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

第六讲　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

这一讲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新疆地方志概述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稿本的收集

三、新疆乡土志稿的史料价值与局限

一、新疆地方志概述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地方志占很大比重。现存8000余种地方志，记载着我国各地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可以说是我国独特的地方史百科全书。

中国编纂地方志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晋乘》、《楚梼杌》及《鲁春秋》等一类地方史著作，而《尚书·禹贡》篇更是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可与《山海经》并称我国地方志的鼻祖。“地方志”又称“方志”，宋代以降始名，隋唐时多称“图志”。由于不断改进体例，取材渐博，所涉日富，先为史地分载，继为史地合记，分门别类，遂成为政治、经济、史事、民俗风土、金石、考古、天文、地理、农业畜产、矿藏资料等无所不包的区域性专著。至元、明、清三代，经各朝政府着力提倡和学者的博证详勘，中国地方志体例渐臻完备，体系终告形成。

中国方志的编纂历代从未中辍。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均有修纂“一统志”之举。此外，两省有总志，一省有通志，皆为官修。省以下又有府志、州志、县志，乃至乡镇志、乡土志。清中期，屡下诏全国州、县修志，如雍正帝曾通令各省、府、州、县志60年修订一次。因此，现存各地的方志，以清代纂成者居多。

从各地区现存地方志数量看，多寡十分不均。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素称文化发达地区，都在600种左右。以省通志为例，浙江有8种，江苏、山东、河北也各有四五种之多；省以下之府、州、县志，如上海、杭州、无锡、泰安均多至十余种。相比之下，地处边陲的新疆的方志就少得多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省区，处于欧亚大陆中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中段，荟萃东西方文明。这里古代称“西域”，生息繁衍于此的众多民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古代文明。我国“正史”从《史记》开始，都有关于西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状况，但尚不能纳入方志的范畴。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唐朝许敬宗的《西域图志》，均开新疆方志之先河，惜已失传。之后历经千年直至清初，无一志问世。

新疆的地方志，大多编纂于清代。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现存新疆方志有111种，除去同书异名本，或同书之不同节印本，尚有83种，同内地一些省区相比，此数少得可怜。新疆方志，从修纂时间看，最早的是唐朝乾元年间的《西州图经残卷》，记述唐代中期吐鲁番地区之县名、交通、宗教、民俗；最晚的是邓缵先的《乌苏县志》和阚凤楼原纂、吴廷燮补编的《新疆大记补编》，成于民国时期；余均成书于清代，最早为乾隆时期，最晚迄宣统年间。

新疆的方志，从记载地域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全疆性通志

《西域图志》与《新疆图志》是首先应提到的两部官修通志。《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编纂，二十七年傅恒等纂成初稿，四十七年英廉等增定，名《皇舆西域图志》，由武英殿刊行。全书52卷，其中有卷首4卷，为乾隆皇帝关于西域题咏和记事，下分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19门，记载范围包括当时新疆全部兼及嘉峪关外州县，所据资料亦多经勘核，且有实地考察所得，为《大清一统志》新疆部分之所据者。《新疆图志》始纂于宣统元年（1909），时设立新疆通志局，由王树楠总纂，3年完稿，凡116卷，约200万字，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民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等29门。该书地图，则以《新疆全省舆地图》立名，于宣统三年在汉口印行。《西域图志》与《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两个里程碑，正好象征清王朝统治新疆的开始与结束。

在新疆的通志中，《西陲总统事略》和《新疆识略》也应提到。《西陲总统事略》由伊犁将军松筠主持，祁韵士编纂，嘉庆十三年（1808）刻印成册，凡12卷。《新疆识略》，徐松修纂，初名《伊犁总统事略》，道光元年（1821）松筠奏进，赐名《钦定新疆识略》。在新疆建省前，伊犁一直是新疆全境的首府，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的驻地，所以这两部书尽管名冠伊犁，仍均属全省范围通志。祁韵士、徐松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以其修纂两书的价值较高而为后世所推崇。但是，这两部书所叙重点仍是伊犁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记述失之过简，故有的学者评曰：“作为全省性的通志来要求，似有畸轻畸重之嫌。”

