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棉纺织业
与金属冶炼业相比，洋货倾销对中国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则比较复杂。因为，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实际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两者在生产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外国商品倾销对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形势下，逐渐放弃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近代中国还有一种属于商品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其主要特点是，产品的原料和销售，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通常是由生产者从市场购买棉花作为原料，自纺自织成布，然后将织成的布出售，换回棉花，进行下一轮的手工生产。如鸦片战争前，浙江嘉兴“土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28)。江苏吴江分湖镇，“妇女多治木棉花，俗谓之摇纱，或以贸布为业，或以纺纱资生”(29)。这类直接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手工棉纺织业，显然有别于那种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村棉纺织业，而属于商品生产的范畴。它们在鸦片战争后，一部分由于抵挡不住洋纱洋布竞销而沦于衰败，另有相当多的则通过变更原料来源，继续维持生产。如19世纪60年代后，“洋纱输入内地，纱细而匀，价廉物美，于是臃肿且贵之土纱相形见绌”，广东西宁县那些原先用土纱为原料的手工织布业者，“咸相率购买洋纱为趋时”，以操持旧业(30)。江苏南通、海门一带，“土产棉花，乡人以纺织为生计”，19世纪70年代后，“外洋纺织机器盛行，洋纱洋布销售日广，本纺土布去路滞减。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参织大小布匹线带，以致洋纱倒灌内地，日甚一日”(31)。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北献县农村，“妇女无不娴绩织者，初用国产棉纱”，“其后外国线纱流入，乃参用外货，雅轧机声遍于四村”(32)。而同一类型的城镇手工棉纺织业，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类似途径继续存在。19世纪末，江苏江阴“纺织为利，迁世不易”，“土产有大、小等布，夙著名称”，后经改用洋纱和改进技术，“江阴布之名乃大著，数年后合邑风行”(33)。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新的手工棉纺织业兴起。如19世纪90年代初，福建永泰县有人“倡设织局于县垣，不数年，机声轧轧遍于邑里，福布遂驰名省郡间”(34)。古田县，“旧无织布人家，需用布匹均由省城或宁德贩运。迄清光绪中叶，北区十七、十八两都商民提倡织布，特聘技师，招徒教授，自是人家妇女逐渐学织，不数年间，几于家置一机”(35)。
出现上述不同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进口棉制品的品种构成。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36)。大量廉价洋纱的倾销，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家庭棉纺织业，而与市场发生了联系。相比之下，洋纱倾销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那部分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就有所不同。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和近代棉纺织厂设立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即由依赖土产原料转而采用廉价的外国商品或机制棉纱，以继续维持生产。
在上海郊区，自外国廉价工业品大批量输入和机器棉纺织厂纷纷设立，周围农村一部分手工棉纺织业逐渐由原先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上海县农村，“机器纱盛行，手纺纱出数渐减，机器纱俗称洋纱，用机器纺成，较土法所纺洁白而细”。该县西南乡用它织成的土布，每年约有百万匹，民国初年仍有四五十万匹，销往东北、华北和山东等地(37)。经由上海输入的洋纱大幅度增长，“推销于上海附近及江南一带，最初每年仅数千件，不久就达到二十余万件”，更推进了周边地区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结构的演变。地处长江口北岸的通、海地区，“沿江各口岸已有太古、怡和、招商等轮船往来停泊”，运抵的洋纱“因其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渐为机户所乐用，作为经纱，从此就出现了洋经土纬的土布”，一度曾使当地土纱滞销，后以土布经上海北运的销路打开，纬纱仍需土纱，产量才趋上升。经上海集散的土布成分相应发生明显变化。起初，“上海有些土布庄拒收洋经土纬的土布，门口贴着一张牌纸，上书‘掺和洋纱，概不收买’。但洋纱条杆均匀，织出来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于是洋经土纬的土布越来越多，土布庄也只好收买”。1895年，“门市收进的土布约有百分之六十已是洋经洋纬，百分之四十是洋经土纬”。以后，洋经洋纬的土布所占比重更大。浦东三林塘所产土布，1910年前后已全是洋经洋纬(38)。在苏南地区，“民间半植木棉，太仓属地为尤多，妇女终岁纺织，以资生活。洋纱初来之时，民间并不喜用。间有掺用者，布庄收买后，致销路濡滞。于是庄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纱之布，民间亦遂不敢以洋纱掺用。上海自设纱厂后，民间自轧自弹，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于是遂不顾布庄之挑剔，而群焉买之，群焉织之，庄家亦剔无可剔，一概收买。现在（指光绪后期——引者）非但不剔，而且以机器纱为细洁，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39)。
