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膨胀与“马尔萨斯陷阱”_英国的历史

人口膨胀与“马尔萨斯陷阱”_英国的历史

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婚姻模式——高婚龄、低生育率，还有一部分人保持独身，哈吉奈尔(Hajnal)、L. R.普尔斯(L. R. Poors)等人称之为独特的“欧洲模式”，具体说来，初婚年龄男性不低于26岁，女性不低于23岁，终身不婚的人在10％左右。[4]在这种模式下，尤其在16世纪中叶以后，人口的增长和生育受到人为的控制。也有学者认为西欧的人口控制产生于中世纪盛期，美国历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人口控制承自古代。尽管时间有异，多数学者认为人口控制机制最迟在16世纪后已经形成，人口盲目增长现象开始得到控制，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英国历史学家J. D.钱伯斯(J. D. Chambers)认为，人口增长缓慢、人均资源水平较高，从而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同时导致社会建立了一种以独立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制度。[5]因此，这种婚姻模式至少提供了欧洲经济起飞的部分原因。直至18世纪中叶，这种低增长的人口模式才发生显著变化。圣安德鲁斯大学人口史专家R. A.休斯顿(R. A. Houston)甚至认为，英国这种通过调节婚育水平来平衡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方式，在欧洲是“独一无二”[6]的。我们不否认这种婚姻模式在西欧广大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状况，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婚姻模式。英国16世纪的人口增长特点就对上述观点提出挑战。

16世纪英格兰人口增长很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约80年)就增长了170万，而此后在1600～1750年间150年中才增长了160万。[7]实际上，人口在1470～1520年之间某点上开始增长，在16世纪第二个25年时，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了，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实际工资已经降低了1/3。16世纪40、50年代汇编的最早的教区登记簿表明，当时人口出生率非常之高，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即10‰左右，因此，英国人口史家哈彻尔认为，基本上接近于典型的“非欧生育”模式——婚龄低、结婚率高、出生率高。这种模式以古代中国和印度为典型代表。其实具体分析古代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也是同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存在差异的。

中国早婚现象自秦汉以来确实相当普遍，但在古代中国并不完全实行早婚，“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因此，在先秦，一般以男子30岁、女子20岁为初婚年龄，那时并未流行早婚制。自战国秦汉起，婚龄才逐渐提前。《韩非子》中曾提到齐国齐桓公下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到汉代时女子十几岁时成婚愈来愈普遍，汉惠帝规定，女子法定结婚年龄为15岁，15～30岁不结婚者分五等罚税。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早婚的风习主要流行于地主阶级家庭，一般劳动民众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不少人被迫晚婚，有的甚至保持独身。决定人们婚姻和生育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是社会经济条件，是人口与资源的配置状况和生产发展程度。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之所以能得到高度发展，关键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在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经济、集约化农业得到了较高程度发展。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投入有较大需求，助长了早婚、多育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推动人口不断增长。同时集约化农业在外延(地域)上的扩张、内涵(单位面积产量)上的提高，使总产量不断增长，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

英国统计学家米切尔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部分年代英格兰人口增长的具体数字，可参见表5-1。(www.guayunfan.com)表5-1　1541～1651年间不列颠人口变化一般趋势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和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

为了更直观观察16世纪英国人口变化，我们将上表数据绘制成图表，参见图5-1。

图5-1　1541～1651年英国人口变化

由图5-1可见，在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时，英格兰人口数量大约在225万～275万人之间。16世纪中叶时，人口增长到301万，10年后(1561年)又降为208万人，这表明所谓的16世纪“人口膨胀”状况在上半叶并不存在，从16世纪下半叶人口才显著持续增加，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551年的301万人增加到1601年的410万人，1641年时人口超过500万，1651年后人口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500万边缘上徘徊。这意味着“16世纪人口扩张”延伸至17世纪上半叶方告结束。这也是一个农业生产、工业产量、贸易、地租和收入全面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期。[8]英格兰人口已经恢复到黑死病前夕的数量，结果在1500～1620年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0万～300万增加到500万，农村劳动力队伍急剧膨胀。

