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古镇考辨

二、方志与古镇考辨

《蒲溪小志》，是清中叶七宝镇人顾传金辑著的一部七宝镇志。七宝因镇中有流贯东西之蒲汇塘而别称蒲溪，辑著者以之为镇志题名，即缘于此。

顾传金，七宝北镇白场人。嘉庆诸生。生平事迹不详。《蒲溪小志》卷四《文集》录有其所撰《安平桥始末记》，自署写于道光十九年春，“时年六十有七”。按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以此上推，顾氏应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其卒年无考，但《小志》补记镇事最晚一件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列女李倬云获赠“柏操松龄”匾，则顾传金至少应活到75岁。民谚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叹，顾氏在晚清当属高寿者。

《蒲溪小志》全书5万余字，按方志体裁分卷设目记事。卷一列十二目，记述七宝名义、建置沿革、形胜、疆域、水利、物产、风俗等人文地理情状；卷二列六目，专述七宝政治、文化设施和人物传记；卷三列七目，概述七宝名胜古迹、祥异、艺术诸事；卷四为时文、碑记、遗事三目。凡四卷二十八目。虽分卷列目间有交叉，但旧志体例皆所具备，记事状物简而不繁，略古详今条缕清晰，堪称一镇之全史。

《小志》成书后未见刊本，传世者仅止抄本而已。七宝历来文儒辈出，缙绅之家每视乡土历史文献为勖勉子孙之要籍，故《小志》抄本众多，已知有李氏、杨氏、甘氏、阮氏、潘氏诸种。晚清以还，七宝历遭兵灾，抄本大多随兵火而毁，搜求不易。1959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于镇中老旧处访得李氏抄本，“既无序跋，又不载纂辑者姓氏”，经多方查访，“始悉是书为顾传金手辑”。1961年即据以排印，列为《上海史料丛编》之一种，内部发行，供研究上海地方史志者用。今刊本《蒲溪小志》即以此为底本，参以杨氏抄本点校，并附有照片、地图，成为一种较为可靠完备之校勘本，也是《蒲溪小志》成书后第一次正式出版的七宝镇志。

据金维鳌《盘龙镇志》所记，与顾传金同时代，同为嘉庆诸生之七宝镇人陆元勋，著有《七宝镇志》一卷，迄今未见流传。《小志》卷四《艺文》中，对历代七宝人之著述，收目甚详，唯独不见陆著《七宝镇志》；卷二《列传》虽有陆元勋传记，但传文中亦未提及陆著镇志一事。故今刊本《蒲溪小志》点校者之一金九牛先生，有怀疑《小志》或即陆元勋《七宝镇志》之说。因疑而无据，故今刊本《蒲溪小志》仍署“顾传金辑”。

今本《蒲溪小志》经校勘，知其约五分之三内容系辑自明崇祯、清康熙与嘉庆各朝之《松江府志》及明万历、清乾隆之《青浦县志》，间或亦有采自嘉庆《上海县志》和乾隆《娄县志》者；约五分之二为顾传金访探搜求镇事后所补撰。补阙之年代，起自嘉庆六年（1801年）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约当顾氏30岁以后之壮年与晚年时期。补阙之内容，包括建置沿革、水利、科贡、封赠、崇祀、人物传记之大部。由此可见今刊本仍沿用上海市文管会内部排印本署“顾传金辑”，似可商榷，应署“顾传金辑著”或“顾传金辑撰”较为相宜。

《蒲溪小志》辑录旧府、县志中有关七宝镇得名和建置的内容，又补以嘉、道年间七宝实际隶属之区划，对后人了解七宝历史沿革，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据《小志》所记，可知七宝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因七宝寺而得名。七宝寺又称七宝教寺，初名福寿庵，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后裔陆机、陆云之家祠，原在陆宝山，故俗称“陆宝庵”。五代十国时，迁至吴淞江边。吴越王钱俶应陆氏之请，来陆宝庵进香并赐以“金字藏经”，曰：“此亦一宝也。”陆宝庵遂改名“七宝寺”。后因江水啮岸，于宋初再迁于镇上。镇“遂以取名焉”（卷一《名义》、卷二《寺庙》）。

以陆宝庵而改称七宝寺，变姓氏之陆为数字之七，以未名之小镇，因寺而得名七宝，皆缘因于吴越王所赐之“金字藏经”。此经据传系由吴越王妃用金粉手书，并以金粉莲花戳印作为经文分段标记，亦称“金字莲花经”。所以，七宝民间历来流传七宝主寺系“飞来”之寺，目其为传说中七件宝物之一。其实，“飞来”为“妃来”之音转，一字之讹，将真实之历史异化为神话般之传说了。“金字莲花经”至今犹珍藏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只是历经千余年已散失不全，所藏仅残经数页。

