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是农民的儿子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我们也是农民的儿子_桂平大藤峡的故事

由广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和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编撰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专题报告》出来了。

这本八百多页的报告，就像一块金砖，沉甸甸的，集中了九十多位总工程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承载着库坝区人民不知多少热切的期望。报告共分前言、概述、水库淹没影响处理标准及范围、淹没影响实物调查、农村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水库库底清理、移民合法权益的保障、防洪超蓄临时淹没处理规则和问题与建议等十八章，对整个工程的移民拆迁工作作了方方面面、深入细致的论述分析，论据充分、论证缜密，成了征地移民安置规划的纲领性、指导性的行动宝典。

桂平市政府也根据国家法律、相关政策和本地实际，出台了《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桂平市库坝区移民搬迁安置实施方案》，定下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安置规划、安置方式、回建地安排等，使工作组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比如基本原则就有五条：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且不与大藤峡工程用地相冲突的原则。(www.guayunfan.com)（二）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政府引导与移民自主选择安置方式，安置去向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自力更生，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确保移民搬得出、安得稳、能发展，基本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

反复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杨一帆摄）

（四）坚持移民搬迁安置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与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旅游开发、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五）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合理规划，控制移民安置区规模。

一句话：大藤峡是国家重点工程，不管是谁，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工程建设。但另一方面，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又必须充分照顾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地方政府更必须在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的中间，做好管理、协调与服务，务必尽可能使老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的框架内，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全力保证大藤峡工程按时开工和完成。

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政府明白，老百姓也清楚，关键在于寻找到大家都能认可并接受的平衡点。政府首先根据桂平当地实际，对提高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作了争取。原国家定的标准一般为每亩36000元，显然这个标准已不大适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了。经过一番努力，政府为每亩土地多争取了2000元，标准提高到每亩38000元。

这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项，但仅此一项，就足以看出政府和指挥部为百姓谋利的良苦用心。

大藤峡工程在桂平库坝区需征土地约5.1万亩，移民安置2200户9259人。这些群众集中在南木、西山、石龙三个乡镇，其中除库区人口的拆迁工作可以稍缓一步，但直接影响到进坝公路、库坝首、船闸、运河、料场、项目工程部和安置点的用地，却必须提前拆迁，给工程腾出足够开工的地盘来。

大藤峡周边的村子，或许因为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征讨杀伐，早就厌倦了那种龙争虎斗与剑拔弩张，而代之以一种恬然的宁静。大藤峡工程的坝首就在弩滩村的京塘屯，这是个有着多个生产队的自然屯，成了这次拆迁主要的重点和难点。

这里是大藤峡的出口处，黔江的东北岸，是弩滩村下属的一个自然屯，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子，十多个生产队的各家各户掩映在浓密的竹篁和林木中，每天的晨曦下和夕照里，都会有青色的炊烟袅袅升起，各种小鸟在林间鸣叫雀跃，大人们背着农具，悠然地行走在下田或者收工途中，稚气的孩子们则奔跑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

村民户主大会（杨一帆摄）

这里的老百姓，主要有王、陈、吴三个姓氏，他们的先人大多从清朝初年搬来，就像一颗颗种子，在这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在脚下这片肥沃的土地之中，生长出一代又一代希望。他们从童年开始，就在这里生活，他们打柴、放牛、游戏、烧薯窑。他们日复一日地听着大藤峡瑶民起义的故事，看着春水发起来，看着夏洪涨起来，看着秋叶渐黄、北风吹过，到了一年之末，全家人就要打扫厅堂，给先人供奉上鲜肉果品，烧起线香炮仗，给祖宗跪下磕头，祈求他们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合家老少平安吉祥。

随着季节春种夏割、秋收冬藏，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多的已繁衍十几代，少的也有四五代了。他们都是汉族人，有的是广东搬来的广府人，有的是福建搬来的客家人，但随着年深月久，他们与原来的故土已绝少联系，已将大藤峡当作自己的故乡，连语言也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日常的交往，渐渐地变得与桂平的本地人没什么两样了。

他们爱脚下这片土地，爱山林中荫翳闭日的林木竹篁，爱田野里随风摇曳的稻穗，爱大藤峡中翻滚流淌的波浪。如果有人要他们搬离这片土地，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

在大藤峡的快乐童年，将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潘大林摄）

然而，为了确保船闸工程能在春节后开工，京塘村的279户1111人，必须在此前全部搬迁。搬迁之前，必须尽快做好各家各户的房屋、土地、林木、地上附着物等所有物产的清点工作，然后让他们尽快签订搬迁协议。

由于征地拆迁的标准迟迟未能确定下来，有的农户就将大藤峡工程征地拆迁怀疑成商业开发，一直采取着排拒抵抗的态度：

“政府肯定是和什么开发商勾结，要低价征用我们的土地，然后做成楼盘，再高价卖出去。开发商从中赚取大头，我们坚决不能答应！”

有的人对工作组极不客气，说到租用土地，有人气呼呼地质问工作组组员：我租你老婆可以吗？——这话是十分伤人的，工作组组员强压住自己的怒气，没吭声。倒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忍不住了，说：“讲话也要讲过第二样（方言，意谓不能再说的错话）啊，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太得罪人啦！”

那人情知理亏，但还硬着嘴巴说：“队长，你别帮别人说话。我看你整天跑指挥部，得了他们什么好处啊？”

队长也火了：“我得了什么好处？你帮我找出来，找不出来，你就是诽谤！实话说，你这样说话，贬低了自己的人格，人家要打你你都没理由还手！工作组来做工作，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怎么能这样伤害人家呢？”

