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王论跃教授访谈录

蒋　杰

编者按：

Fréderic Wang，王论跃，浙江舟山人。1981年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1987年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入巴黎第八大学攻读博士。1993年，获法国文学符号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得汉语言文化首届高级教师衔考试第一名。2004年，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里昂高师副教授，现任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莫里斯·布朗修作品的符号学分析路径》（Approche sémiotique de Maurice Blanchot）、《新儒家的检验：王廷相的思想1474—1544）》（Le néo-confucianisme mis en examen：la pensée de Wang Tingxiang 1474—1544））等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关键词：

王论跃；法国汉学；欧洲汉学

作者简介：

蒋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法国里昂大学博士生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海外汉学家为什么会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例如他们为什么对汉学产生兴趣？推动他们在汉学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通过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他们希望得到什么知识和信息？与普通的西方汉学家相比，您的情况又比较特殊。首先您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到法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开始汉学研究。所以，大家对您的求学及研究经历一定很感兴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1981年开始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学习。经过四年的系统训练，我的法语听、说、读、写能力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所以，1986年我来到武汉大学攻读武大与法国巴黎八大、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和波尔多第三大学联合举办的博士预备班。在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开始在法国的留学历程。来到法国后，我最初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但实际上我的指导老师是巴黎学派的符号学家高概先生（Jean-Claude Coquet）。

虽然我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法国文学与符号学，但事实上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训练。因为，巴黎学派符号学的理论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方面是索绪尔传统下的普通语言学；另一方面在哲学上参照了梅洛·庞帝和胡塞尔传统下的现象学。同时，也得益于我的研究对象——莫里斯·布朗修。他虽然是文学家，但他与许多当时的哲学家交往密切，比如他和当时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是很好的朋友，与社会学家乔治·巴达耶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所以，由于研究布朗修，并且得到了符号学家高概等先生的指导，我在留学法国的最初几年，不仅非常幸运地接触到了当时法国人文科学的最前沿研究，同时还广泛涉猎了各种西方哲学理论与思潮。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西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至于我为什么离开法国文学而转向汉学研究，内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中国人比较容易在汉学领域站稳脚跟。同时，文化的因素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来法国留学以后，在与法国文化的对比之下，我更深刻地感到研究母文化的重要性。后来，我在准备法国中级和高级教师资格考试的过程中，系统地温故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

然而，虽然我主要的精力发生了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割断了与先前研究的联系。所以，不能说我放弃研究法国文学，转向汉学研究。我认为这两者在研究中是有联系的。正是那些我初到法国时学到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深深地帮助了我。也正是通过对西学的经营，使我能够在后来的汉学研究中，保留下许多西学尤其是前沿学科的理论规范。当然，从时间的角度讲，如果一开始就从事汉学研究，我可能会更快取得成功。但是，现在看来我先前在西学上所下的功夫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对我后来的汉学研究产生了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研究的看法。

您第一篇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莫里斯·布朗修，在第二篇博士论文中转为明代哲学家王廷相。在这两者间，或者说在这两篇论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另外，众所周知在明代曾经出现过许多在哲学上造诣深厚的学者，比如王夫之、王阳明等，您为什么选择王廷相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布朗修和王廷相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在研究西学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方法论的内涵，特别是在治学的方法上，懂得了如何才能做到严谨。在研究布朗修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做“中”（neutre）。当然，这个“中”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对布朗修的“中”以及中国传统的中”就进行过详细考察。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

为什么在转向汉学研究时选择王廷相作为入口，这与法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有一定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一般倾向于选择较为知名的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比如著名的中国哲学教授陈来先生，他从研究朱熹起家，后来转向王阳明、王夫之，研究对象都是大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资料易于搜集，也比较容易出成果。但在法国学术界却存在着另一种“小题大做”的倾向，即学者不介意所研究的人物是否著名或者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研究者能否提出新的见解和看法。这与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差别。其实我当初也曾经打算以王阳明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明代的思想，但顾及到有关王阳明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而且还要牵涉到很多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而我的日文能力还有所不足，所以我放弃了对王阳明的系统研究。

