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的任命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土官的任命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元代土官任职后，均赐给诰敕、印章、虎符、驿玺书、金银符作为信物。其作用在于“俾得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4］。

诰敕　即元廷对土官的任命书。据《元史·世祖纪七》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诏诱都掌蛮夷及其属百一十人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夷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又据《土官底簿》载：明洪武十五年（138年），元代元江府总管，百夷人那直曾“赍金牌、文凭、象马归附。”［5］“文凭”当属诰敕一类，应视作元廷的土官任命书。

印章　元政府权威的象征，极为重视。当土酋归服后，必须交出前朝所授印章，以示臣服。

虎符　元代授予虎符者，有严格限制。据《元史·顺帝纪一》至元六年（1264年）载云：“诸官非节制军马者，不得佩虎符。”因土司均设于边陲之地，往往兼统部落兵马，故有此授。从土司可以用虎符“节制军马”一事，可见元代对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使用，是颇为放手的。如《元代·世祖纪七》载云：(www.guayunfan.com)至元十五年（1278年）闰十一月，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蕃主韦昌盛并内附。诏阿榨、韦昌盛各为其地安抚使，佩虎符。

驿传玺书与金或银字圆符　关于这两者的作用，在《元史·兵志四》“站赤”条中有详细说明：“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换言之，可谓土司赴阙朝贡或上达边情的通行证。持有此证，则可解决沿途食宿交通问题，从而起到了密切中央王朝与土司联系的作用。

降玺书　这是元廷授予土司的官职任命书。如《元史·世祖纪六》载云：至元十四年（1277年），播州安抚使乞“降玺书”。《元史·世祖纪十四》载云：至元三十年（1293年），“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遣归”。至顺二年，在云南威楚路之蒲蛮地设府一及土官三十二所，皆赐金银符。《元史·文宗纪五》载：“至顺三年（1332），云南行省言：‘本省旧降给驿玺书六十九、金字圆符四。’”土官一经授职，即可世袭。元代土官承袭之法，主要还是“从本俗”行事。即按照“子侄兄弟”及“妻”的次序袭替，反映了土司制度草创特点。土官还有升迁及惩罚之制，有功者升，违背或无功者罚，有罪议处。

元朝不仅对土官实行一整套制度，对流官亦委以重任，流官大部分封给大理国，及随蒙古军征战云南的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为官吏。以大理为例，据《元史类编·大理》载：“元初，段实（信苴日）为云南参政，其子庆授云南参政。”至元末，段功因击败明玉珍的红巾军有功，梁王“主奏授平章”，后又奏升其子宝继为“云南右丞”。可见，土官若有功于元王朝者，可以被授予各级政权职官直至行省的参知政事、平章、左右丞等地方长官的高级衔职。对土官中忠勤者甚至有授以保卫宫廷之职的荣宠。《元史·信苴日传》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信苴日、阿庆入觐，“留阿庆，卫东宫”即是例证。

元朝还设有多种虚衔，包括勋阶、文散官、武散官、勋阶正二品的“上护军”，文散官进二品的“资德大夫”，武散官有二品的“镇国上将军”，三品的“怀远大将军”，五品的“武略将军”，正七品的“忠翊校尉”和“忠勇校尉”。对有特殊功绩的土官，元廷更有追赠的隆遇，如契丹有名的将领忙古带因征战有功，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殒于大吉州军中，至大四年（1311年），元廷赠龙虎卫上将军、平章政事，追封濮国公，谥威愍。按元制，平章政事为从一品官，龙虎卫上将军、濮国公等乃虚衔。这表明，元朝对将领和土官都予以较高的政治待遇。从而使朝廷赢得了土司的支持，同时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