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鲁迅打官司的人_关于民国的故事

和鲁迅打官司的人_关于民国的故事

中华民国的文坛上，鲁迅的敌人大概是最多的。但只有一次他的敌人和他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这个敌人是顾颉刚。

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哲学门1920年的毕业生，为胡适、鲁迅、周作人的学生辈。他本身是一个大胆的怀疑主义者，经过胡适的点拨，更发展为彻底的“疑古”学派领军人物。在中国，怀疑主义者很容易爆出惊世骇俗的观点，所以顾颉刚很早就出了名。

顾颉刚“疑古”的一个著名论点是1923年发表的“大禹是条虫”的论点。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为证据，怀疑几千年传说的圣君“禹”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而已。要让习惯了古代观念的国人接受这种“现实”那可是不容易的。1940年，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这一论题。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这本是他的一家之言，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却拿着鸡毛当令箭，订6月6日为“工程师节”，当时的报纸还刊出陈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6月6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后来，陈立夫知道了原来顾颉刚认为“禹是一条虫”，心中大惑，找机会问顾颉刚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颉刚反驳得也很在理：“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陈立夫听完也只好摇头作罢。

这位学生辈的疑古大师怎么会和鲁迅发生冲突呢？怪就怪中华民国还是太小了，文人的活动舞台不多，只要在文坛上露面，总要发生写观念上的交锋，尤其是政治变幻莫测的时代，按派别站队更是不可避免。顾颉刚逐渐站到了他的老师胡适那边的“自由派”，或者“右派”，这与身在左派阵营的鲁迅自然会发生矛盾，这是他们交恶的深层次原因。(www.guayunfan.com)鲁迅向来不原谅对手，但对于学生辈，总是多少留着些情面，可这位顾颉刚错就错在挑战了鲁迅的人格，这让鲁迅的战斗意识顿时加强，两人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鲁迅在学术界最有名的著作是《中国小说史略》，这让他在哪里都会得到尊敬，可敌方阵营为了打掉鲁迅的声誉，由陈西滢等散布出消息，鲁迅的这本书其实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如果真的是抄袭，那鲁迅还有什么面目继续当“青年导师”呢？这个说法在敌方阵营越传越广，鲁迅的声誉大受影响。就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的疑古派掌门人顾颉刚加入了传播行列，这时的他忘记了老师胡适经常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没经过任何查证就大喊“鲁迅抄袭了”。本来就对此极为厌恶的鲁迅见哪个喊的声音大就对哪个下手，于是开始了对顾颉刚的冷嘲热讽。

惹恼了鲁迅可不是一件让人轻松的事。鲁迅开始对顾颉刚进行全方位“轰炸”，上到学术观点，下到外貌，无一不成了他的攻击对象。

先说学术，鲁迅对顾颉刚最著名的“禹是一条虫”的观点大加挞伐，鲁迅倒不是认为顾颉刚以禹为动物的观点不妥，而是从自己雄厚的文字学根底（他可是章太炎的亲传弟子）出发论证“禹”不是虫，而是“禺”，也就是“猴子”。鲁迅专门写了一篇小说《理水》，其中一段就是讽刺顾颉刚的：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疲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

这段文字中的“鸟头先生”指的就是顾颉刚，因为“顾”的繁体“顧”的左边本是“鸟头”的意思。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恶搞”，虽有人身攻击之嫌，但倒也合乎其所讽刺的顾颉刚的考据方法，如果因为大禹的名字是“虫”的意思就说明他是一条虫，那顾颉刚的姓是鸟头的意思岂不也说明顾颉刚是一个鸟头了？这套论证一针见血。

单说名字还罢了，鲁迅还时时不忘讽刺顾颉刚的生理特征——大红鼻子。小说中的“鸟头先生”一生气就涨红了鼻子，甚至“红得发紫”，就是讽刺这一点，甚至语带双关，连带讽刺顾颉刚在学术界“红得发紫”名声。那位拄着杖的先生自然也就是力挺顾颉刚的胡适之了。

顾颉刚对鲁迅的讽刺终于有些忍不住了，他打听到鲁迅的行踪，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于是发了一封信给鲁迅：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敬请大安。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这封信有些搞笑，顾颉刚说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鲁迅，以至于“良用耿耿”，其实他本人心知肚明，在他的日记里，他早就承认其中原因：

“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顾颉刚日记》第二卷）

顾颉刚推说自己不知道，未免有些故作无辜。他的信还有一处“萌点”就是要求鲁迅留在广州不要走，要“候审”，这未免有点越权，因为只有司法机关可以强令当事人候审，而没有原告强令被告候审的。鲁迅抓住了这个萌点，好一阵奚落，并且把回信发表，让天下人一起来观萌：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顾颉刚被鲁迅奚落得体无完肤，想通过法律解决却惹来一阵更大声的嘲笑，官司只好不了了之。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怨核心是“抄袭”问题。这件事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一直说清楚。后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了日文译本，而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出了中译本。读者可以任意对比勘校，是否“抄袭”非常明了，鲁迅专门写了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如释重负：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这段回应仍然是咬牙切齿，看来这项“抄袭”的指控确实严重伤害到了鲁迅的自尊。面对事实，曾经相信“抄袭”的一方也感到不妥。鲁迅逝世后，胡适曾建议陈西滢拿出绅士的姿态写一篇短文，声明当初说鲁迅抄袭是因“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但是，并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做，来给鲁迅“平反”，陈西滢没有，顾颉刚也没有。

鲁迅固然不原谅他的论敌们，他的论敌也大都不原谅他。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很多人直到死都没停止对鲁迅做负面评论。在“文革”时期，顾颉刚等和鲁迅有过过节的人都成了被打击对象，这种情况恐怕是当年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不管怎样，他一定不会同意用公共权力来对自己的敌人们做肉体上的摧残。

鲁迅和顾颉刚打了一场不了了之的官司之后竟然莫名其妙地遇见了一次。那是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省亲，25日到孔德学校看旧书，不知为什么顾颉刚也恰好到那里。二人见面，煞是尴尬。鲁迅在事后描述道：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顾颉刚的描述是：“今日到孔德，竟与鲁迅撞见，不巧甚”。两位学问大师竟然以这样尴尬的方式见了最后一面，真是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