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吴古国的先人从哪里来？

先吴古国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二、先吴古国

人类学是人的自然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DNA，但是我们却有理由庆幸自己，被“自然”地列入“人类和人类意识”的范畴，被确定不疑地归结于某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河流。从中国的女娲补天到《圣经》的“创世纪说”，再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身起源问题的探索。

（一）先吴人

至少在一万年之前，江南古陆已是篝火跳动的世界。“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⁸⁾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⁹⁾当代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瓦西里耶夫（B．Bасильев）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¹⁰⁾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¹¹⁾史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¹²⁾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巫山人……1994年春天，一个由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发布消息：在中国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上发现了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以及63种分属13个目的哺乳动物群。

研究表明“中华曙猿”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可见，通向智慧生命之路可能就是从先吴古国起步的。上黄水母山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誉为“人类发祥地”。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这样评价：“中华曙猿在中国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也是挑战“人类起源非洲”说中中国的一枚重重的砝码，打破了美国著名人类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威廉·豪厄尔斯教授提出的人类单一起源说。

先吴古国的先人从哪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江南地区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亦可从我国北边来，亦可从南边来，亦可从西边来。因为进入第四世纪更新世后，是原始人向现代人演化的时期，在我国至少有6种（古西北、古华北、古蒙古、古东北、古中原和古华南）相对独立的古人群。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认为，“有关人类事件的一项特性，是极不可能的会变为可能的。”根据苏秉琦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满天星斗”说、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论”，先吴人亦可能就是上黄水母山古人类，亦可能是“南京直立人”……

——据《江宁文物》载：1993年3月13日上午，挖土农民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南侧下方的小洞内挖掘时，发现了一具人颅骨化石（即1号颅骨）。1993年4月17日，南京市博物馆又从接受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另一具头骨化石。当时该化石胶结严重，仅露出一小块骨面，后经处理确认是颅骨化石（即2号颅骨）。经鉴定，两块头骨化石均为约50万年前的人猿头骨，初步确定1号头骨为年龄30岁左右的女性；2号头骨则为35岁左右的男性。两块化石被称为“南京人”头骨化石。“南京人”头骨的出土，在国内是继“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等之后又一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发现。2005年10月12日，由9名法国考古专家与中国方面组成的近30人的科研小组又来到汤山，正式进驻猿人洞，穿过50万年时空，开始了“南京人”化石面世后的首次学术性考察工作，寻访全人类之根（见图1－2）。

图1－2　50万年前的南京猿人——20多岁的妙龄少女头像成功复原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2003年02月21日。

徐钦琦教授是《南京直立人》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长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回想起南京猿人“现身”汤山的始末，徐教授记忆犹新。他认为南京1号头骨化石应该代表一位女性，年龄在21岁至35岁之间。2号头骨则代表一个壮年男性，与周口店猿人和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都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同样拥有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

1999年12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句容市华阳镇东南约14公里放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30天，出土了一批与南京猿人同时期的石器，300平方米内发掘和采集的石制品共54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球、镐、薄刃斧、雕刻器等。石制品出自下层黄土中，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晚期，填补了江苏旧石器时代早期只有古人类化石，缺少人类文化的空白。经专家考证，放牛山是中更新世地层（10万～100万年前），出土的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早期，绝对年代大于30万年，与汤山南京猿人属于同时期。⁽¹³⁾句容地处长江南岸，是宁镇山脉中段与茅山丘陵的交汇区，属北亚热带中部的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018mm，年平均气温15．19℃。句容地势以低山为主，最高山峰宝华山海拔444．9m，其余在300m以下，平原仅占12．42%，境内水系由秦淮河水系、太湖水系和沿江水系等组成，已发现的除放牛山外，还有塔子塘和陈武乡陈塘庙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南京直立人”有可能沿着茅山丘陵、太湖水系步入江南各地。

——先吴人亦可能是安吉上马坎古人类。200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浙江省考古所在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发现人工打制的石器，后来经过近一年发掘，出土石制品43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锥、手镐、短镐、雕刻器、尖状器等，具有石制品分布密度大、种类丰富、延续时间长的特点。据浙江省考古所副所长徐新民介绍，网纹红土层一般时间跨度为12万年到78万年之间，而目前上马坎遗址已经发掘到网纹红土层下的砾石层，该砾石层可能属于早更新世（距今100万年至300万年）。依此推测，上马坎遗址至少在80万年以前。⁽¹⁴⁾上马坎古人类有可能沿着西苕溪、天目山进入太湖、宣城地区。太湖三山岛上也出现了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加工厂。可以断定更新世时期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时代，先吴古国已是遍布火光，多元融合。

进入全新世后（从15000年前到现在），据《史记·五帝本记》、《尚书·尧典》、《国语·楚语》等记载，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统称为“狄族”、“戎族”，以犬为图腾。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原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以猛兽为图腾，是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今北京西桑干河边的涿鹿县），炎帝联合黄帝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蚩尤斗败被杀，九黎族一部分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了黎国，留有“黎民”的名称。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申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与半神要古老些。”⁽¹⁵⁾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先吴人的存在远比黄帝要古老些。

（二）先吴“古国”

