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逖的故事_祖逖的故事有哪些?
祖逖闻鸡起舞 立志报国
祖逖生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卒于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年),字士稚,是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举兵北伐,决意收复中原的著名将领。祖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豁达,不拘泥当时种种繁琐的封建礼仪,到十四岁时,依旧对读书作文没有兴趣,诸兄都为他的前途发愁。但他轻财好施一身侠气,常有不凡之举。他经常借兄长的名义,把家里收取的大量租谷织物,散发给贫困之家,因而受到乡邻宗亲们的称赞和敬重。
祖逖青少年时期,西晋王朝正日趋腐朽。由于门阀政治的长期统治,世家豪族广占田产、奴僮,人民群众受到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日益严重,人民起义趋于频繁。西晋永熙元年,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登位,皇后贾氏乘机弄权,次年即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宫廷政变,以汝南王司马亮等为首的皇室诸王互相攻杀夺权,史称“八王之乱”,乱事长达十六年之久,这场政变使西晋统治大为削弱。在中央朝廷日益丧失统治和控制力量的情况下,魏晋以来居于边境并逐渐内迁中原的匈奴、羯、氐、鲜卑、羌等少数民族,由于不满晋朝的统治和压迫,纷纷起来反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交织并日趋尖锐,社会动乱愈益严重。
祖逖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感到忧虑,遂萌生济世匡时之志。他一改过去不喜欢读书的习惯,开始涉猎经史,博览群书,探讨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寻求安邦定国之策。他还经常往来京师洛阳,实地考察社会现实,从历史和现实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增长了才干,引起了人们的注目,称他“有赞世才具”。
祖逖二十四岁时被辟察孝廉,不久又再举秀才(孝廉、秀才是当时荐举人才的科目,入仕当官的途径)。后与刘琨(后为并州刺史)同为司州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的官吏)。这时祖逖不仅注意读书,而且重视习武,苦练本领。他与刘琨十分友善,来往密切。两人都有报国之心,意气相投,常常共被同寝,睡到半夜,闻荒村鸡叫,祖逖就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不好的声音”,意思是说鸡叫就是对我们的提醒。于是两人立即起床,相对起舞这就是民间熟知的“闻鸡起舞”的故事。两个好友还经常互相鼓励说,如果天下大乱,就应该挺身而出,好好干一番事业。后来他们在各自的战线上,英勇杀敌,实践了诺言。
祖逖慷慨渡江 收复河南
祖逖胸怀大志,渴望施展才能,匡时救弊,不久便受到西晋皇室诸王的重视,前后应召在齐王司马冏(音窘jiǒng)、长沙王司马义乂等府上供事。西晋永兴元年(304年)七月,八王之乱尚未平息,成都王司马颖居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遥控朝政,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北伐攻邺,祖逖从征赴战。结果王师败绩于汤阴(今河南汤阴西南),惠帝被俘,晋朝廷之乱益发不可收拾。祖逖退回洛阳,因愤于诸王之乱,此后虽然诸王纷来争聘,均予拒绝。
同年八月,匈奴左贤王刘渊乘乱起兵反晋,建立政权,定都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自称汉王。西晋怀帝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国号汉。此后,内迁中原的诸少数民族也纷纷自立一方,开始了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
永嘉五年,刘聪即位,派刘曜、石勒等攻陷西晋京师洛阳,怀帝司马炽被俘,不久被杀死于平阳,洛阳被烧掠一空,化为焦土,史称“永嘉之乱”。此后,北方汉族地主和百姓纷纷南迁避乱,祖逖也率亲友数百家南下,移居淮、泗一带。流徙途中,祖逖非常关心逃难群众,常以车马装载同行的老弱病残者,自己徒步而行,还把衣粮药物分给群众共用,因此深得大家拥戴,加上祖逖富有胆识,处事稳当公平,于是被流亡者推为首领,按当时习惯称“行主”。就这样,在与人民同甘共苦中,祖逖的威信日增,并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不少群众,积蓄了力量。
祖逖到泗口(今江苏清江西南)时,声望极高,被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后来的东晋开国君主元帝)任为徐州刺史,又征为军咨祭酒(主要参谋官员),进而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虽然来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并有了不小的官职,但他并不满足现状,苟且偷安。他对北国沦没、山河破碎痛心疾首,立志重返北方,收复失地。从此,他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开始招收人马。因他爱抚下属,待士众如子弟,有志之士,襁负而至,很快就有许多勇夫猛士汇集到他的周围,为他以后的北伐奠定了军事基础。
当时的北方,自洛阳陷落、怀帝被俘后,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登位,西晋政权虽然暂时得以维持下来,但它立即受到匈奴族刘曜的围攻,危在旦夕。晋愍帝急忙派人到南方,要求司马睿率兵二十万北上救援。司马睿在江南经营多年,实际上已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表面上也讲北上收复失地,其实只想做偏安江南的小皇帝,对长安的呼救,他以忙于安定江东,无暇北伐为辞,断然加以拒绝。一些有识之士,如周嵩、熊远等曾向司马睿提过北上的建议,结果都遭到他的贬斥,甚至险些丧命。
祖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司马睿提出北伐积极建议。他说:“晋室之乱(指八王之乱),是因为诸王争夺权利,自相诛灭,从而使戎狄(指少数民族)乘隙而起纷争。如今百姓深受苦难,人人都有奋起反击之志。只要大王能发挥自己的影响,派大军北伐,我等甘愿带头统兵,这样必得各地响应,国耻可雪。”祖逖的建议极恳切而又坚决,司马睿虽然仍听不进去,但虑及祖逖在大众中的威信,不得不勉强做出一番姿态,于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下令北伐。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作为北伐军的统帅,但只交给他一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而且不给武器和士兵,要他自行招兵买马,制造武器。这种派将出征只给粮(也少得可怜)不给兵的作法,固然可笑,但这已经是对祖逖另眼看待了!
