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南郑期间诗歌创作风格变迁及其诗学意义

陆游南郑期间诗歌创作风格变迁及其诗学意义^[1]

王　伟

陆游作为宋代最为多产的诗人，在八十余年间为后世留下九千余首诗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观，亦因此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然就现有成果而言，学界研究多集中于陆游诗歌的思想内容尤其是爱国精神方面，而较少对陆游南郑(今汉中)时期的诗歌创作与观点加以研究。事实上，旅居南郑时期是陆游诗歌创作的转折点。此间，他的诗风、诗歌思想和诗学观均有重要转变，并对他此后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鉴于此，本文从诗风转变与诗歌思想新变两方面，来论述陆游旅居南郑期间诗歌创作的意义。

一

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曰:“放翁诗凡三变……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道出陆游从戎巴蜀间，其诗风发生了转变。陆游六十八岁时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写道:“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花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我在，剪裁妙处非刀尺。”诗中他将此前的诗歌创作加以否定，并指出正是南郑期间“酣宴军中”“打球筑场”“阅马列厩”“花灯纵博”的现实生活环境，才使他的诗境发生了变化，获得“诗家三昧”，进而形成宏肆雄健的独特风格。具体而言，其风格转变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诗歌题材更为广阔。

陆游入川前，热衷并投身政治，以文章诗歌为“小道”，“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一腔爱国热情尽现于政论，在诗歌创作方面主要追随江西诗派。至南郑前，陆游诗歌中“言征伐恢复事”的作品很少。据统计，陆游在赴任夔州之前的二十多年里，诗歌创作总数不足两百首，其中多为咏物记游、赠答唱和之作。而当诗人到达南郑后，铁马秋风、豪纵奔放的军旅生活使其胸襟为之一开，壮丽的山川形势、淳朴的风土人情、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等，使他感到“从军乐事世间无”。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陆游旅居南郑时期的诗歌题材较为多样，包括抒怀、送别、登临、吊古、饮酒、行役、咏物等。从时间上看，有在南郑作的，如《南郑马上作》《归次汉中境上》等;也有离开南郑后的追忆之作，如《观大散关图有感》《追忆征西幕中旧事》等。其中追怀从军生活，抒发报国之志，表达壮志难酬等主题的诗歌占多数。这些诗篇充满着战斗气息和对山川人物的细腻感情，如回顾从军生活的“朝陪策画清油里，暮醉笙歌锦幄中”;寄托抗金希望的“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谴责投降派的“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等，均从不同角度抒发了作者的理想和情感。

其次，语言上独立成家。

陆游在南郑的诗作明确提出了作诗是“工夫深处却平夷”，开元好问《论诗绝句》“豪华落尽见真淳”之先声。其诗歌语言已然具有了自然、明白如话的境界，如:“此身合是诗人未”，寥寥数字就形象地展示了诗人痛苦复杂的内心;“如此江山坐付人”则寄托了诗人胸中沉痛的感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中用“通古今”来赞颂《出师表》之为后世所传颂，用“挑灯”这个动态形象地展示“细看”之时一面拨弄灯烛，一面展卷摸索的神态。语言看似平实而不失俊巧。

最后，风格沉郁悲壮兼雄健宏大。

陆游在《示子通》中自我评价道:“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陆游经历了南郑铁马秋风、豪纵奔放的军旅生活，胸怀为之一开。无论是在南郑还是盘桓蜀中，陆游均将许多富有生活实感的爱国激情倾注于诗中。正如王复礼陆游南郑期间诗歌创作风格变迁及其诗学意义在《放翁诗选序》中所说:“至于放翁诗宗李杜，为宋人之冠，非予私言也，放翁固自言之，诸公亦尝许之矣。”所言极是。如《山南行》中，诗人以高亢激越的笔调，抒发了他到南郑后对前线形势的激赏和对投身军幕的兴奋，气势恢宏。陆游中年从军入蜀，眼界开阔，豪气陡生，此诗可以看作是他的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后来《南郑马上作》《归次汉中境上》《九月十六日》《观长安城图》等，亦都写得雄健宏大，沉郁悲壮的诗风也更加成熟。

陆游虽有远大的报国志向，但由于受制于社会，理想多无法实现，于是诗中虽然境界开阔、气势宏伟、热情奔放，但是雄豪壮阔中又含有沉郁悲凉之气。陆游在乾道九年( 1173)在嘉州所写的一首诗:“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欲吐辄复吞，颇畏惊儿童。乾坤大如许，无处著此翁。何当呼青鸾，更驾万里风。”(《醉歌》)诗气魄宏大，风格极似李白，表达出他“无处著身”的悲愤、孤独。

二

陆游八十四岁时，在《示子通》中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通过回顾创作道路和总结创作经验，陆游提出了“功夫在诗外”的诗学论题。

文学须以真情实感来感动人，而这首先要求诗人自己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能够把自己的切身遭遇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感激悲伤，忧时阂己，托情寓物”，方能使自己的作品让人读后“太息流涕”。陆游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功夫在诗外”，而不是在诗内。这就是说，诗人要写出好诗，不能只在写作技巧，如遣词造句、设章布局、节奏韵律等方面下工夫，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诗人自己的品德修养，要有高尚的情操，“悲愤积于中而无言”，满怀“愤世疾邪之气”，这才是作诗的根本。

