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互动

地域文化的互动——陆游与汉中^[1]

李　锐

一、缘起

陆游与汉中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从1959年朱东润先生在《复旦学报》发表《陆游在南郑》一文，提出“汉中八个月的军旅生活，在陆游一生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后，不断启迪着后继者从陆游诗歌与汉中地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陆游，并形成三种研究趋势:一是取“诗外”的立场，从汉中军旅生活引起了陆游思想情感变化的角度，来研究陆游诗词创作。如:有论者认为，陆游“从戎驻南郑”后所写的汉中诗，“表现了民族情感”，使得陆游赢得广泛尊重，有论者认为，“陆游的汉中诗，是他践行爱国思想的写照，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地位”，有论者还提出了汉中的军旅生活给陆游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形成了魂牵梦绕的“南郑情结”和挥之不去的“汉中情结”。二是取“诗内”的立场，从诗歌审美风格变化的角度，来研究陆游的诗歌创作变迁的诗学意义。三是取实证主义立场，从诗歌描述与实地考察互证的角度，来探讨陆游汉中诗的艺术世界与陆游在汉中的现实世界的矛盾与张力。如:有论者认为，现实中的陆游是“一个叹老嗟卑的下层官吏和天才痛苦的混合形象”，而汉中诗中的陆游则“化作昂扬卓砺的军中勇士”，有论者提出，陆放翁射虎南山与事实矛盾抵牾，“如果把陆游的打虎诗单纯视为诗人自己在南郑生活经历的记录，则会发现有事实模糊甚至矛盾抵牾之处”，而也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军中刺虎实乃其斗志蓬勃人生高潮期生命力的迸发，故而敢想平生所不敢想，敢作平生所不敢为”。这些看法立场各异，视角不同，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拓展了陆游与汉中关系研究的思维空间，给后继者以巨大的启发。

本文取文化地理学的立场，从因作家流动而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之间互动的视角，把陆游有关汉中的诗歌作为观测点，来探讨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地理与地域文化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化地理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因为一定文化是经过历史积淀而在特定的地域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地域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观念意识、组织方式和器物载体的综合体，胡兆量先生将它们命名为“意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所以，文化地理是一个学科专用的概念，而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具体存在形态的概念。

陆游作为出生在山阴(今绍兴)的一个鲜活的诗人，其成长过程中，受到绍兴地域文化影响;在汉中身着戎装的军旅生活，无疑也同样受到汉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并改变了他创作的风格。通过陆游和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拓展陆游研究的空间，丰富陆游研究，同时，还能够透过陆游创作的变化，管窥两种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化地域文化研究。其基本假设是:作家的成长和创作的变化，既受制于地域文化，又反作用于地域文化，从而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互动。

二、陆游与越文化

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信鬼神，好淫祀”“皆好勇”等为特征，这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宁绍平原尚是一片浅海，直至大禹治水功成之日，仍是茫茫沼泽，土地盐渍，“越之水，浊重而洎”。山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土地分散，溪短流急，难以为用，于是大禹“教民鸟田，一盛一衰”，亦即教人们种植水稻，种一季荒一季，聊以谋生。到了越王无余之时，虽有种植水稻之便利，但仍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民居亦极其简朴，“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勤奋之精神由此而内化形成。不仅如此，在诸侯割据的扩张与争斗中，越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这就是在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终于灭掉仇敌吴国，迁都山东半岛的琅琊，而成为能够与北方诸侯并列称雄的大国。复仇之精神在历史中逐步积淀下来。

秦汉为各民族大融合之际，中央政府强制移民，建立相互制约的政区，设立闽中郡，逐步地使越文化融合在北方汉文化之中。嗣后，绍兴在历代皇朝替代中，常常发生政区的变动，均体现了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智慧。北方孔孟基于血缘的人伦理性文化、老子基于“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政治哲学和庄子基于心灵自由摆脱束缚的精神文化，也伴随着民族融合而渗入浙东一带。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不过，前文所述的越文化的内在精神则依然作为“集体记忆”而在浙东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呈现出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其载体则是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制度文化在精神文化形成中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制度文化是人与人交往中组织方式的凝结，具体表现为成长的制度，如风俗和礼俗，规定的制度，如法律和法规，还有各种团体组织，如血缘团体、地域团体、职业团体、阶级团体等等的规则。

