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逃亡浪潮_英国的历史

农奴逃亡浪潮_英国的历史

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有多条途径，农奴逃亡就是劳动力转移在特定时期的途径之一。英国12世纪法学家格兰维尔(Glanvill)在其《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和习俗》一书中阐述了维兰获得自由的几种合法途径：第一种是领主放弃对农奴及其后代的权利要求。第二种是将农奴售卖给有意释放的第三者，即“赎买”农奴；格兰维尔强调农奴不能用“自己的金钱寻求自由”，因为农奴所有的动产属于领主，所以第三者可以购买农奴后予以释放。第三种方法是在特权城镇里居住一年零一天。[48]显然，上述三种方法中，头两种有些脱离实际，很少有领主会主动放弃对农奴的所有权，也很少有农奴能够积攒足够钱财通过第三方“赎买”自己及后代，即便有也不会很多，那么对于大多数农奴而言，最现实、便利的摆脱奴役地位的途径和手段就是逃亡到城市里。

据记载，许多在乡村无法维持生存的农奴、小自由农都选择了迁移城镇，有的甚至是比较富裕殷实的大农。像1252年，克劳利庄园一农奴逃亡，就留下了大量动产，计有2匹马、2头母牛、2头公牛、1匹小马、1头小母牛、31只母羊、27只阉羊、未剪毛的1岁羊11只、26只羔羊、5头大猪、4只小猪和12只鸡、3蒲式耳燕麦、6蒲式耳小麦、43/8夸特大麦，7个蜂箱和价值7便士的蜂蜜及一些衣物等。[49]这似乎在提示我们，农奴逃往城镇的动机不是经济方面的，至少不仅仅局限于生计，自由和尊严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希尔顿教授还提供了另一逃亡农奴约翰·马申的财产纪录。纪录表明约翰是一位耕种了39英亩份地的维兰大农，留下的动产有2头公牛、1头母牛、1头小牛、4头母猪、20只鹅、1只公鸡、4只母鸡和一些腊肉，还有马车1辆、风车1辆、筛子1个、犁1架、烧柴3车以及3大桶(约5夸脱)谷物和5蒲式耳麦芽。[50]可见，这位逃亡农奴也是一个“半资产者”。逃亡就意味着舍弃大部分家当，仅存身上些许轻便财物，抛家舍业是逃亡农奴的普遍现象。抛弃一切、逃向一个未知的天地，对于大多数农奴而言，并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但依然有一部分农奴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自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奴对自由的渴望。城镇正是他们憧憬中的桃园和乐土。

在很多情况下，农奴逃亡是由城市自治运动引发的后果。就英国而言，城市取得自治不像欧陆通过武装斗争手段，更多的是采用货币赎买方式，尤其是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王时期为了得到急需的金钱，大量颁赐城市特权证书，特权内容也比以前广泛。城市自治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而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又促进了城市人口发展和城市经济繁荣。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韦米尼在研究意大利城市时曾经说过：“追究一个贵族的根底，你就会发现原是一个商人。”[51]同样，研究中古时期历史的学者们经常发现，在很多种情况下，13世纪的英国城镇市民倘若追述其出身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由12世纪的维兰佃户转变而来。倘若将农奴出身的市民打入另类，喧闹繁荣的城镇很可能瞬间经济凋敝、繁华不在。英国城市复兴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的一个产物。因此，城市复兴与农奴逃亡、城市自治运动是同一历史事物的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历史过程。

当然，在中世纪历史上，一个集体性团体享有一定内部自治，并不罕见，这本身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远在公元1000年以前，许多修道院的僧团都曾经享有过自订团规的权利，但它们“……只不过都是历史陈迹而已，几乎毫无近代意义”[52]。然而，唯有中世纪城镇则超越了所有的自治团体，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修道院。简言之，它是一种由社会“结构性”要素发展为“解构性”因素的历史事物。最初，这种社会关系体制原本是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即“结构性”要素，像缴纳捐税、辅助王权、维持治安和缉拿盗匪等，不过与庄园不同的是，城市居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自由，诸项权利义务都写在一纸法律文书之中，这就是“特许状”或称“城市宪章”。也可以说，“特许状”是中世纪城市市民阶层在封建体制内形成“飞地”的外在法律形式，所体现的种种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与封建庄园和修道院是不完全相同的。而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自治不仅没有灭亡，而且逐渐向外扩大传播，对广大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也就是城市“拉力”。许多乡村居民尤其是农奴就逃亡到城镇，以摆脱奴役争得自由。这样一来，城市就对封建性庄园制度起到腐蚀、摧毁作用，由“结构性”要素转变成了封建社会的“解构性”要素。

所以，中古时期流传的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是指农奴如果逃亡到“特权”城市里，其主人无权抓回，如果平静地居住了一年零一天，并进入行会，即成为自由人。[53]在城市争取自治的斗争中，上述谚语演变成了习俗，继而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接纳法规”。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之习俗存在差异。有的城市规定，逃亡到城市的农奴要在一定时期内履行市民义务，交纳各种费用；有的城市甚至规定，只有城市行会成员方可获得市民身份。但大体说来，中古时期绝大多数城市对农奴都是开放的，持欢迎态度的。[54](www.guayunfan.com)农村移民范围显然同城镇的“拉力”影响范围密切相关。其实，这种“拉力”不仅体现在城镇政治和法律层面，也体现在城镇经济层面。据罗伯特·福塞尔(Robert Fossier)研究，伴随着城镇扩张而来的是城镇居民对食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一般说来，居民数量在3000人左右的城镇——在中古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是在城市等级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则需要面积10000公顷的地区为其提供谷物、肉类、酒类和木材，所以城镇市场需求所影响波及区域半径在15公里左右[55]，这恰好与中古英国农村居民地域流动中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短距离”迁移模式大致相吻合。直至中古晚期，短距离的地域流动——迁移距离在方圆数英里之内，移民中的绝大部分最远不会超出“流出地”20英里范围，多在10～20英里左右。譬如埃克塞特的移民半径是20英里，莱斯特、诺里奇和诺丁汉的移民来源也是如此，比它们大得多的约克市依然如此。[56]因此，中世纪居民的流动迁移不仅取决于城镇的政治“拉力”，也取决于城镇的经济张力和辐射范围，中世纪城镇的各种“拉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移民的动机和流动方向。

我们至今无法精确算出农奴逃亡的具体数字，也不确切知道多少农奴躲过领主追捕而逃入城镇，不过可以合理推测他们构成了中世纪城市市民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供参考，像中世纪史家P.布瓦松纳认为在城市自治运动后，西欧人口大约有1/10流入城市。[57]这些流动人口当然不全是逃亡农奴，但农奴一定会占其中很大一部分。所以，马克思也认为，西欧中世纪城市主要是由“获得解放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58]，说的都是同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