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军滇中古遗址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军滇中古遗址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军在滇中活动的范围，应包括中庆（今昆明）、临安（今建水）、禄劝及金沙江沿岸，但具体遗址可查者，则为中庆古城，通海曲陀关、秀山普光山寺等。

中庆古城遗址　元代中庆城，南诏作“拓东城”，大理作“鄯阐城”，元作“中庆城”“鸭（押）赤城”。鄯阐城的范围，可以确定，即以今人民中路东端民生街为界，西和南距滇池的东岸和北岸均较近，东边达金汁河岸，但街道中心已西移，所跨的盘龙江（旧名云津河或滇池河）、金汁河已成东城壕了。蒙古忽必烈命兀良合台攻当时乌蛮都城押赤城，《元史》称“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当指此而言。由于北面无水，所以蒙古军绕至北门而入，北门位置大体应在今人民中路附近。元代中庆城的范围，历史已明确记载，北边比鄯阐城向外拓展了约一里，而达于五华山和祖遍山一带；西和南因水位下降，而以玉带河（东起双龙桥，西至鸡鸣桥以北，与翠湖南流之水相连）作护城河；东退至盘龙江之西约一百步，相当于现在的护国路，但原盘龙江与金汁河之间及土桥附近之街市，仍为中庆城的东关与南关。

元中庆城的建城是在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于治理松华坝、海口之后着手修建的。当时赛典赤是趁农闲时用民工修建的，城的繁荣中心是三市街，水路码头为云津桥（得胜桥），一时成为西南商贾云集，僧侣众多的重镇，据史料记载：城中有商人、工匠、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郊外盛产米、麦、鱼、盐，俨然是一个壮丽大城。［5］

到元中期，从临安府（今建水）移居中庆城的都元帅，契丹人述律杰担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后，除治理军政事务外，还重视儒学、佛学的传播，并先后在通海秀山，昆明西山、玉案山、城北门大胜寺（明已毁）等地佛寺撰写下各种碑文，它记载看元代政治、经济、宗教、儒学等方面的历史，当为元朝昆明地区的历史文化宝库。(www.guayunfan.com)曲陀关遗址　曲陀关位于今通海县河西镇西北12公里处，距通海城25公里处的昆（明）开（远）公路东侧一座平顶山上，山丘开阔，四周松林葱郁，历史上曾是滇中战略要地。曲陀关又位于今红塔、通海、峨山三县区交界高地，是通往滇南各路州的咽喉而成为省会中庆路的南大门。曲陀关属临安总府管辖。当时担任临安、广西（泸西）路元江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府的，是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的契丹政治家述律杰，“以元帅治临安”。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王朝继续建立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管辖滇南各地，同时升任述律杰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年（1360年），元王朝又调长安县令蒙古右旗人阿喇帖木耳任临安路宣慰司总管，二十一年（1361年），升任总府都元帅，统领一支蒙古、回回军镇守曲陀关，始建曲陀关卡。原来曲陀关曾建卧龙祠、武安王庙，“种桃千株，植松百亩，投戈讲道，横槊赋诗”，惜于明代毁于战火。［6］至今曲陀关地名依旧，平坡已成一片耕地。

通海普光山寺碑铭　普光山寺是通海秀山建筑群中的一座古老寺庙。始建于大理国道隆十一年，即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元初，又经铁牛大和尚增修。元代，曾任临安都元帅府都元帅的述律杰为普光山寺特书“灵鉴”二字匾额，惜已佚。

普光山寺由三教殿、罗汉殿等组成，寺外建有畔公影堂和畔富坐化墓。寺内正殿屋架为斗拱式结构，为元代建筑风格。前殿有元宣光七年（1377年）立的《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一块，为秀山最古老的石碑之一，碑文对研究元代滇南社会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秀山《普光山寺智照兰若记碑》，是敕授前广西路儒学教授王宽述，登仕郎、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司使都元帅契丹将领述律杰所撰，都事熙斋题额。北元宣光七年（公元1377年）立，故又名“宣光碑”。碑座是一石雕赑屃（即乌龟），碑高1.2米，宽0.64米，厚0.2米，碑石料为红砂石，碑帽为半圆盘龙云纹形，帽高0.46米，宽0.64米，厚0.2米，正中用篆书阴刻“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7］碑文阳面22行，873字。阴面21行，844字，共1717字，楷书。阳面除记述普光寺始建于道隆己酉年，即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和铁牛大德和尚主持寺院以及佛教兴盛外，还赞美秀山风光秀丽，寺院宏伟。此外还记载了佛教在通海的传播和第一所佛寺——普光山寺的建盖时间。碑文内容还阐扬佛理，赞扬佛法等，因而通海佛教由此而兴，佛寺也随之相继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