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我的新疆考察实践
这一讲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区
二、新疆考察的特点
三、我的新疆研究与考察生涯
四、我的新疆考察的四个重点
一、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全区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5600公里,占中国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的四分之一,是中国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国内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相邻。
(一)“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
新疆全境地形轮廓呈现“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三山”即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及喀喇昆仑山;“两盆”即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以天山山脉为中轴,把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两个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的部分。习惯上,吐鲁番、哈密一带又称东疆。
天山是亚洲最大的山系,东西长约2500公里,南北宽约250-300公里。由三列大致平行的山岭组成,崇山峻岭之间形成大小不等、高度不一的盆地和谷地,如伊犁谷地、大小尤勒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天山最高峰为托木尔峰,海拔7435.5米,位于乌鲁木齐东面的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天山东端的吐鲁番盆地海拔-154米,是中国陆地最低点。阿尔泰山因盛产黄金被称为金山,其主体在蒙古国境内,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约有400公里海拔在2000-3000米以上,最高峰是友谊峰,海拔4373米。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均起自帕米尔高原,并行逶迤向东,喀喇昆仑山入藏北与冈底斯山相连,昆仑山经新疆、西藏地界进入青海、四川。昆仑山在新疆绵延1800公里,宽150公里,山脊大多海拔5000米以上。其中公格尔峰海拔7719米、公格尔九别峰海拔7595米、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被称为冰山之父,三峰又誉为昆仑三雄。喀喇昆仑山群峰都在海拔5000-6000米以上,其中乔戈里峰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海拔8611米,为世界第二高峰,也是新疆最高峰。有“万山之父”之誉的帕米尔高原由喀喇昆仑山、天山和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
准噶尔盆地处在天山、阿尔泰山之间,面积18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米。盆地南缘为天山脚下的冲积型平原,已形成绿洲农业区;盆地中部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二大沙漠;盆地西部有阿拉山口、额尔齐斯河谷,自古即为交通要道。塔里木盆地在天山以南,是高原环抱的内陆盆地,仅东端与河西走廊相通。盆地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盆地周缘有依靠高山雪水灌溉而形成的水草丰茂的绿洲。
以天山为界,北疆为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南疆为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年均温度,北疆4℃-9℃,南疆7℃-14℃。
(二)物产资源富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一是水土光热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牧业的优势突出;二是矿产、生物资源富集,种类全,储量大;三是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极具特色。
水土光热资源。新疆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地面积约7147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41.19%,其中可垦地733万公顷,已耕地412.5万公顷;可利用天然草地约4800万公顷;人工造林保存面积约70万公顷,林木蓄积量约2.76亿立方米。
新疆有大小河流570多条,大多属内流河,多以高山冰川为源,或积水成湖,或流失于沙漠之中。主要河流有塔里木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开都河。塔里木河全长2137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上源出于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天山,环流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最终流入台特马湖和罗布泊。伊犁河是新疆水量最大的内流河,穿行于伊犁谷地,自西出境流入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新疆还有众多湖泊,其中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共139个,总面积达5500平方公里;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有11个,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有4个。天山山间盆地中的博斯腾湖是新疆最大的淡水湖,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是中国海拔最低的湖泊,阿尔泰山密林中的喀纳斯湖是典型的冰蚀冰碛湖,湖面海拔1370米,最深处188.5米,为我国第二深水湖泊。高山湖泊赛里木湖有“青蓝深浅层出,波平似镜,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万变莫可名状”之美誉。乌鲁木齐东北有深藏天山中的天池,面积虽不大,但湖区景色艳美。其他较著名的湖泊还有乌伦古湖、艾比湖等。
新疆冰川资源丰富,已知冰川1.86万余条,面积达2.63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山岳冰川面积的21.6%,占中国冰川储量的50%,冰川融水占新疆河流量的21%(约17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80%以上。全区地表水年总径流量884亿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量252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350万千瓦,其中可开发装机容量为1796万千瓦。
新疆又是中国日照最多的地区之一,光热资源充裕。全年日照时数达2600-3400小时。全年太阳能总辐射量每平方米为5400-6300兆焦耳,仅次于青藏高原,在全国主要农业区中是最丰富的,这就为作物、牧草生长提供了能量基础,为太阳能利用提供了充足的光热资源。
