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农村集市贸易概观
近年来，各地贯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经济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表现之一是农村集市贸易的兴旺，并在促进商品流通、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和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回顾历史，能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在经济工作中，扶持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在这方面，地方志也能给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
明清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各地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各级市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散布在各地农村的贸易集市，作为初级市场，在沟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和促进城乡商品交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日趋分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地农村集市贸易又有新的发展。这在各种地方志中有很多反映。综观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可以发现虽然各地情况存在差异，近代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仍有一些共同之处应引起重视。
首先，这些农村集市贸易的出现，是和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联系在一起的。其物质基础，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多的地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光绪年间，浙江桐乡县濮院镇四乡生产西瓜，每到西瓜采摘时节，当地“瓜市极盛，苏、杭数百里间估客来贩者，瓜时拏舟麕集”(10)。河北丰润县出产用作染料的靛蓝，秋天收获时“客官云集”，集市交易兴旺(11)。清末民初，四川什邡县徐家场集市附近“产菸（烟）甚富，各路菸商麕集，故此场富庶为全县之冠”(12)。浙江吴兴县双林镇，随农产品上市季节的不同，出现各种专门集市，“冬季糙米市，五、六月冬春米市，四月菜子市，六、七月囊饼市”(13)。一些远近闻名的土特产品，成为这些农村集市贸易的主要商品来源之一。同治年间，湖南石门县三峰寨的白皮松，用途甚多，“榨取其实为油，或食、或续灯焉。贩者有行，多萃于桐子溪、磨坊桥、皂角市，及泥沙，及县城”(14)。清末民初，安徽涡阳县药材资源丰富，“产药四十余种，皆在县西北隅，而赵旗屯、义门集一带为最多”，“故义门集又为药草荟萃之所，南北药商络绎不绝”(15)。农民家庭手工业品，也多通过集市贸易进入市场流通。同治年间，湖南黔阳县安江，“居人汲山泉，酿秫安酒以名，其柑、桔、枣、栗之品，实繁味别，亦他邑不能及，故人争趋焉”(16)。光绪初年，江苏江阴县农家编织的土布，“坚致细密……淮、扬各郡商贩麕至，秋庄尤盛”(17)。该县焦垫地方生产蒲包，“蒲包为用不一，邑西焦垫有市，远近往购”(18)。江苏盛泽是丝织品产地，向来“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焉”(19)。江苏《木渎小志》载：“渎镇向有麻布极盛，四乡多织夏布，村妇以绩 为业者，朝市每集虹桥。”(20)民国初年，江苏江都县塘头集市贸易成为当地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集散地，“东南各乡所制竹器及绵绸、土布、葛布，运销里下河者，多于此市易”(21)。河北三河县皇庄一带农村，“女半学织，杼轴之声不绝于耳。一过集期，抱布贸丝者，踵趾相接”，经“布商收买，畅销于古西口外”(22)。
其次，这些农村集市贸易，以互通有无为基本特征，商品流通主要表现为农民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投入市场，换回其他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的原料，其中尤以生活资料为主。如光绪年间，广东化州农村集市，“贸易无他奇，不过鱼、米、盐、畜、布、麻诸物。然乡民散处，日用所需，一皆倚便于墟（当地人称农村集市为墟——引者）”(23)。广东石城县农民，“统远近村庄，于适中处所，定期而会，以求日用饔飨之资”(24)。河北乐亭县农村集市，“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而市布、粟者尤众，粟则来自关外，以资一县之用”(25)。在一些农民家庭手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农村集市贸易还在原料供应方面提供了方便。如光绪初年，浙江石门县农民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颇盛，当地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其需求，于是便通过农村集市贸易，解决了原料来源问题。《石门县志》载：“石邑东西诸乡皆可种棉，迩来纺织者众，本地所产殊不足以应本地之需，商贾从旁郡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清晨入市易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可得布一匹余，田家除农、蚕外，一岁衣食之资赖此最久，燃脂夜作，有通宵不寐者。”(26)这种情况在江、浙地区十分普遍。如江苏吴江县分湖镇附近农村，借助集市贸易的流通渠道，“妇女多治木棉花，俗谓之摇纱，或以贸布为业，或以纺纱资生”(27)。浙江嘉兴府，“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28)。浙江平湖县，“邑帛多于桑，布浮于帛，比户勤纺织，妇女燃脂夜作，成纱布，清晨入市，易棉花以归”，继续下一轮生产(29)。