在中国的西部，一些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同样经历了结构性的变化，但因受到原料供应、生产工具、销售渠道等环节的制约，其演化的程度和广度不及东部地区。在四川重庆，自印度棉纱流入后，由于价格比土纱便宜，许多手工织布机房为求生存和发展，都把土纱和洋纱混合使用，有的甚至全部使用洋纱，并不断引进新技术，因此重庆手工织布业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拉梭木机已从省外传入，可织宽2．4尺、长10余丈的宽幅布。一架拉梭机比一架丢梭机的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且机具构造简单，造价低廉，每架不过十元，其生产效率高，所织的布，粗细、宽窄、轻重、厚薄等规格都合标准，并能仿制外省宽布，因而提高了产量，各地采用的很多，重庆就出现了拥有三四十台拉梭机的织布机房，成都、乐山、南充、三台、射洪、绵阳、万县、宜宾等地都有这种织布工场。城镇洋、土纱混用织布工场的兴盛，推动了农村的棉花种植和运销。棉花采摘后，由棉农运到集市出售，由商人购买后输往城市。当时四川有名的棉市有15处，即荣县程家场，盐亭玉龙场，蓬溪板滩，射洪太和镇、柳树沱，南部县城，遂宁县城、横山乡，中江胖子店，简阳县城、石桥、草地堰、禾乐场、石盘，金堂土桥沟，其中以遂宁县城的棉市规模最大。棉花由上述城镇集中，再向成都、乐山、南充运送的，多由陆路雇挑夫搬运；运往重庆的，则以木船装载，沿江下行(40)。1899年，一位在云南东川府实地考察的英国人记述：“东川的地方官很有企业精神，他建了一个棉布厂，棉纱是孟买的，是由上海沿扬子江进口的。没有购欧洲的机器，使用的是中国普通的纺织机。”(41)随着洋纱进口增多，云南河西、新兴等地手工织布业产销两旺，每年输往其他州县约数十万匹。《新纂云南通志》载：“棉花纺织，妇工之一，全省各县妇女咸习此业。其棉花原料，地宜种植者在昔多能自给，惟安南东京棉及缅棉向为输入大宗，省会各县多购用之。土布著名者以河西、新兴为最，农家妇女织布者占十分之五六，各家有织机一二架，手摇纺线机二三架，每当农作之暇，机声轧轧，往往至夜分而止。工作时间以一、二月，七、八月，十月，十一、十二等月为多，每年河西产六十余万匹，新兴三十五万匹，每匹长度三丈，阔二尺二三寸，光滑细致为各县冠。新兴产者除白布外，能染各项颜色。河西产者白色为多，省会各布铺销售者多属之。蒙自土布亦为名产，有布机三万数千架，年产土布四十余万匹，每匹长度三丈、五丈、六丈等，阔度二尺二、四、六寸。开远亦以产布称，年产三十余万匹，每匹长度五丈，阔二尺五寸左右。马关亦年产十余万匹。大理从前所产土布甚劣，光绪间川人来榆设机授徒，各乡改进，北乡尤盛，每年约出十万匹，销行迤西各县。”(42)
贵州的土布生产历史悠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据《北史·僚传》载，当时贵州境内僚族居民“能为细布，色至鲜净”。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外省经济交流的增多，贵州的土布生产也不断发展。道光年间，“习安（今安顺——引者）地方，素重纺织，民间妇女自幼讲求”。当地生产的“顺布”，又名“唐家布”，行销远近，“各色俱全，郡民皆以此为业，城北犹盛”(43)。遵义东乡老蒲场居民“多以织布为业”，其所织“宽者名大土布，狭名土布”(44)。可见它们基本上属于商品生产的范畴，其主要特点是，产品的原料和销售，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通常是由生产者从市场购买棉花为原料，自纺自织成布，然后将织成的布出售，换回棉花，进行下一轮的手工生产。如兴义，“其始不过就地所产之花，家事纺绩……嗣以道通滇省，由罗平达蒙自廑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棉）花易布者，源源而来，今则机杼遍野”(45)。又如，在遵义地区，随着土布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纺家”和“织家”的专业分工。《遵义府志》载，当地土布生产所需棉花，多由湖南常德运入，“织家买之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一两花纺成可多得二钱，贵时可三钱，故纺织互资成业”，产品运销省内外，“贾人西走蜀之重庆、泸州、叙永，南走威宁、平远（今织金——引者），极于金川”(46)。
鸦片战争后，大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经由通商口岸输入中国。廉价外国机制棉纱的输入，使贵州原有的土布生产发生深刻的变化，促使手工织布业者逐渐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1896年，一些英国商人实地考察了贵州的土布生产，他们在访华报告书中写道：“当我们访问黄草坝（今兴义——引者），正逢每周一次的市集，给了我们观察当地所织布匹的最好的机会。在市集广场上，有数不清的窄布在地上堆积着，其中有染色的，也有未染色的，都是本地织的土布……这些布匹，大部分是用进口棉纱织成的普通形式的窄面平织布。一直到最近几年以前，织造这种布匹的原料，全部是使用的汉口的手纺纱和华山的棉花。但是，由于印度棉纱的输入，这种纱既便宜又方便，粗度合宜，这样便促成了织布业中变革，印度棉纱很快地代替了土纱。”(47)
