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视点选择

第十四讲　历史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视点选择——以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故土为例

这一讲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240余年前发生在伊犁河流域难忘的一幕

二、土尔扈特人的历史简况

三、东归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视点选择

历史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视点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了能够更明晰地阐释这个命题，我们不妨以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故土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对象来展开思路。

土尔扈特人东归故土这个历史事件，一般的读者也许不很熟悉，但以这一事件为主题的歌剧和影视作品，人们或许留有印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出歌剧叫《启明星》，当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了五六场，主演是著名歌唱家吴雁泽。这是以土尔扈特为背景的，而且是从正面谈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歌剧。编剧在创作时因不太了解历史，曾把渥巴锡设计成一个年长的老者，又编了一段他的女儿的爱情故事作为该剧的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其实渥巴锡回来时还不到30岁，怎么能有一个20岁的女儿呢？险些闹出大笑话。这是70年代末的事。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东归英雄传》，虽是把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大背景，实际上并没有谈到回归本身的事情，所有情节都是编的，但拍得很精致。2008年隆重献映的电视连续剧《东归英雄》是近年来这一题材的力作。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到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非常吸引人的题材。另外，作为旅游景点必去之处的承德外八庙有一个非常大的碑，这就是纪念土尔扈特回归的碑；在避暑山庄里还有一座楠木殿，乾隆皇帝在此接见过东归回来的渥巴锡。所以近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土尔扈特回归这件事越来越多地引起了除研究者之外更广泛的读者群的关注。

一、240余年前发生在伊犁河流域难忘的一幕

公元1771年1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人焚烧了自己的帐篷，开始了东归的历史性征程。东归的队伍经过7个月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了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察林河当时是在大清国土的版图里。在察林河畔，东归的先头部队与清政府的边防巡逻队相逢，几天后的阴历六月初五（7月16日），清朝巡逻队的总管与东归回来的大部队和主要人物渥巴锡在察林河畔会面，并安排了回来的土尔扈特首领们到承德会见乾隆皇帝一事。同年的九月初八（10月15日），在承德的木兰围场乾隆皇帝接见了渥巴锡。渥巴锡此行在承德活动了半个月，接受了皇帝的封赏，非常圆满地返回新疆。这个事件最初在清朝的史料里仅有零散的记载。当时西方学者们对这个事件评价很高，在他们的有关作品里，把这个事件称之为土尔扈特人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要回归到其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学者这样说：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独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伟大的叙事史诗。我们暂且不说这一壮举的爱国主义因素，单就其事件本身足以令人震撼：一个十几万人的部落，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在那儿安家立业，繁衍生息。突然十几万人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向东挺进，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万里征程，历经艰难险阻，将近17万人的东归部落到了目的地只剩下6万多人，10万余人死在东归途中。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他们是现在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的主体部分。他们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做了很多事情。直到现在，当年回归者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布克塞尔蒙古族自治县及乌苏、精河、伊宁、昭苏、尼勒克等地。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土尔扈特人历史上的族别归属？他跟我们蒙古族是什么关系？这些土尔扈特人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从原来生活的新疆北部地区迁徙到那么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并在那儿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半世纪又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跟俄国的关系怎样？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什么性质的政权或是统治实体？后来为什么破釜沉舟地回来了，且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作了那么大的牺牲回来了，回归的过程和路线又是怎样的？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当时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作了什么样的决策，怎样安置这些回来的土尔扈特人，这个安置本身对于这些回来的土尔扈特人是弊还是利，或者说清朝政府当时的举措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起一个推动还是阻碍作用？所有这些问题很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要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会一个个找到答案。所以240多年前在伊犁河流域发生的这个事件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这么多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的或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就有责任来寻找这些历史之谜，来破解这些历史之谜。