对于陆游来说，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首先与其家族有关系。据陆游《家世旧闻》记载，为陆氏家族立下规则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陆佃(陆游爷爷)，一个是陆轸(陆佃的爷爷)。陆轸学仙修道，自号朝隐子，“辟榖几二十年，然亦时饮，或食少山果。醉后，插花帽上”。其性情耿直，在出任集贤校理这一职务时，曾因公务朝见宋仁祖，“虽在上前，不少改越音”，顺势就谈起了国家治理问题，并“举笏指御榻”说:“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这种超凡脱俗的雄健之气度，给陆氏晚辈留下很深的影响。陆佃官至尚书左丞，卒赠太师楚国公，陆游心目中的爷爷“性俭约，尤不喜欢酒。每与弟子諸生语至夜分，不过啜绿豆粉山药汤一杯，或进桃奴丸一服而已”，而且“盖公虽恬于仕进，而志则常在生民如此”，是一个简朴、勤学、忠君、守礼、关注民生的人，尤其精通古籍，擅长训诂治学，著有《埤雅》和《尔雅新义》。陆佃崇尚做人的包容和韧性，推崇王辅嗣解《易》中“刚而又方，柔而又圆，求安难矣”的心得，认为是“天下至论”。

陆游之父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金兵南侵前后被免职回乡，躲过战争劫难。陆宰对金人南侵充满复仇之心，常与朋友们表达“国恨”，情感之激越使得陆游幼小心灵受到触动。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他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痛哭流涕，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朝”。陆宰喜欢搜集各类书籍，与诸葛行仁、石公弼被称作“宋时越中三大藏书家”，在绍兴十三年( 1143年)即应朝廷之诏，献书13000册。陆宰藏书不仅使得陆游有了广泛涉猎的机会，通过阅读能够开拓视野，杂取众长，而且藏书行为之坚韧执着，也塑造着陆游的文化人格。

陆氏家族经历岁月积淀而成的“耿直雄健”(陆轸)，“勤奋包容”(陆佃)，“激越执着”(陆宰)，实际上，也成了绍兴地域文化精神的载体，给陆游以巨大影响。陆游后来在《观大散关图有感》中，明确地讲到自己青年时代就有了一种雄健激越的志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尤臞儒。”

其次，绍兴地域的礼仪习俗作为成长的制度文化，也同样熏陶着陆游的心灵。据《绍兴县志》记载，绍兴的礼仪习俗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祭神也祭祖，而且祭祀神祇是公祭，“越王既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不仅隆重热烈超过家祭，后来还与商业结合形成了节会，如观音殿的“香市”和“迎神赛会”。节会中的“五猖会”曾是绍兴府八县中规模最大名气最大的赛会。二是礼仪务实而灵活，不像北方那样僵硬而死板。《越俗婚嫁竹枝词》很形象生动地进行了描述:“色色般般打听完，门当户对两相欢。男家中意女家肯，却许新人偷伴看。”聘礼视家境可多可少，陪嫁视贫富亦可丰可简。丈夫去世，有“补房”“转房”之俗，而家贫亦有“典妻”之习。丧事礼仪也视亲疏和贫富，区别操办，富家逢七必做，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结束，而贫家亦可简化，并由儿子和出嫁了的女儿分担来做。腊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的“祝福”祭祖祀神，可以隆重，可以俭朴，“穷有穷办法，腌菜请菩萨”。三是相信阴阳两界的存在，“信鬼重祀”。七月半要“放湖灯”，演目连戏以娱鬼神。这种习俗的浸润，使陆游在精神上不大受僵硬死板的人伦教条束缚，多了一些灵动的因素。例如，陆游在山阴家乡过年时就特别欣赏那些率性而为的行为举止:“东风入律寒犹剧，多稼占祥雪预成。郁垒自书夸腕力，屠苏不至叹人情。呼卢院落哗新岁，卖困儿童起五更。白发满头能且健，剩随邻曲乐升平。”

三、陆游与汉中文化

汉中位居汉水中上游的秦巴腹地，汉中的汉水文化与绍兴的越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西乡县李家村文化遗址和南郑县龙岗寺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在史前时期，汉中文化是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融合。在三代时期，褒国部族就居于汉江上游谷地。夏代汉中属古梁州，殷商时期属巴方，褒人服从周室最早，他们与巴蜀等南国(周人把秦岭以南的各部族称作“南国”)众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师，并很早就有婚姻关系，如褒姒嫁周幽王。