其他如《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新疆大记》也值得注意。《西域闻见录》椿园撰，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凡8卷，约4万字，当是私撰之作，所记又都为撰者目睹耳闻之事，记叙生动，内容丰富。是书刊印之后，翻刻本层出，据统计同书异名者多达17种。不足的是该书误讹传之处很多。如对1771年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蒙古举族东返祖国的错误记述，俯拾皆是。《新疆纪略》又名《珠华亭纪略》，珠克登纂，记述新疆南、北、西三路73座城池之历史沿革、官制、营制、军台、卡伦等，3万余字，记事止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载浩罕与中国交界状况，皆躬履详勘所得。此书较为罕见，仅存清抄本。《新疆大记》，阚凤楼纂，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约10万字，专记新疆方舆道里，并述维吾尔、准噶尔事略。民国年间，清史馆总纂吴廷燮受阚凤楼孙阚锋之托，增补成《新疆大记补编》，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此书凡9卷，叙疆域山川、道路沟渠、田赋户口、部族物产、郡县建置始末等，记事至民国十一年，是继《新疆图志》之后的又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新疆方志。

（二）区域性方志

清朝的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管辖地区，分别包括现今几个或十几个县。

乌鲁木齐都统官衔仅低于伊犁将军，受伊犁将军兼管，其统辖地区东起哈密、巴里坤，西至精河，南达吐鲁番，包括今天的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及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精河县。记述这一地区的清代方志较重要的有《乌鲁木齐政略》、《乌鲁木齐事宜》、《三州辑略》等。《乌鲁木齐政略》不分卷，2万余字，记载乌鲁木齐所属巴里坤、奇台、昌吉、玛纳斯等地建置沿革和官制、营制、疆界、屯田、厂务、军台、墩塘、驿站等事，内容颇详，记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仅有抄本传世。《乌鲁木齐事宜》，永保纂，成于嘉庆元年（1796），3万余字，分疆域、山川、城池、古迹、官制、兵额、粮饷、屯田、户口、赋税、仓储、库贮、铁厂、马厂、官铺等，记垦荒屯田尤详。该书为乌鲁木齐地区首部方志，有嘉庆年间刻本和《边疆丛书续编》油印本。《三州辑略》，和瑛撰，成于嘉庆十三年（1808），9卷，15万字，是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三地的通志，因这三地为唐代伊、西、庭三州，故名冠“三州”。是书分疆域、建制、沿革、仓储、户口、赋税、屯田、粮饷、营伍、马政、礼化、学校、艺文、物产等项，所列发遣于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官员名单和履历，则为同类志书所无，所憾惜的是此书仅详述乌鲁木齐而略载吐鲁番、哈密。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地区是我国西北边疆，比现今塔城地区的范围大得多，永保的《塔尔巴哈台事宜》为这一地区的最早方志，成于嘉庆六年（1801），长期以来仅流传抄本。1950年吴丰培先生将其辑入《边疆丛书续编》油印刊行，自此为研究者所重视利用。是志总叙塔尔巴哈台之疆域、城垣、坛庙、户口、田赋、关税、俸饷、建制、营制、水利、贡马、卡伦、军台、贸易、屯田等，多以档册及调查材料为据，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南疆八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包括今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清代统称之为“回疆”。这一地区的方志，首推《回疆志》和《回疆通志》。《回疆志》又名《新疆回部志》，永贵、固世衡撰，苏尔德增撰，成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全书约4万字，记述回疆各城的天时地理、山川城池、官制俸禄、户口赋役、民风习俗、风物特产，是天山南路各地的通志。《回疆通志》又名《回疆事宜》，和瑛撰，成于嘉庆九年（1804），约15万字，除记述回疆八城的史事外，还记叙吐鲁番、哈密两城的沿革。该书风俗等篇录自《西域闻见录》，而所记人物传记则多源于祁韵土《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三）府、厅、州、县方志