二、土尔扈特人的历史简况

土尔扈特是我们中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蒙古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民族，这个民族曾经建立了元朝，统治了整个中国。到了清朝，当时的蒙古族主要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称之为漠南蒙古；第二部分是生活在现在的蒙古国，叫漠北蒙古；第三部分是漠西蒙古，自称为卫拉特蒙古。这个卫拉特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有直接关系，因为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初年分为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原来生活在新疆北部，17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正是群雄涌起，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蒙古的内部斗争很激烈，四部之间为争夺牧场而征战不息。当时土尔扈特部的牧区被准噶尔部占了很多，为了寻找新的牧地，土尔扈特部决定往西迁徙。他们沿着祖先经常走的路西行至伏尔加河。当时的伏尔加河流域还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地方，所以在17世纪20年代末土尔扈特部落在那里住了下来，并按他们游牧民族的习惯建立了自己的汗庭，发展了自己的游牧经济。从1630年前后一直到1760年前，100多年时间里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也曾有过闻名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汗王就是阿玉奇汗。他在位的时间是1669年至1724年，那是土尔扈特汗国最兴盛的时期，也是汗国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但阿玉奇汗之后土尔扈特内部争夺汗权的斗争持续不断，汗王不断更换。在这个时候，土尔扈特面对俄国的东进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8世纪60年代初渥巴锡继位时，土尔扈特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是面临俄国哥萨克移民越来越多；二是面临俄国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政治压力主要体现在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最高决策层的组成要接受俄国的控制；三是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每年提供兵源，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四是政治经济军事控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的控制，土尔扈特信奉藏传佛教，而此时俄国东正教的渗透越来越强烈。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土尔扈特人从领袖到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在俄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我们从当时俄国的史料里以及渥巴锡回来以后和清朝皇帝谈话的记录来看，在1667年以后，土尔扈特的领袖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办。当时他们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公开对抗，可是在力量上又抵不过俄国，全盘接受他们又不乐意。唯一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因为有走的可能，有想要去的地方，就是要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与他们同宗同教的地方。当时又是康、乾盛世的最盛期，从清朝来说，对于这些远离故土的人，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和好宽松的政策，让这些远离故土的人觉得现在的统治者会善待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有地方可去，而这个地方对他们又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土尔扈特没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那么一个可能是驯服地当俄国的臣民，另一个就是要坚决地反抗，打到哪儿算哪儿。这个群体正好有第三个选择的可能，而这第三个选择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谓主观因素，就是他们觉得东方是自己祖先生活的地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自己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同宗同教很亲切；客观上是土尔扈特首领感觉清政府对他们很体恤，清朝皇帝曾两次派使团专程去看望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这在18世纪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714年前后有个很有名的图理琛使团，图理琛并不是这个使团的负责人，但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异域录》，他因写这本书而流芳百世。这个图理琛使团见了当时土尔扈特最盛时的汗王阿玉奇汗。到18世纪30年代雍正皇帝统治的时候也派了一个使团，这个使团叫满泰使团，他们也到了土尔扈特人的汗庭，那时汗王已不是阿玉奇了，是阿玉奇的后代。以后土尔扈特使团也不断到北京来。另外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到西藏去礼佛，史料上记载叫做“熬茶礼佛”。土尔扈特的贵族们不断派使团到西藏去礼佛，他们要先通过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客观因素，所以在16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首领们决定要东归。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在1771年的1月份开始行动。跟着渥巴锡回来的有16余万人，走的路线基本上是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乾隆皇帝把回来的这些人安置在今天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那是一个草场非常丰美的地方，也就是著名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乌苏，这里是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中间站，是个交通枢纽。第三部分被安置在乌苏西边的精河，第四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现在属于阿尔泰地区。这个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新疆蒙古族主体部分就是当年回归的土尔扈特人。

三、东归研究的资料收集与视点选择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经历。这是30多年前的事。1975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分配下来的任务，任务的主题是通过研究准噶尔问题来说明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研究准噶尔离不开卫拉特，必然涉及到土尔扈特，所以在研究准噶尔历史过程中间，我开始了对土尔扈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写了不少文章，围绕着土尔扈特历史主要写了四本书，第一本叫做《卫拉特蒙古史入门》，1989年出版。这本书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梗概，第二个是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基本史料，第三个是卫拉特史研究的进展。对卫拉特蒙古和土尔扈特的研究在国内的高潮是在80年代。第二本书是《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这是一本从正面来谈土尔扈特西迁到回归整个历史过程的学术著作。第三本是《天山问穹庐》。古人的古训是很有道理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对我们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土尔扈特蒙古现在还生活在我们的新疆，当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大部分还在我们国内，所以为了研究去那些跟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地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我去了新疆40余次。80年代至90年代初，去新疆主要是为了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特别是1982年我们对新疆蒙古族进行了建国以来最系统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我以1982年调查为基础，结合以后若干次到新疆对土尔扈特蒙古补充调查的经历写了一本《天山问穹庐》，这是一本游记，媒体称之为学术游记，1997年出版。201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的增补修订本。第四本是《卫拉特蒙古史纲》，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的基础上编修整理而成的。

下面就围绕着土尔扈特东归特定的历史事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一个是从资料收集的角度，一个是从研究视角选择的角度，结合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谈谈想法。

