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

青铜石器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二、青铜石器

（一）石器

石器是指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盛行于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从人类出现直到青铜器出现前，共经历了两三百万年，属于原始社会时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这种石器是利用石块打击而成的石核或打下的石片，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石器。习惯上把两面刃的砾石石器称为敲砸器，单面刃的称为砍砸器。新考古证据表明：云南富源县大河旧石器遗址距今3～5万年前就存在先进的旧石器中期文化。

1984年在位于苏州市西南50公里太湖中的吴县三山岛上发现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有熊猫、斑鹿、棕熊、鬣狗等20多种动物。1985年，又发掘出土上万件旧石器。三山岛因北山、行山、小姑山三峰连缀而得名，面积2．8平方公里，北山为三峰之首，海拔83．3米。三山岛虽无高峻巍峨之态，却有层峦叠嶂之姿，逶迤铺展，舒起缓伏，山水契默和谐，情致衍逸，故清代诗人吴庄有这样的赞美：“长圻龙气接三山，泽厥绵延一望间。烟水漾中分聚落，居然蓬莱在人寰。”在岛西北部有个小山叫清风岭，下面有一个石炭系的灰岩洞，在洞前挖掘出人类文化遗物。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砾石层，石制品较多，厚0．3米，下层为粗砂层。发现石制品526件，石料皆为就地取材，主要是砾石、变质岩、燧石等。从石器制作技术看，采用交互打击、单向打击、多向打击、错向打击等，加工采用修理台面和把手等。石器种类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等，以刮削器为主。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及器物组合显示出很强的地方性。据地层和石制品推断，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吴中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遗址（见图4－5：（a）、（b）、（c）、（d））。

图4－5

资料来源：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韦鹤鸣。

新石器时代盛行磨制石器，这种石器先用石材打成或琢成适当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研磨加工而成。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斧、凿、刀、镰、犁、矛、镞等。

于1973年发现，被国务院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先后出土10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斧、陶纺轮、象骨、刻纹麋鹿角等文物，经碳－14测定，遗址距今5015±85年，树轮校正值6525±110年，是江海平原上出现的人类第一缕古文明的曙光（见图4－6：（a）、（b））。

上面带柄穿孔的陶斧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把手二节，陶斧一节，三者一组合接起来成了一把完整的带柄穿孔陶斧，其工艺可谓天衣无缝。正是这把陶斧的发现，回答了考古学家们长期困惑的古人使用的石斧如何装柄的难题。据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近百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能说明扁平穿孔石斧装柄方式及使用方法的实物资料，只有青墩带柄穿孔陶斧一件……正因为青墩带柄穿孔陶斧具有的完整性、科学性、独特性和惟一性，已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宝），成为青墩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科学价值、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之一。”⁽⁵⁾

图4－6　海安青墩遗址出土

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化石上留有古人刻画的符号，引起了易学界、数学界和语言文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认为神秘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还早2000多年。海南大学数学系教授耿济先生首先撰文，认为那是最古老的数字；中国易学研究会会长张政烺先生则把这些符号与“安州六器”上的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易卦起源的初始符号。专门从事易学研究的孙振声先生在其《易经入门》的出版说明中特别指出：“近年来的《易》学考古成果有二，即原始画卦符号的认读和马王堆帛书《易》的出土。在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的骨角柶和鹿角枝、殷墟甲骨、周原甲骨、西周青铜器、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上，有一种由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识别的‘奇字’……张政烺先生指出，这些符号是原始的卦爻形式……”。笔者将其与吴县澄湖陶罐刻文反复相比较，刻画皆刚劲有力，有很多雷同之处，特别是图右下方的符号与吴县澄湖陶罐刻文最后一字相似，上下连起来看，笔者认为字意明显熟练，右面是四个字，左面是三个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在商朝以前不可能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故青墩麋鹿角上的刻画纹很可能就是吴地早期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语言文字。其字形之美，先吴人的智慧可见一斑。

夏商朝，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但夏商，甚至更晚的一段时期内，石器仍作为重要工具使用。囿于矿体的开采、熔炼、铸锻等技术水平，当时的金属工具、武器，不少还是承袭磨制石器形制发展而成的，石器中的斧、锛、铲、刀、镰、镞、矛头等器形，不但是青铜器的祖型，甚至影响到铁器。值得注意的是，金属器产生以后，某些磨制石器又直接因袭青铜器的形制，如钺、戈、剑、斧等。