农耕文明时期，这里既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又是政治交锋、军事争夺、文化交流的结合部。随着交流的扩大，人们开凿了贯通南北的七条栈道，利用汉江又形成了连接东西的水道，为人们提供了迁徙、流动、群体重组的可能与便利，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使汉中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初步具有开放、兼容、多样的潜质。人口迁徙和群体重组，使得汉中的文化变得有声有色，并留下了许多鲜活的传奇故事，如“刘邦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黄忠定军山刀劈夏侯渊”，“诸葛亮黄沙造木牛流马”，“马岱虎头桥头斩魏延”，等等。人口迁徙和群体重组，繁荣了汉中的经济，如在宋代，因茶马互市一项，汉中的商贸地位就并列于开封、成都等城市。《宋史》曰“汉中买茶，熙河易马”。人口迁徙和群体重组，形成了汉中所独特的风俗礼仪，《汉中府志》称:“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正如《宁强州志》所言:“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秦风、楚韵、巴俗、羌习融为一体，在主体际关系中形成了互相认同的大致的趋势:自在、随意、松散的习俗约束。人口迁徙和群体重组，也同样形成了汉中所独特的意识文化，在统治者强制推行的人伦教化，中还流动着顺应自然，重视生命质量，追求安逸、稳定社会生活的暗流，而道教因张鲁的竭力推行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陆游到南郑(今汉中市)后，明显地接触到一种迥然不同于绍兴越文化的地域文化。

陆游在南郑写有从军诗百余篇，但据傅璇琮和孔凡礼先生考证，“这百余篇诗受到王炎政治悲剧的牵累，失传了，现存陆游在南郑所作之诗只有十二首，而且没有一篇是写军旅生活的”。现就能看到的诗作，我们来分析其对汉中文化的感受。

陆游抵达南郑以后直接写汉中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主要有《山南行》和《南郑马上作》。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踘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

南郑春残信马行，通都气象尚峥嵘。迷空游絮凭陵去，曳线飞鸢跋扈呜。落日断云唐阙废(德宗诏山南比两京)。淡烟芳草汉坛平(近郊有韩信拜大将坛)。犹嫌未豁胸中气，目断南山天际横(城中望见长安南山)。——《南郑马上作》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给陆游具有文化冲击力的汉水文化主要是:麦陇桑树、蜿蜒大路、山间栈道、拜将坛、丞相祠(物质文化层面)，秋千、蹴踘、飞鸢等民间习俗和忙碌的转运物资的人群(组织方式层面亦即制度文化层面)，感受到自汉王用兵汉中以来，汉中一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当下也应该以此地理之便利作为抗金基地，从而发出“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的感慨。

除此而外，还有陆游与王炎幕府同人唱和的诗作，如与高子长唱和的《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与张绩(字季长)一起游龙洞所写《次韵张季长题龙洞》，为周颉(字元吉)的居室作《周元吉蟠室诗》和送别刘三戒(字戒之)作《送刘戒之东归》等。这些诗歌其主要目的是与同人唱和，汉中的风土人情只是起到一个话题的作用，但由此依然可以窥见陆游对汉中文化的感受。一是对汉中奠定汉王朝基业的历史文化认同:“我昔谒紫皇，翳凤骖虬龙。俯不见尘世，浩浩万里空。谪堕尚远游，忽到汉始封。西望接蜀道，北顾连秦中。壮哉形胜区，有此蜿蜒宫，雷霆自鼞鞳，环玦亦璁珑。石屋如建章，万户交相通。来者各有得，尽取知无从。凭高三叹息，自古几英雄?老我文字衰，挥毫看诸公。”(《次韵张季长题龙洞》)。二是对汉中多元文化形态的认同:“天下有广居，非阿房建章，宾饯日及月，阖辟阴与阳。山川坦然平，何者为藩墙，孔公暨瞿聃，同坐此道场。哀哉世日隘，肝胆分界疆，蹙缩战蜗角，崎岖走羊肠。周先早得道，所证非复常。小室古城隅，宛如野僧房，能容人天众，杂沓来烧香，三万二千人，各据狮子床。”(《周元吉蟠室诗》)