“古国”二字，文献上多有记载。近来，考古新发现使一些学者认识到，除了夏以外，在我国境内很可能存在过其他的早期国家。而世界各地早期国家研究的进展也表明，只要条件成熟，不同因素都可以激发原始社会向国家演变。而且，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早期国家不是独立形成的，它往往伴随着一个区域内多元原始政体的接触、对峙、冲突和兼并的过程。

由于生态条件不同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也不相同。中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国家一直处于石器时代，近东的早期国家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形成于青铜时代，而欧洲大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早期国家形成于铁器时代。而且，非洲、大洋洲、中美洲以及欧亚草原游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未伴有文字和城市的形成。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比如，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和玉米栽培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¹⁶⁾

可见，国家起源是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它不可能直接从相对孤立的农业聚落基础上形成。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证实，在国家形成之前，有一个准国家的过渡阶段或形式，这就是酋邦（Chiefdom）。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并明确地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暗示古国是脱胎于部落的。而部落是聚落群内的“都—邑—聚”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而聚落群中又有大、中、小之分。

当时的原始人，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起码物质资料，抵御自然灾害和猛兽的袭击，不得不结成群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专门论述了这一点。他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¹⁷⁾原始人在某一群体中，共同劳动（渔猎和采集），进行自卫（脱离群体的单个就会成为猛兽甚或其他原始人群的牺牲品），群内杂婚（不分亲子、兄妹）。他们无固定的居住地，以群体为单位（一般约50～100人为一群体，人数过少和过多都不适宜于当时的生存条件），过着流动迁徙的生活，群与群之间彼此孤立隔绝。由于当时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低，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群体的数量也极其有限，而且分散在广阔的地域，因此碰撞的机会并不多，但一旦遭遇便经常会发生战争。这种人类最原始形态的战争，其表现形式几乎同动物群斗没有多少区别。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群”内部出现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女人和小孩主要采集植物性食物和捕鱼，男人则主要狩猎和打仗。同时，“原始群”不断增殖，一个母群繁衍分离出若干个女儿群，女儿群又繁衍分离出自己的女儿群，它们联合起来称为“胞族”。进入父系社会后，若干有亲缘关系的胞族，又联合而成部落、聚落群。

近年来，长江下游一批良渚文化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使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前后社会已处于“古国”发展水平上。《说文解字》上说：“国”者，“邦也”。也即西方塞维斯（Elman R．Service）提出的“酋邦”。他在上世纪60年代根据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人类社会组织，提出“群队”→“部落”→“酋邦”→“国家”这样的演进模式。这个模式在国外的文化人类学者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认为酋邦是由部落到国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酋长领地”（即“酋邦”）条的解释是：“酋长领地（Chiefdom）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类型，其特征是社会具有等级性质、领导职位和权力都是世袭的。酋长领地有常设的领袖和正式律法，但是在实际管理上，传统习惯、社会与宗教制裁都比政治力量更重要些。酋长领地通常是神权政治的社会，个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酋长有何种亲属关系。在文化进化论者看来，酋长领地是一种原型社会制度，它代表介于原始社会与原始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进化上的连续体。酋长领地与原始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是具有等级的社会，而且已有法律的雏形。酋长领地与原始国家的区别在于，它对社会的控制，不是基于暴力，而且它的行政管理机构也不如原始国家的那样复杂。”⁽¹⁸⁾

“方国”，《说文解字》上说：“方”者，“并也”。像船板一样，一块一块地“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小国。不论是古国还是方国（小国），都是由聚落形态演进而来的。文献记载，夏禹时有万国，商代初年有三千余国，武王灭商时有一千八百国。当然，“万”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的虚称，但是3000、1800这样的数字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不是所有的部落、聚落群都是国家，有的发展到国家，有的一直处于原始的状态，等着被别人兼并。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大约是70多个，不会超过100个。可见，当时大多数的国家是古国，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参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部落的七个特征，及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构成“古国”（部落、聚落群、酋邦、方国）至少需具备如下要素：

①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古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捕鱼和种植。

②有独特的、仅为这个古国所有的方言。

③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④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最高首领。

⑤人人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长江位于温带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最适合人类繁衍、居住，尤其是下游“太湖流域是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¹⁹⁾早有干族、防风氏部落酋长，尤其是在大禹联合治水过程中，吴地先民团结协作，开创了先吴古国王权组织协调、指挥生产的先河，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焕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通过长江、“金道锡行”（即古代南方铜锡入贡中原或交易的道路）等通道，多元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了先吴古国，成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速度最快、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对照上述五大要素，先吴古陆地区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古国：

1．良渚古国

在浙北余杭良渚镇地区，距今约5000～4000年。良渚古国城乡分化，表现为聚落组成为多层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尖端在浙江余杭的良渚与瓶窑，这里是良渚文明的中心。根据最新的调查统计，在33．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分布着100多处遗址，组成了相互关系密切的遗址群，成为长江下游遗址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良渚古城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

（1）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

从墓葬的规模等级看，良渚文化的社会成员有五个阶层：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标志物是随葬玉琮和玉钺，他们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政权和兵权。

第一阶层的墓葬是良渚文化的最高中心。如余杭反山M12（字母为编号，下同），最近了解的材料显示，墓主一手持钺，一手还握着一柄特殊的杖，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书·牧誓》中关于武王持黄钺和白旄的记载，M12的墓主应该就是“良渚国”的国王。