面对司马睿集团如此冷淡的态度,祖逖当然非常失望。他深知前途艰难,困难重重,但仍欣然领命,整饬人马,于这年八月率部属百余渡长江北上。船驶到中流,祖逖面对奔腾的江水,感慨万分,敲击船桨,当众立下誓言,说:“我祖逖此行北上,如果不能收复中原,就如大江东去,绝不南渡重返!”辞色壮烈,部众莫不慨叹。在祖逖的鼓励下,大家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踏上征程,决心背水一战。
渡过长江之后,祖逖先屯于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并建筑冶铁炉场,打造兵器,又募得士卒两千余人,随后继续北上。
这时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晋建兴四年,汉国主刘聪遣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出降,不久被杀,西晋政权覆灭。次年,在江南的司马睿称晋王,年号建武。建武二年,愍帝死讯至,司马睿正式称帝,是为东晋元帝。而在攻灭西晋过程中,刘聪的大将、羯族人石勒乘机扩大势力,逐渐摆脱匈奴族的汉国的控制,以冀州的襄国(今河北邢台)为中心,自树一帜,占据黄河以北(下简称河北)大片土地,并向黄河以南(下简称河南)推进。318年,刘聪死,汉国内乱,刘曜夺权登位,迁都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石勒于319年也正式建立政权,自称赵王,史称石勒政权为后赵。从此,前、后赵互相火并。
对祖逖来说,北伐的主要敌手是占据河北并逐渐南下的后赵石勒。然而,祖逖从淮阴北进时,首先碰到的却是遍布于各地的坞壁武装。坞壁的起源很早,晋末战乱相循,地主豪强更争先恐后修堡筑坞,各据一方。坞堡主们根据切身利益和当时局势变化,或与石勒相通,引为靠山,为非作歹,有的继续忠于晋朝政权,有的则脚踩两端,持观望态度。各坞堡之间,又相互联系,或拥兵互攻,关系十分复杂。祖逖依据这些坞堡主之间的关系,审时度势,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妥善处理好自己与这些地方武装的关系,扫除前进障碍,利用他们的力量壮大自己实力。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祖逖进攻河南,屯兵芦洲(今安徽亳县东),为割据在谯郡(今安徽亳县)等地的坞主张平、樊雅所阻。张平、樊雅等拥兵数千,并统领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各部数百人,兵势很盛。张平自称豫州刺史,与祖逖官号相同,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方,不服晋朝。祖逖先是遣参军殷父进行劝说,争取和解,但张、樊丝毫没有归晋之意,加上殷父出言不逊,和谈失败,殷父被杀。
于是祖逖决心拔掉这个硬钉子。由于他兵力比较弱小,两方相拒达一年之久,也未能分出胜负。祖逖转变策略,设计买通张平部属谢浮,让他诱杀张平,事成后,祖逖率军进据太丘(今安徽永城西北)。樊雅闻变,赶忙调兵遣将前来进攻,并暗中派兵趁夜偷袭,直奔祖逖大营,祖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左右顽强奋战,终于击退了敌兵,转危为安。接着乘胜追击,兵围谯城,屡败樊雅。但是,谯城防守坚固,久攻不下。祖逖乃派人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王含遣参军桓宣领兵五百赴援。桓宣曾先后力战石勒,屡建战功,又奉司马睿之命劝说张平、樊雅归晋,当时张、樊表面臣服,实未归降。祖逖很器重桓宣,让他“单马从两人”再前往说服樊雅。桓宣喻以民族大义,又申说了利害和前途,义正辞严,经过两度反复工作,终于使樊雅开城出降,祖逖收复谯城。
祖逖进据谯郡一举,惊动了石勒,他忙派其侄、后赵大将石虎(字季龙)引兵进围谯城。桓宣受王含派遣前来支援祖逖,石虎闻报,急忙收兵退去。祖逖遂奏请朝廷留桓宣为谯国内史,协助自己。占谯郡,退石虎,是祖逖北伐的重要成果。