历史上的七宝，建置多变，区划复杂，端赖顾氏详为考求，始得厘清沿革。大体而言，七宝镇在明代分属于华亭、上海、青浦三县。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年）分华亭县之枫泾、胥浦二乡及集贤、华亭、修竹、新江四乡之半建娄县，七宝改属娄、上、青三县。“而其分界以蒲汇塘为主，塘之南为娄县，北为青浦，东二里许塘之北曰　桥，其桥东即上海也。”（卷一《郡县建置沿革》）以一镇而分属三县，从一个侧面说明七宝在明清两代已是经济发达、赋税倚重之区了。因为封建王朝时代，析县另立新县，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多增田赋。松江府向为赋税重出之地，即如《小志》所记，府属之华亭县，“田赋百万，非一令所能经理”，其分为华亭、娄县二邑，正是朝廷为了能更有利于征收赋税。以此类推，则七宝分隶三县，理当于斯。

七宝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桥梁卧波。镇中有自西而东之蒲汇塘（亦称蒲溪），为太湖水系之一，西受盘龙、泗泾、横泖等水，东流过沙、竹冈、横沥诸水，汇注于龙华港而入于黄浦。蒲汇塘在明代时阔14丈（约合46．2米），深2丈，是全镇的干流，也是七宝的“母亲河”。镇左有南北向之横沥塘（一名横泺、横泾），北接吴淞江，南连黄浦江。其余支河10余条，前明时一例深通。如今，蒲汇塘虽在，但早已既狭且浅；横沥北段被填，仅存南横沥一段；支河则大多变为农田，水乡徒有其名。只能在展读《小志》时，才得以遥想当年七宝的生态环境。百余年间的沧桑变迁，令人感慨。

桥梁是构成水乡的独特风景。《小志》记嘉、道以前七宝四周共有桥21座，若加上西通泗泾之沿途九桥，则有30座之多。真可谓橹歌声声，桥景幢幢，无怪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心旷神怡，诵唱不绝。《小志》卷三《诗文》中收录了不少咏叹七宝的诗作，大多为七宝水乡风情所引发。在众多石桥中，以蒲汇塘桥最雄伟。据《小志》记载，此桥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由镇人徐寿、张勋捐资倡建。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修。桥存三拱，主拱跨度11．25米，高5．2米。二拱跨度均5．6米，高3米。桥长29米，南北各20级，桥宽5．45米，两旁设石栏。按《小志》卷一《水利》称，蒲汇塘在“明天顺二年（1458年）时阔十四丈”（约合46．2米），至同治初蒲汇塘桥重修时，桥长仅29米，400余年间，蒲汇塘淤塞变窄几近一半。嗟叹之余，不由令人怀疑蒲江塘桥初建时，究竟三孔抑是五孔？因为自天顺二年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相距仅60年，以常理度之，半个世纪内，绝不会淤塞如此严重。所以近人认为桥有五孔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证之《小志》，未记桥有几拱，是否顾氏亦有此疑，未可知也。以目前上海市四郊而言，有此500余年之古桥遗存者已不多见，故蒲汇塘桥于1963年被列为上海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经大修，虽秀色重增，然与古桥之质朴厚重异趣矣！

地方志向有记一方盛衰之传统。《蒲溪小志》篇幅不大，行文简赅，但记七宝兴衰却不吝笔墨，述其原因尤重事实，颇合“史家法度”。

七宝在明清两代之兴衰，全缘因于水利水运之功能。《小志》称：“吾镇居蒲汇塘、横沥之间，凡舟楫往来，商贾贸易，田间灌溉，皆于水是赖。惟水利修则商贾集，而田事举。”（卷一《水利》）清代以前，七宝河道深阔，水运便捷，成为“商贾必由之地”，商业因此繁盛。《小志》具体记述了七宝的商业布局：七宝镇市集中于蒲汇塘南北两大街，“南镇自蒲汇塘桥南堍栅楼起至南尽处，曰南大街，商贾贸易，悉开店肆，约长二百步有零”；“北镇自蒲汇塘桥北堍栅楼起至北栅镇安桥止，曰北大街，悉开店肆，约长二百步有零”；“北镇自蒲汇塘桥北堍栅楼起至北栅镇安桥止，曰北大街，悉开店铺，生意贸易之处约长三百步”。此外，沿蒲汇塘两岸有南东、南西、北东、北西四条街铺，亦有店肆之设（卷一《街衖》）。由于商业兴旺，故旧青浦志称七宝“居民繁庶，商贾骈集，文儒辈出，盖邑之巨镇云”。

