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化

“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化

对于《史记·赵世家》所叙述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怀疑、否定，另一种态度是相信。

先说怀疑和否定的。

唐代学者孔颖达断言其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左传正义》）。

宋代洪迈也将《史记》与《春秋》比对，认为《史记·赵世家》“乖妄”，程婴和公孙杵臼救赵孤“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程婴杵臼”条）。宋代另一学者王应麟，信从孔颖达《左传正义》的说法，认为《史记·赵世家》记载有误（《困学纪闻·史记正误》）。(www.guayunfan.com)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此事“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此人也”（《史记志疑》卷二三“晋景公三年”条）。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认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

近世学者杨伯峻认为，《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八年》）。可以说，在当代史学界，对“赵氏孤儿”一事持怀疑和否定之说渐成主流。

但是，相信“赵氏孤儿”为信史的，从古至今依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

西汉成帝时的学者刘向的《新序》一书，在基本上抄录《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之后，说：“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义厚士矣，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刘向的另一部著作《说苑》，再次叙述了程婴救孤的故事，只不过比较简略，没提到公孙杵臼。

刘向比司马迁的时代稍晚，司马迁死后十三年刘向出生，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新序》和《说苑》中的赵氏孤儿故事来自《史记》。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治学严谨，对春秋史相当熟悉。所以尽管《新序》和《说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还是大大增强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可信度。

接着，班固的《汉书》，在《古今人表》中列有“屠颜贾”其人，唐代学者颜师古认为，“屠颜贾”就是屠岸贾。

在汉代，“赵氏孤儿”的故事还被刻成画，铭于石。在一块汉代的石碑上，画一妇人抱婴儿向左而坐，右一人拱手跪，榜题“杵臼”，并有题字称：“程婴、杵臼，赵朔家臣。下宫之难，赵武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存。”这就把“赵氏孤儿”的故事概括地叙述出来了。文中使用“屠颜”而不用“屠岸”，与《汉书·古今人表》相印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除《史记》之外，另有史书记载同样的故事，也就是说，“搜孤救孤”故事绝不是司马迁的杜撰；第二，《汉书》及汉碑的记载，无疑增强了可信度。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官修史书又屡屡提到程婴和公孙杵臼，表彰他们救孤之义举，不赘述。

唐开元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这里的“河东”，指的是唐代的河东道，大体上涵盖了现在的山西全省。据此可知，最迟在初盛唐时期，山西一带赵姓祭祀先祖，还要同时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

中唐时期一部很有名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志》卷一二河东道“绛州太平县”条的记载：“赵盾祠在县西南十八里。晋公孙杵臼、程婴墓并在县南二十一里赵盾墓茔中。”

到宋代，程婴和公孙杵臼不仅从传说中的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而且还成了“神”，被朝廷正式封爵、立祠，每年受到祭祀，而且规格越来越高。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一位叫吴处厚的官员上疏，“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郓王服药，上览之矍然，即批付中书”（吴处厚《青箱杂记》）。这是说，吴处厚上疏给宋神宗赵顼，请为救助过赵氏孤儿的程婴、公孙杵臼立庙封爵，他认为旌表忠义就可以使鬼魅不来作祟，国统就有人继承。很巧，神宗看到这封奏章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孙子、徽宗的儿子郓王赵楷患病服药。当时神宗一惊，脸色都变了，即刻批复执行。于是当年五月，“封晋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于绛州”（《宋史·神宗本纪》）。古绛州，一说就是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新绛县，一说涵盖了晋南的运城、临汾等市所辖的好几个县市。

还有一说是，吴处厚上疏请立祠祭祀程婴、杵臼之后，神宗“下诏搜访遗迹”，在绛州太平县的赵村立了一座“祚德庙”，来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记祚德庙始末》）太平县，是现在临汾市的襄汾县。“祚德”，取《左传》中的“天祚明德”之意，“祚”是赐福、保佑的意思，同时“祚”还有皇位的意思，可见取名者煞费苦心。

元丰四年是朝廷首次正式封爵立祠来祭祀程婴和公孙杵臼。十九年后，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韩厥亦被立庙，随后封侯。

到南宋，随着赵宋王朝南迁，朝廷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在首都临安修建了一座祭祀程婴等人的“祚德庙”。第二年，高宗赵构委派宰相秦桧为“亲祠使”前往祭祀。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七月，高宗“加封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公，升中祀”（《宋史·高宗本纪》）。“公”在“侯”之上，升格了。历代朝廷祭祀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别，“升中祀”，意味着以前是“小祀”，现在也升格了。《宋史·吉礼八》记云：

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宋代为什么对“赵氏孤儿”的故事如此热衷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宋朝的皇帝姓赵，自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赵氏家族的后代。宋高宗就曾经自比“赵氏孤儿”，他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封秦桧为太师的制诏中，就把秦桧的辅佐之功，比作“程婴存赵孤”，将秦桧比作“程婴”，而将自己比作“赵孤”。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宋金交战的结果，是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一隅。南宋与蒙元交战的结果，是赵宋政权完全垮台。一些民族思想浓厚的文人，也或明或暗地借古喻今，用赵氏孤儿的故事影射当下。例如辛弃疾在一首歌颂韩侂胄的词中提到韩厥：“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六州歌头》）这既是因为韩侂胄和韩厥都姓韩，也是因为当今皇上和赵孤都姓赵。文天祥在一首诗中说：“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指南录·皮锡》）这是借“程婴存赵”的往事，抒发对南宋末年风雨飘摇的赵宋王朝的无奈。当年程婴还可以保护赵氏孤儿，最终使赵家东山再起，现在连这种可能都没了，怎么能不“一回惆怅一沾巾”呢？

