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兴起_唐宋民族史

南诏的兴起_唐宋民族史

一、六诏的兴起

唐贞观末年，洱海周围的乌蛮诸部，逐渐形成十多个酋邦，称为“诏”。[18]“诏”有两个含义，一指酋邦首领，即“王”；一指酋邦。这些酋邦相互兼并，其中白崖、剑川、石桥、石和等诏先后灭亡，留下六个大的酋邦，称为六诏，他们兵力相当，不相臣服。这六诏是：蒙舍诏、蒙诏、赕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19]兹将他们的情况分述于下。

蒙舍诏，其地在今云南省巍山县，因位于诸酋邦的南部，故称为南诏。蒙舍诏为哀牢人建立的酋邦，其酋长姓蒙，立诏之主名为舍龙，即以蒙舍（龙）为酋邦名称，后又用作地名。

蒙诏，其地在今云南省巍山县北部及漾濞县地，其地域在诸诏中最广。蒙诏亦为哀牢人建立的酋邦，酋长姓蒙，立诏之主为辅仁，故以蒙为酋邦名号和地域名称。蒙诏又称为漾备诏，[20]因漾濞江流经其地而得名。[21](www.guayunfan.com)赕诏，其地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区，为昆明人建立的酋邦。赕诏又称越澹诏。越与形近而音误，赕与澹同音异写。

浪穹诏，其地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亦为昆明人建立的酋邦。

施浪诏，其地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青索乡。青索乡又称史郎川，或牟苴和。史郎与施浪同音异写。《资治通鉴》引窦滂《云南别录》，六诏中无施浪诏，而有蒙越诏，蒙越当为牟苴的音转，知蒙越诏即施浪诏。[22]施浪诏的居民为昆明人。

越析诏，为磨些人建立的酋邦，所以又称为磨些诏，其地在今云南省宾川县。

洱海地区的昆明、哀牢、磨些等乌蛮诸部的社会经济与汉晋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基本上还是随水草畜牧，但已有了定居的农业生产，种植粳稻等作物。因其游牧不是像北方草原牧民那样千里辗转，而是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因此，可相对稳定在一个地区，逐渐构筑城邑，组织为酋邦——诏。各诏已建立起较严密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有较大的酋长，掌握着世袭王权，拥有胜兵数万，具有“尚战死，恶病亡”的习俗。从无大君长，到形成拥有胜兵数万的六诏政权，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二、白子国的灭亡

从东汉晚期起，原居住在朱提郡（今云南昭通）的人，为躲避战乱，逐渐迁往洱海地区，散居于洱海周围及东南的大理、弥渡、祥云、宾川、姚安、大姚等县，被称为“下方夷”。[23]他们以白崖（今弥渡红崖）为中心，形成一个较大的酋邦，称为“白子国”，因白子国在云南郡（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所以又称作“云南国”。三国时，南中大姓与夷帅联合反蜀，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亲自率兵南征，从今四川会理南渡金沙江，经永仁到今姚安、祥云、南华一带，招徕“白子国”诸部，以云南县（今祥云县）为中心建立云南郡，以永昌大姓吕凯为云南郡太守，同时册封“白子国”的酋长龙佑那为“王”，赐姓张，因其为西洱河蛮的大酋长，所以封作“西洱河侯”。

唐武德年间，韦仁寿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地区，招抚西洱河诸蛮，白子国的首领张乐进求亦率部归附唐朝，被封为“云南镇守将军”“云南国诏”，也就是“云南郡王”。唐通过张氏对白子国及西洱河诸蛮实行羁縻统治。

唐贞观年间，白子国的社会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主导地位，不仅有五谷的种植，还有蔬菜、水果、桑麻的栽培。农作物的品种、耕种、经营和收获（产量）与中原汉族地区不相上下。白子国已有文字，颇知阴阳历数，建有城郭，其民众的富足程度与蜀地相等，有赵、杨、李、董、张等大姓贵族出现。但白子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酋邦，有数十百个部落群，大的部落有五六百户，小的也有二三百户，各据山川，没有君长。其经济文化虽较乌蛮更为发展一些，但在中古自然经济时代，两者的绝对差别不是很大。特别是在政治军事方面，白子国诸部显得特别脆弱，各据山川的三五百户的村社，只能成为乌蛮“胜兵数万”的打击对象与统治对象。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廷派将军梁建方征讨松外蛮。待平定后，又遣大军南下，直打到西洱河。永徽三年（652年），赵孝祖征伐白水蛮，乘胜深入白子国的中心勃弄地区（今云南弥渡），大破西洱河诸蛮。经过这两次军事打击，白子国濒临土崩瓦解的境地。其南面的蒙舍诏（南诏）首领细奴逻，乘机进攻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战败投降，[24]白子国灭亡。南诏遂占有白子国的富庶之地。