矿产、生物资源。新疆矿产资源丰富,品种齐全。据统计,全国已发现的168个矿种中新疆有138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2.14%。其中已列入全国矿产储量表中的新疆矿产储量占全国首位的有铍、钠硝石、白云母、蛭石、陶瓷土5种;居全国前五位的有煤、石油、天然气等27种。新疆是中国矿产资源主要开发利用的大省区。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开发潜力巨大,可供油气勘探的沉积盆地总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据全国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新疆蕴藏着208.6亿吨石油资源和10.3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到全国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30%和40%。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和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分别发现一批高产油气田。新疆煤炭的预测量是2.19万亿吨,占全国煤炭预测量的40%,在已探明的储量中,大多数煤田的煤层厚度大、储量多、煤质优、埋藏浅、易开发,还有多种伴生矿可以综合利用。
新疆的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温带农作物齐全,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主,经济作物有棉花、甜菜、啤酒花等。新疆的棉花以其纤维长、色泽白、质量好而闻名,是中国最大的长绒棉生产基地,产量占中国长绒棉总产量的90%以上。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最有名的如吐鲁番无核葡萄、鄯善和伽师的甜瓜(亦称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白杏、莎车的巴旦木、阿图什的无花果、和田的薄皮核桃、叶城的石榴等。新疆的林业占地面积约为133.3万公顷,人工林面积46.6万公顷,天然林区和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等山区。新疆可利用的草原面积约占中国草原面积的23%。家畜以绵羊为主,新疆细毛羊、阿勒泰大尾羊、库车黑羔皮羊等闻名于世,其他优秀品种还有伊犁马、塔城牛、双峰驼等。
旅游资源。新疆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拥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和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其特征表现为总量大、类型全、层次高、组合优、功能多,有些旅游资源堪称“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按照《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的资源分类,新疆六大类型资源齐备,在68种基本类型中新疆至少拥有56种,占全国实体旅游资源总量的83%,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冠。自然景观方面,有浩瀚的沙漠、辽阔的草原,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世界第二低地——吐鲁番艾丁湖,有风光旖旎的高山湖泊和众多的气泉、温泉。人文景观方面,有驰名世界的遗址、石窟、佛洞,有风格迥异的清真寺、喇嘛庙、佛庙,有古今各民族名人的墓地和纪念馆,有极富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歌舞艺术、服饰艺术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食品。
(三)民族人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1925万。自治区是个多民族地区,有47个民族,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有1096.96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834.56多万,占全疆总人口的43.35%,分布在全疆多数地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阿克苏以及东疆地区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最为集中。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主体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民族音乐、传统手工艺丰富多彩,他们能歌善舞,有着热情开朗的性格。除维吾尔族外,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还有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2个民族。此外,还有东乡、撒拉、藏、苗、彝、布依、朝鲜族等34个民族。汉族分布在全疆各地,人口828.04多万人,约占全疆人口的43.02%;哈萨克族人口有124.5万,占全疆人口的6.47%,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回族人口有83.98万人,遍布天山南北,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蒙古族人口有14.99万人,主要聚居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柯尔克孜族15.88万人,80%居住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塔吉克族3.95万人,60%聚居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锡伯族3.46万人,大部分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巩留县;乌孜别克族1.21万人,满族1.95万人,散居全疆各地;达斡尔族5541人,主要聚居在塔城、霍城;塔塔尔族4501人;俄罗斯族8935人,散居在天山南北,是18世纪后陆续从沙皇俄国迁来的。
(四)行政区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于1955年10月1日。自治区下设地区、自治州和直辖市;地、州、市下设县、自治县、市(县级)和市辖区;县、市(县级)、区下设乡、民族乡和镇。除地区行政公署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行使权力外,自治州、直辖市和县、自治县、市(县级)、市辖区以及乡、民族乡、镇等各级行政单位均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执行机关人民政府。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除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为发展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完全平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纲要》,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新疆于1953年至1954年间相继设立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辖3个专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辖3个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辖3个县)、昌吉回族自治州(辖3个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辖4个县)等5个自治州和6个自治县。自治区成立50余年来,自治州、自治县的个数虽无变化,但自治州所辖县级行政单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了充实和加强自治地方的发展实力、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1958年在撤销乌鲁木齐专署时,将其所辖的奇台等5县并入昌吉回族自治州;1960年撤销库尔勒专署时,将其所辖的库尔勒等5县并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辖5个自治区州、7个地区、2个地级市、4个区辖市、9个地辖市、7个州辖市、62个自治县、11个市辖区、858个乡镇。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划简表
