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文化_唐宋民族史

南诏文化_唐宋民族史

一、语言文字

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自称其祖先是汉人。他们的语言与中原汉语相近，只是四声讹重，有的名物称呼不同。蒙舍蛮的语音与汉语略有不同，其余诸蛮的语音与汉语的差异更大一些。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以白蛮语言为主，融合成为新的白族语言，其内包含有许多汉语言成分。唐时西洱蛮已有文字，在出土的南诏有字残瓦上存留的字体看，有的是汉字，有的是似是而非的汉字，有的与汉字完全不相同。如今存的《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建极年号铁的铭文、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的题记、《南诏史画卷》的题记等，都是用汉字写成。可见，汉字是南诏通用的文字。

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族语言的文字，称为“白文”。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白文的字体结构分两类：一是借用汉字，一是自造新字。共有四种方法：①借用汉字的音，表示白语的意思。②按汉字的意思，读白语的音。③字形、字音、字义都依照汉语。④参考汉字的结构体系自造新字。例如樊绰《云南志》卷二载《高黎贡山谣》有“囊中络赂绝”一句，原注：“络赂，财之名也。”《玉溪编事》载南诏王隆舜所作《骠信诗》中有；“自我居震旦”，“元昶同一心。”原注：震旦即天子；元为朕；昶为卿。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自我为天”，“君臣同一心。”白文一直使用到现在，白族民间“大本曲”艺人，仍用汉字记录白语歌词。不通晓白语的人读起来，也能晓其大意，只是不识其底蕴；而通晓白语者就能达到文从字顺、明白晓畅。

二、文学与史学(www.guayunfan.com)南诏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如阁罗风命通晓儒学的郑回为宫廷教师，异牟寻归唐后，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隆舜认真学习汉文典籍。南诏有不少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德化碑》的行文，辞令工巧，文字高雅，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见。其铭文颇类会稽刻石，书法苍劲秀整，为唐代少有的精品。南诏诗人段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云：“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题三学院经楼》云：“玉排拂道珊瑚道，金错危楼翡翠楼。”清平官董成出使成都，赋诗以抒发怀乡之情：“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久坐销银烛，愁多减玉颜，悲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诗人杨奇鲲的《游东洱河》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他们的诗歌被称为高手佳作，均收入《全唐诗》中。

南诏隆舜用白文写的《骠信诗》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与唐五言诗的形式和风格完全相同，感情真挚，词语清新，寓意深远。可惜所存不多，但从仅存的《骠信诗》等看，已可观其诗歌繁盛之一斑。

从今存《南诏中兴二年图卷》的题记，可知南诏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史书，可惜今已佚亡。今有的樊绰《云南志》（又作《蛮书》）所依据的资料为袁滋的《开复西南夷事状》和《云南记》，袁滋的两本书又采自南诏的地方志书。从樊绰《云南志》可推知，南诏史书的编纂记达到较高水平，官府已设有专门的史官及编写史志的机构。

三、音乐舞蹈

南诏的音乐舞蹈丰富多彩。贞元十六年（800年）正月，异牟寻遣使进谒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时，曾献有歌舞节目，其中有《天南滇越俗歌》四章。韦皋依据南诏的民间音乐舞蹈，编成《南诏奉圣乐》进献朝廷。《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韵，以宫、徵、角、羽之调，象征着西南归顺，蛮夷向化。乐工分为龟兹、大鼓、胡部、军乐四部，有箫、筝、笙、笛、箜篌、琵琶、鼓、钹、钲、铙、铎等乐器。有六十四名演员，身着鲜艳的南诏民族服装，由二名“赞引”指挥，在乐队伴奏下，边歌边舞，先后唱《圣主无为化》《南诏朝天乐》等五首歌曲，每歌一曲，舞出一字，先后编排出“南诏奉圣乐”字样。演员们执羽稽首、俯伏朝拜，以表现南诏归附唐朝，忠诚不二。整个舞蹈动用舞人、乐工、歌工百余人，乐器数十种，气势宏大，场面壮观。

南诏的音乐舞蹈以当地的“俗歌”“俗舞”及笛子、芦笙等乐器为主，吸收了中原华夏、西北龟兹以及骠国的音乐舞蹈，使之五彩缤纷，姿态万千。

四、建筑艺术

近代出土的南诏有字砖瓦，有五十余种，其中不少刻有工匠姓名，可见建筑业的发达。南诏的宫殿，壮丽辉煌。丰时所建五华楼，广五里，高百尺，可容万人。崇圣寺建筑宏伟精巧，寺内建有三塔，中间一塔与西安小雁塔相似，高三十丈，外方内空，铸金翅鸟立于其上，悬挂鸿钟，声闻百里。寺内的雨铜观音，高二丈四尺，细腰跣足，通体铜铸，体态轻盈，面目慈祥，神情庄严，为南诏董善明造。南诏世隆建极十二年（871年）铸造的崇圣寺铜钟，作上下两层，每层六面。上层每面高二尺五寸余，广二尺二寸多，下层每面高一尺三寸余，广一尺七寸多。每面铸有波罗蜜及天王像，通高丈余，厚约一尺，音律洪亮，百里之外可闻其声。