三、唐朝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

南诏在唐朝支持下兼并白子国后，为表示感激之情，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细奴逻派儿子逻盛（有时误写为罗盛炎）至长安朝拜，高宗接见了他，任命细奴逻为巍州（今云南巍山）刺史，赐以锦袍。其后又多次遣使入唐贡献，每次皆得到召见，并赏赐锦袍、锦袖、紫袍。西洱河诸蛮降于吐蕃后，唐罢弃姚州，南诏与唐的关系由此隔绝。及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唐朝再置姚州都督府。第二年，早已继承诏位的逻盛亲自到京师朝拜，可见南诏对唐的仰慕、忠诚和依赖，双方的亲密关系已远在其他酋邦之上。

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即位，[25]监察御使李知古上书建议，征讨已降附吐蕃的姚州诸蛮，削除为吐蕃任其向导之作用。朝廷遂令李知古征调剑南兵前往讨击。姚州诸蛮归降后，李知古又请求建筑城池，列置州县，向当地诸部征收重税，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可，担心劳师远伐，益不偿损，极力反对。但李知古却置之不理，不仅调发剑南兵筑城，而且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结果激起群蛮的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兵攻打李知古，将其斩首，以其尸祭天，由此姚、道路断绝，连年不能畅通。洱海地区又为吐蕃控制，唯有南诏依然奉唐朝正朔，成为姚州诸蛮中唯一忠于唐朝的地方土长。

唐为保卫姚州，抗击吐蕃，于景龙元年（707年）派监察御史唐九征为姚道讨击使，进讨深入到洱海地区的吐蕃。当时吐蕃在漾水、濞水间架设铁索桥，以通西洱河，并在西洱河两岸构筑城堡。唐九征首先摧毁了守桥的城堡，继而焚毁二座铁索桥，截断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的通道。战役结束后，命书记闾邱均在剑川勒石建碑，立铁柱于洱海北面，[26]以纪念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这个铁柱是唐对洱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标志。

唐朝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激烈争夺，其胜负关系到唐朝政权的生死存亡。因为吐蕃向东扩张，尽盗河湟，不仅西北边陲不得安宁，王畿也受到威胁，吐蕃入寇蜀西及西洱河地区又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北起秦陇，南至蜀滇，尽为吐蕃攻占，唐已陷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唐从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与西北相配合，形成对吐蕃的钳形包围。因此，巩固姚州都督府就成为保卫唐王朝全局战略的重要措施。要巩固姚州都督府，就必须依靠洱海诸蛮，洱海诸蛮的向背关系着姚州都督府的命运。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隔断吐蕃与洱海诸蛮的联系，招抚诸蛮。唐九征焚毁吐蕃漾、濞两铁索桥后，西洱河诸蛮又由降附吐蕃而羁属于唐朝。开元年间，浪穹诏主傍时（又作傍时、丰时）去世，唐廷立即扶其嫡孙铎罗望为诏主，并承袭浪穹州刺史官职，下诏书称赞傍时输忠奉国，希望铎罗望继承先业，忠于唐朝，镇遏吐蕃，绥抚部众。但是，洱海六诏中，浪穹诏与赕诏、施浪诏都在洱海以北，靠近吐蕃边界，首当其冲地受到吐蕃的武力征讨，经常在吐蕃的胁迫下，充当对抗姚州都督府的马前卒，而浪穹诏等也想利用吐蕃势力图谋称霸洱海。所以，他们很快又投到吐蕃的怀抱中，于开元元年（公年713年）寇扰姚州，杀死都督李蒙。开元三年（公年715年），唐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率剑南西川戎、泸、巴、梁、凤等州的士卒三万人，加上原已驻守当地的兵马，共同征讨洱海诸蛮，使唐在洱海地区的统治暂时得到稳定。

吐蕃攻占安戎城后，控制了通往西南诸蛮的道路，进而占据了西南重镇昆明城（今四川盐源）。[27]昆明城盛产盐、铁，无论在经济、交通方面，还是在政治、军事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吐蕃占据昆明城既可获盐铁之利，又可控制洱海诸蛮，进逼姚州，成为唐在西南边疆的严重威胁。开元十七年（729年）二月，唐派州都督张审素（又作张守素）攻拔昆明城，并于此设置昆明军，派兵五千余人驻守。这是唐北抗吐蕃，南抚蛮夷，巩固姚州都督府的重要战略措施。开元十九年（731年），洱海地区渠浪州大酋杨盛颠反叛，唐派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抚处置使前往征讨，拔掉其九座城池，进一步巩固了唐在洱海地区的统治。

为截断吐蕃进入云南的道路，配合西北抗击吐蕃的战事和支持南诏统一洱海的军事行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与河西节度使萧炅、陇右节度使杜希望等，分道经略，共讨吐蕃。同年九月，王昱率兵攻打被吐蕃占据的安戎城，因该城地势险要，唐屡攻不克，王昱决定筑两城于其侧，设营寨于蓬婆岭下，吐蕃派大军救援，王昱大败，弃甲而遁，死者有数千人。第二年年底，唐廷任命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章仇兼琼派谍潜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结谋，以翟都局做内应，引唐军入内。吐蕃将卒战败，安戎城又回到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唐把安戎城更名为平戎城。收复昆明、安戎两城，不仅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四、南诏统一洱海地区