(续表)
(五)周边国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8个国家毗邻,依次为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富汗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印度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蒙古国接壤的边界。1982至1984年,中蒙两国共同对边界全线组织了第一次联合检查,签订了联检议定书并绘制了边界附图。198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生效。这是我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个边界制度条约。1993年,经两国政府批准,在中蒙边界西段开放了哈密地区的老爷庙、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乌拉斯台、阿勒泰地区的塔克什肯和红山嘴4个陆路口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俄罗斯联邦接壤的边界。此段中俄边界俗称中俄边界西段,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全长约55公里。1994年9月两国签订了西段边界协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位于新疆西部,北起中、俄、哈三国交界处,南至中、哈、吉三国交界处,全长约1700公里,1993年两国政府签订了边界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在中哈边界上开有7个口岸。目前正式开放过货的有吉木乃、巴克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4个口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北起天山山脉中、哈、吉三国交界处,南至中、吉、塔三国交界处,边界全长1000余公里。在两国相邻的边界线上,经两国政府批准开放了吐尔尕特和伊尔克什坦两个陆路口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全长450余公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阿富汗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全长92.45公里。1963年至1965年中阿两国政府签订了边界条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全长599.1公里,1963年中巴两国政府签订了边界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开放了红其拉甫陆路口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印度共和国接壤的边界。此段边界长约200公里,由于历史原因,边界尚未正式划定,目前以传统习惯线为界。
二、新疆考察的特点
综观历史上对新疆的考察,可归纳为如下四个特点:
(一)持续时间长
新疆的历史源远流长。远的不说,从西汉到现在已延续了2000多年。在2000多年时间里,对新疆的考察始终没有间断过。无论是从中原地区到新疆的,或者是从境外通过新疆到中原的,或者直接到新疆进行考察的,一直是延续不断。对新疆地区的考察,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安定兴旺,新疆地区的考察就更为兴旺发达、延绵不断。这是一个特点。
(二)参与人物多
历史上曾到新疆进行过考察的人物众多,形形色色。有冒险家,有官员,有民间人士,其中有少数人留下了文字记录,更多的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这些人中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西汉的“张骞通西域”,这是历史上一个著名事件;还有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陈诚、清代的林则徐等。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被贬到新疆。林则徐到了新疆以后,参与了新疆的屯田,对新疆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也留下了他在新疆的一些文字记载。当然更多的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到了20世纪上半叶,当时有个非常知名的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8年到1934年,前后持续了8年左右。考察团的瑞方团长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了20世纪下半叶,围绕着我国开展的民族调查,围绕着边疆的研究,考察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考察的基础上,对考察所得进行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有幸,我既是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新疆考察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其中一些比较大的活动的组织者。
外籍人士到新疆考察的更多,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批的外国探险家,当然也包括了冒险家们。清代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到中国来,就是通过新疆到内地的。近代以来则更多,有俄国的探险家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科兹洛夫等。这些人考察后都写了有关考察的学术著作和考察记、游记。在外国的探险家中间,还有我刚才已经提到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瑞典的教会在新疆也有很多活动。瑞典的教会派了传教士在新疆传教,在传教的过程中办慈善事业。有一些传教士也写了很多有关他们在新疆生活的记述。在外国探险家中,还有匈牙利籍的英国人斯坦因,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在学术上是很有作为的,但是他的学术活动本身,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主权,大量的文物被他带走了。跟斯坦因属于一个类型的还有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伯希和从学术上来说,是位权威性的汉学家。但是伯希和把大量的敦煌遗书、佛经,通过王道士偷运到国外。此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不断有德国的、美国的探险家来到新疆,其中比较有名的像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他们考察后都有相关著作问世,这些书都已有汉译本。东方的日本也不甘寂寞,20世纪比较有名的就是大谷探险队。这个探险队组织了多次新疆考察。跟大谷探险队同时到过新疆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叫日野强。日野强的身份不是学者,是军人,他是奉日本参谋部的指派到新疆来做军事调查的。日野强考察以后写了《伊犁纪行》。这本书详细记载了新疆的地形地貌、风俗人情、政治经济、军事部署、军事情况,可见他考察的重点是军事。《伊犁纪行》出版以后,在日本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无独有偶,在20世纪初跟日野强同时,俄国参谋部也派了一个军人到新疆来考察,他的考察任务也是军事目的,就是说,如果俄国跟英国在新疆的冲突升级以后,俄国要出兵新疆,在新疆会遇到什么问题,这是他考察的重点内容。这个人物的汉文译名叫马达汉,芬兰人。大家都知道,19世纪末的芬兰是俄国的藩属国。马达汉是俄国的军官,他的新疆考察以往不太被人所知。