第二阶层是次级中心。如青浦福泉山M65。这两个阶层分别是两级中心某一特定时期的最高统治者。

第三阶层的墓葬以随葬大量玉器为特征，大多数在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根据随葬玉器的不同种类，第三阶层还可以细分，分别代表贵族集团内部的不同身份与职掌。第一至第三阶层属于上层贵族，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

第四阶层的墓葬只随葬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个别有少量小件玉器。这一阶层主要为社会普通成员，属于平民阶层。

第五阶层的墓葬不随葬任何器物，可以看作是平民阶层中的贫穷者。一般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最低。

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相当明显。从一些大墓看，墓主人拥有大量象征财富、神权和军权的玉琮、玉璧、玉钺，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地位显赫、应该是超越于部落之上、集政权、军权于一身的集权式首脑人物，出现了显贵阶层。殉葬制度的出现，更使人们非常直观地看到了阶级的出现。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2）有自己的宗教

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画着相同或相似的“神徽”和兽面纹，且已成为良渚文化圈里共同崇拜的偶像，这说明原始宗教和政权形式已经形成，原始的多神崇拜已被一神崇拜所取代。如收藏于美国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的四件良渚文化玉器，很可能就是氏族族徽性质的图像（图1－3：（a）、（b）、（c）、（d）），并以鸟作为宗教的崇拜物。

图1－3　四件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古国以宗教为源泉，社会组织高度一体化，各层贵族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的政治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为了使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良渚人一直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到各层贵族的精神活动领域，其物质反映就是遍布于各地的祭坛，大量精美玉器的生产、使用和随葬。贵族统治者通过此类活动弘扬其意识观念，并从中获取和加强管理社会的力量。可以说良渚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均以玉为中心，玉是良渚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在显示宗教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并藉以促进群体内的向心程度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且在中原、巴蜀、石硖等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3）有良渚古城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宣布：经过18个月的努力，浙江省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见图1－4）。

图1－4

资料来源：新华社。

据目前调查、勘探和试掘的初步结果显示，四面城墙围绕的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约1500至1700米，南北长约1800至19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大约有400个足球场那么大。考古学家称，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每段城墙有40到60米不等的宽度，城墙的底部是高低不平的石头地基，在石头基础上是一层厚厚的较纯净的黄土堆筑，最上面则是比较硬的粘土。城墙保存较好的部分地段地面上还残留着约4米高的城墙，许多地段的城墙则已被破坏。据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说，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当为距今5300～4300年左右，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其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后判断。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改变了良渚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阶段。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实地考察之后明确指出，这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²⁰⁾

（4）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广场”

大观山果园一带的莫角山遗址位于良渚镇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区，是良渚人的宫殿遗址。整个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呈长方形，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相当于50个足球场的面积。周围有反山、瑶山等贵族墓群与大型祭台。在这个大型的建筑基础上，有大片五六米高经夯实的土层、夯窝，成排的大型柱洞。中心地区1万多平方米是一个大型建筑的基址，成排的大型柱洞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矗立过恢弘的“殿堂”。该遗址是整个良渚文化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相当于后来的“皇城”，专家把它称为“5000年前的紫禁城”。它们共同体现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是城乡分化的顶端。金字塔的高端以玉琮为中心，目前随葬玉琮的墓地和曾经出土过玉琮的地点已有数十处。城乡分化金字塔中端和底端是不能使用玉琮和很少使用玉器的中下层聚落，分化为3～4层的聚落形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以金字塔尖端为最高统治集团的、多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明显标志。目前已经确认的良渚文明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太湖、东太湖平原。而钱塘江、富春江以南地区，因自然环境的阻隔，则属于另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三山文化”。

（5）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

良渚古国不但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并且初步掌握了运用文字的技巧。如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的一件良渚文化陶壶上，刻有一行9字，可释读为：“孑孓人土宅厥肱□育。”⁽²¹⁾余杭南胡出土一件黑陶罐，肩部刻8个字：“朱方到石，网虎石封”，意思是，朱方（人名）到石（地名）地去，在石的境界内用网捕捉老虎。⁽²²⁾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将若干个单字组成句子以表达对事物完整的叙述，这些陶文可称之为原始文字。此外，良渚玉器符号已经发现11种，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可见，良渚古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明化发展过程。在宗教旗帜下，良渚古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惊人的力量。“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出土的五千年前一位军事首领墓中有48把玉钺、琮、璧、镯、钩、玉礼器等珍品，有力证明了良渚乃泱泱古国。

2．草鞋山陈州古国

位于苏州阳澄湖与澄湖一带，由草鞋山与陈州（又名陈湖、沉湖、澄湖）组成，遗址距今约6000～800年，这是一幅完整的历史长卷。

（1）草鞋山遗址

位于苏州唯亭镇阳澄湖南岸，地下古文化遗址，东西长260米、南北宽170米，总面积约4．4万平方米。底层堆积主要为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遗址中心区马家浜文化上面叠压有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与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地层，遗址的局部范围有商、周文化地层堆积，距今约6000～2800年，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中发现的6000年前的水构建筑遗迹、炭化粳籼稻谷、炭化纺织品残片以及各文化层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玉器、陶器等，说明草鞋山古国的先民，早在6000年前就创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成为我国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1－5）。

