生”的阶段是一种初出茅庐的状况，到了“家”的阶段就老练得炉火纯青了。从个人的发展来看，中国人的成长必然“成家立业”。“成家”是结婚、生孩子、繁衍后代，“立业”的理想就是变成专家。换句话说，中国个人的成长是朝两个“家”的目标前进，一个是按照生理发展规律、男女结合、组建家庭与社会，另一个是沿着文化发展上精益求精的进程而变成名家。名家又从个人发展成师徒社会（这在印度从古到今以及中国先秦时代是非常突出的，佛陀和孔子都是师徒社会涌现的杰出的“师尊”榜样）。中华文明在先秦是“诸子百家”，唐朝以后变成儒释道三“家”结合。

中国人都是“七情六欲”的动物，这“七情”（喜、怒、哀、乐、惊、恐、悲）是由“喜”领队；中国社会有“四大喜”与“四大悲”，用“喜”来总结人生的光明面，用“悲”来总结人生的黑暗面。“喜”这个视觉符号由三个要素组成，顶上是“土”，下面是两个“口”和两只“手”，很明显，这是对“家”的概念所创造的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增添精神面貌。“欢天喜地”这个词从字面上解释是把欢喜的心情扩散到天地宇宙，道出中国的乐观主义。最早把这一乐观主义内化的应该是唐朝的白居易，他自称“乐天居士”，而这“乐天”的观念来自印度的“devananda”（中印两国文化都是“喜”文化，中文是“喜”，印度文是“ananda”）。

“王”的丰富精神内涵也从其视觉符号的三横一直的图案上反映出来。这三横所代表的是天、地、人，一直所代表的是“一以贯之”——“王”就是天、地、人的黄金纽带。也就是说，用一种人为的体制结构使得中华“天人合一”文化发展起来、巩固起来。这样看来，“王”原本是统治体制的概念，后来变成统治者的称号。我们从《书经·洪范》中的“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遵王之义”、“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可以看出这“王”的概念概括了古代政治要素。两千多年来，“王道”是为统治者规划的一种行为准则，是和“霸道”（滥用武力）相对抗的，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提倡团结与和谐的政治理想。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从古以来把“王”和“太阳”相比，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并不是歌颂专制独裁，而是希望国家统一、政府开明，施政好像阳光普照，老百姓都得到光明与温暖。《礼记·缁衣》有“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意思是由统治权威道出国家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和前面引的泰戈尔所说的中国“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是相通的。

《庄子·天下》有“内圣外王”，宋儒朱熹对此特别推崇，认为是一种“至善”的政治境界；毛泽东青年时代也以此为人生指南。这“内”与“外”又涉及内政与外交，“内圣外王”可以看成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以上这四大内功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相对而言，中华神州大地是地球上一块勤于生产、安居乐业、统一团结的乐土，而且具有大同理想，朝着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为“中国模式”下个定义：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现在的两千两百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占人类五分之一左右的庞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整体，练出了以“生”、家”、“喜”、“王”为象征符号的一套内功，兢兢业业、自强不息，两千年来经受了内忧外患的考验，近百年来战胜了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发奋图强、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经济低迷中生气勃勃，在未来的和谐世界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动的发展进程，这就是“中国模式”。

当然要看到：中国发展的四大内功并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从客观来看，中华文明把人类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凝聚成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大胆试验，要使得这一整体结合得十全十美还需要长时期的建设，通过尝试与错误而不断改良修正。总的来说，以“生”、“家”、“喜”、“王”为主旋律的中国发展内功已经上了轨道，已经是只进不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种勇往直前就是“中国模式”。勇往直前不等于瞎乱地横冲直撞，而是追逐理想、按照一种理想的目标前进、根据理想的要求而不断自我完善。这就要求我们不要把“中国模式”凝固成某种定型的事物，而要把它看成不断发展、不断扩充、不断完善的现象。