可见，英格兰刚刚摆脱15世纪劳动力短缺的掣肘，又掉进了16世纪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和婚姻的“欧洲模式”显然并不符合16世纪尤其是16世纪中叶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由此亦可证明，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人口模式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在14世纪已经成功逃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危机模式”[9]，恰恰相反，它同其他农业民族一样完全印证了这种模式，人口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就个体家庭而言，婚姻和生育很可能有计划、符合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增长和发展则是自发的、无序的，不存在社会调控机制。当然，上层社会和下层穷人具有不同的生育模式。在1500～1630年间，一份伊丽莎白时期关于诺里奇450家穷人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家只有2.2个孩子，相比之下，诺里奇和埃克塞特的富裕商人平均每家有4.25～4.7个孩子。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农村。[10]

16世纪人口恢复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疫病数量减少、死亡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是人口出生率升高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小农和无地无产者急速涌现很可能来自家庭工业的扩展及其生育模式，乡村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农村中原有的人口控制机制，有利于居民早婚多育，从而刺激了人口增长。工业部门人口迅速增加，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初婚年龄。一旦乡村工业在一个地区得到发展，从业人口经济状况改善，随之而来的就是婚龄下降、结婚率升高。所以，在乡村工业发展地区，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易于自立门户，由夫妇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形式非常普遍，很少出现三代、四代人同居的大家庭。因此，英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核心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农产业和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业化村庄核心家庭数量多，婴儿出生率和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以生产谷物为主的村落，相形之下，后者不仅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口数量增加也较为缓慢。[11]

16世纪之后，工业对人口增长作用更加显著，其中工业革命时期是人口增长最为迅速时期，钱伯斯认为这是英格兰人口模式在18世纪晚期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可见，英格兰乡村人口膨胀既创造了劳动力向乡村工业转移的前提，同时也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业流动后果。16世纪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正是在人口膨胀背景下发生的，乡村日渐增多的人口使得城镇获得了稳固丰富的移民来源，造成人口大量迁移，从而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譬如，正是由于移民数量充足，埃克塞特城市人口显著增加，从1377年的3000人增加到16世纪20年代的7000人，从而一跃而成为英格兰第四大省城。在多数城镇，其移民的2/3来自城镇周围20英里范围内，其中女性移民大概是男性的两倍。

农村女性移民数量多于男性，年轻女性尤多，这主要同农村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存在重要关系。一般说来，农户家产很少传给女性，多传给长子或幼子，这就减少了女性留在当地的机率。另外，按农村惯例保护寡妇的权益，寡妇可获得家产的1/3甚至一半，有的庄园规定，妇女在寡居期间可持有整块份地，直至再婚，而年轻未婚女性则无此相关权利，大概这是造成年轻女性频繁流动的原因之一。[12]

此外，据泽尔考证，16世纪城镇居民雇用女仆非常普遍，很多富有家庭甚至包括普通中等家庭至少雇有一名居家女仆，其中肯特郡威尔德地区的斯泰普尔赫斯特(Staplehurst)教区中114个家庭里有63户雇有仆人，约占55％，克兰布鲁克(Cranbrook)教区大约也有近40％居民家里住有与主人前名不同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仆人，也可能是学徒或帮工，在教区的登记簿上没有体现出什么不同。许多仆人往往就是主人家里的亲属。农村也是如此，比较穷的坎特伯雷郊区在1563年亦有27％的家庭有仆人，剑桥在17世纪20年代时是35％，在埃塞克斯郡的罗姆福德(Romford)比例接近40％。[13]像16世纪早期在诺里奇市登记的新学徒有3/4来自诺福克，只有17％来自东盎格里亚地区之外。[14]

可见，在近代早期，英格兰中古时期的农村人口流动模式亦未发生显著改变，印证了法国著名史学家勒高夫“一个扩大的中世纪”的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英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的判断：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不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某些原有的社会特征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上半叶甚至到17世纪。[15]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毋庸置疑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运动。无论如何，16世纪人口膨胀无疑是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是推动16世纪物价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萨里大学的玛格丽特·斯普福特将人口增加称为“16世纪价格上涨的发动机”[16]，其实物价上涨的最直接因素是农业生产连续歉收，歉收又是由于16世纪晚期气候恶化、夏季变短变湿，结果造成农作物生长光照不足、生长周期不足，粮食产量下降是必然的。谷物供应减少了，而需求却由于人口增加大幅上升，则“价格革命”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许多小土地所有者被迫卖掉耕地，其中相当一部分辗转迁移到城市讨生活。在此意义上，我们认同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正是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大城市尤其如此[1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马克思关于城市发展理论相吻合的，即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18]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