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结构和内容

地方志的结构和内容_中国地方志精读

三、地方志的结构和内容

方志主要是一定地区范围的综合记述，其结构包罗面广，内容丰富。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地质、地貌、土壤、气候、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资源、财赋、户口、军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均为记载对象，可以说当地古今重要的人、事、物都有记述。

具体而言，方志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天象

流星、陨石、日食、月食、极光等天象在很多方志中有记载。我国天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方志于天文现象多有载记，内容也相当丰富。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所编《中国天文资料汇编》、《中国古天象记录总表》，即根据现存八千余种方志中的天文资料编写。又如清乾隆《武乡县志》，记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极光现象：“红光见，自戌至子照耀经天，观者无不惊怖。”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极光，记载于同治湖北《竹溪县志》：“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2．地理

地理是方志的主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的方志，都重视对一地地理环境、地理现象的记载。大凡本地的建置沿革、疆域、位置、四至八到、城池、山川、河流、湖泊、海道、关隘、险要、市镇、坊巷等无不涉及。如明韩浚《嘉定县志》记有县境图、建置、里至、形胜、乡镇、山冈等。又如乾隆《黔滇识略》生动描述了贵州、云南两省的四十二个岩洞的位置、名称由来，以及洞内顶部倒挂的石钟乳，底部耸立的石柱、石笋等。山西万历《潞安府志》载“山川原隰异，而气候早晚因之，是故物产异宜也，作息异弃也。……上党山高，惟夏令不爽，冬令常侵入春秋之事，甚有入秋即霜，盛夏而雹者。试凭太行观之，中州之绿野铺茵，山中之黄芽始甲。迨夫千岩叶落，而山趾之树梢尚青。其气候之相悬盖如此，是以麦惟一熟，亦惟黍稷为宜”，揭示了地形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

3．政治

政治是各地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对此均有详细的记述。清以前地方志，政治方面内容较为分散，散记于“皇言”、“官署”、“职官”等门类之中。民国地方志的记载渐成系统，设立了“政治”、“吏治”、“党务”、“警务”等专门篇章。如明嘉靖《宁夏新志·太监宅重修碑记》载：“太祖高皇帝注意边服，既简勋贤之臣以总戎务，而又分封亲藩监之，盖欲以同姓而制异姓，涉虑远矣！我太宗皇帝虑亲藩弊于尾大，始解兵柄，更出中禁近侍之臣，托以心腹之寄，镇守其地，盖又欲以异姓而制同姓，其为计也益远益密，善美尽矣！”该志《按察司题名记》又载云：“诸宗日益，飨食无穷，尚不自安，游方分外；稍有未充，形诸音响，介胄纷纭，骄夸冥昧。一有所莅，假藉营谋，干典如从，恬不知忌。”这段文字既反映了明朝如何利用藩封宗室、派遣太监控制地方，又揭露了宗室权贵的骄横行径。又如民国《宝山县续志》设有职官、警务志，其记辛亥革命云：“八月十九日，武汉举义，大局震动。九月十三日，上海商团巡警攻克制造局。十四日，吴淞巡警与盐捕营兵五十人入宝山县署，拘县令，搜解藏银。驻淞济军标统同时反正，邑城由民军队长驻守。十七日，绅士钱淦被公推为民政长，吴淞军政分府随之成立。”

4．经济

旧方志对经济内容一般都记述简单，但于一地的赋役、户口、物产以及重要的经济发展变化还是有较详尽的反映，近代方志尤其如此。如隆庆《临江府志》有匠人统计数，涉及匠人名称数十种。嘉靖《宁夏新志》既记述明初招集流民实边屯田，又载录边镇手工业。当时宁夏总镇的“杂造局”有劳动者二十四名，专门生产弓、盔、刀、枪等武器装备。清康熙《新城县志》记明中期物价。乾隆《丰润县志》记当地绠酒、燕酒、奇石、黄白草、煤、麦笠、高粱粥、桃花碱、丰胰等特产。嘉庆《长山县志》载述周村手工业、商业的繁荣状况。《岩镇志草》详记了徽商的经营活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记清乾隆时云南铜产量，仅东川铜厂年产约五六百万斤。《续修博山县志》载当地盛产煤、铁、硫磺等。宣统《抚顺县志略》也有石油的记载。乾隆《罗江县志》详载农业生产技术，如何锄地、耕地、施肥，并强调务农不能违农时，指出“凡事皆当因时，而农尤甚。凡浸种清明节，播种宜趁谷雨节，插秧宜趁芒种节前后五日或十日”。又说：“五六月阳和之气所收必丰，稍迟则山雾熏蒸秋凉冷，五谷多不结实。”民国《新昌县志》分蚕、桑、烟、茶、术、矿六篇，记农事调查。宣统《南海县志·陈启沅传》记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称陈启沅于“咸丰……岁甲寅至南洋，遍游名埠，考求机器之学。壬申岁返粤，在简村乡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5．军事