首先是关于资料的收集。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在研究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上，资料的收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资料是政府的档案文献。土尔扈特事件发生时涉及的政府是清朝和俄国，所以清朝和俄国18世纪的档案文献是我们资料收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上有所收获，主要还是依靠了其他学者还没有使用过的文献——清朝的满文档案。如果没有清朝的满文档案，我们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的整个过程，包括清朝政府决策的过程可能就无从说起。同样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俄国的档案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土尔扈特的记载，特别是他们生活在俄国这段时间和东归及东归后俄国政府的反应，俄国情报是怎样说的，俄国政府又是怎样部署的，这些重要内容在清朝档案里不可能有，而在俄国档案里记载的非常详细。收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的有关满文档案，我们从70年代以来就进行了整理并把它们译成了汉文。我们再把翻译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摘编出来，这成了我们的优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关于土尔扈特的满文档案数量非常大，清朝时专门把有关土尔扈特的档案立了一个专档，叫土尔扈特档。我们从中摘其要旨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做了一个全景式的研究。比如我们当时想弄清土尔扈特到底回来了多少人，清朝的汉文史料记载得含含糊糊而且很混乱。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发现了这样几件奏折，当时土尔扈特回来以后，清政府派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了调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另一个是清朝政府要封赏这些回来的首领们，封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的部下有多少人，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详细，结合俄国档案里记载的在1770年前后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数进行对比，再把调查的数全部加起来，得出了在土尔扈特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时有168000多人，回来后仅剩6万多人，这个数字被学术界所认可。如果没有这些档案，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如清朝政府的决策过程，我们看了满文档案，就能了解清朝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的整个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时间虽然不太长，从他们得到这批人回来的消息到最后拿定主意对这些人的安排，大约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771年初的3月和4月之间，这是清朝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来的整个决策的一段。土尔扈特回来走了七八个月，清朝政府的接待是很不错的。这个决策过程也不像乾隆皇帝碑文说的那样简单。他开始听说有这么一批人回来，又是蒙古的又是卫拉特的，他是很害怕的，取得了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西域刚刚统一。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拍板一锤定音，当时大臣里也有各种说法，但乾隆皇帝的决策在客观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了一个好的作用。他说首先这批人回来不是我们做工作让他们回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对于这些自愿回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次这些人是和俄国闹翻了回来的，他们没有退路了，回来后不会兴风作浪。再次这些人并不是俄国的臣民，俄国来交涉时不用理他，因此对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我们要好好接待、好好安排，让他们回来后有一个好的归宿。但乾隆皇帝也不糊涂，对回来的这些人在安置上必须分而治之，从政治上说不能让他们结为一体，有一个总的首领，从宗教上说更不能让他们有一个总的宗教领袖，否则一旦有事，号召力会是很大的。这些史实在《清实录》里没有反映，唯有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具体。这在当时都是绝密件。清政府在安置上就是按此方针办的。所以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有两面，公开的一面是封赏优厚、礼仪周全，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整个事件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从另一个角度说，乾隆皇帝的这个决策在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历史事实。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满文档案，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认识得这样深刻，对清朝的统治集团特别是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得像现在这样细。

第二类资料就是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有关资料。所谓当事人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图理琛。图理琛当时到了土尔扈特部落，看到了阿玉奇汗的有关记载。阿玉奇汗是怎么记载的，阿玉奇汗对他说了些什么，在《异域录》里有记载，再加上我们档案里对图理琛和阿玉奇汗会见的记载，以及俄国档案的记载，这样把相关资料的记载对应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记载，是我们查寻资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类资料是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字资料。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必须把卫拉特人用本民族语言记载的东西尽量挖掘搜集。卫拉特人使用的是托忒蒙古文，他们用这种文字记载的资料没有成本成册的著作，大部分为手抄本，这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因此弥足珍贵，我们要尽量利用。同一个事从几个角度看，我们取一个认为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或把几种认识对比以后，综合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