三、研究与推动四大内功与时俱进

最近我在中国听到“文化断层论”（经过鲁迅等极左学人把中国传统“骂杀”以及中国上层社会一个世纪的在思想方法与生活方式上的崇洋媚外倾向而使现代的中国文化与古代格格不入）的论调，我不敢苟同。我们可以把损伤中国文化传统说成错误的偏向，但传统好比一条长河，“抽刀断水水更流”，传统是切不断的。在当下，“现代化”简直变成一种讹诈，使许多人吓得发抖，不敢理直气壮地宣扬“传统”。有人提出“传统”与“现代化”对话，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传统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到世上来的脐带，必须割断，人才能成长。传统是父母亲赋予的基因，基因死了就没有活人。凡是欣欣向荣的国家社会都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这些年来的“自强不息”精神可以说是胜过任何其他国家。⁽¹³⁾换句话说，即使在背负文化创痛的同时，中国仍然是在发挥上面谈到的“生”、“家”、“喜”、“王”四大内功，中国杰出的“群众结合模式”仍然发出强大的威力，生产的劲头十足，全国一盘棋的力度强大，大一统的“王道”政体效率高、方向对头，因此能高速增长。⁽¹⁴⁾

前面着重强调的别把“中国模式”凝固成某种定型的事物，而要把它看成不断发展、不断扩充、不断完善的现象，“生”、“家”、“喜”、“王”这四大内功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如果能这样，它们仍旧会是今后“中国模式”的内功。我们在看到这四大内功在当代发展中继续发挥它们的威力（上面已经略略谈到）的同时还要看到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拿“生”来说，整个20世纪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胜过几千年的建设，山顶光透、森林消失、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是天灾变本加厉的重要原因之一。“家”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表现是最近三十年出现的“民工潮”所造成的全国人口大流动与城市流动人口“长安居不易”的苦楚。“喜”所面临的挑战是社会爱心的削减与诚信的下降，“杀”气与“斗”气干扰群体的和谐融洽。“王”所面临的挑战是“五四运动”把“德先生”请进来以后水土不服，西方反共运动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制造出一群思想上与行动上的“现代伯夷叔齐”（誓不与共产党的天下共存亡）以及被他们所带动的广大人群和思潮。我认为不克服以上所说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挑战就没法展现出卓有成效的“中国模式”。

毫无疑问，以上探讨的以“生”、“家”、“喜”、“王”为主旋律的中国发展模式是扎根于中国特有的农业文化的。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汉文帝时采取“重农”、“亲农”政策，用大规模灌溉农业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一直到18世纪仍然属于世界“发达”国家。在当今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毒害而产生了喜新厌旧的偏向——对“农”大大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阶段虽然都重视“三农”问题，但这“三农”问题的不断提出（却得不到圆满解决）恰恰证明了“农”被不断边缘化。

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模式”，应该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农”当作问题的核心，再加上“农文化”就变成“四农”了。我们提倡这“四农”的新发展并不是恢复到旧中国的“一穷二白”，而是要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上扭转发展的总趋势，要坚决从牺牲生产成本与生态资源去为出口赚外汇的经济发展方向掉过头来，用已有的产业与科技能力大力开发农业，建设农村，提高农民的生活，使传统农业文明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实力在农业，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由于缺乏机械与电动力，中国调动了全国农业资源大量兴建工业。改革开放后，中国又掀起城镇化，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的高潮。现在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已经达到国民经济的90%，农业收入只占10%，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可以摒弃农业而发展。第一，中国几千年都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大国之一，这个世界任务是无法辞掉的；第二，农村与农业人口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仍然处在相对贫困状态；第三，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积淀不能埋葬；第四，农业是人类最最基本、最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这最后一点应该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已故科学家钱学森总结了人类产业革命的历史与发展前途，认为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农业、牧业）、第二次产业革命（商业）、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化工业）、第四次产业革命（现代城市改革）、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社会）的基础上应该预见到并着手准备进入“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是一种“像传统农业一样，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靠地面上或海洋里的植物的光合作用为基础，来进行产品生产的生产体系”。钱学森说：“太阳光是一个强大的能源，在我国的地面上，每平方厘米每年有120—200大卡的能量。也就是每亩每年接受太阳的能量相当于114—190吨标准煤。这是农业型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¹⁵⁾他的这番话对我们重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化的卓越传统是一注强心剂，也应该唤醒那些崇洋媚外的、明里暗里主张中国发展“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精英。