方志于军事记载一般偏于武备、镇戍、营堡、兵额、岁饷等内容。明清以来因战事频仍，志书日益重视对重大战役、兵事的记载，设立兵事、贼乱等门类予以记述，同时还产生了以记军事内容为主的边关志、卫所志等志书。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战事，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有关农民战争、反抗外敌入侵的资料尤为具体翔实。如宋代方腊起义，在明万历《新昌县志》、嘉靖《温州府志》以及浙江、江西、安徽等各地方志中都能查到。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在乾隆《成县志》、《宝鸡县志》等河南、陕西方志中也有详细记载。太平天国起义史料，在民国《桂平县志》、光绪《湖南通志》、《湘阴县志》等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方志中屡见不鲜。杨奕清、唐增烈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一书，即利用湖南一百余种方志编成。捻军资料，在光绪《永城县志》、民国《涡阳县志》等志书中有记载。民国《营口县志》记义和团运动的口号和活动经过，以及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清初《江都县志》以约三千字篇幅详细载述了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年）督师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军的经过。嘉庆《松江府志》、乾隆《华亭志》、光绪《嘉定县志》、正德《金山卫志》等沿海志书，都用较多笔墨记载了明朝抗倭战争。鸦片战争资料，为同治《南海县志》、《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广州府志》等所记载。光绪《松江府续志》记英军入侵上海和陈化成抗英战死的过程。此外，民国《广元县志稿》还记载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有徐向前、王树声、陈昌浩等事迹，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

6．教育

我国古代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教育机构有府学、县学、州学以及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精舍等。近代传入西方办学制度，有学堂、教会学校、幼儿园、中学、大学等。宋元以来的地方志书，大多设有选举、学校、书院、社学、教育等门类，加以记载。如嘉靖《池州府志》记儒学、阴阳学、齐山书院、李白书堂、社学和学田等。乾隆《颍州府志》记载了宋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任颍州知州，在西湖之南建西湖书院。这是安徽省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刘爽《吉林新志·教育》载中国教育史鸟瞰、吉林教育史略、教育现状。又如民国《上海县志》载记上海第一所聋哑学校——圣母院聋哑学校，第一所盲童学校——上海盲童学校。民国《上海县续志》载记上海第一所市立小学——北区小学，第一所幼儿园——幼稚院等。

7．文化艺术

方志对文化艺术相当重视，所占篇幅也相当大，一般都设艺文、文献、文事、文纪、金石等门类，记有著述、书目、金石碑碣、诗文、民间传记、书画等内容。虽然各地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很大，但各地的方志还是立足本地，详细载录。如明崇祯《松江府志》由著名书画家陈继儒编纂，书中详列地方诗文、著作、书画、金石。乾隆《西宁府新志》收录反映当地回民习俗的诗文。乾隆《芜湖县志》收录了明末清初画家、诗人肖云从的《吊邑人周孔来殉节泾县学署》，此诗为《肖汤二老遗诗合编》所不见。乾隆《湘潭县志》中有各种乐器图、乐舞图、舞谱等。明嘉靖《宁夏新志》文苑志两卷，加上各卷夹注，收有诗三百多首、词十三首、文十三篇。《续修昆明县志》、《昆明市志》生动描述了清光绪间筇竹寺塑造的五百罗汉的各种神态。

