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中美关系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陶文钊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其中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与美国的关系。在过去32年中，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发展；而另一方面，美国也从中国融入这个体系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虽然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从总体来说，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不但实现了和平共处，而且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关系，这种情况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必然与既在的大国发生矛盾和冲突，两者之间的战略摊牌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使中国过去32年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规律，使中国能够超越大国竞争，最后走向对抗的宿命，而走出一条与美国和平共处、寻求互利双赢的发展道路呢？本文试图从时代特性的角度、中国的角度、美国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国际体系；互利双赢；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一、时代的角度

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自身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中国自身需要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入洞察。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时期，我们把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他进而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新时期路线和方针的基本依据。

过去32年的国际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虽然由于民族、宗教、领土和其他原因的局部战争和动荡一直不断，但国际形势总体来说是和平的，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和平的，尤其是大国之间没有战争。实际上，由于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呈现竞争与合作同步加强的趋势，爆发传统意义上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过去32年中中国的发展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正确抉择，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中国所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但现存的国际格局基本上保障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益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既然如此，中国自然不会去挑战它、颠覆它，而是要维护它、建设它、改善它。中国维护核不扩散体制是中国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一个典型事例。1998年中美两国在印、巴核问题上的合作为国际社会有效制止南亚核竞赛、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贡献。朝核问题是又一个例子。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东道主、参与者和美朝之间的调停人的三重角色，只有中国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作用。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官一再对中国所起的作用表示赞赏和感谢。⁽¹⁾另一个例子是上个世纪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东亚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时，中国政府宁愿自己受损失，以负责任的态度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力挺港币，从而避免了东亚国家货币新一轮贬值的浪潮。中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援助，尽量扩大从东南亚的进口。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东亚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稳定金融，恢复经济，也避免了危机波及国际金融体系。

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进程是中国改变自己，适应世界的过程，至少头一二十年是这样。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叫“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很实在，也很贴切。由于冷战的原因，由于与国际社会的长期隔离，中国的许多制度、政策、做法都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同，有的甚至格格不入。国际活动，尤其是国际经贸活动要求有统一的标准、一致的做法。中国就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有关部门清理、废除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法规数以千计。既然这样，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就没有构成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因此美国是可以容忍的。

自然，国际体系本身并不完美，它有待改进、完善；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身也在变化、演进。实际上，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国际体系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持续变革，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在90年代进行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现在正在进行多哈回合的谈判，等多哈回合谈成了，货物贸易，尤其是农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又会有新的规矩。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大，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肯定会给国际体系带来影响。但迄今为止的情况清楚表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与国际体系是良性互动的关系。

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美国无疑从中受益最多。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中国几代领导人高瞻远瞩，明智决策，克服障碍，积极参与全球化，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着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升级换代、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包时，中国大量引进外资，为中国大量城镇人口和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的标志，是中国领导人趋利避害、把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国际大舞台的重要举措。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也建立了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两国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互利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是在朝着“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后冷战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这种威胁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另一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贩毒，贩卖人口等；第三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如全球金融危机等。对于这些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唯一的办法是国际社会合作加以应对。惟其如此，这些年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非常热门。全球治理毫无疑问缺不了大国的参与。前些时候有人提出G2的概念，似乎是强调美中两国合作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接这个茬，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来访时还特别就此做了说明，表示G2不是中国的政策。但大概没有人怀疑，中美两国的合作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也一再强调了美中合作对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的重要性。他在2009年5月中美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道：“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与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一样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巩固双边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美中两国拥有共同利益。双方的合作有利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这也是解决当前众多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先决条件。”⁽²⁾