钱学森把新农业称为“农产业”，运用系统工程与信息技术操作，是知识密集型，无论在生产、就业、绿色经济、发展农村与边远地区等方面都会大有作为。他特别提倡“草产业”（pratuculture），附加值很高，可以带动畜牧业的繁荣。这就把前面谈到的“生”与“家”两大内功更紧密结合起来了。1986年12月，钱学森写给田纪云副总理的信中说：“我国林业、林产业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犯了两千年的错误，把绿色的祖国大地摧残到今天的模样！”⁽¹⁶⁾他在1987年说，中国建设“应该有长远观点”，“对林业来说，更是一个子孙后代的事，要保持在中国大地上适于十亿以上人口生养栖息的环境。但由于无知和短视，我们对这块可爱的大地已被破坏了近两千年！”⁽¹⁷⁾

钱学森这些话对我们研究“中国模式”至关紧要。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们在地球上的生产活动始终贯穿着“绿色”与“黑色”两条路线。前面说的“生”与“家”两大内功实际上是受到“绿色路线”的指导，因此中国的繁荣昌盛才能持续两千多年之久。可是，钱学森也指出了中国的发展中早已有了一条“黑色路线”，而且有了两千年之久。所谓“大兴土木”，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生产建设的代名词。其实这“大兴土木”所意味的是：树木的砍伐，土方的破坏与搬运，这不是“大兴土木”，而是“大坏土木”，在过去人们可能对此并不敏感（像钱学森那样头脑冷静、眼光敏锐的中国知识精英只是凤毛麟角），在2010年8月甘肃舟曲县土崩灭村大惨案以后，人们总应该清醒过来，看到中国当前疯狂“大坏土木”，把广大农业环境破坏去集中建设世界最大规模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走这样一条此路不通的黑色发展路线，也应该到此为止，扭转方向了。

钱学森的高见是积累了他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把“中国模式”引导到“绿色发展”的金光大道上去。现代的“农学／农艺学”（agronomy）是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化学、生态学、地球学、基因学等的前沿阵地。它是包括生物学、工程学、技术学、医学等实际领域的“生物工艺学”（biotechnology）的课堂、实验室与工厂，关系到人类生存、健康与优生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地球的健康、美丽与生命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一开始就有了的内涵，如果今天受到中国发展的忽略，那就等于中国发展在自我毁灭“中国模式”。

从总的来看，当前中国发展的成就是惊人的，但也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性。中国走上的高速发展节奏就像地面的赛车与空中的航行，在风驰电掣的进程中必须随时随地注意翻车与坠机的危险。速度是中国发展的强势，也是中国发展的致命伤。古圣哲警告的“拔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指出了欲速则不达的永恒真理，应该以它为“中国模式”的安全阀与降落伞，“拼命三郎”式的发展终将成不了大业。凡是懂得“中国模式”的人都应该向中国决策者指出“超越”自然发展规律是狂而不是劲，是害而不是益，是幼稚而不是老练，是弱智而不是明智。所谓“超额完成”并不是成就，而是计划指标确定时对潜力估计不足，是严重的缺点。理想的“中国模式”应该是平稳地、老练地、均匀地掌握时间的规律，不搞时快时慢、一紧一松，放了收、收了放。

理想的“中国模式”还应该在空间上平稳地、老练地、均匀地操作。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发展有喜有忧。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倾向于第二、第三产业统治的城镇化生活，这和中国“重农”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但这并不等于前面谈到的从农业文明中创造出来的中国持续发展的“生”、“家”、“喜”、“王”四大内功不能与时俱进地应用到现代城镇化上来。我们拿美国来比较，美国城镇化早已达到80%以上，但它仍是世界上的最强农业生产国。美国的贫穷落后地区分布于城镇的角落，和农业人口无关。中国最近二十年来，城镇化突飞猛进（现在已达45%），却是一种城市压迫农村的总局面，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是两亿多农民变成流动人口，他们到了城市没有户口，变成二等公民。再有，从人均居住与活动空间来看，中国的两极分化比任何国家严重。在中国大城市五星级消费圈子中，人均居住与活动的空间可谓世界第一（摩天大楼中更有许多无人居住的闲置空间），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边缘的贫民区拥挤的情况却快要达到世界第一的地步。这样的两极分化出现在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是极为不合理、不人道的。这不但不是“中国模式”，而且会使“中国模式”毁灭。