总之,众多的人物在新疆留下了考察的遗迹,而每一个人物的背景不一样,活动方式不一样,活动结果也不完全一样。对这些人物的活动,都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内容。
(三)涉及学科的门类广
从考察的性质来说,有学术性的,有军事性的,也有外交性的,有专项的考察,也有路过的随感,目的不一样,最后留下来的文字记录的着重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些历史遗产的时候,需要拥有更广泛的知识。另外,如果我们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考察者本身的学术背景不完全相同:有的偏重于考古学,有的偏重于人类学、社会学,有的偏重于自然科学,像有的学者到新疆来主要是考察新疆的植物,他留下了大量的什么树、什么花、什么草,特别详细,那就是属于植物学的。还有的是考察生态环境的。学科的内容既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有自然科学的。还有的跑到中国来主要是看新疆有什么矿产,那又是另外一个学科了。当然对于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更关注的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考察。所以学科门类涉及很广。我们要研究这些考察者的考察成果,确实不是哪一个人个人能力所能够适应的。
(四)可供研究的成果多,需要填补空白的领域也多,而且涉及的问题复杂
从评议的角度,如何来认识这些中国和外国的新疆考察,怎么来评价这些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事情,本身也非常复杂。举个例子,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评论的价值取向是对19世纪以来的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探险活动是否定的,是予以批判的,而且把他们的活动统统归置到帝国主义侵华史领域之中。在这个大框架下,以这种认识的价值判断为基点,所有这些外国探险家的活动都是魔鬼、强盗,他们留下来的这些著作都是他们罪行的记录。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主流认识。那么事实到底应该怎样更客观地来评判,更有效地来利用探险家们所留下来的这些考察成果,或者说批判继承,这绝非是个简单的话题,如果在认识的价值取向上没有一个符合科学的结论的话,很多问题可能就不好办。所以我们开始涉及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个研究难题。另外在研究中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譬如说,从清代以来,我们中国的不同类型的人在新疆到底作了哪些考察?留下了什么著作?这些问题曾经都是空白。这些年在研究中,在这两个问题上尽我们的力量做了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说了一些前人还没来得及说的话,初步地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就是从清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我们中国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对新疆的考察也是有所作为的,留下来的作品也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新疆的考察史的研究,或者说对新疆考察的实践和考察史的研究,确实是新疆研究领域里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方面。
从宏观上来看新疆考察的特点,大体可以有上述四个方面。
三、我的新疆研究与考察生涯
(一)新疆历史研究是我研究生涯的起点
我是1964年从山东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真正参与研究实践已是1975年的岁末。当时安排我参加一项外交部交办的研究课题:“准噶尔问题”。根据任务,我们决定要写一本学术专著,定名为《准噶尔史略》,这是我到研究部门近十二年来参加的第一项研究任务。这项任务1981年完成定稿,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准噶尔是生活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一部分,我的新疆史研究也由此开始。自此之后,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随着研究任务的变迁,新疆历史和现状研究一直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先后涉足了卫拉特蒙古史、突厥史、回鹘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清代新疆史、新疆反分裂斗争史诸多方面。2006年出版了一本《新疆史鉴》,这是一本集体作品,我是作者之一,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主持人。这本40余万字的著作,从史鉴的角度对新疆历史发展中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论。这五个问题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大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共存,不同文化在交融中互补,屯垦戍边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有效形式。
(二)新疆考察是我新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需要,作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有机组成,新疆考察史研究进入我的研究范围。20世纪90年代,我先后撰写了《20世纪新疆考察研究》和《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并参与了大型翻译系列丛书“西域探险大系”选目、翻译的组织工作。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也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新疆是去得最多的一个地区。
近期我对自己的新疆考察做了一次小统计:
其一,自1981年以来,讫止2009年,28年间我共去了新疆45次。
其二,新疆共有33个边境县,我走马观花到了其中27个县。当然在已去过的27个县中,30年间有的去过不只一次、两次,甚至是五次、六次,我目睹了30年间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三,新疆的口岸我去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现在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最大的公路口岸,我第一次去是1986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阿拉山口口岸,我第一次去是1982年。我也去过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吐尔尕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塘口岸、中国跟巴基斯坦交界的红其拉甫口岸。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700米,1995年在红其拉甫口岸,我充分体验到这个口岸本身自然条件的恶劣和中国跟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友好,真是感触很深。我们在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700米的界碑前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正好遇上巴基斯坦巡逻的边防军,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友好。我还去过中国跟蒙古国交界的塔克什肯口岸,它在青河县。这几个新疆比较大的口岸,我去了不止一次。从这些口岸可以体会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的变化、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边贸活动兴旺的一个发展脉络。
