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农业危机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同谷物市场低迷状况存在着密切关系_英国的历史

大体说来，农业危机始于17世纪50年代。许多英国学者否认经济进入危机和衰退时期，D. C.科尔曼即称之为“新的时代背景”，危机的一些表现如谷物价格下跌、耕地转为牧场以及种植饲料作物、对“纯粹农业问题”没兴趣等，有些实际上是反映了英国农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由谷物种植转向畜产品、奶制品生产，而最能印证危机的表现只有“谷物价格下跌”，正是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26]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谷物专业化产区形成，粮食总产量不断上升，从17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农产品价格开始下跌，除灾荒年份谷价飙升外，整整一个世纪一直处于下跌状态。农业史专家琼·瑟斯克观察到：“谷价下跌、地租下降和逾期债务，是英格兰乡村17世纪中期和晚期的普遍现象。”[27]就以种植业的指标——黑麦价格为例，降幅之大远远超过畜产品，平均而言只有1600～1650年间价格的65％。[28]即便是乡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像东南部的肯特郡威尔德，当地牧—农混合经济在16世纪曾经成功地为许多少地、无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而繁荣一时，但进入17世纪后也不能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满意的生计，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结果该教区济贫税一路攀升，1611年超过100英镑，1615～1616年达到146英镑。[29]17世纪晚期，肯特郡征缴的济贫税数额则位于英国各郡前列，达到29875英镑。萨里大学的玛格丽特·斯普福特还考察了剑桥郡的奇彭纳姆(Chippenham)村庄，发现早在1597～1636年间，中等份地农户就被迫卖掉耕地，放弃谷物种植，奥威尔(Orwell)村庄在17世纪头30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30]可见，一些地区早在危机之前农业生产就已经出现衰退，陷于困难境地。

农业危机的普遍性由地方呈给议会的各种请愿书和报告亦可见一斑。1653年5月，林肯郡霍尔比齐(Holbeach)的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写信给议会，倾诉“谷物卖不上价”；12月，诺福克郡圣菲斯修道院(ST Faith)的佃户们请求地主允许他们延期缴租，因为现在“无论谷物还是牲畜抑或牛油都卖不上价”。来自牛津郡的一份报告则提到，1蒲式耳小麦前些年价值10先令，现在只卖2先令6便士和3先令。可见，从17世纪中叶始，由农业生产过剩带来的市场饱和已经非常明显，谷物等农产品价格下跌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一种必然反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656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允许国内农畜产品价格在“不超过一定价位时”向外出口，包括谷物、啤酒、牛、马、奶油、奶酪、牛肉、猪肉、熏肉、牛皮、羊皮和蜡烛，其中小麦出口的最高限价为40先令/夸特。[31]这意味着只要国内小麦价格在40先令以下，生产商或交易商就可以自由向国外出口。无疑，1656年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英国农产品市场，极大鼓舞了资本主义农场主和约曼、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不过，从短期来看，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回升。谷物出口状况也不尽如人意，60年代英国没有一个港口平均出口谷物超过2000夸特。[32]

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护国公政府、“安全委员会”和“蒙克议会”轮番登台，但所采取的诸项措施在短期内难以速见成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查理二世实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在无限荣光的背后，查理二世大概没有料到他接手的是一个“负债高达3000000英镑的”烂摊子!这其中包括查理一世时期遗留下的债务，被普莱德上校清洗之前的“长期议会”的借款，当然还包括查理二世本人流亡期间的借贷债务。实际上，财政赤字总额可能还远远高于300万英镑。[33]因此，与其说英国人重视传统、怀念君主制，莫不如说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害、注重寻求一条走出现实危机的出路。这样一种经济代价高昂的政治复辟，或许为日后查理二世赖账、拒付债务以及在对外政策上屈服法国以换取法王的秘密津贴等一系列行为，埋下了伏笔。