中国两千多年来走过的是先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再安排民生，先把“大我”巩固起来再照顾“小我”。这一程序虽有缺点，在理性上却是合理的，因为没有“大我”（或者是“大我”不健全），“小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保证。这就是很多印度精英对社会政治现象最不满的一点，相比之下，中国就有优越性。不过，所谓照顾“小我”，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必须下情上达，执政当局才能忧民之所忧、愿民之所愿、务民之所务、急民之所急；二是当官的要有“王者以民为天”（《汉书·郦食其传》）的敏感性。

光是有这两点也还不够，主要是因为我们生存的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强凌弱、众暴寡”（《庄子·盗跖》）的潜规律，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没有把它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潜伏着，改革开放以后就大肆嚣张起来。许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当前已经形成“强势”与“弱势”两大世界，“强势世界”的表面现象是各大城市的摩天大楼以及其中的五星级消费，据说其背后已经受利益集团控制，使得中国的大部分资源都围绕着为这一五星级消费服务，大搞“弱势世界”只能望洋兴叹的超现代化基础建设，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与消费国，变成世界第一豪华高铁国，而边远地区的学校大都是些“豆腐渣”建筑，地震一来死亡无数。这样的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牺牲小我为大我”的“中国模式”背道而驰的。如果中国广大人群“弱势社会”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大我”，而是为了权钱勾结的一小撮人的话，那真是会亡党亡国的。这应该列入研究“中国模式”的范围加以解决。

与印度相比，两国同是贫富悬殊的国家（印度不以“社会主义”自夸，以平常心看待贫富悬殊理所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口号很响，还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也以平常心看待贫富悬殊那就不符合逻辑了），但有一大区别，印度不把贫穷现象隐藏起来，孟买的“贫民窟”（由于电影得奖）出足风头，穷人有尊严。相对而言，贫穷在中国是没有尊严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三大施政要素是民主、主权与扶贫，一直到今天，“扶贫”始终是印度政府的突出重点（是否取得明显成绩是另一回事）。中国在这方面似乎不太热心。从传统来看，印度富人宗教观念较浓、精神文明较高，许多富人腰缠万贯却生活俭朴，勤于施舍、建庙以及其他慈善事业。中国却缺乏这样一种富人文明，孔子说的“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至今如此。印度是富人往往装穷，中国是穷人往往装阔，形成对比。

直接继承了传统发展中国“群众结合模式”当然避免不了中华文明两千多年来头重脚轻的缺点，毛泽东时代企图建立所谓“民主集中制”来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平衡精神。1957年7月毛主席在内部会议上说出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名言在毛泽东时代实现得不好，在后毛泽东时代反而不断进步。今天中国社会的“个人心情舒畅”是有史以来最丰富的，而中国的“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也不比毛泽东时代逊色。这样看来“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有趣的是，当今美国有些观察家倒羡慕中国这方面的优越性。例如小布什总统初期的财政部长奥尼尔在CNN电视节目中就认为美国政治垂直分裂已经不可救药，和他最近在中国看到的全国团结、迅猛发展形成对照。

2010年8月底至9月初，我在北京与广州访问并与中国知识精英交谈，我把在中国获得的印象与自己在印度所见所闻进行比较，就觉得中国和印度都在努力实现上面引的毛泽东名言“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各有千秋，印度是在“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上比中国做得好，在“集中”、“纪律”、“统一意志”上比中国做得差。印度知识分子也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牢骚满腹，但他们却毫无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权威压抑的那种沉重心情。我听到中国有两种缺陷。第一，在中国公家的政府、文教及其他机构，下层人员写报告免不了要写些“违心的话”，不能把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与实情充分向上反映。第二，宣传部门对新鲜思维是抱着恐惧而不是欢迎的态度，怕民情“越轨”、“失控”。如果这些属实，对中国发展的长远危害是很大的。