8．医药卫生

一般方志俱有翔实载录，只不过未作专门描述。如乾隆《登封县志》记中药材何首乌、桔梗、天雄、天门冬等，民国《洛宁县志》记赤芍、三七、贝母、远志、杜仲等，乾隆《南召县志》记茯苓、杜仲、苍术等，宣统《辉南县志》记人参等，民国《南陵县志》记凤丹、贡菊、木瓜、半夏、金银花、蜈蚣等，民国《歙县志》记白术、杜仲、茯苓、半夏、黄精、石斛、贡菊等。又如，广东《嘉应州志》载记断肠草的解毒法，《潮州府志》载记羊（杨）桃的去瘴功用，《东莞县志》载记海松子能调治目泪。咸淳《临安志》写有专门研制药物的机构惠民和剂局。嘉靖《宁夏新志》记张琦等七位“精太素脉”的著名医师和药剂师，他们或“尤精药性”，或“尤善于伤寒”，或“尤妙针法”，或“精小儿科”，或“精外科，善识疮善恶之形”。进入民国后，始有部分志书设立专志，记载医药卫生。如黎锦熙《洛川县志》专设卫生志，记食品营养价值、民众健康状况，即是这方面的创举。

9．科技

我国古代统治者曾经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在正史中甚少涉及。方志虽然非科技著作，但在山川、水利、物产、人物、建置、风土、杂志中，却载有丰富的科技内容，可补正史不足。如弘治《徽州府志》记载了制墨、制砚、造纸技术。乾隆《江南通志》记元至正年间苏州王漆匠造牛皮舟，可分数节，能容二十人，又造折叠式浑天仪。《唐县志》记有万历时火爆采煤法。民国《吴县志》记康熙时苏州人孙云球造千里镜、察微镜。光绪重刊《江宁府志》记王仪贞精星算之学，著有《星象图释》、《象数窥余》两部著作。民国《灵石县志》记载农业技术，如“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间苗法”等。乾隆《醴泉县志》载战国时秦开凿的郑国渠。隆庆《赵州志》记有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石拱桥——隋安济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毕生潜研中国科技史，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即大量征引方志中的科技资料。

10．体育

体育志是当代新方志创设的新门类，在旧方志中很少记载，即使有，也多列入杂志和学校中。民国时，黎锦熙所拟《城固县志》篇目，将体育列入教育志中，并注云：“民众体育，可从昔日拳术之传习叙起，及于近今之国术。”

11．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各异，各地的生活习惯、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明显带有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地方志对各地的民情习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都有详尽的反映。如万历《兴化县志》记有婚嫁、丧礼、序齿、称呼、寿诞、会诞、相见、分资、柬帖等风俗。光绪《曲阳县志》记石工杨、王二氏同业世婚制。道光《兴国县志》记山民内婚制。嘉庆《禹城县志》叙及漯川韩氏村世奉西洋教。同治《宁海县志》记载道教事迹。嘉庆《高要县志》、《兴宁县志》、《增城县志》载有民户生活、风俗习惯。《至顺镇江志》记元代基督教的传播情形。

12．名胜古迹

我国各地有名山大川，以及古建筑、园亭、宅第、民居、寺观、遗址、陵墓、石刻、城邑等，方志对于本地的名胜古迹无不有详细的记载。如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古迹志分屋宅、木石、器物三类，记载了杭州自周至唐的文物古迹。范成大《吴郡志》记有虎丘等著名胜迹。民国时期干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载有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六和塔、澄观台、述古堂、猗园、留余山居、灵隐寺、净慈寺、岳坟、秋瑾女侠墓、涟园、葛荫山庄等胜迹。

13．人物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一地的名人胜事，常常是本地人引以为自豪的。方志记载人物相当多，人物在方志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旧方志所记人物包括职官、名宦、儒林、文苑、乡贤、忠义、孝友、义行、隐逸、流寓、烈女、方伎、仙释等类，主要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乡贤俊杰以及孝子、烈女。如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人物有十一卷，记有严光、孙坚、孙策、孙拯、范平、顾欢、朱谦之、顾彪、褚亮、褚遂良、钱镠、沈括、周邦彦等一百四十五人。干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记有汪大燮、施肇基、黄郛、汪静之、吴士鉴、徐新六等民国人物。