其四,我有幸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断断续续地车行走圆了一圈,而且我还曾沿和田河床由北向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沙漠深处的麻扎塔格古城堡遗址有过一夜宿营的经历。
其五,是边境线。边境一线我走得不太多。我曾从塔城出发,沿着边境线,由塔城到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博尔塔拉的384公里的边境线,我基本上都走了,走到了它最西端的一个叫卡昝的边防卡,海拔3700米,这是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中国的最西端。另外在伊犁,我曾沿着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边境线走过不止一次。
其六,新疆周边有8个邻国,我去了4个国家: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我到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还专门租了个车,到巴尔喀什湖的东南角转了转。我国外交部文件说,过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中国的地方,19世纪以后给俄国割走了。我们从阿拉木图到那里去看看,而且巴尔喀什湖东南角的察林河畔,又是土尔扈特回归以后,跟清朝政府的巡逻部队见面的地方,这也很有历史感。另外,我们还沿着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就是过去历史上的热海,转了一圈,这个地方确实是自然条件非常好。有实感跟没有实感是不一样的。
在我具体讲自己新疆考察的四个重点内容前,先交代一下上述六点,我个人的新疆考察经历概貌也可见一斑了。
四、我的新疆考察的四个重点
自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迄今已近30年了,我的新疆考察是与我的新疆研究同步推进的,30年研究未间断,所以30年间新疆考察也未停止。与我所研究的内容有关,我的新疆考察大体上是围绕着如下四个研究内容展开的。
(一)围绕新疆蒙古族研究展开的考察
新疆蒙古族包括卫拉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两部分。我开始涉足新疆研究,就是研究卫拉特蒙古,1981年完成了《准噶尔史略》一书。这是一本集体著作,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过20余年,2007年又得以再版,也就是说此书的学术价值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是对研究者最高的奖励。
围绕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展开,1982年我们组织了“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考察了新疆蒙古族主要聚居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和硕县、和静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昭苏县等,还专门踏访了天鹅湖、博斯腾湖、赛里本湖的奇艳景色,领略了巴音布鲁克草原沃美的自然条件,行程5000余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首次对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进行的一次综合性考察。
通过考察推动了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从学术角度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收集到托忒文文献有十余种之多,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批十分重要的原始文献。考察结束后我们组织力量将这批托忒文文献进行汉译,并以此为线索,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又搜集到一批清代顺治年间的托忒文档案,所有这一切无疑大大地有利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化。
二是,在考察中发现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史事,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比如说在土尔扈特东归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喇嘛,叫罗卜藏札尔桑(洛桑丹增)。这个喇嘛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东归的领导核心成员。可是这个人物,我们从史书上来看,从档案中来看,在土尔扈特蒙古回来以后,在东归首领们受封之时,他从史料上消失了。但是这个人物实际上没有消失。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满文档案的查阅,把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他回归以后的生活情况基本上复原了。而这个复原工作的起点,就是我们这次考察。因为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巩乃斯,发现了一个已经在“文革”中被毁的喇嘛庙的遗址。我们去的时候正在酝酿要恢复重建这个喇嘛庙,我们找到了这个庙原来的住持。他告诉我们,东归时的昂嘉喇嘛(罗卜藏札尔桑)原是这里的住持,还向我们提供了藏文的昂嘉活佛的世系谱。回到北京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找有关的满文档案,最后才弄明白,是乾隆皇帝不让他参与政治活动,让他回归宗教,还给他建了个喇嘛庙。当时乾隆皇帝实际上对回归的土尔扈特还不是很放心,所以他把这个政治人物、土尔扈特的精神领袖留在北京了。通过这件事,我们不光是把东归中这么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清朝的治边政策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是,通过这次考察以后,结识了很多蒙古族朋友。认识他们,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考虑问题更全面,这是我长期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凡是研究过民族史的,或者涉及边疆史研究的学者,跟研究断代史的学者看问题、发现问题的视角不完全一样,对一个问题的反应,对现实中间的一些涉及民族边疆问题的反应,对历史上涉及民族边疆问题的反应不完全一样。所以会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民族史、边疆史的学者们,他们多少都有和不同民族的同行交流的机会,从各民族的同行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中得到启发。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来看,长期以来都把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中凡是反对清朝的统统说成是叛乱。其实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说有一些是叛乱,有一些不是叛乱。我们在跟蒙古族的兄弟们和专家们一起讨论中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所以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的命题。我们把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回归到它真实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认为,在18世纪的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卫拉特蒙古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既有跟清朝政府对抗的一面,也有跟清朝、跟内地和好的一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清王朝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控制整个新疆时,面对俄国的侵略,抵抗俄国侵略的就是卫拉特蒙古的领袖和群众,当时他们在第一线。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全局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这个命题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