为摆脱农业困境，政府鼓励一些小农实行多样化经营，种植像水果、蔬菜、草药、香料及大麻、亚麻等工业染料作物，密集地使用土地和劳动力。这些经济作物所需土地面积很小，非常适合缺少土地、资本但有富余劳动力的小农，4或5英亩土地就可以供养一个家庭。一位格洛斯特郡的农业专家提倡农户种植大麻和亚麻。据他估算，40英亩亚麻一年要雇工800多人，可以为农村大量失业人口提供生计和就业机会，即使工资计算在内，仍比160英亩的谷物种植或牧草获利为多。[34]因此，17世纪中期后在泰晤士河两岸、伦敦周围各郡及整个英格兰南部兴旺城镇附近，出现商品菜园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可以获得比传统农业更高的收益，农地地租也随之上涨。

据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考察，17世纪末，伦敦周围11郡土地租金除赫里福德郡为10便士/英亩——接近1先令外，其余10郡都在1先令/英亩以上，米德塞克斯郡(Middlesex，包括伦敦)则高达5先令11便士/英亩，而偏远的其余40个郡地租大多在1先令/英亩以下，其中有18个郡在6便士/英亩以下，最低的坎伯兰郡、诺森波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卡迪根郡(Cardigan)、梅里奥尼思郡(Merioneth)只有1便士/英亩左右，租金分别为1便士、1.5便士、1.5便士、1.25便士、1.25便士[35]，可见伦敦周围诸郡明显高于北部和西部地区。当然，从事商品菜园和城市需求的经济作物最适合于居住在城市近郊的小农，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小土地所有者则无此福分。政府1670年颁布谷物法，1673年给农民出口补贴，继续鼓励农民向海外出口谷物，希望藉此确保谷物产量，改善谷物价格。但一切努力归于徒劳，谷价在1660～1750年间依然无情下跌。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迷无疑为英国经济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www.guayunfan.com)相比之下，畜牧业行情依然看好，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1663年政府即通过法令对进口牛羊肉征税，1667年通过的“爱尔兰牛肉法案”则禁止进口一切牲畜，这一措施使得西部和北部许多林—牧业郡区像德文、兰开夏和诺森伯兰等获益良多。[36]肉类和其他畜产品持续稳定的需求使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业保持着兴旺势头，肉农和奶农亦受益匪浅。所以，在16、17世纪，当农业区农户尤其是中等农户数量大大减少时，许多沼泽地区居民点大为增加，人口日渐稠密，正是因为这些地区存在公地和荒地，可以放牧饲养牛羊。在17世纪下半叶，多数学者像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理查德·韦斯顿爵士(Sir Richard Weston)、约翰·霍顿等认为，经营畜牧业比谷物种植更有利可图，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也符合1650～1750年西欧各国农业发展的普遍趋势。[37]

因此，农畜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是英国17世纪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最早从经济发展角度解释人口流动原因的是17世纪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配第认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直接原因。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配第举例说，一个耕种土地的英格兰农民每天可挣8便士，如果他是一个工匠，每天则可挣16便士。这种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38]看来，比较利益差异推动劳动力转移这一规律早在数百年前即已被人们所发现、认识了。

因此，农业利润率降低使得许多农民变耕地为牧场，向畜牧业等非农生产领域转移，也使一批批小土地所有者破产，最后变成了农业市场上的劳动力。许多小农包括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甚至还有小乡绅都被迫卖掉土地，他们只有到城市去碰碰运气；靠谷物过活的农民则扩大耕地面积以取得规模效益，结果催生了越来越多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农场。玛格丽特·斯普福特研究了剑桥郡的三个村子：奇彭纳姆(Chippenham)、奥威尔(Orwell)和威灵厄姆(Willingham)，通过考察村民们留下的遗嘱结果发现，奇彭纳姆村里中等规模的份地或农场逐渐消失了，经济压力已经迫使这些农民们及其子女变成了挣工资的劳工，奥威尔村的证据尽管没有奇彭纳姆村那样充分，但也清楚表明拥有半份地和全份地的惯例农数量显著减少，而相应的大农场和小屋农数量大幅上升，经济两极分化十分突出，只有威灵厄姆村由于受到沼泽地环境限制没有出现大农场，但绝大部分村民份地都在10英亩以下，呈现单极化发展趋势。[39]这些沼泽地的小农是依靠公地和畜牧权利才得以维持生存的。