第四类资料就是要实地调查。没有实地调查就形成不了感性认识。如果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善。比如一个德国学者的著作里说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我们从清朝的史料里看，清朝给他们安置的是新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牧的地方。1982年我们去那里考察，发现那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草用当地话说是酥油草，油亮油亮的，像地毯一样。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草是不一样的，呼伦贝尔的草是高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我们去看一看就有实感了。这些地方现在还是新疆的好地方。当然清政府在政治上是有控制的，但在生活安置上是很优越的。我们在考察中也有意外收获。土尔扈特有一个有名的喇嘛。他生活在17世纪，在土尔扈特史上是一个政治喇嘛，这个喇嘛叫咱雅班第达。他有传记，有不同版本，蒙古国给他出过两个版本，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我们在新疆调研中听说新疆也有手抄本，为了追踪这个手抄本，我们从伊宁到昭苏再到特克斯，转了一大圈，结果是一无所获。但也有所得，1982年调查时，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一个人间仙境般美丽的地方——巩乃斯，找到了一个喇嘛庙遗址。这个庙在“文革”时被毁，我们去时还没修复。当时有一位守庙的老喇嘛，他听我们介绍情况后很高兴，主动拿出一份他收藏的资料，是一份罗卜藏札尔桑活佛系统的史料，是藏传佛教中一个较小的活佛系统。这份史料是用藏文写的，主要讲罗卜藏札尔桑活佛系统是怎样转世的，他让我们带回去拍照，用后还给他。回到北京后，我们请人从藏文译成了汉文。罗卜藏札尔桑是这个活佛系统中的第七世。我们在看满文档案时也有一个叫罗卜藏札尔桑的大喇嘛，这个人在东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俄国档案里、俄国情报里也有个罗卜藏札尔桑，这个人是当时土尔扈特东归最高决策集团七个人里的一个。这样把三个罗卜藏札尔桑合在一起，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文章，把这个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以后又只见其名不知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串起来叙述下来了。当时我们看清朝满文档案，很注意这个罗卜藏札尔桑。清朝政府很重视这个人，想把他留在北京，避免他以他的威望和能力成为回归最大的、统一的宗教领袖，所以不想让他回去，在北京安置条件非常好。从这件小事反映出了历史上的一个大背景。

在寻找史料的过程中还要具备慧眼和细心，这就要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即使好东西到你身边你也不知道。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给土尔扈特的敕书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叫“三件敕书”。这三件敕书是原件。按国家标准是一级文物，它是用满文和蒙文写的。这些宝贝一直收藏在新疆和静县的土尔扈特王爷府里，作为镇宅之宝。“文革”中天下大乱，好多有价值的文物有的烧掉了、有的丢失了，最后剩下的作为破“四旧”成果来展览，后放在一个库房里。70年代末，辽宁有一个作家要写一部土尔扈特东归的小说，取名《归魂》，小说后来没写成。他到新疆后在仓库里找到了一件东西，看样子是文物，上面有字，看后觉得是个宝，把翻拍的照片给了我，我拿照片找人翻译后才知道是康熙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雍正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乾隆皇帝给渥巴锡等东归领袖的敕书，是渥巴锡到了伊犁河流域时乾隆皇帝为了安定他们的心而颁发的。这三件敕书，后来进了新疆档案馆。所以搜集资料很有乐趣，在搜集资料中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鉴别资料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搜集资料是一个苦功夫，有些考证性的文章就是资料鉴别的一个成果。像回归的人数，回归的时间。最早根据史料的记载，土尔扈特人在哪一天打第一枪，烧了帐篷，骑着马回来了，时间记载上很混乱，我统计了一下有五六种记载。最后我考证出来是1771年1月5日，也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在考证中忽略了，俄国的俄历和公元纪年的时差。俄历1月5日对应的公历应是1771年1月16日。这个日子和当时清朝政府的记载以及渥巴锡回来后和清朝政府说的时间只误差一天。后来又有学者进行进一步考证，指出清、俄档案记载误差一天，是时差相异造成的，实际上清、俄档案的记载是一致的。

从选择研究的视角看，一是微观研究应是我们研究的入门，起步时不宜搞太大的题目，不好把握。如果没有微观研究作基础，宏观研究是虚的。从土尔扈特回归这个事件来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微观研究，这个微观研究可以是人物研究，可以是事件研究，也可以是很多细小问题的研究。只有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考虑一些大的问题，所以微观研究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在选题或写文章时，一般应掌握这样一个分寸：就是分者为文，合者为书。你写的文章实际上有一个灵魂在起作用，当你写了若干篇文章后，稍作加工整合就是一本主题鲜明的书。切忌写了很多文章，但一盘散沙，捏不起来，也就是说没有形成研究的拳头。如我1991年写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实际上是在我80年代撰写的20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再作加工补充完成的，没有深入的研究基础，是很难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如在土尔扈特回归事件上，宏观问题是什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是什么？清朝政府、俄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回归事件本身的原因、影响，等等。这是大事，如果连微观研究都没弄明白就去论大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难免炒别人的冷饭，这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搞研究的人追求的最高社会效益，应该是自己写的东西经过了5年、10年后，有人还想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看完后他觉得有所得，这才是一个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你的研究没有新意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至少是我这本书出版近20年了，现在要是搞这个问题的人还想再看一看这本书，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很难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只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才可能有条件来评论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