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业化出现_英国的历史

原工业化出现_英国的历史

“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词汇，美国经济史家弗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断加以完善，他认为原工业化的特征是农民制造业生产者为远方的通常是国际市场生产工业品，它源于茅屋工业，但有别于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产品的传统茅屋工业。[56]该理论在欧洲大陆引起强烈反响，激起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经济史家的热烈讨论，出版了许多关于原工业化的重要研究成果。

英国学者对于工业革命前手工业生产没有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建树，起初对原工业化概念及相关理论一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不过稍晚也接受了原工业化概念，并利用原工业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沃尔顿出版了《兰开夏社会史1558～1939》、赫德森主编了《地区和工业：考察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视角》、罗林森出版了《现代社会的地方起源：格洛斯特郡1500～1800》等。[57]前文已述，农村劳动力向乡村工业转移在13世纪晚期时已经出现，主要是畜牧业，在14、15世纪则重点转移到了呢绒纺织业以及一些其他非农行业。根据原工业定义，一些学者认为，英格兰15世纪以来的呢绒纺织业即属于原工业，不过15世纪的乡村工业与300年后工业革命缔造的近代大工业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许多曾经工业化的村落和城镇又恢复了农业生产。故笔者认为，原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它同工业革命存在内在联系，创造了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一定前提，从而为18世纪产业大革命在行业领域方面做了先期准备工作。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多数学者的观点：英格兰工业在17世纪进入了所谓“原工业化”时期。

在17世纪，英国各种(手)工业活动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个别地区工业早在16世纪晚期就出现了繁荣景象。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许多因素对乡村工业生产的发展非常有利：农业周期的长期波动、人口的长期增长、乡村失业人口增加、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农业收入危机，以及国内需求特别是国际需求包括殖民地市场(自从17世纪以来对工业品需求迅速增长)的扩张，都促进了乡村工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原工业地区。保罗·M.霍恩伯格将1000～1950年欧洲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分成了三大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原工业化时代”(Protoindustrial Ages)涵盖了“中世纪晚期”(14、15世纪)和“近代早期”(16、17世纪)两个阶段。霍氏认为，虽然乡村加工业的单个生产单元在“技术和规模上没有出现什么变革”，但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带来了“社会和经济重组”，许多乡村地区实现经济结构转换，从“食品生产转向加工业”，从而紧密地同城市联系在一起。[58]

在乡村工业向原工业转变过程中，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交换体系也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英格兰而言，它是欧洲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1651年、1660年、1662年、1669年、1673年、1696年的“航海条例”以及1652～1654年、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的三次对荷“商业战争”成功地消除了竞争对手威胁，在1663～1669年和1699～1701年出口贸易额增加50％，从殖民地进口商品达到进口总额的31.9％，同期再出口贸易量增加1倍有余，占出口贸易比例由22％增加到30.9％[59]，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原工业化时期建立的海外殖民地，残酷地剥夺殖民地和依附地区，将这些地区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提供国。海外殖民地和依附地区被强行拖进欧洲经济轨道。殖民地市场的存在缓和、消除了因国内市场波动给经济造成的消极恶果，供给和需求稳步增长，共同造成了一个促进经济积累、起飞的宽松环境，推动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向乡村非农产业流动，从而使乡村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这是一个将乡村工业推进到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原工业化阶段的到来标志着17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开始突破传统工业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农村劳动力加快向乡村工业转移步伐，因而经济重心开始向工业倾斜，并创造了向资本主义大生产过渡的前提条件：(www.guayunfan.com)1.在原工业化期间，一个数量众多的手工业技术工人群体出现了，他们构成了早期工厂创立者能够招募的劳动后备力量；

2.一个商人工厂主、中间商，有时还有小工匠出现了，他们在原工业化期间积聚资本，转变为工业化的代理人；

3.至于生产组织，“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使商人资本同生产领域联系起来，从流通领域的优势出发调节商品生产；马克思称，这种在保存旧生产方式的幌子下而孕育、成长的资本主义的“前提”[60]，实则正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之一；

4.在原工业化期间，一种共生关系在农业部门和密集工业地区之间发展起来；

5.一个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市场网络在原工业化期间发展起来。[61]

因此，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英格兰乡村工业开始向近代大工业演进，是“近代工业世界孕育于传统农本经济母腹中的即将呱呱坠地的胎儿”，是走向近代大工业的起点。[62]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称这一时期的乡村工业为“原工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原工业都成功地成长为近代工业，英格兰南部许多地区出现了“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重新转向农业种植业。列宁说过，逻辑上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同样，逻辑上是正确的东西，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从未发生过的。家内制发达阶段在“逻辑上”更接近近代工厂，但在历史上，家内制发达的南部地区恰恰没有产生大工业，近代大工业兴起于北部的家内制“初级阶段”盛行地区。家内制发达地区像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伍斯特郡(Worcester)以及肯特郡威尔德等地区的传统工业都没有发展成现代工厂工业，相反日渐衰落，最终消失。[63]