陆游在汉中幕府期间出过一次公差去阆中，返回途中行至嘉川铺得到了令其急归的檄文。由于其顶头上司王炎被调任，宣抚司解散，陆游改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于是结束了汉中生活，再经利州赴成都。从陆游《壬辰十月十三日自阆中还兴元游三泉龙门，十一月二日自兴元适成都，复携儿曹往游赋诗》的诗题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陆游离开南郑的时间是十一月二日，距他三月初到达这里，恰好是八个月。据《陆游年谱》，从乾道八年( 1172)离开汉中，到淳熙五年( 1178)被宋孝宗召回，陆游先后在蜀州、嘉州、荣州任职，在范成大出镇四川后，又受命回到成都任职，历时六年。

这期间，汉中的生活成为陆游的新鲜记忆。其诗作主要有:作于嘉州的《十月九日与客饮，忽记去年此时自锦屏归山南道中小猎，今又将去此矣》，作于蜀州的《蒸暑思梁州述怀》，作于成都的《春感》《夜读唐诸人诗多赋烽火者，因记在山南时，登城观塞上传烽，追赋一首》。汉中地域文化给其留下的记忆，一是生态良好，环境宽松，如“初游汉中亦未觉，一饮尚可倾千锺。叉鱼狼藉漾水浊，猎虎蹴蹋南山空。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华堂却来弄笔砚，新诗醉草夸坐中”，水中鱼、山中虎，给人以施展本领的对象，踢球、饮酒、吟诗，给人以自由的空间。二是历史悠久深远，用人不拘一格，如“去年纵猎韩坛侧，玉鞭自探南山雪”，韩信的拜将坛是难以磨灭的文化符号。

陆游在汉中八个月的生活，亲身感受了汉中独特的地域文化，应该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现存的诗歌中，只是冰山的一角，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感受不时被唤醒，尤其是东归后的陆游，在身处南宋偏安一隅的环境中而追忆汉中的逝水年华。此时的追忆就具有了两种地域文化互动的要素了。

四、汉中地域文化与绍兴地域文化的互动

汉中地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游官场的作为和“以诗会友”的行为，影响了绍兴地域文化，具有显在性、社会性和冲突性的特点。

首先，汉中开汉业的历史积淀，激活了陆游心中的恢复中原的志向。陆游东归后，起先并未受到重用。宋孝宗也只是欣赏他的文才，只给他一个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职务，执掌的是地方经济和行政方面的事务，后来又改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常驻江西抚州(今江西临川)。此种差事与他在汉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汉中开汉业的统一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去甚远，因此不断地在诗歌中表达他对汉中文化的眷恋。他在改任的路上，到了铅山，夜宿鹅湖寺，就写了《鹅湖夜坐抒怀》，表达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的情怀:“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官虽备幕府，气实先颜行。拥马涉沮水，飞鹰上中梁，劲酒举数斗，壮士不能当。马鞍挂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剑切大肉，哆然如饿狼。时时登高望，指顾无咸阳。”陆游的好友姜特立就很欣赏他的这种诗作，言其诗歌“此翁笔力回万牛，淡中有味枯中膏，有时奇险不可迫，剑门石角钱塘涛”，诗尾则不无忧虑地讲“请君去直剑锋机，归来听我禾山鼓”。

其次，汉中文化中那种自在、随意、松散的习俗约束的宽容性，使得陆游个性得到舒展，形成了疏放性情。他东归后就与当地的同僚发生了冲突，以至于不断受到指责，遭遇弹劾。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九载:“(淳熙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提举淮南路常平茶盐公事陆游罢新任，以臣僚论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屡遭物议故也。”后来受宋孝宗厚爱，回到京城任职，但又遭谏议大夫何澹的弹劾，“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端友凡所历任，略无善状;镒轻薄浮躁，专以口吻劫持为事，故有是命”。而陆游则对此不加认同。他在《西村醉归》诗中称:“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酒宁剩欠寻常债，剑不虚施细碎仇。歧路凋零白羽箭，风霜破敝黑貂裘。阳狂自是英豪事，村市归来醉跨牛。”还写下《新春感事八首终篇因以自解》，回味当时汉中民众生活的逍遥与自在:“梁州陌上女成群，铜绿春衫罨画裙。相唤游家园里去，秋千高挂欲侵云。”他的好友韩元吉也回赠道:“一别未十日，举头杨柳黄。蜂来知酒美，梅度觉船香”，“借我安茅屋，容君共酒樽”。朱熹一语中的地说:“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其着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盖爱之者无罪，而害之者自为病耳!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