二、中国的角度

从中国的角度看，与美国寻求和平共处之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更是与中美建交谈判同时进行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环。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在当今国际安全体系、经济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如果美国抵制、排拒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遇到巨大的外部障碍和困难。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不少西方国家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中美没有建交，它们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所以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发展不起来。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再者，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美国作为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可能成为中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正是中美建交谈判期间），邓小平在谈及中美建交问题时说，“这确实是个大局”。⁽³⁾三十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当初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过去32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十三大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领导人又多次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需要多代人的努力来加以建设的。最近，在2010年9月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主题就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从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中国发展的途径是和平的，而不是像新老殖民主义者那样搞侵略、扩张和掠夺；中国发展了，将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对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多年来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方针。江泽民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又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⁵⁾自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不仅基于中国的上述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作为区别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志。邓小平在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特别指出，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这是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得出来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曾经实行过“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出现过以美国画线和以苏联画线的倾向，影响了中国与同美或同苏友好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实践证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赞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是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许多因素决定的。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营造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⁶⁾“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⁷⁾，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这个国家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企图输出意识形态，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变别的国家，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32年来，中国在外交中坚持这一原则，从容不迫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国不挑战美国霸权。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既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作出的承诺。最近，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的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又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⁸⁾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它当然不应该成为当代主要霸权国家的挑战者。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都是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看法：在中美关系中有一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可能颠覆了整个中美关系，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以说，没有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共识，就没有中美关系的稳定。从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走上了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之间的大交流的局面已经形成。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是大陆的权宜之计，而是从两岸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一个战略决策。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大大降低了美国军事介入台海问题、中美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

三、美国的角度

中美两国会不会发生冲突，不仅取决于中国，也要取决于美方的态度。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32年中，尤其从冷战结束以来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在90年代初，在美国时兴“中国崩溃论”。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包括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中错误地推断出一种看法：既然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国家都可以这样分崩离析，为什么中国不会步苏联的后尘？⁽⁹⁾一些人公开宣称，“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¹⁰⁾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崩溃是指日可待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在任命他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寿终正寝引导美国的情报部门去“想……想象不到的事情。显然，我们同样需要考虑中国未来可能的选择”。1992年民主党候选人、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也曾说：“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¹¹⁾

中国的发展出乎美国一些人的意料。遵照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并且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尤其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经济持续增长。中国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使一些美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威胁论”在90年代中期在美国蔓延开来，尤其在1996年春台海事件之后这种论调在军界迅速高涨。通过对华政策的辩论客观、理性的认识占据了上风，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开始出现。1997年江泽民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访华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

但当时美国社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仍然脆弱。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首脑互访强烈反弹，攻击克林顿的访华是对中国的“叩头”，攻击克林顿1998年6月在上海所作的“三不”表态，⁽¹²⁾攻击两国元首达成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把中国称作“战略竞争者”。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了“中国窃取美国高技术”的问题，拼凑《考克斯报告》，平白无故地制造了“间谍案件”。这些负面的事态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1999年5月发生的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更使两国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但两国关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进展是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立法。克林顿政府为这一立法付出了巨大努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布什也公开号召国会两党议员支持这一立法。这一立法把两国经贸关系置于新的稳定的基础之上，排除了过去每年因为对华最惠国待遇（1998年后称正常贸易待遇）的审议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周期性冲击。而中美两国经济上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9·11”后的三年多中，美国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的声音比90年代小了许多，完全掀不起大浪；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方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005年，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扩大使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心重又强烈起来。于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提出了中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这成为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标准提法。

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一下子把中国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金融危机，这种变化或许会在5年到10年之内发生，现在变化的时间被缩短，因而变得相当抢眼。奥巴马在几次讲话中都实际上把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如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到发展清洁能源、高速铁路的时候，在关于教育的讲话中。⁽¹³⁾尤其在东亚地区，美国认为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不断增长，而美国由于过于专注于反恐，把过多的力量和资源投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忽视了东亚地区。中美两国在这里力量和影响的此长彼消使这个地区的力量“失去了平衡”，现在美国要在这里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2010年以来，美国才这样高调地重返亚洲。

