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概况_英国的历史

黑死病概况_英国的历史

1348年8月，英格兰梅尔科姆首先爆发黑死病，此后传播到各地，次年议会被推迟召开。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往往来不及举行葬礼即直接埋入大坑之中。到目前为止，可以作出比较准确估算的是教会受职教士的死亡率，由于主教登记簿中含有受薪圣职全体教士的档案，可以区分出职位空缺是由死亡抑或辞职造成的。霍林斯沃思博士(Hollingsworth)谨慎地研究了资料最为全面的利奇费尔德、约克和林肯主教管区登记簿，得出瘟疫当年死亡率约为40％的结论，其他7个资料不全的登记簿经分析后，死亡率高达45％。由于每个主教管区常常包含数郡，因此，这些登记簿实际上包括了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受职教士在瘟疫时期的死亡概况。

对于贵族的死亡率，拉塞尔(Russell)根据“死亡调查书”估算了英格兰王室直接封臣的死亡率，发现在1348年505个拥有继承权的贵族中，138人死于瘟疫当年，死亡率超过27％。而蒂托(Titow)、里格利(Wrigley)、哈维(Harvey)、莱维特(Levett)和巴拉德(Ballard)等人，按照份地空缺数量或根据份地继承税交纳数额的标准，利用庄园卷宗对英格兰农村居民死亡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死亡率远远超出人们想象。例如，汉普郡的沃尔瑟姆(Waltham)、威尔特郡的唐顿(Downton)、牛津郡的威特尼(Witney)、卡瑟姆(Cuxhum)，这些庄园上有2/3的农奴死亡；剑桥郡3个庄园、埃塞克斯郡2个庄园、康沃尔郡东部2个庄园，死亡率达50％～60％；伯克郡的布赖特韦尔(Brightwell)庄园有1/3农奴死亡；而根据黑死病后交纳惯例税人口减少情形判断，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的22个庄园上平均死亡率为55％，埃塞克斯郡3个庄园为43％。[3]死亡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

乡村人口虽然居住分散，并未延缓疫病传播。其他地方研究也表明，高地地区死亡率同人口稠密的低地地区一样，受职教士在西南边远地区死亡率也在50％左右。此外，尽管关于城镇人口死亡率的确凿资料很少，但当代人的证据表明，由于城镇人口相对集中，饮食和居住卫生条件很差，瘟疫造成的死亡率超过了乡村。除去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和计算误差，总的说来，瘟疫爆发期间全国死亡率大致在30％～45％之间[4]，这也与英格兰14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工资、物价运行状况相吻合，当然不排除个别地区存在更高死亡率的情形。

随着黑死病纷至沓来的是：经济紊乱、社会动荡、物价上涨、利欲熏心、道德堕落……疯狂享乐、挥霍浪费和社会、宗教歇斯底里以及政府行政混乱、公职人员风习败坏等，要求改革的呼声四起。骑士阶层特有的谦恭礼貌之风成为历史，旧式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时人普遍“举止粗俗、堕落”，低级语言“充盈于耳”。[5]瘟疫不仅夺走了许多下层人民的生命，也削弱了地方领主的社会控制能力，打击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威。人口缩减导致人均财富和消费水平迅速升高，中下层群众疯狂地超前过度消费。

在1363年，议会试图推行一系列节约法令，按照职业和收入规范个人财产，限制炫耀性消费。1388年，莱斯特郡的一位牧师写道：这段时期，下层民众在穿着和修饰上出现了一种病态的欣乐症，穿着华丽衣服简直无法辨认；穷人与富人无法相区别，主人同仆人也无法分开。这当然不仅仅是消费水平，还反映了瘟疫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一贯勤俭节约的普通民众大肆挥霍显见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消费心理的巨变源于对无法主宰命运的无奈和对死亡的恐惧。(www.guayunfan.com)在瘟疫面前，普通民众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比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受到主体的真实存在，感受到与骑士贵族阶层之间的同等性：生命价值同等。瘟疫和死神对贵族和农奴一视同仁，并不因贵族出身高贵和血统纯洁而过门不入。这种生命平等意识此前不曾有过，是大瘟疫带给他们的，当内心的意识化为追寻安身立命之所的行动时，劳动力转移的洪流加速了。黑死病在英格兰和西欧大多数农民心中掀起了一场革命，带来一场“普遍的动乱和社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