这类方志清代以前十分罕见，唐代《西州图经残卷》、明代《石城哈密记略》即是现存的两种。《西州图经残卷》是1905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并运往国外的，后经罗振玉辑入《鸣沙石室佚书》和《敦煌石室遗书》，仅存残缺之《道路篇》和《佛学篇》共47行。清以降，新疆地方行政建制大体上经历三个递次演变阶段：顺治至乾隆中期，为地方建置未设阶段；乾隆中期至光绪十年（1884），为军府制与郡县制并存阶段；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为普遍实施郡县制阶段。

乾隆中期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新疆各地建制并不划一，设立郡县制的只有哈密到精河一线地区。这一阶段的方志，成书最早的是格琫额的《伊江汇览》，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该书不分卷，3万余字，分疆域、山川、风俗、土产、文献、城堡、坛庙、衙署、仓储、官制、营伍、兵额、户籍、学校、军械、赋税、差役、屯政、马政、牲畜、水利、船运、贸易、钱法、台卡、外藩等。该志为伊犁地区首部方志，对研究清朝统治新疆初期伊犁地区的政治、经济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后又有《（乾隆）伊犁事宜》（又名《总统伊犁事宜》）和《（咸丰）伊江集载》。以上三书长期以来仅有抄本传世，弥足珍贵。近年来经初步整理，收入马大正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1990年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料缩微中心出版）。道光、咸丰年间成书的有钟方《哈密志》（51卷），斐森布《喀喇沙尔志略》，珠克登《喀什噶尔略节事宜》，保恒《乌什志略》（又名《乌什事宜》）等。

同治后至光绪初，沙皇俄国和中亚浩罕国又相继入侵新疆，致使这一阶段新疆方志的修纂出现了空白，及至光绪十年新疆建省，行政建制与全国划一。清末政府推行新政，京师成立编书局，通令各地州、县编纂地方志和乡土志。新疆一时也兴起了编纂乡土志的热潮。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稿本的收集

全国乡土志编纂以光绪五年（1879）吴大猷纂山西《保德州乡土志》为发端，后以推行“新政”为契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颁行小学堂课本《乡土志例目》，内称：“所设初等小学堂学科，于历史则进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事实；于地理则进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进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夫子于日常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盖以幼稚之识，追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枘难入，惟乡土事，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人入胜之法，无愈此者，故必有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海内甚广，守令至多，言人人殊，虑或庞杂，用是拟选例目，以为程式。”对于乡土志编撰的目的，杨承泽在山东《泰安县乡土志》序中说道：“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欲使爱其乡，必令自知其乡之历史、地理、山川、人物，而后学问逐渐扩充，以启其知识技能，此乡土志之所由作也。”当时乡土志编写的统一提纲有三类凡15项，即历史类：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类：山、水、道路、物产、商务。随着编纂的开展，有的府、县乡土志还增加了田赋、税厘、钱币、孝义、祀典、庙祠、古迹、风俗等项目。

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编书局，乡土志的编纂工作在全国各地得以全面铺开，及至清亡前亦未中断。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催促各县编修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493种，除宁夏、青海、西藏、台湾四省未见有乡土志外，辽宁、吉林、陕西、山东和新疆有30种以上。地处边陲的新疆，乡土志的编纂工作成绩相当突出，但由于自民国初至解放前屡经动乱，新疆的乡土志从未刊印过，仅有稿本存世。

1955年湖北省图书馆将收集到的29种新疆乡土志率先打印成册，题名为《新疆乡土志稿29种》，此为新疆乡土志刊印之始。1976年新疆阿克苏地委办公室档案科将此《29种》改竖排为横排翻印。《29种》分别涉及如下行政地区：伊犁府、焉耆府、温宿府、疏勒府、莎车府、昌吉县呼图壁、阜康县、孚远县、鄯善县、宁远县、绥定县、精河厅、哈密直隶厅、若羌县、轮台县、和阗直隶州、皮山县、洛浦县、伽师县、巴楚州、英吉沙尔厅、浦犁厅、温宿县、拜城县、库车直隶州、沙雅、温宿分防柯坪、乌什直隶厅。因其中若羌县有2种，故实际上是28个行政地区的乡土志。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吴丰培教授将家藏5种新疆乡土志陆续刊印，它们是：吐鲁番、镇西厅、和阗（1959年改名“和田”）、叶城、新平。吐鲁番乡土志由中国书店刊印，其余4种编入《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