再次，这些农村集市，除了少数集中在一些县级以下的农村集镇进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和店铺外，多数是定期而聚，无固定街坊和店铺，主要是邻近乡村农民定期聚会，交换生产和生活用品的场所，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一些外地商贩沟通。前者可以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为例：“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输运灵便，百货骈阗，综计大小商铺六七百家，有典当、花行、米行、衣庄、酱园等业，尤以锡箔庄两家为巨擘。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以亭前街、塘西街最为热闹，次则塘东街、横街等。乡民上市，每日三次，物产以棉花、布匹为大宗。”(30)上文提到的浙江双桥镇、江苏盛泽镇，都属这类农村集镇。后者则如江苏阜宁县农村集市：“邑俗，每五日为集期，名曰逢集。有十日三集或四集者，亦有不逢集为常市者。每逢集之日，由辰至午，肆摊栉比，行人水流，是日赶集过此，则人迹渐稀，谓之末集，日中为市，存古风焉。其市之小者，皆农村为之，贾人无大资本，末集以后，仍返其农村生活，远人或经其处，不知为市集也。”(31)其他各省，都有类似情况。同治年间，河北昌黎县农村，“集市皆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者不过绵、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32)。湖南桂阳直隶州，“州属皆有墟市，分日为期，一月九集……无远商旅，买卖尽土物也”(33)。光绪年间，河北乐亭县农村，“市集皆有定期，遇期远近毕聚，日夕而散”(34)。湖南兴宁县，“四乡贸易之处，统名曰墟，每墟各有定期，或一、四、七日，二、五、八日，三、六、九日不等。至期晨后，千百群集，携货交易，架篷垒灶，市酒肴，纷纷攘攘，逾午而散”(35)。20世纪以后，这种情况依然可见。二三十年代，四川北川县，“城乡场市，除片口每日赶集外，余皆定期赶集。……赶集之日（俗曰逢场），商贾云集，百货杂陈，市面有繁盛之观，否则（俗曰冷场）多呈冷静之象”(36)。湖南醴陵县，“墟场遍于全县矣，交易多为土产，度量衡用墟制，各场皆以期会，人民便之”(37)。但也有一些地区，因地广人稀，集市并无定日，如30年代，河北张北县“各区市场，均为无定期集市，盖因村庄辽远，来往无常，随时贸易，不受拘束”(38)。
此外，这些农村集市贸易，立足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当地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因而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沟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以及促进各地物资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道光末年，河北栾城县所产粮食“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贾贩于外以济之”，当地农民通过农村集市，“售其棉花以易粟，而自衣其余”，解决了难题(39)。光绪年间，贵州天柱县农村，“大小集凡二十八……酌地远近，定为场期，傅循环相续，一旬之内，周而复始，境内之人咸奔走抱贸，以有易无，毂击肩摩，不约自集，于生民饮食日用，未尝无裨益云”(40)。个别地方农村集市贸易的兴旺景象，胜过当地城镇。如光绪中叶，安徽寿州，“商贾以盐、当为大，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诸镇，州城内负贩所鬻，不过布、粟、鸡、豚及竹木器用而已”(41)。作为初级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担负着聚散各地农副产品，沟通各地经济联系，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如清末民初，安徽英山县各类农副产品都经集市贸易由各处商贩运往外地销售，“如贩卖茯苓，则由水路到汉口、湖南、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江西等处出售，皮、油、蚕丝、牛羊皮，则运至汉口或上海出售，棉布则由陆路运至潜山、霍山、太湖等处出售”(42)。当地商业也因此得到发展，“布行，城内乡镇皆有。昔由潜、霍各县布贩至行采买，今（指民国初年——引者）多由本行自行贩卖”(43)。在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各地陆续兴起一批新的集镇。如安徽太湖县“徐家桥镇，邑西南四十五里。咸丰初，村店数间，近年（指同治年间——引者）添造铺户，分上、中、下三街，商贾辐辏，水路懋迁，遂成巨镇”(44)。江苏宝山县“桂家桥，即瑞艺桥，桥跨蕴藻河。比年秋收后，客商恒于此设肆收棉，故渐成市集，花行而外，并有茶、酒、药料、杂货等店”(45)。江苏川沙县“文兴镇，清光绪二十年间，横沙商家无几，只有小本经营，向西滩、白龙港、合庆等处贩运者五六家。旋有张炳华、曹翔青等开设南北杂货、花、米行，渐见发达，于是各商闻风咸集，至光绪三十年间，异常兴盛，文兴镇成为全沙各镇之冠”(46)。一些边远省份，也有类似情况。如黑龙江呼兰县“松浦镇，旧为一片荒甸，民国九年始辟市场……商贾渐集，商业日称盛矣”(47)。
由上可见，近代中国农村集市贸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有效地适应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沟通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网络中，作为初级市场，对推动本区域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物资交流，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注释】
(1)蒋廷桂等修，陈兰彬等纂：《石城县志》卷3，建置·墟市，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2)郭经修，唐锦纂：《上海志》卷4，祠祀志，明弘治十七年刻本。