此外，新航路的开辟、海外市场的形成也对17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16世纪，英国尚未开始向海外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国外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国内民族市场的初步形成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贸易中心由南部地中海转移到北大西洋，商路中心的转移为英国海外贸易大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在这一区域，英国先后通过颁布“航海条例”，对西班牙、荷兰等国进行战争等方式消除了竞争对手，控制了大西洋贸易，逐渐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殖民地，从而拥有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海外市场无疑在英国17世纪工业品市场结构中占据愈来愈重要地位，不容忽视。重商主义的代表查尔斯·达维南特提供了17世纪中叶英国海外贸易的一组数字，“1666年关税的包收额不超过390000镑，而其后从1671年的米迦勒节(9月29日)到1688年的米迦勒节，17年间，国王陛下净得的关税达9447799镑，每年平均555752镑。这足以证明我国的贸易扩大了”[40]。

如果说国内市场为16世纪英国工商业发展打下稳固而坚实的基础，那么17世纪海外市场则在此基础上为英国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大规模向非农行业转移提供了条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乔杜里在《1800年以前亚洲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一文中论及两者关系时说：“非农业财富的增长、货币经济的扩展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活动如何开拓本地以外的市场”，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商人“在组织商品生产和销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论断有很大相似之处。[41]所以，英国史学家G. R.埃尔顿认为，在17世纪，英国“海外市场的开拓”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活动扩展。[42]这种判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一方面，城镇的就业前景、富裕繁荣、娱乐活动和贫民救济，对移民产生了普遍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农村的各种压力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性。这其中包括将成年孩子打发到别人家里做仆人的普遍习惯、继承习俗的影响，像长子继承制限制了家庭其他子女在当地的发展机会，他们或移居其他村庄，或迁移到城市。

有学者认为，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加之斯图亚特王室对清教徒的迫害，结果许多英国人移民国外前往美洲，以寻求信仰自由、逃避宗教迫害，譬如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就是他们开创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国近代早期乡村移民浪潮带给城市的人口压力，否则，城市化进程还要迅猛。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中叶英国约有38万人横越大西洋[43]， 1630～1699年间约有54.4万人离开英国，其中70％去了新大陆。人口外流总量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10。由此分析，倘若没有海外移民，17世纪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或许还要高一些。当然海外移民潮的出现不仅是17世纪英国宗教迫害和革命内战的产物，也是英国城市经济相对低迷、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表现。

笔者认为，“海外移民缓解人口压力”这种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单方面关注人口外流而忽略人口回流，则有失片面。向新大陆的海外移民高峰期主要是在17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30、40年代之前，而在40年代内战或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海外移民速度和人口外流规模都大大降低了。耶鲁大学的苏珊·哈德曼·莫尔(Susan Hardman Moor)以“家的呼唤”为题目考察了新大陆的殖民者，发现在1640年后的数十年间，有很多在殖民地定居的人由于建种植园想法破灭、受到国内发展机遇吸引而纷纷回国。由新英格兰回国的殖民者中比较著名的男性移民如“弑君者”休·彼得(Hugh Peter)、“变节者”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等人，都借助在新英格兰的声望而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有很多人去了爱尔兰和苏格兰。[44]

此外，17世纪英国在向海外输出移民的同时也在接收外来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人口外流损失，而且其接收的移民数量很可能超过流出人口，尤其是“苏格兰人”大量流入。[45]所以，单纯认为海外移民降低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是不全面的，至少在17世纪中叶之后，有相当数量回流移民不仅从事了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运动，也参与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英国在17世纪取得的城市化成果当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