图1－5　6000年前草鞋山遗迹

该地有40余块水稻田，由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组成，其中一处被揭露的长30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呈多行排列、西南向东北走向、相互连接的浅坑30多个，浅坑面积一般3～5平方米，个别小的1平方米，大的达9平方米，坑的形状呈椭圆形或长方圆角形。浅坑沿一低洼地带分布，两侧有土冈，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的两端有“流水坑”、“蓄水井”，显然这组遗存与水的设施关系密切。浅坑内的填土不同于地层土，土样经化验分析，均发现有丰富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确证这里生产水稻属于人工栽培而非野生（在东北角绰墩遗址600平方米内亦有64块良渚文化水稻田）。该地发现了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迹、11个灰坑（窖穴）和206座墓葬，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100多件，其中包括玉琮、玉璧、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珍贵文物。一件兽面纹五节玉琮，上下四角，刻出繁缛的兽面，璧、琮的出土特别引人注目（见图1－6）。中国先秦典籍《周礼》上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记载。由此可见，璧、琮是周代贵族祭祀所用的玉器。在安阳西北冈殷代王陵出土的玉器中，就有一件玉琮上下四角各有一个浮雕兽头，同草鞋山出土的在形状、纹饰上相似。过去两百年来这类玉器都被称作“三代之器”。在最下层还发现了居住遗迹，约有三四十根竖立于地面的残柱，有的柱脚下面垫放着一块或几块木板，类似后来的柱础，还出土了留有草绳、草束、芦席、竹席、芦苇秆印痕的红烧土块，它们都与房屋的屋顶、墙壁有关。木桩标本的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这一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6275年左右。这层出土的炭化稻米和三块纺织物残片，是留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珍贵实物之一。

图1－6　6000年前草鞋山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琮，高5．1cm，宽3．2cm，孔径1．2cm，器身两节，以四边棱为中线，琢兽面纹八组

资料来源：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彩版10，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

在遗址底面上暴露出三组器物，这是一个男性附葬两个二次葬人骨（判断为女性），并殉葬一狗，随葬数十件精美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墓主的身份显然属于当时的显贵阶层，掌握着神权、政权和兵权。这个墓编号为198号墓。著名考古学者石兴邦教授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堆积厚达11米，按土色土质不同可分十层堆积。经南京博物馆和地方考古人员发掘，揭露出五个时代的文化堆积，即：马家浜文化（10、9、8层），崧泽文化（6层），良渚文化早期（4层），晚期（2层），最上层是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每层都有该时代的文化遗迹和墓葬，既是一个“文化地标”，又是从六千年到两千多年前江南地区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末期的一部通史。

苏秉琦教授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时，称草鞋山遗址是古吴越地区的“典型突破口”。1977年他还说，草鞋山上层的良渚文化玉琮，在《周礼》上就有记载。如果不是阶级社会，那也是阶级社会的前夜，已经踏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2）陈州遗址

位于草鞋山南边约12公里的水下都城，距今约5500～800年，也是江南古国的一个地标。澄湖略呈三角菱形，南北长10．40公里，最大宽度6．80公里，平均水深1．83米，现有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全湖西部与西北部稍高，南部与东南部稍低，它主要接纳太湖与吴淞江来水，经东和东南方向排出，泄入淀山湖，辗转入黄浦江，再入东海。这里曾是个繁华的邑聚都市，据宋《太平广记》和清代《吴郡甫里志》、《贞丰拟乘》、《周庄镇志》等地方志记载，每当湖水清浅时，渔民常能看到湖底的街道、古井、上马石等；湖水涸时，居住在湖旁边的人往往能拾得古镜、古钱币、盂之类的器物，“其中街衢、井灶历历可辨，诸如上马石、墓道、田亩界石不胜枚举，间有拾得铜锣、铁链及器皿，什物之不可识者甚多。”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澄湖的确曾是人居集聚处，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的邑都。元末诗人虞堪感慨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曾作有《陈湖》诗，诗云：“渺渺洪流接具区，由来耕凿总膏腴。沉沦为有鱼龙混，开廊岂无鸿雁俱？好觅根源随博望，莫将清浅问麻姑。桑田变海原如此，自泛扁舟入五湖。”从诗中看来，当时的澄湖是与太湖（又名具区、五湖）相通的。《周庄镇志》云：澄湖“湖滨寝浦禅林寺内，有明弘光元年所铸钟，上刻有‘天宝六年春，地陷成湖’。”唐玄宗“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下沉为湖。“主要因太湖腹里地区的不断下沉和沿海边缘地区因泥沙堆积而抬高，使碟形洼地发展愈甚，向东排泄困难，引起泄水道逐渐堙废，这时的变迁以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²³⁾