随后的数年,祖逖的北伐进入了更为重要的时期。首先,祖逖挥师进攻陈川。陈川是蓬陂(今河南开封东南)坞堡主,趁乱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当祖逖攻击樊雅时,陈川曾遣部将李头率兵前来支援。由于祖逖声望很高,李头非常佩服,与之结好,并经常称赞祖逖,叹道:“能得到祖逖这样的人为主,我死无恨矣!”陈川闻之,勃然大怒,立即杀死李头,李头部属冯宠率众逃归祖逖。因此,陈川对祖逖十分嫉恨,加上他本性贪残凶暴,遣兵大掠豫州诸郡,截获子女车马,危害百姓,身为豫州刺史的祖逖,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他遣将军卫策邀击,尽获所掠,皆令归还原主,而且严禁自己将士从中拿取任何财物,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从此,祖逖北伐军更加深得河南地区广大人民的欢迎。
陈川并不甘心失败,却又惧怕祖逖,东晋太兴二年四月,投靠石勒,以石勒为靠山,对抗祖逖。当祖逖攻陈川蓬关时,石勒令石虎领兵五万渡河南下助陈,双方对峙。祖逖初战不利,遂避开石虎主力,退屯梁国(今河南商邱南)。石勒又遣部将桃豹占领蓬关,祖逖率军再退淮南(今安徽寿县),以保存实力。石虎未能寻歼对手,收兵大掠豫州郡县,又把陈川部众五千户迁徙回襄国(今河北邢台),留下桃豹等驻守陈川故城(应指浚仪县),继续阻击祖逖。
东晋太兴三年(320年),祖逖北伐军与石勒在黄河以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祖逖先派韩潜夺取陈川故城东台,石勒将桃豹据故城西台,两军对垒,韩潜开东门出入,桃豹从南方放牧,经常互相攻战,胜负难分,达四十天之久。这是祖逖对石勒的重要一战。祖逖虑及硬攻难以奏效,遂苦思良策,决定以智破敌。
当时北方久乱不安,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不仅百姓忍饥挨饿,就连军需物品也非常缺乏。祖逖命令士卒千余人用许多布袋,装满泥土,运上台城,让敌军一望可见。又命数人担米上道,伪装因疲劳而停在半路上歇息,以待敌人。石勒士卒一见米担,蜂拥而上,挑米者故意丢弃米担而逃,石勒兵众获米,再看台城上一堆堆装得满满的布袋,以为也是米粮,于是便认为祖逖军粮食充足,兵强马壮,而自己却已缺粮多时,难以支撑,士气因而大为低落。也就在这时,石勒遣将运粮来援,祖逖忙派韩潜、冯铁截击于浚仪附近的汴水,尽获粮草。消息传来,桃豹等更加绝望,丧失斗志,赶忙乘夜晚率全军偷跑,退到东燕城(今河南延津北)。祖逖即命韩潜进屯封丘(今河南封丘),又命冯铁据守二台,自己进驻雍丘(今河南杞县)。与此同时,他频发军队,四出截击石勒军,并屡次败之。
祖逖铲除负隅顽抗的坞主,大败石勒,黄河以南广大地区的局势大为改观。一些地主武装纷纷表示归附晋朝。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坞主如赵固、上官己、李矩、郭默等,都属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如郭默,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人,永嘉乱后,率众自为坞主,前往依附者颇众,他爱抚将士,很得人心。李矩,平阳人,为乡人推为坞主,有抗敌报国之志。还有魏浚,东郡东阿(今山东东阿)人,洛阳陷后,曾屯洛北,招集人马,打造武器,人们襁负而归,后来与匈奴刘曜力战而死。这些有识之士,多怀家国之痛,锐意进取,虽然有的与祖逖没有直接联系,但都是有利于北伐的积极力量。他们当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互有隔阂,乃至彼此讨伐。www.guayunfan.com
祖逖为了争取他们共同对敌,做了大量排解工作,申以国家民族大义,示以祸福得失。结果李矩、郭默等不仅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转为合作,而且感于祖逖的恩德,纷纷前来投奔,乐归祖逖指挥。但是还有一些坞主虽无意对抗祖逖,但又害怕因此而受石勒报复,处于窘境。祖逖对这些人采取了谅解和灵活的态度,允许他们在归附自己以后,继续与石勒方面保持表面上的从属关系,有时还故意派军伪装偷袭他们,以此迷惑石勒。这些坞主非常感激,就利用自己与石勒的来往,探听情况,经常把石勒军队的重要情报,及时通知祖逖,对祖逖在军事上屡败石勒,起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不断斗争和努力,祖逖收服了河南各地的坞主和地方武装,拔除了石勒在这里的据点镇戍,收复了河南广大的地区。石勒退缩到黄河北岸,从此不敢窥兵河南。人民群众对祖逖收复河南欢欣鼓舞,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祖逖举行的一次庆祝酒会上,流着眼泪,激动地说:“我们都老了,想不到还能见到亲人,现在就是死了,也无所遗憾!”