伴随洋纱取代土纱而来的，是贵州原来颇为兴盛的手工纺纱业的萧条。在新城（今兴仁）地区，“价廉而又适用的孟买棉纱完全排挤了用本地棉花的手纺纱，便是一个例证。据说此地共有织布机三千架，在过去曾有大量的汉口花、江西花进口。但是现在织布所用的原料是唯一的印度棉纱，无论经纱、纬纱都使用这种纱”。在黄草坝，“随便走进哪一农户，都可以看到，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现在都蒙上了尘土，被人遗忘了”(48)。但应指出的是，这里所反映的，是原有手工纺纱业因受廉价洋纱输入的打击而趋衰落的状况，并不涉及织布业。实际上，尽管土纱因敌不过洋纱的倾轧而告衰落，贵州的手工织布业却由于采用了廉价洋纱作为生产原料，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新的发展。前引英国商人访华报告书载：“当我们路过贵州省时，我们亲眼看见每个地方都有巨大规模的土布贸易。每一个市镇和乡村都是一个织布中心，在每一条商运大道上常常遇到成群结队的骡马，驮着印度棉纱、棉花或者成捆的布匹（土布），同时在市镇或乡间所遇见的人十分之八完全穿本地织的土布。”据这些英国商人对贵阳府新区广东街各布店存货的调查，“（英国产）兰开厦的布很少……而土布则细分为各种等级的本色布、各色染整布、印花布、法兰绒布及各种花色的毛巾布，一捆一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这种布大部是十三至十四英寸宽，三十一英尺长，六十匹中有五十八匹是用进口的十二支至二十支棉纱织成的”(49)。
上述史实说明，经由通商口岸的大量廉价洋纱的输入，对中国原有手工棉纺织业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手工纺纱业的衰落，土布生产则发生了生产原料来源的变化，在经历了由采用洋纱取代土纱织布的演变过程后，各地的土布生产仍然十分活跃(50)。可见，以往一些论著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没落、破产的论断，缺乏具体分析，失之偏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主体——棉纺织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农民家庭纺织业对生产原料机纱的需求而获得生命力的。正是这种需求为近代纱厂提供了产品市场，从而为纱厂的创立和发展建立了基本前提。在纱厂集中的苏南地区，这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有清晰的展现。无锡不产棉花，但其东、北部紧靠常熟、江阴等棉产区，因此早在明代，无锡东北乡一带的农户，便依赖于购自棉区的棉花，自纺自织，发展起农村土布纺织业。洋（机）纱何时传入无锡，未见明确记载。但估计不迟于19世纪90年代初。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无锡、常州、江阴等地的农户，已开始用机纱织布了，因此当1896年无锡第一家近代纱厂——业勤纱厂开工后，已可以找到一个较大市场，这对它的成立是很有利的。业勤机纱“供销常州、江阴、镇江及本县其他市镇。该厂虽然昼夜开工，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需要，尚无法全部供应”。1897年9月底，经过短期不景气后，业勤机纱的销路大开，产品“随出随销”，都是供给附近农村织户用的，纱价还较上海机纱略高一些。大约在20世纪初期，无锡农村已基本完成由土纱向机纱织布的过渡。据土布业老人回忆，1904年前，土布还以土经土纬为主，以后则主要是洋经洋纬了。
盛产棉花的江阴，历史上农村土布的生产要比无锡久远，规模、范围也都超过无锡。这和当地具有丰富的棉花原料有很大关系。在明清两代，江阴土布的生产、销售，已对农村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乾隆时，“木棉布土织为多，坚致细密向推雷沟、大桥、周庄、华墅诸镇，四方著名；近则长寿、顾山诸镇倍盛，他客采买者云集”。19世纪90年代左右，洋纱开始对江阴土布生产发生重大影响。由于洋纱匀细洁白远胜土纱，价格又低，在农村织户中很快传播开来。到了清末，江阴土布基本上已采用洋纱，成为洋经洋纬，只有个别品种如“乡丈大布”因客商需要，仍然维持着洋经土纬的规格。
洋纱在江苏重点织布区江阴的流行，为近代机器纱厂提供了一处重要的商品市场。苏州、无锡、上海及本地的许多纱厂，都以江阴织布区为容纳产品的重要地盘。江阴土布的兴衰，对这些工厂的崛起和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1891年以后，上海各纱厂已向江阴大量推销机纱，当时已可看到双龙、铁锚、云龙、龙门、红团龙等牌子的机纱。1897年苏州苏纶纱厂开工后，其生产的“天官”牌机纱以江阴为盛销区。无锡业勤纱厂的“升平”牌机纱，也向江阴推销。江阴本地的利用纱厂，其产品“九狮”机纱，更与本地的织布业息息相关。直至抗日战争前，江阴一直是苏、锡、沪及当地纱厂的重要市场。
苏南上述几个主要织布区的情况表明，在洋纱流入后，由于其既利于土布生产提高产量、质量，又能降低成本，因此很受农民欢迎。于是在苏南地区形成了年产数千万匹土布所需的庞大的机纱市场，这对苏、锡、常一带近代纱厂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近代纱厂，也把供农村土布为原料的粗支纱作为基本产品，把为农村土布生产原料作为基本经营方针，从而形成了一种农民家庭手工织布依靠近代纱厂提供原料，近代纱厂依靠农村土布生产为主要市场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新型经济关系(51)。
【注释】
(1)汪宗准等修，冼宝干纂：《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民国十五年刻本。
(2)余谊密等修，鲍实纂：《芜湖县志》卷35，实业；卷8，地理，民国八年石印本。
(3)曹允源等纂：《吴县志》卷5，实业，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5)邹近之修，温廷敬等纂：《大埔县志》卷10，工艺，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
(6)陈荀镶修，倪师孟等纂：《吴江县志》卷5，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7)仲廷机辑，仲虎腾补辑：《盛湖志》卷3，风俗，民国十三年刻本。
(8)陈作霖编：《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6，机业，清宣统二年刻本。
(9)夏辛铭辑：《濮院志》卷14，工业，民国十六年刻本。
(10)胡为和等修，孙国钧等纂：《丹阳县续志》卷19，物产，民国十六年刻本。
(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3页。
(12)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2页。