那人这才低下头去不再吭声。

其实，工作组组员大多也是农村出来的，是农民的儿子，他们对农民的了解，甚至比农民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深。他们知道农民渴望些什么，需求些什么，其实他们中有的人，家也在库坝区，同样是拆迁对象，只不过时代选择了他们，让他们走到了工作组的位置上。

进村了，他们看到农民都躲起来，不愿意与他们接触，他们一再喊话，也无人理睬，工作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位组员想了一下，二话没说，拿起装石灰粉的木桶，掏起一勺石灰，在村中的晒坪中间画了一条白线。

这一招还真灵，马上就有人走出来，连声质问：“你在这里画什么？”

“画地界啊。”

“这是我的地面，地界怎能这样画？”

“这是你的地吗？怎么我们刚才喊了老半天，都没应？”

“我——我——”

“我什么我？要是这土地是你的，你早就应该出来了。”

水流湍急的弩滩江面（潘大林摄）

那人正想说话，一个老农妇跑出来了，大声抗议：“这土地哪是他的？是我们家的！八几年搞承包，分到我们家，后来他家没有晒坪，叫我借一块地给他，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借了，现在怎么反而成了他的？”

“晒坪是我的，这地就是我的！你说地是你的，上面有记号吗？哪里有东西证明说是你的了？”

“啊呵，真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那年因为同情你，才借这块地给你做晒坪，没想到，现在竟敢说这块地是你的了，真是没阴功啊！”

“我说是我的，肯定有证明啦，你问问我二哥三哥，他们就可以作证明。”

“你的兄弟肯定会帮你说话啦，这算什么证明啊！喏，当年的队长还在，他可以帮我证明这土地是我的！队长，你说是不是？”

一时间，晒场上就吵得不亦乐乎了。工作组组员静静地站在旁边，笑了。是的，牵涉到具体的切身利益，老百姓是最为敏感的，哪能不奋起抗争呢？

为了一己之利，有的人甚至暗中活动，散发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假文件，宣扬虚假补偿标准，说大藤峡的标准太低了，低得太离谱，煽动群众围堵工作组，与政府对抗。

当时，葛洲坝集团中标了船闸工程，要在京塘搞个料场，堆放他们的工程原料。那么大一个工程，堆放原料该要多大一片地啊！公司先与群众签了合约，到了进场搭工棚那天，村里有的人却暗中煽动群众，说补偿标准太低了，数十人聚拢起来，堵住进坝路，不让车辆人员进出，不让中标单位进场施工。

工作组组员向群众散发宣传资料（杨一帆摄）

已经订了合同，有人一时又要反悔，施工方急着要进场，群众却硬堵着不让，一时间群情激昂，闹得沸沸扬扬。施工方心里十分着急，工作组则立马奔赴现场，苦口婆心地劝说群众撤离。更多的人则是袖手旁观，这些人，除了少数几个壮年，大多数都是妇孺。他们看这回政府到底怎么办，如果这次聚众闹事处理不好，他处就会群起效法，工作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第一天，群众没撤。第二天，群众仍没撤。

那时已是冬天，但现场的气氛却紧张极了，就像聚拢了一大团煤气，稍不小心，一点就着。工作组先不动声色，分头到群众中做工作，两天下来，大家心里就明白了，哪些是聚众闹事的带头人，哪些是跟随呐喊的胁从，哪些是纯属看热闹的旁观者。

到了12月25日，开工动员大会已过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宝贵，已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呼啸的警车开到现场，乒乒乓乓投下几颗催泪弹，一时黄烟滚滚而来。群众哪里见过这阵势，慌忙四下走散，车上跳下数十名干警，抓起早就盯紧了的十来个人，押上了警车。

数日之后，经过一番讯问甄别，没什么恶意的群众，都被释放回来，最后只有三人，有可能触犯刑律，就只能仍然待在拘留所，等待法律给予的最终审判。

一番紧急事件，就这样化解了。

这本来是一件坏事，但有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让群众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有什么愿望要求，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让工作组帮自己出办法、拿主意，实在不行的，再向市政府提出来。若只是一味地暗中无事生非，煽风点火，持强耍蛮，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此之后，工作组进村，再也没有故意围攻和捣乱、拦截的事发生了。

于是，工作组开始召集群众开会。“文化大革命”中，生产队的会议是最多的，那时人们每天都要集中学习，学时事，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党中央决议，自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召开会议就很少见了。群众三三两两集中到晒场上来，有的则集中到某个人家里。人们一下难来得齐，来了的，有的还带着很大的火气，说不上几句，就骂起人来，好像与工作组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

组员们都忍着，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安静下来，再宣读有关文件，宣讲有关政策。还没讲几句，有的站起来就走，无论组员在后面怎样喊，都没回过头来。第一次会议没开好，再开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每个工作组到村里所开的会议，都在十几二十次以上，有的生产队更是多达四五十次。有的会议能解决某些人的问题，有的会议则一点效果都没有。尽管如此，组员们都相信从量变到质变的道理，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人生哲理。

桂平市统战部副部长陆兴明所在的工作组，到生产队开会多达五十多次，还找到一些带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会上讲话，讲自己真实的想法和要求，尽可能帮他们解决有关问题。有的人不但不来开会，还不接工作组组员的电话。有的则因为在外面打工，一时回不来。组员就给这些人一个一个打电话，打得电话都快爆了。这个电话不接，就又换一个电话打，总有一两个人能打得通，就可以将征地拆迁的信息及时公布出去。有关信息到了拆迁户手上，就有了交流的渠道，下一步工作就好开展了。

难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攻破的。

周明官、陆兴明任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在进行实物登记（杨一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