然何谓“功夫在诗外”呢?历来说法不一。一般遵从已故罗根泽先生的见解，即“诗外功夫就是道德学问”。陆游在南郑一带的从戎征战，“酣宴军中”“打球筑场”“阅马列厩”“花灯纵博”等充满活力的现实生活，给他的诗提供了广阔天地，使他能左右逢源，从而进入不能自已的状态。创作实践使他体会到诗歌的正路，并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诗家三昧”。同时，也认识到江西诗派在故纸堆里，无论怎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也还是“从人乞”，是一条死胡同。诗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应当有所创新的。诗歌创作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诗人要投身于广阔的客观世界中，对现实生活进行体验，在现实生活中取得诗材，诗歌创作才会有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只有生活积累雄厚了，占有充分的“诗材”，有“江山”之助，挥起笔来，才会觉得得心应手，感到“村村有画本，处处皆诗材”，“造物陈语信奇绝，匆匆摹写不能工”，“造物有意娱人眼，供与诗材次第新”，“酒钱自昔从人乞，诗思出门何处无?”这说明诗歌的妙处正在现实的“山程水路”和“江山之助”中。陆游勉励自己要积极在生活中摄取养料，积累创作素材，“人生需广大，勿作井中蛙”。并且，陆游在教导其子陆子通时，也告诫他，不要只在书本中学古人，要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去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善言铭座要躬行”，“字字微言要力行”，并深有体会地说:“尔来书外有功夫。”诗人应多同现实生活接触，才会有无限诗材，否则，只是闭门觅句，终究是空无所有，这是陆游从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此外，他又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一技均道妙，桃心讴能当。”“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由此可见，读书、识物、穷理等，也属于他所说的“功夫在诗外”的范围。

总之，“功夫在诗外”是陆游在南郑时期提出的一个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命题，揭示出诗歌创作的源泉是现实生活。它对陆游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对中国文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陆游的“功夫在诗外”在中国诗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功夫在诗外”正确解决了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这一特征的最早理论概括是“诗言志”说，刘勰《文心雕龙》中提出“感物吟志”说，对“诗言志”中的“志”的来源有充分的说明，“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心情。情以物兴，故意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人享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可知刘勰的“感物”之“物”，多是自然之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歌诗合为事而著”的主张。白居易所说的“事”，多指生活中有关“生民病”之类的重大事件，诗通过描写这类事件而发挥一定的政治功能。而陆游的“诗外”“功夫”既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大的社会事件，如苏武、李陵、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遭遇及他本人的军旅生活，又包括江山景色等自然风光。钱锺书对陆游的“功夫在诗外”有一段准确的论述:“要作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走出书本字里行间，跳出蠢鱼蛀孔那种陷人坑。……人绝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离和阅历中，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

在陆游看来，诗人面对山水景色、生活事件进行观察感受而产生审美情感，才是诗歌创作的正确途径。因此，陆游“功夫在诗外”的诗论，真正解决了传统诗论中关于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之关系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

其次，陆游“功夫在诗外”的诗论观点是对江西诗派的有力反动。

江西诗派主张诗歌创作乞灵于古人和书本，忽视了社会生活，颠倒了诗歌创作的“源”“流”关系，从而使诗歌内容干瘪苍白，忽视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因此，南宋众诗论家如张戒、姜夔、严羽等多对其加以批评。张戒《岁寒堂诗话》:“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诗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严羽《沧浪诗话》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

陆游针对江西诗派脱离生活的弊端加以批判，并对其追求“字字有出处”的倾向加以否定，“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是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而对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诸做法，陆游亦加以指责:“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漏献世不知。”可见，陆游反对形式主义的技巧，主张诗人应在思想素养上下工夫，已经涉及到了内容决定形式的问题。故，与张戒、姜夔、严羽等人相比，陆游对江西诗派的批判显得更彻底。

最后，陆游“功夫在诗外”，对宋代诗论也具有一种纠偏拨正的作用。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诗话有了长足的发展。张少康指出:“在两宋所存的上百种诗话中，南宋诗话占有十之六七。”从理论批评的内容上看，南宋诗歌理论，除了继承北宋和较多地论述江西诗派之外，受吕本中“活法”的影响，以禅喻诗、注重诗歌意境创造的论述大大增多了。南宋诗话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有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话》、严羽《沧浪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范希文《对床夜语》等，但都未能击中要害。陆游“功夫在诗外”这一观点主张诗歌与现实密切相关，它指出诗歌来源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取材，生动地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引导社会审美方向的载体。他把现实生活题材引入诗家的创作和理论中，并把自身的生活实践和实际的社会政治相结合，从而与当时文学观念中文学对社会的疏远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游疾呼诗人要投入生活，要在现实生活中撷取诗材，强调诗歌创作对现实生活的依赖，这不仅仅是对江西诗派的批判，而且也是对那些不重视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诗歌理论家的批判。这对整个宋代诗歌与诗论来说，具有一种纠偏拨正的作用。

结　语

旅居南郑时期既是陆游诗歌创作走向成熟和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诗风转变的关键时期。此间，陆游诗风渐由学习江西诗派之“绘藻”转向“宏肆”，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并形成了“功夫在诗外”这一著名的诗歌理论，进而对宋诗，创作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该文原载《诗文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