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野强和他的《伊犁纪行》

日野强和他的《伊犁纪行》_西出阳关觅知音：新疆研究十四讲

第十二讲　日野强和他的《伊犁纪行》

这一讲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日野强其人

二、日野强的新疆行程

三、《伊犁纪行》述要

四、探险实录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1906年，日俄战争在远东地区的硝烟刚刚散去，一位少佐军衔的日本军官从东京出发，踏上了赴中国大陆西行考察新疆的旅程。他，就是《伊犁纪行》的作者日野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新疆所在的亚洲腹地，也就是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枢纽地段的中亚一带，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和旅行家。经过15世纪以来历时两百多年的“地理大发现”，当西方列强在海外大肆开拓，把一块块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当作殖民地分割侵占殆尽之后，他们的目光对准了被他们称作“地理上最后的空白”的亚洲内陆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探险成了西方各国关注的热点。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典、俄国、美国的一支又一支探险考察队，纷至沓来地涌入我国新疆及中亚各地，留下了一部部动人心魄、纷繁多彩，又打着浓重时代印记、颇多争议的探险史。那当中有不少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名字，如李希霍芬、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普尔热瓦尔斯基、华尔纳等。

与西方各国相比，列强队伍中属于后起者的东瀛日本在中亚的探险起步较晚，规模也远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在日野强西行之前，只有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发起的人称“大谷探险队”的一支，曾经在1902年从英国伦敦出发取道俄罗斯前往中亚，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新疆南路的喀什噶尔，又分路考察了和阗、阿克苏、库车等地的古迹。这也是大谷探险队前后三次新疆考察中最早的一次。

距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探险后四年，日野强只身出发，踏上旅途。更重要的是，与清一色由佛教僧侣组成、抱着弘扬佛法、亲临实地探求佛教传播历程之宗旨的大谷探险队不同，日野强是一名职业军人，他的西行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动机，这一背景使他的考察旅行不同于其他以学术为主的探险团队或个人，属于在当时的考察热中要提到的另一种类型。

一、日野强其人

日野强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他的传记文字只是在葛生能久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黑龙会，1936年10月刊行）下卷中有一段不算长的记述，其人其事均难得其详。所幸的是1973年因为重印《伊犁纪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向有关方面公布了他的详细履历，据此，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生平经历。

日野强（Nino Tsutomu），1866年（日本庆应元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爱援县伊予小松町（现在的周桑郡小松町），父亲日野常吉，他本人是家里的次子。少年时代就读于爱援县立师范学校，后来也一度担任过小学教员的他，最终却投笔从戎，选择了一条当军人的道路。

1886年，年方弱冠的日野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不久又升任中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步兵第十二连队编入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第九旅，在朝鲜釜山登陆并转战各地，直到次年7月才由大连港乘船回到原来的驻防地。1897年，日野强31岁，已经晋升为大尉。就在这一年，他出任侵台日军的台湾守备步兵第十一大队中队长。

1900年，沙俄借义和团事件为名出兵占领中国的东三省，随即加紧扩张，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得早已垂涎中国东北而苦于不得下手的日本恼恨交加。随着双方的对立愈演愈烈，战争已如箭在弦上。1902年7月，日野强奉命调到日本参谋本部工作，直到两年后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他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中朝边境地区侦察俄方动向，并利用当地人作间谍来迷惑扰乱俄方的视听。这件事成了他后来长达十余年的特务生涯的开端。

日俄战争期间，日野强亲自参战，他所在的军团参与在辽阳和沙河的两次大会战，他本人也因战功而受嘉奖，晋升少佐军衔，并被授予勋功旌四级金鹰勋章。

1906年7月，回到参谋本部供事的日野强接到了一项使命，这就是他在《伊犁纪行》开篇处提到的来自“某方面”的秘密指令，这里的“某方面”即是用隐讳的提法指称参谋本部。指令要求他前往中国的新疆进行所谓的“视察”，也就是搜集有关该地各方面的军事、政治情报。换言之，新疆之行是他特工任务的一种变动和延伸。