2010年中国的周边地区有些麻烦，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了。笔者认为，周边国家中一些政治家、学者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疑虑，设身处地我们应当予以理解。虽然中国与有的周边国家之间还有一些分歧，包括领土争议，但这些国家与中国比邻而居，山水相连，它们不会因为美国的一些忽悠，就一头扎到美国怀里，与美国结成反对中国的同盟。南中国海的问题曾经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成为热点。但在9月下旬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实际上只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奥巴马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匆匆忙忙地用了一顿午餐）这个问题却没有提起。东盟地区论坛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在一些场合讲到，美国愿意支持一种程序，鼓励中国与其邻国就南中国海等处的领土争端进行对话，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其中。他也坦率地承认，东盟国家没有寻找一个调解人的愿望。笔者认为，我们过去30年的睦邻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继续予以实行。美国试图利用这些国家来牵制和平衡中国，我们有足够的手段予以破解。

在中国和美国都常常会有人问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上面已经提到，这种定位也是有变化的。冷战结束后，一个著名的说法是“非敌非友”。美国学者提出后，中国学者中许多人也接受了。近来，有的美国学者又有一种说法。他们把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划分为六种。在坐标右边的依次是：伙伴，盟友，英语国家（partners，allies，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在坐标左边的是竞争者，对手，敌人（rivalries，adversaries，enemies）。而中国是处在伙伴和竞争者之间。实际上，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正是这样定位两国关系的。在2009 年11月访问东亚之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奥巴马说，“我把中国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伙伴（a vital partner），同时也是竞争者（competitor）。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确信，竞争是友好的，是为着顾客和市场，是在中美两国都是其成员的国际规则范围之内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如气候变化、经济复苏、核不扩散等，很难看到没有两国的合作，我们两国中的一方可以达到各自的目的。”⁽¹⁴⁾奥巴马把中国既当成伙伴，又视为竞争者，说得还算实在，与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比较符合。确实在美国不乏想要遏制中国的人，但他们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还是一种两手的政策，即一方面与中国进行接触，在有共同利益的诸多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崛起又心怀疑虑，因此要实行牵制、平衡、防范的政策，实际上还是佐利克所说的“两面下注”。美国政策的接触和牵制这两手都在加强。但总起来说，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

在过去32年中，美国是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以后也还是这样。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不断进行利益调适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利益调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经贸关系。自然，这三个方面的调适都没有结束。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开阔，范围大大拓展，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两国关系的“全球化”。但如同一个硬币有两面，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拓展了，两国利益的相互冲撞也随之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这个调适的过程可能会有痛苦，但最后，双方都会感觉可以忍受，或者还比较舒服。笔者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管理的。两国从政策的决定到实施，从大政方针到具体的策略，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日常交往，从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到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两国是可以避免战略摊牌的。

【注释】

(1)2003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说：“总统致力于这一问题的外交解决，政治解决……他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请你们继续发挥你们已在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我们的前导，担任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和六方会谈的参与者。’”“Interview by John King of CNN”，Bangkok，Thailand，October 19，200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3/25346.htm.

(2)President Obama's Remark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E，May 2009.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8827682.html.

(3)童桐：《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世界知识》2009年第2期，第15页。

(4)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参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6页。

(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8)《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日。

(9)参见Michel Oksenberg，“The China Problem”，Foreign Af fairs，Summer 1991，Vol.70，No.3，p.2。

(10)参见Harry Harding，“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Washington Post，March 9，1997，pp.X—4。

(11)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January-February，1993，p.18.

(12)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13)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说：“从最早的铁路到州际高速公路网，我们国家都在竞争中领先。现在没有理由让欧洲或中国发展比我们更快的火车，或建立生产清洁能源产品的新工厂。”“State of Union Address”，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1/27/state-of-the-union.在2010年9月14日关于教育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当别的国家正前所未有的与我们进行竞争，当中国北京的孩子、印度班加罗尔的孩子比以前都更加用功，比以前都学得更好时，你在学校里的成功不仅将决定你自己前途，而且将决定美国在21世纪的成就。”Obama's Back-to-School Speech，September 14，2010，blogs.suntimes. com／sweet／2010／09／obamas＿back-to-school＿speech＿2.html.

(14)Obama's Interview with Reuter，November 1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