从1974年至2003年，苏州博物馆等考古人员先后两次在10平方公里的湖底抢救性挖掘，共清理出古井550多口，最大直径达1．6～1．7米，最小的不到0．5米。古井年代从崧泽晚期到良渚、商周，呈不均匀状密布湖底。共清理出灰坑443处、水田遗迹20块、房址3座、水沟3条、池塘1处。发现从新石器时代至宋代之间各个时期的文物达1700多件，年代从5500年前至800年前之间，时间跨度长达4000多年。有漆绘陶罐、红衣陶花瓣足罐、刻花陶罐、鳖形壶、彩绘罐、匜形罐、带陶纹鱼篓形罐、长贯耳罐、猪形壶、鸟形壶、带木柄的石斧等原始文化遗存器物。其中，尚属首次发现的动物形刻花罐、鳖形壶等摹拟动物形态的器物，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漆绘、彩绘陶器，图纹十分精致，真实地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渔猎生活状况。有红陶拍印篮纹圜底内凹罐、鸭形罐、提梁、黑衣陶簋；绳纹红陶釜、蟠螭纹釉陶鼎、云雷纹硬尊；双耳弦纹黑陶罐、细麻布纹硬陶罐、米筛纹釉陶钵等。其早期几何印纹陶器，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仿铜陶器，可以看出，夏商时期先吴古国与中原地区已发生了较频繁的交往。还有弦纹罐、坛、盘口壶、褐斑短流壶、敞口青瓷碗、菱花口碗、黑釉执壶、韩瓶、木吊桶、铁钩等汉至宋的文化遗存、器物。在原始文化遗存器物中，有件刻有陶文符号的鱼篓形黑陶罐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件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器壁很薄，造型规整，质地坚硬，厚薄均匀，足以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黑陶相媲美。在其腹中部表面有4个刻画符号，呈左高右低形式横向排行，曾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研究后，认为“符号是在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的……其结构非常接近殷墟甲骨文，似乎可以释为‘巫钺五偶’这四个字”（见图1－7），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可以看出，早在5000年左右，草鞋山陈州古国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汉字，它可能是甲骨文的“父亲”、汉字的‘字原’，亦可能是陶符向甲骨文的过渡形式。因为甲骨文字的个数已经超过四千，它已是一种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演变在它之前肯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图1－7　吴县澄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文陶罐

资料来源：《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第9页。

在陈州，有完整的居住区和作业区。作业区内一个面积合计为425平方米的池塘，周边有着20多块高低错落的水稻田。水田之间另有水口、水路相串联，水田之间水可流通。第11号水田中还出土了碳化米粒，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14年代测试，其年代属崧泽文化晚期。

聚落居住区内，有平面为圆形的房址，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属于崧泽文化时期，里面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外表有刻画纹的灰陶器。房址西侧有一个圆角长方形、用于储藏货物的窖穴；南侧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用于排水的水沟，长达60多米；房址周围还分布着水井和灰坑。考古人员认为，如此规模的完整的排水沟和进水沟，加上密布的古井、珍贵器物以及水稻田，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已是先吴古国最大的人居聚落中心，出现了都城。⁽²⁴⁾其墙壁为砖之“雏形”——红烧土，以竹竿和芦苇做骨架，经堆积大量干柴用大火焚烧而成。⁽²⁵⁾

草鞋山陈州古国的势力范围约在太湖流域的腹部，东到上海，西达茅山山脉，南到平望、松江一线，北至长江边。亦有可能就是干族建立的干国，先民们在此已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3．含山凌家滩古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凌家滩文化研究》最近出版首发。这两部汇聚了详尽考古资料和国内外著名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的问世证明：凌家滩遗址是中华史前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批玉器、石器及其遗址结构、布局和建筑功能成为中华远古文明的有力见证。

有“中华远古文明曙光”之称的凌家滩遗址，1985年发现于南京西南、长江北岸约30公里处的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经碳－14测定，认定凌家滩遗址其年代距今5500～5300年之间，略晚于闻名世界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而早于良渚文化遗址，是长江下游先吴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自1987年以来，由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主持的4次考古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包括居址、墓地、祭坛、作坊以及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同时，发掘出土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尤以玉器造型独树一帜，具有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凌家滩遗址出土文物所透视出的丰富历史信息证明，5000多年前凌家滩的先民们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高的文明程度和强大繁荣的宗教文化及权力中心，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其各类遗存齐全，文化内涵丰富，被列为上世纪中国100处考古遗址大发现之一，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又动用多种高科技手段对墓葬中心区进行第五次发掘。

（1）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

考古界公认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神庙建筑、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集市等要素，而凌家滩遗址具备了以上条件。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调查，凌家滩聚落占地160万平方米，北靠巢湖太湖山森林公园，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依山傍水，是远古农业社会理想的聚居地。考古学家发现，凌家滩古聚落区以不同的台阶为界线，明显划分成4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目前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都是城市构成的重要元素。它当之无愧是一座城市，从而将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目前已经发现的巨石建筑和红陶土块建筑还有许多谜底尚未揭开，值得当今世界考古学家深入研究和探索。