与许多因仰慕新疆的名声而萌生旅行念头的人不同，奉军部指令行事的日野强在赴新疆之前，对那里的风土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他曾经在中国东北活动并作战，但中国西部对他来说，纯然是一片未知的天地。既然这样又为什么单单选上了他呢？这也许是一个朴素的疑问，却没有资料能够直接给以回答。但我认为，日野强在这之前的特工经历和经验，以及对于中国东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一点，很有可能被看作自东向西穿行中国大陆进而在新疆从事调查时的一个有利条件。据说日野强身体强健，意志坚韧，生性不善饮酒，这正是一个特工人员的良好素质。同时还应知道，在20世纪最初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日本人前往中国的西陲，要寻找一个对新疆既有相当了解又具有可靠军人身份的人来执行这项任务，大概那想法本身就近乎奢求。当然还有第三点理由必须指出，那就是日俄战争的胜利大大地激起了日本对抗俄国在亚洲扩张称霸的欲求。新疆所在的中亚是宿敌沙俄在亚洲扩张的前线，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也绝不容在视野之外。为了遏制沙俄，寻求对策，对军部来说派人前去搜集情报的工作变得刻不容缓。总之，日俄战争后的时局形势加上日野强自身的经历和素质，把身为军人的他推到了前往考察新疆的第一线。

一个戏剧性的巧合是，与日野强进入新疆几乎是同年同一时期，一位芬兰籍的俄国军官马达汉（Corl Gustaf Mannevheim）受俄军总参谋部的委托也来到新疆探察。他们两人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行程方向相反，考察目的却针锋相对，即为各自服务的国家提供扩张侵略所需要的情报。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不但英俄角逐，日俄在中亚也处在了互不相让的对立态势。马达汉甚至接到指令，要他警惕并监视当时正在南疆的日本人（当指日野强）的活动。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马达汉在俄国总参谋部的指示下进行了身份伪装，作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的一名成员而出现；可是日野强却不同，他虽然一直单独行动，却似乎并未掩饰自己的日本军官的身份。

二、日野强的新疆行程

日野强于1906年9月7日离开东京，同月20日到达北京即此次西行的起点。据他自己说，受命后原本打算在东京多用一些时间来搜集有关新疆的文献资料，做好准备再出发的，然而经过一段调查后发现，日本国内可资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根本没有日本人自己的著述，仅有的零星记载还都是欧美人十几年前写下的东西，即便努力翻译整理，对新疆的印象仍然很朦胧模糊，不得已只好就此结束前期准备而登程，打算到北京后再寻找机会补充一些有关本次旅行必不可少的知识。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人一样，日野强尽管身为军人，却有着颇为深厚的汉学功底，甚至还有吟诗作词、附庸风雅的情致与才华，使得他能够通过大量阅读汉文史籍来汲取所需要的一部分信息。同时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两位武官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以及参加过第一次中亚探险、当时正在北京逗留的西本愿寺僧侣堀贤雄也给了他许多切中的建议。后来日野强在陕西境内邂逅大谷探险队的主帅、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本人，这件事令他兴奋不已，把面晤这位学识渊博的探险先驱者，并得以聆听其指点视为该次行程中最大的幸事之一。

日野强的行程历时一年四个月，论日算474天，如不包括最后归途从印度加尔各答登船后的那段海路的话，陆路行程10392英里，也可以说是“行程万里”了。其中在新疆境内停留了九个月，经历了从严冬、春夏再到初秋的季节变化，两度翻越天山，天山南北的各重要地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如果要简单概括他的旅行全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进入新疆之前、在新疆境内和走出新疆之后。

第一阶段，1906年10月-1907年1月，北京到甘肃。

日野强从北京出发时乘坐火车，沿京汉铁路南下，先到直隶首府保定，再到河南郑州。在保定时他遇到了正在陆军武备学堂任教官的日本人上原市多（中国名为原尚志），遂邀他与自己一同西行。除了上原，据说到兰州为止，同行者中还有蒙古旗人允升和身为革命党的湖北人吴贞禄。

从郑州折向西去，交通工具变为骑马，行李则交给中国仆人托马车代为运送。11月6日到西安后停留了10天，以准备西去所需的物资给养，特别是筹办防寒用品。

从西安再次登程后，兼程25天，到达兰州。此时已届严冬，故兰州以西改为乘马车旅行。日野强在到达甘肃省山丹县时迎来了1907年元旦。1月25日告别甘肃进入目的地新疆省也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