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昌吉、奇台两种乡土志，均是毛笔缮写的抄本。

1986年，日本中国文献研究会出版了片冈一忠编的《新疆省乡土志30种》。1905年，日本人林出贤次郎（1882-1970）两次到新疆，任教于乌鲁木齐陆军士官学校和法政学堂，在新疆前后逗留近4年，结识了布政使王树楠。回国时他带回一批刚编就的乡土志，半个多世纪后，片冈一忠即据此散卷汇编成书。

现将收藏与刊印情况，按当时新疆行政区划列表如下（有“△”表示收藏者）：

（续表）

表中所列收藏和刊布的新疆乡土志稿总计66种，除去重复者，实际有44种，其中昌吉、奇台、若羌、沙雅、和阗均有两种稿本，故实为39种，编写时间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迄于宣统二年（1910）。当时新疆建置有6府、8直隶厅、2直隶州、2分防厅、1州、21县、2分县，合计42个地方政权机构，除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乡土志尚付阙如，其余均已找到。

三、新疆乡土志稿的史料价值与局限

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为历代史家所推崇。瞿兑之《方志考稿·序言》有中肯的评价：“社会制度之委屈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者，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

新疆乡土志的史料价值至少可概括为以下数端。

首先，对地区历史的记述，可补正史、通志记述失之过简的不足，具有较强的地区特色。现存新疆乡土志诸稿共同的特点是，对政治史，特别是对政绩、兵事的记述较详。虽然其中大部分节录、汇总于《汉西域图考》、《西域图志》、《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圣武记》等书，但也不乏“或凭零篇散佚，互校参稽”，“或循行乡社，询咨风土”的连缀成篇之作，尤其是对了解道光、咸丰以降新疆各地的政治、军事活动，颇具参考价值。有的对新疆建省以后各地任职官吏的记述也颇周详，如《新平县乡土志》对该县前后7任知县、9任典史的姓名、籍贯、任职时间均有记录，此为史书所未载。再如对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的记载，也有精到之处，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

其次，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人口史、边贸史的宝贵资料。新疆乡土志诸稿，从记录整体上看，政治活动多于经济活动。尽管如此，在诸如实业、商务、物产等项中仍有关于地区经济生活的大量记载，可补《西域图志》、《新疆图志》之不足。其中也有关于人口数字和边疆贸易的记述，例如《库车直隶州乡土志》、《温宿县乡土志》记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3-1906）间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易的数额，为我们研究20世纪初以来新疆地区边贸和各民族人口变化提供了资料，弥足珍贵。

再次，新疆乡土志还包容了一些地方性的独特史料。如《镇西直隶厅乡土志》“古迹”一栏，对著名的西域金石碑文《镇海碑》、《天山唐碑》、《天山庙记》均有详载，其中《天山庙记》尚未见他书有载，颇为珍贵；《洛浦县乡土志》载有当地“玉河八景”，八阕用“浪淘沙”词牌填成，写景如画，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新疆乡土志毕竟成书于本世纪初，不免囿于时代、民族、阶级的局限，存在不少错误与不足，其主要的问题是：

首先，对少数民族的记述带有明显的偏见与歧视，甚至使用了侮辱性文字，反映出编纂者错误的民族观。

其次，编写者皆为统治阶级的地方官吏，他们记述人民起义特别是少数民族起义时，具有明显的维护清朝统治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

再次，应付差委的编写态度，使乡土志的质量参差不齐。现存44种乡土志，虽然不乏有特色、有个性的作品，如《镇西直隶厅乡土志》、《和阗直隶州乡土志》、《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塔城直隶厅乡土志》、《昌吉县乡土图志》等。但也有相当一批乡土志只按《例目》程式逐项填答，有些项目因无材料，竟标“无”字了结，其中宁远、若羌、沙雅、乌什、叶城等乡土志每篇竟仅3000至4000字，莎车、蒲犁甚至不足3000字。

上述明显不足，需要我们在利用这些地方志史料时认真辨析和鉴定。但作为成书于百年前的旧志，仍不失其作为地方志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并进一步整理、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