纺织业是古代七宝一大经济支柱。明清两代，七宝隶松江府，为府属中重要之棉花、土布集散地。在这方面，《小志》为后人保存了不少资料。《小志》称：七宝四乡“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卷一《风俗》）；“所种者皆白色，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卷一《物产》）。七宝所产之手工织布，有标布、扣布、稀布三种。标布又称寸布，上阔而下尖，仅七寸、九寸；扣布又称小布，密而狭；稀布则疏而阔。其中以稀布最有名，人称“七宝稀”。时人有文曰：“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²⁾四乡农民“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疋布，易钱米以资日用”（卷一《风俗》）。又曰：“俗务纺织，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来旦复抱布出。织布者率日成一疋，其精敏者日可二疋。田家收获输官偿租外，未卒岁而室已空，其衣食全赖此以出。”（同上）中国社会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棉纺织业发展，七宝形成了一条专业制作木纺车售卖的商业街，名曰“纺车街”。街在南镇自东栅至安平桥，“长约三百余步”，较主要商业区之一的南大街犹过之，足见七宝纺织之盛。《小志》以上内容，为后人研究松江府“衣被甲天下”的棉业和棉纺织集散网络，提供了重要的个案资料。

商业繁荣，势必促进文化发展。古代七宝，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小志》所记，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七宝“科甲蝉联不绝”，先后出了六名进士、十六名举人、八名明经、二名武举。其中，进士及第者大多官至一省的布政使，正、副按察使；明经者则多为州、县学正、训导、教谕；举人中不少在中央部院任主事、员外郎等职。故《小志》有“吾镇在前明人材辈出，科弟蝉联不绝”，“名臣大儒，布满朝野”之说（卷二《科贡》、卷一《形胜》）。至于能诗善画、名医巧匠，更代不乏人，《小志》辑录者多达十六人。元代著名书法家、翰林学士赵孟頫（子昂），著名诗人杨维桢（廉夫），清初曾入武英殿注唐诗、纂修词谱的学者楼俨（敬思）等人，或来七宝以诗画会友，或结庐侨寓于镇。他们的事迹与留下的众多诗文，都被顾氏搜辑于《小志》内，对后人研究元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的文化心态、生活情趣、行止交游，都不失为可资采择的资料。

自清代中叶起，七宝曾一度衰落。对此，顾氏既有所观察，且不无感叹。他在卷一《形胜》中写道：“七宝前临蒲汇塘，左有横沥，后有寺池浜环抱，西接九峰之秀，东通大海之潮。其余支河约有十余条，在前明一例深通，故终明之世，科甲不绝，名臣大儒，布满朝野。自入国朝以来，蒲汇大塘犹且通塞无常，而一切支河小港间，桥梁虽存，尽为平陆，不特科第乏人，即居民亦不免萧索矣。”

有此感慨，顾氏在《小志》卷一《水利》中，辑录并补撰了自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共661年间，先后26次疏浚蒲汇塘的史实。其中，清代以前8次，清代17次。清代中尤详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既列次数（11次），又详述河工情况，具体展示蒲汇塘由畅至淤的原因及经过。据此可知，乾隆朝以前，蒲汇塘虽有淤塞，但并不严重。故《小志》称：“嘉庆以前，官司严肃，胥役不敢公行作弊，故河道深阔，虽当开浚之期，犹能舟楫流通。”嘉庆朝起，胥吏贪贿，主事者玩忽因循，河道旋浚旋塞。其中最留后患的是嘉庆六年（1801年）署松江知府康基田疏浚蒲汇塘。康身为河工主官，却寄寓于七宝教寺僧舍，种竹赏景、择地葬佛，对河工不闻不问，“遂使河身浅狭。以后开挑，以为河身本如是，而旋开旋塞也”。

顾氏将七宝兴衰原因归之为水利兴废，在农业社会，确属不刊之论。古代中国江南城镇，大多倚水而建，既利农事，又便于商贾往来。水利兴废，历来是城镇兴衰的直接动因。七宝在前明之所以成为松江府属中经济、文化发达之重镇，盖得益于河道畅通之利。清中叶起，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农事商业俱受损害，则其衰敝势所难免。