第二阶段，1907年1-9月，新疆境内。

1月30日，日野强来到新疆东部重镇哈密，2月7日到达吐鲁番，向西北行越过天山，同月25日进入新疆省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从吐鲁番前往迪化途中，还意外地邂逅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林出贤次郎。在省城盘桓了27天，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处。

3月24曰，从迪化出发经绥来（今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又称西湖，今乌苏）前往北方边镇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而后返回到库尔喀喇乌苏再折向伊犁。这段行程乘用三匹马拉的俄式四轮马车，前后费时一个半月有余，于5月12日进入距伊犁将军驻节的惠远城仅有数里的绥定城。在伊犁七城共逗留了17天。

5月30日，日野强结束对伊犁的考察，告别同来的上原市多转向东南，再一次翻越天山。通过裕勒都斯河谷时得到伊犁将军所派官兵及哈萨克人的护送，并会见了土尔扈特汗王之母老福晋。6月21日到达位于天山南路东部的喀喇沙尔（今焉耆）。

接下来他沿天山南麓西行，经库车到阿克苏，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左右。从阿克苏出发后于8月8日到达天山南路的商业及政治中心喀什噶尔（今喀什），停留了16天。然后经由英吉沙尔前往另一座南路大城叶尔羌（今莎车），直到9月15日离开。

第三阶段，1907年9-12月，离开新疆进入印度，而后由海路回国。

9月15日，日野强告别叶尔羌向印度进发。途中翻越了喀喇昆仑山并在喜马拉雅山系中跋涉，历尽险阻后于10月27日到达斯利那加，11月3日到拉瓦尔品第。此后乘火车旅行，10日后抵达印度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同月23日从加尔各答登船，经新加坡、香港、上海，于12月24日回到日本神户港。第二天他就取道京都回东京复命。

三、《伊犁纪行》述要

漫漫长途，跋涉于戈壁高山的征程是何等艰辛，我们从日野强远行归来的记述中可以充分体会。除了严冬酷暑黄沙风暴的肆虐、匮乏困苦的磨难、攀绝顶过冰川的生死之险外，荒漠孤旅的难耐处境也时时向人的意志发起挑战。应当说，日野强竭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集其见闻与心得之大成者，就是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伊犁纪行》。

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日志之部，也就是日野强的旅行日记，下卷为地志之部，是他根据各方史料汇编的有关新疆各地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记载。

在日志之部中，日野强逐日记述了他在旅途中的各种见闻。凡到一处，不论其地大小，是城镇或村落，必有提及。作为负有特别使命的军人，他对中国各地的考察自然也有不同于一般学问家的视角。正如大谷探险队队员之一的橘瑞超所言：日野少佐和我旅行的目的不同，对我来说不重要的东西，在日野少佐看来也许非常重要（《橘瑞超西行记》十一）。

大体说来，他每到一地，首先关心当地的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气候气温、物产植被、饮水、燃料、四至及里程等自然状况；其次是人口、民族、城池布局、行政设施、军事防务、交通通讯、宗教信仰、民居民风等社会状况，留意周到，巨细不遗，这个特点是和他的身份与任务性质分不开的。

他的记述或者来自直观的考察，或者先得诸典籍再经过印证，或者访诸当地各方人士，包括官宪、将校、平民百姓、少数民族人士，还有外国官员和侨民，都有相应的出处和依据。那些看似细碎纷乱的见闻，经他梳理，变得条理明晰、平实好读。日野强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表示：“我以无能之身缀录为时短暂的考察见闻，而定其名为伊犁纪行，又公开刊行，自知难免有僭越之谤。何况我本一介武弁，全无农工商方面的知识，故我在书中的表述或不免有判断失当之处。但就见闻本身而言，可以说皆为事实，毫无欺伪，这是我不揣冒昧要在此言明的。”

研究西域的专家，已故日本学者护雅夫先生也认为，作者用严谨的态度处理庞杂的资料，明确区分亲见亲闻和传闻，凡属自己的见解，用推断的口吻写出，有疑问则存疑，对传闻之说则记作据说云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地说”，此书对事实的记述是值得信赖的（《伊犁纪行》芙蓉书房重订本序）。