（二）青铜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最初是仿制陶器、木器而产生的，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时代（Bronze 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独具特色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是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们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青铜艺术即指铜器的铸造工艺、铜器的各种造型及装饰纹样所形成的艺术特色，也由此而使青铜器不仅具有生活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陈设欣赏的艺术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各个时期的风格。商代前期，造型轻薄，纹饰比较简单；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多表现神权思想的兽面纹、夔龙纹、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向简朴，纹饰多为粗线条的窃曲纹、重环纹等，同时长篇铭文增多。春秋后期到战国，造型轻巧，纹饰多活泼的动物纹和复杂细密的蟠螭纹、云纹等，也有不少用细线雕刻狩猎、攻战、宴乐等反映现实社会活动的画面，或用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出种种图案或画像。从铜器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看，它综合了绘画、雕塑、图案和工艺美术，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础。

2007年1月，在高邮市三垛镇左卿村附近出土的一件青铜钟及前几年也在该地区出土的一件青铜铲，经专家鉴定，青铜钟为执钟，早于编钟数百年，为手执敲打的乐器，后来才演变为钟。器体双面各饰矮枚18个，分三排，每排6个；甬为圆柱形，与内腔相通，口部呈凹弧形，横截面为阔叶形，两侧铣角尖锐，整个钟体细面无纹饰。通高22．5厘米，甬高8厘米，铣间16．5厘米，壁厚0．6厘米，重2．7公斤，为国家二级文物。青铜铲原始粗糙，器体一面扁平，一面突出，单面刃口较薄呈微弧形，顶部中空成长方形銎，中间有一小孔，銎体与铲部不完全成直角，铲长18．2厘米，高10．5厘米。这一钟一铲皆为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其历史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非常之高。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条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是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用镂空装饰时使用的方法。因为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干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见图4－7）。

图4－7　古代铸造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苏州手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

先吴时期的太湖流域，其湖熟文化、马桥文化都是青铜文化，生产工具虽以石器为主，但青铜工具也很多，如刀、斧、凿、鱼钩等。马桥文化中的铜器皆浇注而成，铜刀成分为：铜73．54%，矽2．29%，还有其他如钠、镁、锡、铁、锰等微量，⁽⁶⁾铸造工艺达到了一定水平。

1959年和1965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安徽屯溪市（今黄山市屯溪区）西郊约5公里的弈棋村附近先后发掘了三座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随葬品主要为青铜器、原始瓷器等。其中1号墓中的青铜礼器有鼎、尊、盘、卣、盂等，纹饰既有中原式的饕餮纹和夔龙纹，也有蟠螭纹、蛙纹等地方色彩浓厚的纹饰式样。据分析，这批青铜器的铜、锡等金属的含量，与《考工记》所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比例相近，青铜质量很好。器物的足、底、腹和口沿等处，有两相对称范痕；器内平滑，器表铸花浮于器面；器形相同而花纹不同，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春秋中期“吴王光剑”的火焰状花纹和“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表现出明显的特色。这两把铜剑铸造都十分精美，剑锋甚犀利，银光闪耀，保存如新，至今犹能断发，代表了吴越青铜工艺的高度水平。

常州武进淹城发现的一批铜器，造型奇异，器质轻巧，花纹与印纹硬陶相似。以兽首为流的《牺匜》和两猪并立的《三轮盘》，尤为中原地区所不见。1958年武进淹城出土的七个一组的句鑃（音：勾掉），系战国时期打造，高34．6～16．5cm，其形制与钲、铎相近，器形轻巧，可执柄敲击，用于军旅和祭祀，是吴越乐器的特色（见图4－8）。

图4－8　常州武进淹城出土的青铜句鑃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句鑃，是古时吴越地区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今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地都曾有句鑃出土，形状与编钟有些相似，一般一套由若干件组成。据研究考证，战国时句鑃的最高组合数达11件。句鑃奏出来的乐声十分清脆，悦耳动听，在我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曾盛行一时。现存句鑃上多有“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的铭文，有很高的工艺欣赏价值。句鑃虽与编钟形似，但它们的摆放形式与演奏方法皆有不同，一般的甬钟、钮钟都是直悬或斜挂，而句鑃则是倒插在座架上，用木槌敲击来进行演奏。