14．少数民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贡献。方志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风俗、历史都有记载。如乾隆《永清县志》记述北街贾姓女真部族与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民国《桂平县志》有瑶族、壮族的详细资料。元李京《云南志略》记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山田薄少，刀耕火种，将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而居”。光绪潮州、潮阳、景宁、贵溪等志，记载了畲民的情况。弘治《广西通志》记广西土司沿革和各少数民族史事。

15．自然灾害

我国领土辽阔，水、旱、地震、虫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这些自然灾害所持续的时间、损失情况、波及面，方志往往都有载记。如乾隆《邵武府志》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光泽、泰宁县干旱，以及建宁地震的情况。嘉靖《宁夏新志》载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春三月地震，“地裂泉涌，出黑沙。岁大饥”。元至大四年（1311年）春三月地裂。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夏六月蝗灾，“禾稼殆尽。是岁大饥，斗米值银二钱。人多掘地黎子充食”。咸丰《嶍峨县志》记康熙三十五年小地震，六十一年“地大震，坏民居”。《全辽志》记有明嘉靖二年（1523年）夏四月风灾，“连日不止，折损禾苗大半”。四年春正月一日大雾，夏五月辽阳地震，秋七月锦州雨雹，冬辽阳、金、复州大雪，“深丈余，人畜冻死”。

然而就某一部志书而言，其内容有详有略，涉及面有广有狭。一般来讲，大体上每一部志书都包括以上所举的大部分内容。如1948年纂修的《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共三十二卷，近二十万言，记载了自1912年至1946年杭州的沿革、区域、气候、晷度、土壤、地质、人口、土地、山水、公署、会所、教育文化、卫生、铁路、公路、航路、电政、邮政、物产、工业、商业、金融、俗尚、宗教、胜迹、人物、经籍、艺文等。除少数民族、自然灾害、体育等未有记述外，其他方面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而其中尤以经济内容最为丰富。

此外，不同的时代，方志载述的详略也有所不同。就总体而言，宋以前的志书，内容较为单薄，涉及面不广，或仅记人物，或仅载地理，或单叙山川地理、神话传说。如郡书专载地方乡贤俊杰，地理书主记风土，都邑簿多载城池、郭邑、仓厩、陵庙，地志、地记专记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宋方志定型，于一地古今人事物无不载述。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方志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明清至民国三部上海县志结构和内容的演进，便是一个缩影，择其要端列于下。

明代弘治《上海县志》。明郭经修，唐锦纂，朱曜校正。弘治十六年（1503年）修，弘治十七年闰四月刻梓。凡八卷，二册。

卷一，疆域志：沿革、里至、分野、风俗、形势、城池。

卷二，山川志：山类、水类、乡保、镇市、坊巷。

卷三，田赋志：贡赋、税额、盐课、户口、土产。

卷四，祠祀志：庙貌、坛　。

卷五，建设志：学校、公署、津梁、堰闸、堂宇。

卷六，古迹志：城垒、第宅、胜致、丘冢。

卷七，宦守志：忠节、惠政、学政、水利、题名。

卷八，人品志：孝行、文学、科贡、节义、规用、流寓。

清代同治《上海县志》。清应宝时修，俞樾等纂。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十六册。

卷首，图说：古上海县全境图、今上海县全境图、上海县南境水道图、上海县北境水道图、上海浦东乡保区团图、上海浦西乡保区团图、上海县城图、上海县城内外街巷图、社稷坛图、新学宫图、武庙图、道署图、上海县署图、参将署图、城隍庙图、古学宫今敬业书院图、蕊珠书院图、龙门书院图、江南制造局图。