(3)李维青：《上海乡土志》，黄道婆，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4)郭经修，唐锦纂：《上海志》卷1，疆域志·沿革，明弘治十七年刻本。
(5)范廷杰修，皇甫枢等纂：《上海县志》卷1，风俗，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6)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等纂：《上海县志》卷1，疆域志·风俗，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7)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等纂：《上海县志》陈文述序，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8)杨潜：《云间志》卷上，版籍，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9)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等纂：《上海县志》卷4，赋役志·户口，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10)姚光发等纂：《重修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11)严辰重辑：《光绪桐乡县志》卷7，物产·货属，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12)牛昶煦等纂修：《丰润县志》卷3，物产·货属，民国十年铅印本。
(13)王文照修，曾庆奎等纂：《重修什邡县志》卷2，舆地志·场镇，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4)蔡蓉升原纂，蔡蒙重编：《双林镇志》卷16，物产，民国六年铅印本。
(15)阎镇珩辑：《石门县志》卷6，物产，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16)黄佩兰修，王佩箴纂：《涡阳风土记》卷8，物产，民国十三年刻本。
(17)陈鸿作等修，易燮尧等纂：《黔阳县志》卷6，墟市，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8) 卢思诚等修，季念诒等纂：《江阳县志》卷1，物产，清光绪四年刻本。
(19) 卢思诚等修，季念诒等纂：《江阳县志》卷1，物产，清光绪四年刻本。
(20)仲廷机辑，仲虎腾补辑：《盛湖志》卷3，物产，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21)张郁文辑：《木渎小志》卷1，区域，民国十年铅印本。
(22)钱祥保修，桂邦杰等纂：《江都县续志》卷6，实业考，民国十五年刻本。
(23)章维燮等纂修：《三河县新志》卷15，因革志·实业篇·织布工，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4)彭贻荪、章毓桂修，彭步瀛等纂：《化州志》卷2，市集，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5)蔡志修等修，史梦兰等纂：《乐亭县志》卷2，地理·风俗，清光绪三年刻本。
(26)俞丽之等修，谭逢仕纂：《石门县志》卷3，物产，清光绪五年刻本。
(27)柳树芳编：《分湖小识》卷6，风俗，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28)于尚龄等纂修：《嘉应府志》卷11，物产，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29)彭润章等修，叶廉锷等纂：《平湖县志》卷2，地理下·风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30)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年活字本。
(31)庞友兰等纂：《阜宁县志》卷14，商业志·市集，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32)何崧泰等修，马恂纂，何尔泰续纂：《昌黎县志》卷10，志余·风俗，清同治五年刻本。
(33)汪敩灏等修，王闿运纂：《桂阳直隶州志》卷20，货殖，清同治七年刻本。
(34)蔡志修等修，史梦兰等纂：《乐亭县志》卷2，地理·风俗，清光绪三年刻本。
(35)郭树馨等修，黄榜元等纂：《兴宁县志》卷5，风俗，清光绪元年刻本。
(36)王麟、杨钧衡修，黄尚毅等纂：《北川县志》，市场赶集，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37)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卷6，食货志下·工商，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38)陈继淹修，许闻诗等纂：《张北县志》卷5，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39)桂超万等修，高继珩纂：《栾城县志》卷2，食货·物产，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40)林佩纹等修，杨树琪等纂：《天柱县志》卷2，地理志·场集，清光绪二十九年活字本。
(41)曾道唯等修，葛荫南纂：《寿州志》卷3，舆地志·风俗，清光绪十六年活字本。
(42)徐锦修，胡鉴莹等纂：《英山县志》卷8，实业志·商务，民国十九年活字本。
(43)徐锦修，胡鉴莹等纂：《英山县志》卷8，实业志·商务，民国十九年活字本。
(44)符水鹏修，赵继元纂：《太湖县志》卷5，舆地志·乡镇，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45)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年活字本。
(46)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7，交通志·街巷，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47)廖飞鹏等修，柯寅等纂：《呼兰县志》卷5，实业志·商业，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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