《蒲溪小志》虽属一镇之全史，但仍有不少资料可以小中见大，反映全国的历史脉搏。试列举几条如下。

关于河工之运作情况。河工是封建王朝四大政之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悠悠大事。历代史籍虽多有记载，但如何动作，往往语焉不详，常令研究者为之束手。《蒲溪小志》卷一《水利》，辑录旧志中康熙十七年（1678年）《郡人张锡怿开河条例》、乾隆二十年（1755年）《青浦知县魏永安荒图免派浚蒲汇塘碑记》，并补撰道光九年（1829年）开浚中地方董事支应上级委员需费情况，及道光十六年（1836年）上海知县黄冕开浚蒲汇塘时廉洁奉公、辛劳勤业之事例。这均可为治史者研究河工各项运作环节与则例提供第一手资料，从中亦可窥见胥吏侵吞及实际用于治河经费之大概比例。此类资料，一般正史及官修方志大多付阙，仅有私家纂修之乡镇志因无忌讳而往往据实纂录。则乡镇志之“存史”功能，当不可小视。

《小志》卷一《水利》，还收录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836年7月8日）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于该年浚毕蒲汇塘后，循镇民之请永留拦潮大坝，以防黄浦江泥沙经龙华港内灌之禀词批文。林氏批文，体现其关心民瘼、注重河工之经世致用一贯吏风。经查，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的《林则徐集》，其中《公牍》一册，缺道光十六年各类公牍，则《小志》所录该年之林则徐批文，恰可拾遗补缺。

关于清代禁烟。《小志》卷一《风俗》称：“为地方之害，其祸更烈者，莫如吸食鸦片烟。不肖子弟食之，往往始而倾家，终为窃贼。幸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题奏，奉旨严禁，此风庶可熄矣。”以七宝僻居东南海隅之农村集镇而咸知黄爵滋倡禁鸦片之折，不仅从中可见严禁鸦片疏影响之大，而且可知严禁一事并非纯属具文。在烟毒泛滥、为害剧烈时，严禁之举，正合四民之望。

关于天主教之流布。顾氏称：“吾镇有最可笑而最可耻者，曰天主教。阅其书，大不通之至。愚夫愚妇奉之，谓其愚昧无知，犹可谅也。乃若自以为昂昂丈夫，或身列胶庠，或身入成均，犹然男女混杂，不顾廉耻，卑躬屈膝，尊礼不衰，深为可叹。”（卷一《风俗》）西方天主教在中国流布，是中西关系史上大事之一。据新编《上海县志》⁽³⁾考证，早在清康熙年间，七宝塘湾（今七宝镇红明村顾家塘）地区已有不少会口，是江南天主教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后于塘湾设修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塘湾堂与徐家汇堂合并，三十年两堂分为两区。咸丰六年（1856年）塘湾堂改称七宝区，属松江总铎区。同治六年（1867年），七宝天主堂建成，天主教活动中心由塘湾移至七宝⁽⁴⁾。如以《蒲溪小志》补记镇事之最晚一年为道光二十七年计，可知当时天主教已深入七宝乡镇，而入教者中除乡镇居民外，士林中人亦复不少。顾氏对此颇多非议，足见一部分士绅排斥西方宗教之文化心态。

关于服饰之僭越。中国古代王朝时代，四民服饰，皆有定制。清代乾嘉以后，由于商贸发达，俗尚奢华，服饰往往逾制而不以为非。成书于道光末叶之《蒲溪小志》，生动记述了当时七宝服饰逾制情状：“俗尚骄奢，婚嫁宴会率尚靡丽。殷富之家华于服饰，转辗沿习，小户效之，往往有乡村农妇，簪必金珰，衣必锦绣。时当嫁娶，笙歌细乐，宴饮累日。问其职不过一生监，而于婚娶之时，鸣金开道，甚至白丁而有钱者亦如之。则奢也而近于僭也，不特可笑，抑亦可耻之甚也。”此条虽记婚娶之奢丽，但从中可见服饰变易已成时尚，或可为研究社会史者之一例。

其他如“巫固不禁”、“花鼓戏”、“赌博”、“斗蟋蟀”、“把鹌鹑”等，亦可以一镇之风俗，反映明清两代松、青地区社会生活奢靡之情状。

《蒲溪小志》在记述七宝风俗时，往往寓“资治”于“教化”之中。顾氏在训诫子弟避恶从善、辟邪崇正之余，常就世风国运微作讽叹，此一特点，在“形胜”、“水利”、“寺庙”、“科贡”等目之破题及志文中，每有所见。可见《小志》并非仅是述而不作之书，而是在“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中，寄寓着一个普通乡绅对封建末世社会衰败的感慨和期盼“治世”的理想追求。这虽非方志固有之传统，却是私家修志常见之特色⁽⁵⁾。由上可知，在认识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县以下基层社会生活方面，如《蒲溪小志》这类乡镇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素材。

【注释】

(1)以下引文文均选自（清）顾传金辑，王孝俭等标点：《蒲溪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清）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

(3)由王孝俭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第1107页。

(5)（清）顾传金辑，王孝俭、金九牛、陆益明标点：《蒲溪小志》，沈渭滨“前言”，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