从永隆元年（680年）吐蕃攻占安戎城后的半个世纪间，洱海地区成为唐朝与吐蕃激烈争夺的战场，处于唐朝、吐蕃争夺中的洱海诸部，谁的力量大就依附谁，来去无定，叛降无常。唐为镇遏吐蕃，迫切需要在洱海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地方政权，与唐形成掎角之势，使吐蕃既不敢东犯河湟，又不敢南图西南。姚州都督府的力量显然不够，必须依靠当地蛮夷的力量，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蒙舍诏在洱海诸部的南部，受吐蕃影响较小，在唐、吐争夺中，蒙舍诏表面上始终与唐朝保持臣属、亲善的关系。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征服河蛮，兼并白子国，取得洱海最富庶的地区，势力逐渐强大。蒙舍诏很想称雄于洱海地区，但要吞并其他五诏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五诏又得到吐蕃的支持和保护，所以他要统一洱海地区非有唐朝的支持不可。正是在唐、吐争夺，六诏争霸的复杂矛盾中，唐与南诏必须联合起来，在洱海地区建立一个由姚州都督府统辖的地方政权，才能统治洱海诸部，抗击吐蕃。

蒙舍诏兼并五诏，首先从征服与之相邻的蒙诏开始。蒙诏位于蒙舍诏北部，二者同在一川。蒙诏的首领辅首死后，因无子，由其弟阳照继位。阳照死后，其子照原继位，照原双目失明。其子原罗曾被送到蒙舍诏充当人质。蒙舍诏首领皮罗阁早已有兼吞蒙诏之意，便推恩利，收买原罗，并将他送回蒙诏以为内应。原罗返回蒙仅几个月，蒙舍诏便发兵征讨蒙，俘虏了照原及原罗父子二人，遂并其地。具体时间史无确载，大约在公元730年左右。

兼并蒙后，蒙舍诏开始向西洱河进军，皮罗阁率兵攻打石桥城（今云南下关），其子阁罗凤与唐将严正诲联合进攻石和城（今云南大理风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蒙舍诏在剑南节度使的支持下，兼并了越析诏[28]。当时白蛮豪族张寻求与越析诏主波冲之妻私通，阴谋暗害波冲，剑南节度使王昱巡边至姚州时，将张寻求严酷鞭笞后杀死。“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29]波冲无子，其侄儿于赠率众反抗，失败后提携家众渡泸水（今金沙江），定居于双舍（今四川盐边）境内。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皮罗阁联合赕诏诏主之子、赕州刺史咩罗皮，共同出兵夺取了河蛮的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和大厘城（今云南大理喜洲），咩罗皮分据大厘城。咩罗皮是皮罗阁的外甥，弱而无谋，皮罗阁乘其脚跟未稳，便袭夺大厘城。咩罗皮退入赕，因不甘大厘城被夺，便联络浪穹、施浪两诏，南下进攻皮罗阁。皮罗阁夺得大厘城后，北上筑龙口城（今大理上关）以为保障。闻“三浪诏”兵来攻，率众拒战，三浪诏大败，皮罗阁乘胜追击，攻占了赕诏，咩罗皮被迫退居野共州（今云南鹤庆姜邑）。浪穹诏因兵败，率部落退保剑川（今云南剑川），称之“剑浪诏”，其故地为南诏所夺。施浪诏兵败后退保牟苴和城（今云南洱源县青索乡）。[30]牟苴和城在弥苴河的河口，三面是险峻的高山，一面临河，地势颇为险要，皮罗阁从江口进兵，攻占了该城。诏主施望欠兵众溃败，仅以家族之半，西奔永昌（今云南保山）。但南诏早已派兵驻守澜沧江东，截断其退路。施望欠计无所出，只好将女儿遗南献给皮罗阁，施望欠才得以渡过澜沧江。施望欠的弟弟施望千，当牟苴和城被攻破之时，北上投靠吐蕃，吐蕃立其为“诏”，归于剑川，拥众数万人。施浪诏故地则为南诏占据。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了洱悔地区，这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既使蒙舍诏达到并灭五诏、在洱海地区建立统一政权的目的，又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静边寇的愿望。为嘉奖皮罗阁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午（738年9月23日）册封他为“云南王”，并给其四个儿子加官晋爵：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阳瓜州刺史，次男成节为蒙舍州刺史，三子崇道为河东州刺史，四子成进为双祝州刺史。

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唐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唐朝先后攻拔昆明、安戎两城，使吐蕃无力顾及姚州，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创造了条件。在攻灭五诏时，唐先派剑南节度使王昱巡边，又派言正诲、王承训等将领率兵协同作战。唐朝对蒙舍诏的扶持及援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蒙舍诏主细奴逻兴于巍山，唐支持其征服白子国，并封为巍州刺史；细奴逻传罗盛、盛罗皮至皮罗阁而强盛，唐廷授皮罗阁为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在州、姚州两都督府的支持下，皮罗阁兼并五诏，统一洱海诸部，唐廷封其为“云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