总之，“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宋代有了时代赋予的特殊意义。人们不仅相信它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还随时借它来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引发人们的各种联想。

清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将《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事收录，谓此为“千古疑案”，《史记·赵世家》与《左传》两说可以并存，并推测说，《国语》里有个屠岸夷，曾经迎立晋文公，屠岸贾可能就是他的后代。

据雍正《山西通志》，到清代初年，山西各地不仅遍布程婴、公孙杵臼、灵辄、韩厥等人的墓和祠庙，还有藏孤洞、公孙杵臼窑、七烈士墓等各种“史迹”。此外，近年来不断还有新的“史迹”和传说被发现，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遗产都有了。

吴处厚上疏神宗立下祚德庙的襄汾县是赵氏孤儿“史迹”与传说的重要产生地。襄汾县系1954年由襄陵、汾城（又名太平）二县合并而成。明成化《山西通志》记载：“二侯庙，在太平县故晋城北门外，祀赵朔客程婴、公孙杵臼。”清光绪《山西通志》引“旧通志”云：“（祚德三侯庙在）县南二十五里古晋城北门外。”光绪《太平县志》云：“祚德三侯庙在县南二十五里古晋城北门外。宋元丰间封程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建庙致祭，有敕碑。……崇宁三年，封韩厥为义成侯。国朝道光二十六年，北柴、小赵社人等募化重修。……赵宣子墓在县南十里汾阳村。程婴墓在县西十里程公村。公孙杵臼墓在县西四十里三公村。”新修《襄汾县志》：“赵盾墓在西汾阳村，公孙杵臼墓在三公村，程婴墓在程公村。”

襄汾县程公村的程婴墓碑。作者摄于2014年

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的忠义文化广场，中为赵盾塑像，四周围墙壁画内容为“赵氏孤儿”故事

据说程公村在襄汾县汾城镇西北，原名芍药村，程婴死后，就埋葬在芍药村南，后人为了纪念程婴而改村名。据《襄汾县志》载，康熙年间太平县知县吴轸觉得当地人直呼“程婴村”是对古人不恭，为教化民众将此处改作“程公村”，沿用至今。村附近有程婴墓、赵氏三百余人墓、藏孤处。襄汾县城南的永固村传说是屠岸贾的封地，赵家昭雪后程婴、赵武带人攻杀屠岸贾，诛其全族，该族人隐姓为郭，以避其祸。至今，永固有不唱京剧《八义图》的乡规习俗。

晋中的阳泉市盂县是赵氏孤儿“史迹”与传说的另一个大本营。阳泉市盂县城北18公里处的藏山，据说以“藏孤”得名。后人为颂扬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身救孤的事迹，在“藏山”为他们立庙祭祀，代代香火不绝。

阳泉市盂县的藏孤洞，传说为程婴藏孤处

晋南侯马市凤城乡西赵村，因赵姓而得名。据该村村民讲，西赵村正西门砖字牌上，曾书有“成宣故里”四字。“成”指春秋时晋国卿大夫赵成子赵衰，“宣”指赵衰之子、晋国上卿赵盾，西赵村就是赵衰、赵盾父子的故乡。1949年前后，晋南乡村逢年过节经常请剧团唱大戏，西赵村也是如此。但西赵村也从来不唱《八义图》。

“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响不仅仅在山西。河北石家庄井陉县有“孤台村”；河南温县三家庄，传说是程婴抚养赵氏孤儿的所在，还留下了“孤儿冢”，并存有残碑，其附近不仅有赵盾的墓地，还有赵盾的父亲赵衰的墓地。

总之，千百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把“赵氏孤儿”故事当作历史真实来看是一股主流。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简单地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文学与历史双向互动造成的结果。人们从文献史料中选取题材，经过加工创作成为戏曲或者说唱文学，把历史“变成”了文学。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老百姓不识字，他们的历史知识从文学中来，从传说中来，从戏剧中来。看戏听书，口耳相传，三人成虎，文学又“变成”了历史。三国故事、隋唐故事、包公故事、岳飞故事等都是这样。总之，群众总是运用口述文学的形式，运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审美标准和历史观，认识“历史”，重塑“历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戏剧起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书写给识字的人看，戏演给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同看。更何况，“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记载，在民众那里，就更是铁板钉钉的真事了。

不要说历史剧，就连一般的爱情戏，写得好，影响大，也会从文学“变成”历史，比如《西厢记》。山西省永济县境内有个普救寺，据说就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还“保留”着当年张生跳墙和莺莺幽会的“旧址”。这当然是赞扬《西厢记》的。但还有人伪造崔莺莺与郑恒合葬的墓志铭，是一些无聊的正统文人为《西厢记》翻案的，是诋毁莺莺和张生的爱情的。河南浚县崔庄还有所谓的“莺莺坟”，据说崔庄就是崔莺莺的故乡，当地人认为崔莺莺私订终身，大逆不道，从前谁也不能在崔庄演唱《西厢记》。要是相信了这些事，文学就又“变成”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