相对于许多西方人写的考察记来说，日志之部在文字风格上也很有特点。因为它是日记的形式，所以使得读者可以随着作者西行的脚步，跟着他观望的视线，去逐步探求不断移动变化中的西部风情，展开想象，由远而近，对新疆由不识而识，仿佛也作了一次时光倒转的长途实地旅行。又因为作者来自同样是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国度，每每随当时当地的感受，时或征引典故，时或赋诗寄怀，更有随历史而驰骋思绪、议论古今的精彩之笔，所以书中尽管没有某些考古探险记的那种大跌大宕的激烈，或者扑朔迷离的神秘，却不乏对读者的感染力。

上卷记述的地理风土见闻片断，在下卷的地志部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征引补充。

地志之部由十三章及附录组成。举其章名，为地势、风土、居民、风俗、宗教、教育、产业、变通、行政、兵备、历史大要、俄国人在新疆的现状、新疆所感。附录“新疆琼瑶”是停留新疆期间当地官员文人赠给他的诗作。其中“地势”一章下分地理位置、广袤、山脉、河流、湖泽、沙漠、居民点、森林各节，“居民”一章下分人口、人种，及维、蒙、汉、满、回、哈等民族各条，又于“风俗”和“宗教”两章下分述服装风貌、住宅庭园、婚丧习俗、节庆礼仪、历法文字、男女及家庭关系、喇嘛教（藏传佛教）、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道教等内容，在“产业”、“交通”两章下介绍有关农林、工商矿、畜牧各业以及道路通讯等设施问题，在“行政”、“兵备”等章中介绍行政体系、财政、军备的状况。

很显然，编写地志之部的用意，是试图给日本今后插手经营新疆提供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入门读物。日野强广征博引，他所采用的文献资料，除了来自中国的正史、《大清会典》等典籍志书外，还包括了19世纪后期欧洲探险家、汉学家们的有关著述，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代表作《中国》等。日野强在凡例中这样说：“书中所记均出自我的实地考察，而人种、宗教、历史等方面内容，则有选择地采用了东西方著述中我以为确实可信者，并经过向前辈请教，而后才付诸笔端”（第一版，凡例）。

其实说地志之部是一部百科全书也许还不足以使读者完全明了其特点。须知日野强并非机械地摘抄各种资料，排比堆砌成一个大拼盘，而是融个人见解于情况介绍，缕析条分，自成体系。既评议时势，也力陈对策，他的地志之部充满了近代版“经世致用”的味道。《新疆琼瑶》中与他唱和的清朝官员，屡屡提到日野强“腹在汉唐三代事，胸藏瀛海九州图”、“安邦上策指挥里，阅世浮云变态中”，虽不无溢美之嫌，但也充分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而不是所谓的“一介武弁”。以一个军人而在短短几年内完成有如此分量的汇编，其能力与效率都是值得称道的。

日野强对新疆的政局和经济、民族，宗教予以高度关注，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估。比如对于新疆经济发展的前景，他一再表示，新疆实乃西陲一大资源宝库，只是尚未得到开发，沉睡至今，殊堪可惜。出于与本国利益的息息相关，他对俄国在伊犁及南北疆各地的侵略扩张多所揭露，为老大帝国清朝在西陲统治衰微、失去抵御沙俄的能力而忧心忡忡。他也强调了解新疆必须具备对当地人种、民族以及宗教方面的基本知识，认为开发民智、兴办教育才能促进新疆的文明进步，有助于兴办各项实业。在与新疆地方官员交往时，多次呼吁改良军队、移民开垦，提出铺设铁路使内地与伊犁联通乃当前首要之急务。以上种种，就是今天读来也不无所感。当然书中也有不少夸大日俄战争胜利对新疆的影响，美化日本在新疆民众心中形象的文字。有关历史、宗教、人种的解说，囿于日野强个人的专门知识或者当时的研究水准，存在若干明显的错误或遗漏（在第二版时业经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冈田英弘校注，附于各相关章节之后）。对某些情况特别是各民族习俗的说明中也有先入为主、偏颇失当的地方，需要请读者留意辨别。

日野强回到日本后两年，《伊犁纪行》由东京的博文馆付梓刊行。时为1909年（日本明治四十二年）5月，系上下两卷的装帧。除了支字部分，书中附加了大量实地拍摄的照片，还有日野强本人绘制的素描和地图、行程图，使得文字更加形象生动。这次探险旅行在日本被视作传奇之举，甚至受到明治天皇的关注，他也因此获得了在御前进讲的荣幸。