我所以选择王廷相，一方面由于他的确是一个在中国哲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前接张载，后启王夫之。而且是中国气学或“气本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还没有被中外学者充分挖掘。

我是否可以将您转向王廷相研究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您受到法国学术界“小题大做”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王廷相是一个学术界还关注得不够的哲学家？

的确如此，在最初转向汉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十分清楚应该去研究谁、研究什么问题。后来，我的一位研究张载的朋友，当初做过我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同事，他告诉我研究王廷相的作品比较少，可以试着做一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2000年我回国进修，在北京遇见葛荣晋先生，他是国内较早研究王廷相的学者之一。他慷慨地把自己撰写的关于王廷相的专著赠送给我。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后，我很受启发，开始对王廷相产生了兴趣。此后，我阅读了很多关于王廷相的资料，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些与葛先生的观点相同，有的则相左。比如，对王廷相以及其他思想家与“实学”的关系，我比较赞同姜广辉教授的看法；另外，对王廷相历史地位的评价，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其实，在我看来王廷相是不是一位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或者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否最突出，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从方法论上体现出自己的某种关怀。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他的地位如何，而是通过研究，来发掘他的思想内涵，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启发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例如我通过对王廷相思想的考证和解读，对明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也对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思想环节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同时还对“气本论”思想、“气”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所以，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从到法国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至今，您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四年。对法国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相信您一定有着长期的关注，您能否就自己的感受谈谈对法国汉学界和欧洲汉学界的看法。

关于法国和欧洲汉学发展的趋向我曾写过一些文章，最近的一篇就探讨了法国汉学的未来走向。从历史上看，法国的汉学研究起源较早。事实上，无论是法国还是整个欧洲在海通之前对中国就已经有了长期的关注。从欧洲的角度来说，至迟从利玛窦时期就开始了专门的中国研究；法国的汉学则始于17世纪。就研究内容看，无论是中国的政体还是社会民俗都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在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语教席创立以前，法国对中国的研究主要由教会承担，因为教会试图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便利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语教席的创办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开始由宗教层面转入了世俗层面，而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所以，从一开始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就处于领先的地位。由雷慕萨开始，到马伯乐、葛兰言，当然葛兰言不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再到后来的戴密微、谢和耐，法国汉学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为法国汉学的兴盛和欧洲汉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汉学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所以，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的汉学谱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独树一帜的。当然，随着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兴起，尤其是美国大学对汉语文化、汉语世界了解的深入，在某些领域慢慢领先于欧洲汉学，特别是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研究。

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的研究取径有所不同。它肇始于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所以对近现代甚至当代中国的研究一直是美国汉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后来他们也开始逐步补充对古代中国世界的研究。与美国不同，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汉学，对中国的研究都比较偏重于古代社会，这一方面由于它们起步较早，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汉学起步的时期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有几个世纪；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和欧洲的汉学家对于古代中国世界存有更多的向往。所以，如果说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最能体现美国汉学的水准的话，那最能代表法国或欧洲汉学研究的一定是他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

时至今日法国汉学的某些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比如他们对中国道教的研究。从马伯乐到施舟人，再到他的学生，法国汉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无论是在翻译文献、诠释思想，还是在解释概念上都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晚近以后，法国的许多汉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谢和耐、汪德迈，直到现在的于连、程艾蓝等教授，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及其历史背景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可以说现在法国汉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了研究，除了刚才我所回顾的思想史部分，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也很关注。但是，由于现在法国大学所设置的汉语教席有限，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法国汉学家的人数已经被美国所超过，法国汉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有些下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以严谨的治学著称于世的法国汉学家的工作报以崇高的敬意。因为，西方世界实际上很缺乏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西方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经媒体之手。但西方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因此，许多传递的信息是被歪曲的。然而，法国汉学家通过对于中国文献的整理，得出了更符合事实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对中西文化相互了解和沟通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法国汉学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新老更替。虽然，法国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历史积淀雄厚。但是，伴随老一辈汉学家的逐步老去，新生代的法国汉学家能否继承前辈的学术传统，将法国汉学的发展向前推进，还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检验的问题。