还即席作诗歌颂祖逖及其北伐军的业绩。消息传到北方,祖逖青少年时的好友,一直忠于晋朝、正在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抗拒石勒的刘琨,特地遥致书信,盛赞祖逖的功业成就。还有一些人率领亲众从河北前来投依祖逖。可见祖逖收复河南的行动,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特别是汉族群众的愿望,其影响所及,直达黄河以北地区。也正因为如此,一贯不热心支持北伐的东晋朝廷,这时也不得不再作些姿态,提升祖逖为镇西将军。这是祖逖北伐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
祖逖北伐受挫 抱恨长终
收复河南之后,祖逖开始以河南为基地作渡河北上进军河北的准备。为此,他练兵积谷,积蓄力量。由于妥善处理了坞堡问题,使这些分散各地的武装力量归属自己统一指挥,获得了大批人力和物力的补充。随着人马的增多,队伍的扩大,祖逖很注意军队的整顿,关心士众,做到有功者必赏,即使只做一点好事,也要“赏不逾日”。军队纪律严明,士气很高,因此深受群众欢迎。
当时黄河流域因战争频仍,生产停顿,百姓和军队经常挨饿。东晋王朝虽然偶尔支援一点粮食,却因道远不至。祖逖便实行劝课农桑的方针,发动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连他的子弟及亲属也都下田耕耘,上山砍柴。祖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俭约清廉,不私蓄资产,反对奢侈。由于祖逖对社会经济的重视和措施有力,在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下,久经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有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军队士马日益健壮,百姓生活也得到改善,社会日趋安定,逐渐在黄河南岸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基地,为扫荡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祖逖北渡黄河的准备,直接威胁到了石勒的统治中心,引起了石勒的不安。石勒建立政权,与据守关中一带的前赵刘曜对峙,时有恶战;当时北方还有不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或武装力量,也与他并立而争。石勒要应付这些对手本就不是容易的。他不得不主动向祖逖求和,特地派人修整祖逖母亲坟墓,又遣使送财物送书信给祖逖,希望互相通好和解,交换货物等等。但是石勒的策略没有奏效,祖逖除了从经济角度考虑,任双方进行贸易外,仍一如既往,积极做北伐中原的准备。
东晋太兴四年,当祖逖正加紧准备,即将过河北上的关键时刻,晋元帝突然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坐镇合肥,管辖地区包括已收复的黄河南岸和未收复的河北,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祖逖指挥北伐的大权。祖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受到沉重打击。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必须从东晋朝廷内部的斗争谈起。原来晋元帝司马睿之所以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建立政权,主要是依靠南下的北方士族和江南本地士族的支持和联合,其中北方名族王导、王敦兄弟又起着关键的作用。司马睿正式称帝后,政治上靠王导辅政,军事上靠王敦支持,史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
但是,王敦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物,他坐镇武昌(今湖北鄂城),拥重兵控制长江中游,擅自任命将官,培植亲信,与朝廷对抗。晋元帝惧怕王氏图谋不轨,又见祖逖在河南势力大振,很不放心。因此,便命亲信戴渊镇合肥,又命刘隗镇泗口,各拥兵驻守,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北伐的军事部署,实际上是想以此防范王敦,其中对戴渊的任命又包含有牵制祖逖的意图。
戴渊虽然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但他疏于谋略,没有远见,更无收复失地之志。用这样徒有虚名的庸人统领至关重要的北伐,祖逖当然是忧虑重重。况且自己呕心沥血,多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打开局面,现在却无故被搁在一边,实与贬官削职无异。想到这些他不免心灰意冷,愤愤不平。加上这时晋元帝与王敦的对抗愈演愈烈,战云密布,内乱一触即发,更使他意识到功业不就,北伐难成,因而悲愤致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祖逖仍然以大局为重,力图进取。他不顾重病之身,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继续指挥将士营缮军事要塞武牢城,加强沿河营垒,调遣部队,作北进和防敌的准备。
然而终因忧愤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抱恨死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百姓闻祖逖死讯,痛哭流涕。祖逖死后不久,王敦举兵叛乱,东晋统治阶级忙于内战,更把北伐大事置之脑后,石勒乘机重新起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河南的大片土地。祖逖一番轰轰烈烈的可望成功的事业,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讧中被葬送了!但是祖逖的功绩和他的精神,却长留在人们心中。人们在他浴血苦战过的谯梁地区立祠,纪念这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一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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