最后再回到前面提出的具有强大威力的中国“群众结合模式”的话题上来，归根结底，“人”与“人的质量”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两千多年来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组成社会的“清流”而使得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目前舆论谈论中国白领阶层中出现的对生活有些麻木，没有梦想，没有兴趣或者理想，不觉得多么痛苦也不觉得多么开心，好像是被命运捏拿捉弄成各种形态的“橡皮人”。这种群体的存在在全世界都有普遍性，中国舆论能指出这一现象就是与众不同，提醒政府决策者与社会统治精英要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最近我在北京大学看到“优秀中学生夏令营”活动，参加夏令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身穿洁白运动衫，背上印有“仰望星空、追逐理想、脚踏实地、振兴中华”十六个大字，看了内心立即产生一股暖流，觉得中国前途光明。

结论

本文开始时引的泰戈尔1916年所说的中国和印度“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当时在西方洋枪洋炮压迫下虽然“显得弱小”却“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今天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国家崛起，世界刮目相看正是由于“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的文明力量。我们如果不从这一点出发而另起炉灶探讨“中国模式”必然会徒劳无功。

唐朝诗人王勃名句“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应该是我们探讨“中国模式”的心境。我们都是得到数千年文明智慧传承的知识精英，一定要发扬中华悠久、博厚、高明的传统。孔子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教导，我们遵循这一教导而研究“中国模式”是为了中国今后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耀一番。既然是为了使中国发展得更好而研究“中国模式”，那就必须“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隋朝王通《文中子·周公篇》）。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无可厚非，但陶醉在成就中而不去精益求精的话就会变成“龟兔赛跑”寓言中的兔子。何况目前中国的情况并不是样样都值得自豪的，中国发展中的缺点很多、暴露出的问题很多，甚至很严重，不能掉以轻心。“自胜者雄”这话也是现代国际竞争中大为提倡的（美国体育运动教练就是以此精神而培养出奥运冠军）。与此相比，中国那些“冲出亚洲”、“称雄世界”的口号就显得幼稚而弱智了。要记住，绝对没有什么冻结成冰块的“中国模式”，只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的发展才有前途，才使“中国模式”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理想的“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的轮廓明棱镜的方式比通过地缘视角来理解已经涌现，要把它打造成既是“金玉其外”又是“金玉其内”的人间现实，还得砌砖添瓦、装缆设管、充实内容、精雕细刻，那还需要好几代、好几十代人的辛勤努力。

【注释】

(1)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联合早报》“言论”版2010年5月4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04a.shtml，2010年9月10日。

(2)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联合早报》“言论”版2010年5月11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11a.shtml，2010年9月10日。

(3)Uma Das Gupta，eds.，The Ox ford India Tagore：Se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46.

(4)转引自沙潘·摩炯达：《朝东看：泰戈尔宇宙思想中的中国》，王邦维、谭中主编：《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61—70页。

(5)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6)Sisir Kumar Das，eds.，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V.3：A Miscellany，New Delhi：Sahitya Akademi，1996，p.567.

(7)印度梦想中的天堂是一种奇怪的境界，你如果想住华丽的住所，你想到了就等于住了；你如果想吃丰盛的食物，你想到了就等于吃了。换句话说，穷人有了天堂的思想境界就不挨冻、不挨饿，那天堂根本就不是物质的了。

(8)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页。

(9)叶匡政：《“大国学”是对季羡林的误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9月20日，第7版。

(10)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1世纪初以“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对中国国营企业改革措施进行严厉批评而引起的全国经济学界大辩论。

(11)即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把20世纪末“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与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之间的辩论扩大成全国性的辩论。

(12)程恩富：《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载刘贻清、张勤德主编：《刘国光旋风实录——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讨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3)写到这儿，恰恰看到著名美国作家弗里德曼在9月12日（2010年）《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感叹当前美国人丧失了上一代的吃苦牺牲、团结奋斗的精神而使自强不息的中国与印度后来居上，美国从“Number 1”（世界第一）掉到“Number 11”（世界第十一）。

(14)我记得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著名美籍印裔教授拉姜（Ragunath Rajan）公开说过：“一个（像中国）年增长率能持续保持在9%以上的政府肯定有其优点。”

(15)钱学森：《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讯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3页。

(16)钱学森：《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讯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7)同上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