您能否具体谈谈法国汉学界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研究范式的变迁？

就我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而言，法国汉学界基本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一为历史性的研究；一为哲学性的研究，这其实和国内的研究模式是极其相似的。前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一种意识、一种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研究者更热衷于产生某种思想的外部环境，他们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来阐述意识或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共性”的东西。而后者，即哲学性的研究。学者更醉心于对概念的阐发，他们更重视“共性”的哲学问题。与前者相反，文本对他们而言，仅处于次要地位。学者有时候甚至会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先建立自己的哲学框架，而后根据自己的框架去寻求符合的文本材料，让文本来为观点所服务。对于与自己的框架相悖的文本材料，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两种对立的方式基本上代表了法国汉学界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范式。

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我个人认为不能把他们简单地对立起来。既认同于历史性的研究，也关注哲学化的方法，研究者只有做到二者的一种“中庸”，才能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一种庸俗化的处理，对于这一点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应该十分注意。

在法国汉学界活跃着一批像您这样，出生在中国并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汉学家。您能否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这批学者在法国汉学界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对于像我这样的法国汉学家而言，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是优势还是不足，都是相对的。所谓优势，由于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所以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方面，相较于出生于法国的汉学家而言，的确存在着一些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汉语的理解不如我们，只能说对于汉语的感知和亲密性上，我们要胜过他们。关于不足，首先存在于方法论上。由于在法国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异于他国的学术传统。在指导思想上，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对材料的处理上，它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对于出生于国内的汉学家而言，我们缺乏法国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另一个不足还是语言。正如我们拥有汉语的优势一样，我们也存在着法语的劣势。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我本身出身于法语专业，所以，语言障碍对于我来说相对较小，但对于非法语专业出身的中国汉学家而言，语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一方面由于法语本身是一种比较严密复杂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写作上要做到严谨、华美就更加困难。

刚才您谈到出身中国的汉学家的西学背景缺失的问题。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法国高等教育，所以缺乏对法国学术传统中的理论和方法的了解。因此，即使我们存在对于文本理解上的优势，但挖掘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广度，和法国同行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我在法国所做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弥补西学不足的过程。如果，我一来到法国就开始汉学研究，也许起步会很快，但是对于论文的逻辑的严密性可能会差很多。我认为，法国学者在学术上比较重理性。他们十分重视对小问题的发现与挖掘。也许同样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来，根本不能算是一个问题，但法国学者常常可以抓住不放，一直钻研下去，直至找到新发现。所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法国学者总是以能够提出新问题、新模式而著称。举个例子，“年鉴学派”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研究的面貌。虽然，现在看来，“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几十年以前，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又比如“结构主义”，现在看来它也许有一些过时。但它所提出的方法论的设想，对于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后来“解构主义”的出现，才可以把它打破。但实际上解构主义也没有把结构主义“解掉”，它的很多方法现在仍在被其他学科使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至今仍在文学上有所体现，在历史学上有所体现，在整个人文科学都有所体现。所以，我认为法国学者善于在模式上进行推究，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可以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具有专业精神，在人文科学上尤其如此。

伴随着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和西方学界相互了解不断加深，您能否谈谈对近年来中国汉学发展的看法？

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扩大，与以前相比，中国汉学界在近二十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汉学界研究的水平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他们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西文出版，供学者研究。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研究的质量有待提高。随着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汉学作品，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这是进步的一大表现。但有一些工作值得商榷。比如，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古文典籍翻译成西文，加上自己的注释结集出版。而国内某些学者，又将这些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事倍功半的做法。

学术规范的建立是另一个进步的重要标志。以前中国学者对于论文的注释、参考文献的来源、引文的出处等学术规范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常常遭到外国同行诟病。但近年来这一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论文的格式越来越合乎规范，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更加尊重。关于不足，无论是对于整个人文科学，还是汉学研究，就指导思想而言，我认为我们过分依赖西学而轻视中学。在方法论上，我们的研究也以西学的方法论为主，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化内生资源的忽视。虽然，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西学的思想与方法还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地挖掘中国社会本身的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解决自己的学术问题。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