再次，汉中文化中崇尚自然的情怀，也同样影响了陆游的日常生活情调。在遭遇弹劾，回乡待诏期间，陆游陶醉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享受着松声、泉声、清风、明月，表达自己真挚的倾慕之情。他一方面通过《得季长书追怀南郑幕府慨然有作》，追忆着汉中的山水风光，想通过这种风光描写，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从戎昔在山南日，强半春光醉里销。绿树啼莺窥帽影，画桥飞絮逐鞭梢。花经小雨开差晚，笙怯余寒涩未调。惆怅流年又如许，羁魂欲仗楚词招。”另一方面，通过《长相思》，表达自己享受自然的惬意:“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尊谁与同?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面苍然，鬓皓然，满腹诗书不值钱。官闲常昼眠。画凌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知心惟杜鹃。暮山青，暮霞明，梦笔桥头船子横。萍风吹酒醒。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较程。莼丝初可烹。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常与陆游交游的周必大，对陆游很了解，他在《与陆务观书》中说道:“《剑南诗稿》，连日快读，其高处不减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犹伯仲岑参、刘禹锡，何真积顿悟，一致此也。……某往时乐闻蜀中山川文物之胜，今读兄前后佳作，极道其风景华丽，至眷眷梦寐间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看来，陆游的汉中生活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陆游在汉中仅仅生活了八个月，他所带来的绍兴地域文化通过自己的行动，只能影响接触到他的那些同僚和军士，这从陆游回忆汉中生活的诗歌中，我们能约略地窥视到诗人那种激情:“柳阴夜卧千驷马，沙上露宿连营兵。胡笳吹堕漾水月，烽燧传到山南城。最思出甲戍秦陇，戈戟彻夜相摩声”(《蒸暑思梁州述怀》) ;“南人孰未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户”(《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诗时且五鼓矣》)。其主要影响路径是将绍兴地域文化中那种“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的精神文化渗透在诗词中，并通过影响文化精英来影响汉中地域文化的，具有滞后性、缓慢性、持续性的浸润特点。

陆游在汉中所写的诗歌洋溢着恢复中原的热情，抒发着抗金的慷慨之志，这从精神层面激活了汉中文化中，由历史人物带入的不断进取的阳刚之气。汉中本来也存在着那种勇戆的氐羌之风和勇武的楚人之气。只是随着人口迁徙和群体重组，逐步地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被消解，也为北方渗入的人伦理性文化所遮蔽。陆游通过诗歌创作，给历代汉中人带来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冲击，也激励着不同时代的汉中人关心国家大事，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993年，在汉中市南郑县举行的陆游纪念馆落成仪式上，许多学者和各界人士都抒怀表达对陆游诗歌的感受。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即席赋诗“诗情将略两无伦，四十从戎天汉滨。挟电奔雷歌出塞，横戈跃马誓亡秦。难酬壮志终生恨，喜绘新图万里春。今日南湖拜遗像，骚坛谁唱最强音”，表达了他对陆游诗歌的领会。值得注意的是，霍先生还对“横戈跃马誓亡秦”作了注解，讲此句来自于陆游《金错刀行》结句:“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时任解放军红叶诗社秘书长的杨欣，也抒怀谈到“幽谷峻峰存浩气，良田沃野起新风”，由此可见，陆游诗歌给汉中乃至陕西文化精英的强力影响。

只是这种精神影响具有个体性，隐秘而复杂，不深入地搜集个案日记或面对面地深入访谈，难以获取，而且还受时间和经费所限。但从当下汉中可见到的相关文化标志，如陆游纪念馆、陆游雕像，由政府人士出面组建具有半官方性质的陆游研究会，联络汉中的有识之士开展陆游研究，结集出版陆游与汉中的诗词选注，当地的陕西理工学院把陆游与汉中关系的研究纳入硕士研究生的选题等等活动，足可以感受到，汉中的文化人想把陆游的这种阳刚之气发扬光大的意图!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8月第30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