铜镜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璀璨夺目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自从青铜器代替石器后，铜镜作为生活用品就与人类不可分离了。

铜镜的发展从装饰风格上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时期到两汉；二是从魏晋时期到唐代；三是宋代。这三个阶段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我们看一看商周时期到两汉，这一阶段是人类对于世界万物认识极为有限的时期，许多的现象与天象人类依靠自身无法解析而更多地依靠所谓的“神”来表达。因此，这一阶段的装饰主要是围绕“神”进行的。商周时期（也称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纹饰主要源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工奴们在组织结构运用上发展了原始纹样，依照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创作了许多象征上帝鬼神的神异形象，诸如龙、凤、饕餮、夔之类的纹样，说明天神主宰一切的思想意识占着主导地位。有些纹饰具有原始的神话性质，有些则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这使得青铜器的纹饰中既有狰狞恐怖的神兽，也有活泼可爱的蚕、蝉等小动物。宋代铜镜从主题纹饰看，模仿唐晚期的瑞花镜和八卦镜的题材最多，但也有自己的创新，其中以花卉镜流行时间久、范围广。宋代镜形式多样化，除常见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细线浅雕是宋代铜镜的一个重要表现技法，许多花卉镜图纹纤巧，精致至极。此外，字号商标铭镜的大量出现也是宋镜的重要特征。

铜镜的前身是商周时的铜鉴。在铜镜未出现之前，先民们用铜鉴盛水照面，因而有人认为铜镜是铜鉴的改进与扁平化。作为当时青铜器中的一种，铜镜具有实用与审美和文化这两种特征。这一时期以圆套方的构成形式开始产生，吴地圆与方结合的设计思想起源于先吴人制作玉琮“天圆地方”之说，这种以天文地理作为基础的设计在工艺史上还有很多。

两汉时期，质量上乘的“丹阳铜”闻名全国。丹阳属古扬州之域，包括苏南、皖南和浙北地区，以春秋时的欧冶子为宗师。在当地所生产的“丹阳镜”，又名“丹阳铜镜”是公认的汉镜中的精品，不仅选料精细，质地优良，铸工精巧，而且字体清晰，具有实用和收藏的双重效用（见图4－9）。其镜铭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尚方作鉴真大好，寿如金石国之宝”；“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旁），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⁷⁾“汉有佳铜出丹阳，取之为竞（镜）清如明”等。

图4－9　汉代丹阳铜镜

图4－10　三国吴铜镜

三国时期吴郡（今苏州市）所制“吴铜镜”，不仅质量好（见图4－10），而且输出到日本“铜镜百枚”（《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据《旧唐书德宗记》载：扬州产贡铜镜最为精致（见图4－11）。

但当合范浇铸时，注入范腔的铜液，处在近千度的高温状态下，其铜液本身氧化的速度很快，因此造成铜镜表面层的氧化是必然的。《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这说明，古代铸镜时，其铸态毛坯和我们今天铸出的毛坯一样，还只是一个“朦然未见形容”的灰色的铸件，不能当作镜子使用，必须经过磨削、修整及开光等诸多工序后，镜面才能达到光可鉴人。当今苏州有个铜镜收藏家叫顾新宝，他收藏的数面直径10厘米以上的东汉铜镜依然光可鉴人。当今苏州有个铜镜收藏家叫顾新宝，他收藏的数面直径10厘米以上的东汉铜镜依然光可鉴人。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由正衣冠，让人立刻联想到鉴古今。在铜镜里，我们照得见古人，看得清历史。充满智慧的吴人，有着做工精细、做事到位的传统。最近，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指出，大家习惯讲丝绸之路，其实以某种特产的流传来代表文化，铜镜之路也同样重要。

图4－11　唐代扬州铜镜

198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的错银铜牛灯，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见图4－12）。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两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吴地人在青铜灯具的设计上已具备了环保意识。

图4－12　东汉错银铜牛灯

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

“土是有生之母”，瓷器与铜器虽材质不同，但胎泥的淘取、金属的冶炼皆取自于泥土。它们同为泥土之血脉，承袭古陶之精髓，故古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母文化。“错臂左衽”、“黑齿雕题”的吴越先民，以对故乡山水一往情深而朴实的心志，孜孜不倦地用泥土抒写生活，丰富、发展并升华它们，使故乡的“腐泥”在中华乃至世界创造出永恒的“神奇”，以实用而善美的智性流芳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