肯特郡的呢绒业是14、15世纪建立的，在坎特伯雷、梅德斯通(Maidstone，肯特郡首府)等城镇很是兴旺，在乡村主要分布于威尔德的克兰布鲁克(Cranbrook)、高德赫斯特(Goudhurst)、滕特登(Tenterden)、霍克赫斯特(Hawkhurst)、黑德科恩(Headcorn)等教区，当地还出产呢绒生产所需要的漂白土，狭长的谷地地理优势也易于拦河筑坝以驱动漂洗机。不过，到17世纪早期，情形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大多数威尔德农民的遗产清单都提到“奶房”(milkhouse)与“奶酪和牛油仓库”，普拉基(Pluckey)的呢绒商威廉·休格特(William Hugget)在1614年除了拥有568夸脱羊毛外，还有264磅的奶酪，斯马登(Smarden)的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不仅有11夸脱羊毛，也有13夸脱重达100磅的奶酪。[64]可以合理推测，17世纪初期的威尔德地区主要是一个奶制品生产区，或正在向饲养、育肥牛羊方面发展。事实上，此时的威尔德正是伦敦城一个重要的肉制品供应地，为首都提供大量肉、奶等生活必需品。曾经繁荣一时的肯特郡呢绒业已经消失了。

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同肯特郡命运相同。该郡一半地区是山区和沼泽地，纺织业生产中心是肯德尔(Kendal)，在14世纪末即以“绿色粗呢绒”闻名，15世纪扩展到该郡乡村各地，盛极一时。在都铎王朝早期(15世纪晚期)，仅在格拉斯米尔(Grasmere)一地就有18架漂洗机，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肯德尔呢绒也神秘地消失了。或许伦敦商人不再对肯达尔绿呢绒感兴趣，也许1570年和1590年的两次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不论什么原因，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令人完全信服。该郡由于耕地贫瘠，适宜谷物种植的土地很少，不过草地、牧场和沼泽地资源很丰富，所以后来主要发展畜牧业，饲养牛羊。此后直至19世纪，威斯特摩兰郡一直以盛产优质牛油而享有盛誉。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一度发达的呢绒纺织业为什么消失了？

对上述地区“原工业”夭折命运的解读，直接关系到对17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评价。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正是17世纪“危机”的具体表现之一，危机打击了许多原工业地区，尤其是英国东南、西南地区的乡村工业，致使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遭受挫折。就上述地区而言，这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不过，倘若我们将上述郡区“乡村工业回归农业”纳入英国整体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范围内加以考察，会发现威尔德等地区虽是“挫折”表现，但同时也是英国其他地区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条件，即伦敦迅速城市化正是有赖于威尔德等地区提供大量农副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城市居民方能赖以为生，首都才能够成为英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城市。否则，一个巨型城市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伦敦城市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农副产品需求市场，带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所以上述这些原工业地区才回归农业，而后通过为首都居民供给衣、食等生活用品就能够获得相当高的经济收益。[65]不只威尔德，伦敦近郊许多郡区乡村工业后来都转入谷物、蔬菜、果品等园林农业，为伦敦城市化顺利、高速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牛津大学的约翰·帕滕(John Patten)考察了东盎格里亚地区3个城镇：诺里奇、大雅茅斯和伊普斯维奇，发现距首都最近的伊普斯维奇自16世纪末、17世纪以来日渐衰落，斯陶尔河流域(Stour valley)出产的“宽幅呢绒”已经萎缩，纺织业逐渐让位于腹地的谷物和奶制品生产，其港口地位也大不如前，几乎被伦敦“吞噬”了。[66]其命运同上述城镇如出一辙。所以，从整体上讲，某些地区原工业“受挫”与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尤其是与伦敦在17世纪取得巨大进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孤立视之似为不妥，或许称它们“转型”更为合适。正是这些地区完成了由“原工业恢复为农业”的经济结构转型，首都伦敦才实现了巨大飞跃，一举成为欧洲最大城市。据统计，伦敦在17世纪末就达到了575000人，超过巴黎，而巴黎在1801年时人口还不到550000人，其时，伦敦人口则已经达到900000人。[67]如果我们考虑到法国此时总人口是英国的4倍，则更加凸显了伦敦城市化的巨大成果。

此外，原工业化的出现也促成了许多农业地区专业化、商业化。原工业化地区的居民对农牧产品、生产原料等都提出了更大、更高要求，旧有的农业生产格局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专业化的谷物生产区、畜产品区逐渐形成，农业商业化趋势得到加强。这些专业化的农牧业生产区就是资本主义大农场，在英格兰南部、英格兰中部地区最为显著。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形成，英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农业无产者阶层出现了。他们间或有一小块耕地，更多地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并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此时，他们的非农生产活动地位已经由“副业”跃居主业，不过却失去了以往那种独立性。据格雷戈里·金估计，1688年工业产值约占国家收入40％以上，这样工业经济地位逐渐上升，赶上乃至超过农业。尽管乡村人口总量大幅度增加，但农业人口并未显著增加，尤其是在1600年之后农业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因为乡村工业吸收了农村大量闲散劳动力就业，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在农业之外谋生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牢记，工业资本家主演历史的时期尚未到来。不论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尼德兰北部还是英格兰，17世纪都是商业资本主义鼎盛时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在不同水平上发展着，自由贸易在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市场盛行保护主义，利用关税壁垒排除外国竞争者，两者之间尚缺乏一种利益共识。从殖民地进口的烟草、蔗糖、印花布等商品多数直接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国内制造业由此受益很小。1700年2月，国内制造业生产商第一次获得了反对“商业利益至上者”的胜利，促使议会通过立法“禁止进口波斯、印度和中国的丝绸、棉布”，从而首次在损害本国重商主义者利益前提下为工业产品市场开辟道路，这一立法预示着下一世纪工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为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行业转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