（2）出现了军事装备及权力人物

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玉龟和玉版。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其四周的四、五、九、五之数，与洛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中央”相合。专家推测，玉龟和玉版，有可能就是远古洛书和八卦。专家们发现，凌家滩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表明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权力、财富、审美、宗教的宇宙观。另外，从凌家滩的墓葬分布、随葬品差异和出土的各种不同用途的文物，可以得出这个时期的凌家滩已经出现军事装备、权力人物以及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此诞生的结论，具备了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从2007年5月开始的第五次发掘，已经陆续出土一些玉器、石器和陶器。出土的8个一组的玉钺群保存较为完整，按一定位置排列，最大的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最小的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虽然大小各异，但都类似铲状，其上还有一个圆洞。作为陪葬礼器的玉钺，象征着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的权力。这是凌家滩遗址中，首次在一座墓葬中出现数量众多的玉钺，在全国也罕见。据专家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墓葬主人的权力和地位较高，说明当时已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

在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事结盟现象的存在。

该遗址出土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玉龙（见图1－8），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部雕出两角，龙须、嘴、鼻、眼部雕刻得清清楚楚。虽然中国南北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龙的题材出现，但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前圆雕玉龙，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龙的传统特征，与人们想象中的龙的形象非常相似，中国现在龙的形象和龙的观念的起源很可能就源于凌家滩。

图1－8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玉龙

资料来源：含山县文化局。

（3）有大型宫殿式中心广场和祭坛凌家滩遗址有新石器时代大块大块的红陶块铺筑的大广场一处，面积约3000平方米，平均厚度1．5米。红烧土是用纯黏土由人工摔打、烧制而成，质地坚硬，颜色多样，一般呈现出鲜艳的砖红色。还发现与广场同时建筑并用红陶块砌成的一口古井、两处壕沟、一处石器作坊（粗加工区）堆积和三组巨石遗存。

在凌家滩聚落中心最高处有一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600平方米。祭坛分三层筑成，表面有积石圈和祭祀坑，它的建筑方法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3座大型祭祀遗址之一。祭坛是聚落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是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的表现，它表明凌家滩先民此时已进入相对于自然和图腾崇拜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祭坛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的出现，凌家滩祭坛的发现，说明早在5　000多年前凌家滩聚落就存在着国家的雏形——酋邦，这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4）有宗教崇拜的民族徽帜

该遗址出土了一只腹部刻有圆圈纹和八角星纹的玉鹰（见图1－9）。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的八角纹为主体纹饰，双翼展翅，翅呈猪首形。鹰的外表健美，性情凶猛，象征勇敢和力量。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徽帜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向人们展现的是太阳鸟飞上天空，把祭品敬献给上苍，并同时带去人们向上苍的祈求，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图1－9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

资料来源：含山县文化局。

图1－10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资料来源：含山县文化局。

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个玉人（见图1－10），玉人为浮雕，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它的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所特有的特征，头上戴的圆冠和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了很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了剃须工具，玉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转向了对人的崇拜，也表明社会观念已出现了转变。

有的学者提出，含山凌家滩古国是在长江以北的安徽地界，还属于吴文化的范畴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三个古国的地域皆属于古扬州郡、三个古国崇拜的图腾皆为鸟、三个古国都在泛吴文化的范围内。

4．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和含山凌家滩古国的贡献

（1）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的贡献

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的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千余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也即世人所说的文化“断层”，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笔者认为，“失踪”的原因很可能是“汤汤洪水”的海侵摧毁。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至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入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认为“这次气候转变与中国文明起源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暗示了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进一步认为，4000年前的洪水导致了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没落。“当时黄河和长江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变为一片汪洋（注：笔者参照实地武夷山的悬棺高度，水位高约100多米），原有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农耕田也常年被淹，无法生产，更谈不上文明发展了。”（《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数千年发展起来的草鞋山陈州、良渚古国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先民们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先吴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笔者实地考察的草鞋山陈州古国和良渚古国以及河姆渡与罗家角文化遗址之上都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即《尚书·禹贡》中所说：“厥土惟涂泥”。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可达1米以上。这样厚的淤泥或泥炭，绝不是一次洪水（或顷刻）所能造成的，而是长期被水淹浸的结果。最新考古资料一再证明：草鞋山陈州古国和良渚古国一些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陈湖、芙蓉湖、阳澄湖、九里湖、淀山湖等湖底。

有关江南地区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文化是否真正消失的问题，过去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其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时至今日，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人数多寡也还是难分伯仲，这也就是说以往对这两种观点的佐证，还没有一种观点的佐证资料能达到使大多数学者信服和认可的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文化其实并未消失。不能想象一大群生活在几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们会像恐龙一样突然灭绝，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发生了一场部族大迁徙。再加上当时地震频频发生，不仅中国，这一时期全球的气候都趋于恶化，撒哈拉沙漠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世界各国的洪水神话也都大体发生在这一时期，例如中国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的神话故事。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的先人们在不可抗事件下，四处奔逃。最近在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专家发现了一件不属于古蜀文化的十节青玉琮，其制作工艺、造型风格、纹样图案与良渚文化风格完全相同。同时从玉琮表面有油腻的光泽看，这件玉琮的制作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是辗转千年后才埋入地下的。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普遍发现，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000多年突然衰落，就在此时或之后不久，在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都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是玉琮。这么多玉器在如此广大的区域被发现，不会是族群间的交聘、馈赠，很可能是族群向不同的地方迁徙的结果。这些族群主要有三支：