(二)围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研究展开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着力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新疆考察史作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我们的关注。找一个怎样的切入点呢?
记得1989年秋天,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通过友人给我们传递有意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新疆考察进行合作研究的意向。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我读过,学习中国近代史时,斯文·赫定是归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范畴里的人物,但如此评价斯文·赫定似还有推敲的空间,而且通过国际间合作,无论从学术上还是物质上对于推动新疆考察史研究都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于是我们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1992年和瑞典有关机构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组织了由1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的沿和田河河床由北向南的学术考察,我有幸成为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于这次学术考察使我们亲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的绿洲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和田、民丰、且末、若羌诸城镇,以及秋日干涸的和田河河床和大沙漠的奇景。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国际学术合作,在学术上取得了如下两点可称之为是新的突破的成果:
一是,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生涯,做了综合性研究,组织相关专家撰写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评传》,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较为详实、公允的有关斯文·赫定的评传,同时对晚年斯文·赫定在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学术实践进行了资料收集与初步评议。
二是,对斯文·赫定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外国赴新疆考察的诸多探险家的历史评价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将所有探险家都归之为侵华势力代表、走卒的简单化倾向,而且提出了两点论,亦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的业绩和精神应予充分肯定,对于其著作和考察成果的学术价值应予足够的重视,两者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应予批判继承的不可轻视的历史遗产。当然,对于形形色色探险家在其探险活动中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径则应予以揭露与批评。我们提倡两点论,简言之就是把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探险活动,要具体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肯定的要肯定,该继承的要继承,该研究的要研究,该批判的要批判,而不要再简单化地将他们的活动统统归之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部分。这一认识现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三)围绕新疆稳定和发展研究展开的考察
1990年我们启动“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第一期项目,至2001年历时十年共进行了四期,其中涉及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内容共有六项。这六项既有全疆性的,也有地区性的。为完成上述研究项目,我有机会深入新疆各地,诸如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等地,更是不止一次地深入基层、边境一线和相关口岸,开拓了当代新疆治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深化了对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的认识,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一批理论性与应用性兼具的调研报告。
(四)围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格局研究展开的考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250万人口,团场遍及北疆、南疆。兵团是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代新疆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兵团、壮大兵团是治理新疆的战略需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格局研究是新疆稳定战略研究课题派生出来的一个子课题,这个课题自1999年立项启动,调研了农一师(阿克苏地区)、农三师(喀什地区)、和田管理局、农四师(伊犁州)所属团场,特别是边境团场,行程近10000公里,调研工作持续了近两个月。2000年我们又对哈密管理局的兵地关系进行了补充调研,于2001年完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格局研究》的调研报告。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疆考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值得一个人花一辈子精力来实践。我在研究新疆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疆考察的实践者,这是我人生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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