卷一，疆域：沿革（附表）、界至、形胜、乡保、镇市、风俗（附岁时、方言、占验）。

卷二，建置：城池、衙署、街巷（附坊表）、仓庾、海关、善堂。

卷三，水道上：海、江、浦、支水、堰闸、塘、桥梁、津渡。

卷四，水道下：历代治绩。

卷五，田赋上：恩蠲、户口、田亩。

卷六，田赋中：赋额。

卷七，田赋下：杂税（附芦课、盐课）、役法、漕运（附海运）、积贮（附义赈）。

卷八，物产。

卷九，学校（附书院、义学）。

卷十，祠祀：秩祀、私祀。

卷十一，兵防（附历代兵事）。

卷十二，职官表上：宋元未设县以前官、元明设县后官、清朝驻县辖官。

卷十三，职官表下：清朝县属各官、教职。

卷十四，名宦。

卷十五，选举表上：科第。

卷十六，选举表中：贡生、武科。

卷十七，选举表下：辟荐、封赠（附封爵）、录荫、例仕。

卷十八至二十一，人物。

卷二十二，艺术。

卷二十三，流寓。

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列女。

卷二十七，艺文。

卷二十八，名迹上：古迹、第宅、园林。

卷二十九，名迹下：冢墓。

卷三十，杂记一：祥异。

卷三十一，杂记二：寺观（附教堂）、僧道。

卷三十二，杂记三：遗事。

卷末，叙录。

民国《上海县志》。民国潘忠甲等修，姚文枏、秦锡田等纂。1935年6月修，1936年铅印本。二十卷，六册。

卷一，疆域、川流、田赋、纪年。

卷二，政治上：官治——行政官、司法官、驻县高级统治者、中央任命驻县官。政治下：民治——县自治、市自治、乡自治、清丈局、公款公产管理处、名迹（古迹、第宅园林、金石、坊表、宗祠、冢墓）。

卷三，财用：负担——地亩（临时税）、货物（货物税、烟酒税）、行为（契税、牙税、官中、屠宰税、广告税、印花税）；款产——备荒款产、教育款产、慈善款产、县款产、市乡款产；捐税——县捐税、市乡捐税、县教育支出、市乡收支、市政厅收支、工巡捐局收支、市乡收入、市乡教育收入、市乡教育支出、市乡其他支出。

卷四，农工：农业建设——农会、农场苗圃；农工——农产、渔牧、工业品。

卷五，商务上：商业建设——商会（商事公断处、公证委员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图书馆、商业补习学校）、县商会（闵行商会、公栈、巴拿马出口协会分会）、交易所。

卷六，商务下：商业团体、金融机关——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中外储蓄会、官银号及银公司、附属事业。

卷七，教育：教育行政——县教育局、教育团体、社会教育。

卷八，教育：宗教、祀典。

卷九，教育：学校上、学校下。

卷十，慈善：慈善团、善堂、医院、救火会。

卷十一，工程：河工、塘工、道路、桥梁、码头、津渡、水电、特别工程。

卷十二，交通：航、轨、邮、电、航空。

卷十三，防卫：军队、警察、地方警察、地方自卫。

卷十四，外交：租界沿革、租界法权。

卷十五，人物。

卷十六，艺术。

卷十七，流寓。

卷十八，列女。

卷十九，名位。

卷二十，人瑞。

由上所列明、清、民国三部上海县志的门类可知：第一，弘治志基本反映明及明以前上海县的各种情况。第二，清同治时离明弘治年间已有二百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独立的古老帝国已受到外部势力的冲击与入侵。同治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编修成的，志中除沿袭弘治志载记的方面外，又增加许多新内容，如舆图中增绘了江南制造局图、龙门书院图、蕊珠书院图、道署图等，疆域中增加了方言，建置中新增海关、慈善事务、江南制造局、税务司，田赋中新载漕运、海运，寺观中附记了董家渡、徐家汇教堂，兵事中记了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第三，民国志编纂距同治志又有六十余年，上海成了中国的经济中心，近代化进程日益加快。民国志于旧志作了较大革新，除继承方志重人物的传统外，大大增加了经济等方面的篇幅。志中所载市、乡、县地方自治、烟酒税、屠宰税、广告税、印花税、财政支出收入、农会、商会、商业学校、图书馆、交易所、银行、信托公司、中外储蓄会、租界、辛亥革命、航空、邮电等，均为前所未有。民国《上海县志》可称近代都市的缩影，反映了上海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¹⁾。

可见，方志的结构和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充实的。

【注释】

(1)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