其一，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为发展石硖文化作出了贡献。石峡文化是粤北地区的土著文化，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器物与习俗，但是在石硖文化晚期墓葬中突然出现了袋足鬶，形制先进的有柄石钺和有段石锛，还有玉琮、玉璧、玉环、玉坠和玉锥形器等。这些器物都不是当地固有的文化因素，无论是原料与加工技术，还是形制与纹饰都和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一模一样。而粤北与太湖两地相距近千公里，路途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一现象会是商品交换或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玉琮、玉璧这一类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对于习俗、信仰都不相同的石硖先民来说，也绝无仿制之必要，因此石硖文化中出现的良渚文化器物，必定是良渚移民带去的。由于这些良渚文化器物是和石硖文化器物一起被埋在具有当地葬俗的墓葬里的，因此这些墓主当然不会是良渚移民。大概携带这些器物南下的良渚先民力量较弱，他们在当地被土著吸收同化了，并为发展石硖文化作出了贡献。

其二，主体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为发展中原文化作出了贡献。草鞋山陈州人和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草鞋山陈州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渚文化因子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在中原龙山文化中，尤其是陶寺类型中多方面地表现出浓厚的良渚文化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还深深地影响着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先民的石器制造技术，比同时代的中原先民要进步得多，随着良渚先民北迁，许多良渚文化特有的石器这时都在中原出现了。比如石钺是良渚文化常用的石器，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极少见到这种扁平有孔的石钺，而只有许多厚重无孔的石斧，但在这一时期，陶寺类型的墓葬中，却突然出现了许多磨得很精致的石钺；石犁，发明于崧泽文化晚期，而盛行于良渚文化时期，这种新式农具在江浙一带出土甚多，此时也随着良渚先民北迁传到了中原，孟津小潘沟遗址就出土了一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石犁，虽然中原地区见到的石犁数量甚少，但以后犁耕农业在中原获得了大发展；有一种呈曲尺形的石器，有人称它为破土器、三角形犁状器、V形石刀等，这种石器在良渚文化中很常见，而其他地区也只有在陶寺类型遗址中出土过。

由于受矿产资源、磨制技术、审美观念等原因的限制，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缺乏玉器，但是在陶寺类型中却突然出现许多琮、钺、环、梳之类明显具有良渚风格的大型玉器。玉琮是良渚文化特有的器物，石硖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陶寺类型出土的玉琮显然是“舶来品”，良渚文化以后，太湖地区不再有玉琮了，而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却都有玉琮。《周礼》还把玉琮列为祭地的礼器，可见玉琮这一良渚文化因素是被中原文化吸收融合了。但是中原地区各个时期的玉琮上都没有良渚式的兽面绳纹，这显然是中原先民在吸收玉琮这种外来文化因素时，把其中反映异族信仰的内容过滤掉了。不过这种代表异族意识形态的器物能在中原存留下来并发展下去，说明当初进入中原的先吴人的势力远比南下的那支要强大。自陶寺类型中大量出现玉器以后，玉器文化便在中原扎下了根，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连先吴文化的玉殓葬习俗也为华夏文明所传承了。

我们还发现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的瓦形三足盘，并不见于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而在草鞋山陈州、良渚文化中却常有发现；作为良渚文化典型器的贯耳壶，则不见于当地的马桥文化，却见于二里头文化。此外，商代陶器、铜器中诸如尊、簋、觯、壶、兕觥等器形也都可以在良渚陶器中找到它们的祖形，而这些陶器器形在同时代其他地区都是没有的。

除了制石、琢玉、烧陶技术以外，草鞋山陈州、良渚先民所掌握的缫丝、凿井等技术这时也都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中原很早就有纺织，在半坡陶器上已见有布纹的印痕，传说养蚕缫丝是黄帝夫人嫘祖发明的。但太湖地区的缫丝业，据考古发掘，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出现，良渚文化的丝织技术已是十分进步。而中原传说发明缫丝之时，也是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失踪”之时，这可能就是良渚、草鞋山陈州古国人的贡献。

古代华夏文明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代华夏文明成于中原大地，然而它绝不只是中原文化的产儿，而是各地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大融合的结果。“汉族”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仅“汉”这个概念就充满了谜团，但却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和包容力。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在距今4000年前后，除草鞋山陈州、良渚文化主体北迁以外，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南迁了，山东龙山文化向西迁徙了，中原一部分先民南下江汉地区，原居西北的炎黄部落则进入了中原。各地先民在中原地区汇合，相互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炎黄于蚩尤的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颛顼与共工之争、尧舜禹与三苗之战等等。古代华夏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多元整合而成的，各地的先民都为古代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草鞋山陈州、良渚先民们也为古代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认为草鞋山陈州、良渚古国文化是古代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渊源。

其三，借“汤汤洪水”逆水行舟西行。在最近成都金沙遗址和1998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的一批良渚式玉琮，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支良渚族群遗留下来的。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介绍说，早在1997年发掘三星堆遗址仁胜村29座墓葬时，就已显现出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而这种习俗在以往的宝墩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不曾发现过，但这种习俗却正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形。良渚族群的到来，可能加速了宝墩文化（距今3700～4500年）的消亡。同时，这支族群所带来的玉器加工技术则为后来古蜀国发达的玉器制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金沙文明的辉煌也是由多族群的交往、融合而铸就的。