几个月后，日野强晋升为中佐军衔。被看作中国通的他在辛亥革命后还几次受命赴中国活动，最后一连几年住在山东青岛，从事实业方面的经营。1919年，中国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的五四运动，已是大佐的日野强受在青岛居住的日本人推举，回国陈述与归还青岛居留地有关的问题。这时他的健康似乎已经受到损害，因而对大本教的教义产生了共鸣。回国后他住在京都的丹渡绫部，放弃原来的事业而作为大本教的干部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年后的1920年去世，终年56岁。

初版后经过60余年，《伊犁纪行》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3年新版即第二版由芙蓉书房刊行。考虑到旧版发行较早，过去的文体与现在有很大差异，使用的日本汉字也多经过简化，为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对文字进行了一定的技术处理，旧版的一些错讹也在此时得到订正。新版《伊犁纪行》将上下卷合为一册，并省略了下卷末尾的附录“新疆琼瑶”。与此同时，为了有助于日本读者对内容的理解，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冈田英弘先生在修订时增加了一些对术语和固有名词的解释，附在各有关章节的末尾。新版的问世，改变了旧版因岁月已久、陈旧破损寻觅不易的状况。直到今天，《伊犁纪行》仍然是了解20世纪初叶的新疆，以及同时代日本人的新疆探险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

四、探险实录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20世纪初的新疆曾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众多外国学者、官员、军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探险家抱着不同的目的，肩负各自的使命走进中国新疆进行考察和探险，他们的身世背景、目的动机互不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应谴责，留下的故事也因人而异，但每一个故事都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某种色彩或某个侧面。但应该承认，他们为后人留下的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以及新疆历史、民族、宗教、地理等的札记和图像资料，今天都成为值得珍视的历史资料，日野强的《伊犁纪行》也不例外。

在我从事中国疆域史研究中，中国边疆探察史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领域，我曾试写过《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54页）和《20世纪的新疆考察》（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75页），我还主编过“中国边疆探察丛书”^[1]、“边疆文化探踪丛书”^[2]、“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丛书”^[3]等，眼下正在从事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

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资料的发掘对深化研究的特殊作用。其中外国形形色色探险家们的众多探险实录的收集、翻译是资料收集中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的探险实录、考察报告、相关札记和游记，它们的史料价值，我在《关于边疆探察资料收集的断想》一文中写道：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的考察报告是当时的现场实录和实地观察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那些一经破坏性发掘后即被西方殖民者洗劫一空或历经战乱已荡然无存的中国古代文化遗迹来说，这些记录就越显珍贵，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着基础材料的重要价值。

其次，大量的札记、游记类作品中，尽管有的因作者政治观点和立场不同，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有的因行色匆匆、道听途说，对事物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由于作者是当事人或同时代人，他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民族民俗、宗教、地理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仍为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第三，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外国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曾是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一项内容。因此，作者在记述中都有意无意地涉及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有的更直言不讳地对中国资源、文物的劫掠和盗窃，这就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中那段令国人深感屈辱痛心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长期以来，这些相关著作或因深藏国内外书库而难以觅见，或因涉及多种文种而不易为人们阅读，难以为研究者所利用，更无法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了迫切需要利用此类图书的研究者和关心此类题材读者的遗憾。^[4]

近些年，我参与组织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992年以来已出版15种。主要有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丝绸之路》、《罗布泊探险》、《游移的湖》、《我的探险生涯》，［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英］凯瑟琳·马嘎尔特、戴安娜·西普顿的《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德］阿尔伯特·玛·勒柯克的《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丹麦］亨宁哈士伦的《蒙古的人和神》，［日］橘瑞超的《橘瑞超西行记》，［美］兰登·华尔纳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等。

由我直接组织并已正式出版的还有［俄］伊·温科夫斯基著、［俄］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宋嗣喜译的《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5]，［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1906-1908》。^[6]

组织翻译出版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则是又一次新的尝试^[7]，希望对新疆探察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

日野强的新疆之旅和他的《伊犁纪行》与已有中译本的同时代许多知名探险传奇相比，似乎显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却以它的独特的视角与内容，向人们揭示了熟悉而又新鲜的新疆的昨天，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过去，面对今天和思考未来！

【注释】

[1]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2]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3]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4]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第390-391页。

[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7]《伊犁纪行》已列入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丛书”选题，译者为华立女士，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