(13)严辰纂：《光绪桐乡县志》卷7，物产，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夏子鎏修，李昌时等纂：《玉田县志》卷7，清光绪十年刻本；马呈图纂修：《宣统高要县志》卷11，食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1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23、924页。
(15)张凤台修，李中桂等纂：《光绪束鹿乡土志》卷12，物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16)戚朝卿修，周祜纂：《邢台县志》卷3，物产，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7)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18)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19)王德乾辑：《真如志》卷3，实业，民国二十四年稿本。
(20)于定增修，金咏榴增纂：《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21)《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00～102、173～178页。
(22)《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5页。
(23)王德乾辑：《真如志》卷3，实业，民国二十四年稿本；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6页。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481页。
(2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0～82页。
(26)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1～12页。
(27)《申报》，1882年6月8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1、82、76页。
(28)于尚龄等纂修：《嘉兴府志》卷11，物产，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29)柳树芳辑：《分湖小识》卷6，风俗，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30)何天瑞修，桂坫纂：《旧西宁县志》卷14，物产，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3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1页。
(32)李玉珍等修，张鼎彝纂：《献县志》卷16，故实，民国十四年刻本。
(33)陈思修，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卷11，实业，民国十年刻本。
(34)董秉清等修，王绍沂纂：《永泰县志》卷7，实业，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35)黄澄渊等修，余钟英等纂：《古田县志》卷17，实业，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3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368页。
(37)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民国七年刻本。
(38)林举百：《通海关庄布史料》，1962年油印本，第12、13页；徐新吾等：《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3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9页。
(40)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
(41)〔英〕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42)龙云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42，工业考，纺织业，棉织类，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
(43)常恩修，邹汉勋等纂：《安顺府志》卷17，物产，咸丰元年刻本。
(44)平翰等修，郑珍等纂：《遵义府志》卷17，物产，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5)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2。
(46)平翰等修，郑珍等纂：《遵义府志》卷17，物产，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6页。
(4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429页。
(4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6页。
(50)有学者指出：“口岸通商带来的商业化使得土布业使用的原料由土纱变为洋纱，同时，织布机器也由旧式的投梭机变为效率提高四倍的铁轮机，这都为土布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详可参见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页。
(51)林刚：《再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中国》第7辑，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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