最后留存的先民，在“汤汤洪水”的海侵下，部分逃走到200米以上的山上，经过200年左右艰苦卓绝的奋发图强，创造了“马桥文化”，发展了“湖熟文化”。

可见，自然是一架公正的天平，它施人以灾难，也必降人以福。灾难既是终点，又是新的起点。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图上，事物总是以有起有伏的波浪式向前推进着，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提高着。气候和地理的变化在千余年后，复又青睐这块本就土肥水美的泽国地带。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商周时，江南地区似乎刹那间得了天地之灵气，消失千年的丰产再次来临，先民的勤劳和热情助长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滋长了本属于他们的吴文化。

良渚的文明史，犹如一部谜写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所以也不能绝对排除躲避战争或仇家的灭绝性屠杀。18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年）指出：“如果我们根据想象把世界划分一下的话，我们便要惊奇地看到，最膏腴的地方几乎在大多数的时代都是荒芜的，而在那些土壤似乎什么都不出产的地方却出现了强盛的民族。一个民族总是离开坏的地方去寻找较好的地方，而不是离开好的地方去寻找较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受侵略的多半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家。而且‘蹂躏’和‘侵略’就像形影之相随，所以最美好的地方也最是常常被弄得人烟稀绝；而那些北方可怕的地方反而经常有人居住，就因为那些地方是难以居住的。……可见，这些气候优美的地方，从前曾经被其他民族的移动弄得人烟灭绝；而我们不知道这些悲剧经过的情形。”⁽²⁶⁾

（2）凌家滩古国的贡献

第一，凌家滩是中国远古时代玉文化发展的又一个中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1000多件玉器中，有玉璜、玉坠、玉管、玉铲、玉饰件等，多呈翠绿色，色彩亮丽。其种类之多、造型之美、制作之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个玉人，方脸、阔嘴、细长目，呈站立姿势，背面扁平，有对钻的小孔。研究发现，5300年前凌家滩的先民，用直径不超过0．17毫米的钻管在玉器上钻出直径0．15毫米的管孔芯，比人的头发还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有别于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表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华玉器文明。其中刻有原始八卦图的长方形玉片和腹部刻有圆圈纹和八角星纹的玉鹰，最能体现先民的原始思想。玉龙造型完美，刀法简洁，栩栩如生，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是中国考古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一条玉龙。出土的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严文明先生指出，“凌家滩玉器的原料比较复杂，经过测定，其质地包括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水晶、玛瑙和玉髓等，说明当时还没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玉矿来源，而是到处收集或采集美石来做玉器。这跟良渚文化或红山文化有比较大的区别，但凌家滩玉器的加工技术已经相当高了，从一些器物上的痕迹来看，当时已经广泛地采用切割开坯的技术，包括线切割和片切割；同时采用了管钻的技术，20号墓中成百件管钻的玉芯以及许多玉器穿孔上所见的管钻痕迹都是极好的证明。玉勺和玉喇叭形器的加工技术是十分高超的，有人以为使用了砣具，是否真是如此固然还需要有更加确实的证据，但当时已有能够做出那样体薄的圆弧形器物，表面还有抛光的处理，看不出一点工具的痕迹，晶莹温润，造型优美，在同一时期的玉器中是首屈一指的。”凌家滩玉器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到来的一种证据。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遗址相比，凌家滩是比较发达的，凌家滩玉器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凌家滩玉器的发现，对于玉器文化的深入研究乃至聚落演化历史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

第二，红陶块的出现与运用，体现了聚落已进入酋邦社会。“红陶块”是经过800～1000℃的高温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至今我们仍很难将其砸碎。中国古建筑协会会长杨鸿勋先生认定：红陶块属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建筑材料，凌家滩的红陶块应是中国人类建筑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现今我们所用各类砖的祖先。

一口古井，发现于红陶块遗迹中，该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红陶块圈成的，直径为1米、深3．8米。井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凌家滩的先民们此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已知道饮用干净卫生的井水了，但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来看，它应不属于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很可能是最高权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圣水”井。该井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堪称一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水井。同时发现的红陶块大面积铺装而成的聚落广场，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凌家滩遗址自1985年被发现以来，已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祭坛1座、墓葬66座，出土各类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1200多件，其中有许多珍品为国内首次发现。如一把石铲重达4．25公斤，尤其是2007年6月24日发掘出土的一只5500年前的玉猪，由较为粗糙的玉石雕刻而成，土黄色、卧状，眼睛、嘴巴清晰可见，玉猪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高约30厘米，重量达85公斤。这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把石铲和一只玉猪。

第三，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这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有可能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溯更为久远。据古代文献记载，“三皇”之一的伏羲是“始作八卦”者。《太平寰宇记》记载“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这些记载都反映了伏羲作八卦和龟有一定的关联。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玉版则以实物印证了这种关联的存在。这两件玉龟和玉版是叠压一起同时出土的，说明这两件玉器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应为占卜工具。更令人称道的是，此二器物在出土时，玉版夹放在玉龟的龟甲里面，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龟河图》）如出一辙。可见，凌家滩出土文物中所含的八卦等史前文明信息，有可能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溯到距今7000年至8000年，甚至更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