创建于南诏时期的剑川石钟石窟，刻有众多佛像，并有三处为南诏王室造像。雕刻细腻，不仅是古代石雕艺术的精品，而且具有极高的科学与历史价值。

作于南诏中兴二年（899年）的《南诏史画卷》，为南诏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信傅土内掌酋望忍爽臣张顺制作。画卷依据南诏史书《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记》等作南诏史连环画长卷，献于南诏舜化贞。构图精巧，色彩明丽，形象生动，笔意自然，为唐代艺术珍宝，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五、宗　教

《南诏德化碑》有“开三教，宾四门”之句。所谓“三教”指南诏的原始宗教、佛教和道教。

南诏的原始宗教，有自然崇拜，如山神、水神、天神、雷神等，有英雄崇拜，如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有图腾崇拜，如龙、蛇、马等。这些崇拜演变为白族的本主崇拜，本主是一村或数村的最高社神，人们的生死祸福和衣食住行、五谷六畜无不受本主的管辖和庇护，各村无不建庙宇、立牌位、塑神像供奉本主。

佛教自印度、缅甸、西藏、中原等地传入南诏，以中原佛教影响最大，成为南诏中后期的主要宗教信仰。唐代传入南诏的佛教，当不止一个宗派，而以阿吒力，即瑜伽秘密宗影响最大。今存的崇圣寺三塔、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中兴二年图卷》等，都是当时佛教兴盛的重要物证。南诏从国王到臣民均崇奉佛教。高骈与南诏联络，选派僧人景仙充当使臣，正因为佛教在南诏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道教在南诏亦广为流行，在南诏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中，例如点苍山盟誓，就有道教流行的踪迹。

太和三年（829年）南诏攻掠成都，曾俘虏医眼大秦僧一人。所谓大秦僧人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在唐贞观初年传入中国，称为景教或大秦教。景教对于唐代文化无太大影响，但医术甚高，以善医病疾而闻名于唐代，故多以医传道。大秦僧人进入南诏，可以作为基督教（景教、大秦教）传入南诏的标志，但景教是否得以传布，不见记录。

南诏世系表

注：自细奴罗至舜化贞共十三王，公元247年，其中有十个王接受唐朝封号。

【注释】

[1]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新唐书·南蛮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19页。

[3]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卷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4]《新唐书·南蛮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17页。

[5]同上，第6325页。

[6]《隋书·史万岁传》卷53，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5页。

[7]《资治通鉴》卷18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72页。

[8]《旧唐书·韦仁寿传》卷18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82页。

[9]《唐会要》卷98，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50页。

[10]《新唐书·韦仁寿传》卷19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7页。《旧唐书·韦仁寿传》作“承制置八州十七县”。

[11]《新唐书》等作麻州，误。

[12]《资治通鉴》卷199，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7页。

[13]梁积寿讨伐永昌蛮的年代，《新唐书·本纪》《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俱作咸亨三年（672年），唯《新唐书·南蛮传》作咸亨五年（674年）。今弃五年。

[14]今天的茂汶，仍然是四川与青海、西藏间主要公路所必经的交通重镇。

[15]《旧唐书·张柬之传》卷9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0页。

[16]同上书，第2941页。

[17]《旧唐书·张柬之传》卷9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1页。

[18]洱海诸诏兴起的时间，两《唐书》以为在蜀汉时，细考文献及诸诏世系，其立诏最早不过贞观二十三年（649年）。

[19]文献所记六诏名称有异，今从《新唐书·南诏传》。

[20]《资治通鉴》卷21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36页。

[21]备、濞同音异写，漾备即漾濞。

[2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1－362页。

[2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24]《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书所说，张乐进求因得到神的启示，和平逊位与细奴罗，是南诏后期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加上的美丽外衣，实不可信。

[25]《旧唐书·吐蕃传》误作睿宗即位，景云元年（710年）。

[26]《大唐新语》说，唐九征“建铁柱于滇池”。其说不可信，滇池当为洱海之误。

[27]昆明县，本为定笮县，周武帝立定笮镇，武德二年（619年）于镇置昆明县。

[28]樊绰：《云南志》卷3《六诏》记南诏灭越析诏在贞元年间，误。

[29]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卷31《六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30]牟苴和城，原作矣苴和城，矣为牟之误。

[31]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卷4《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32]南诏兼并爨部的时间史无记载。据史事推测，当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郭虚已交替之时。据《颜鲁公集》卷6《鲜于仲通神碑》说：“天宝五年，郭虚已代章仇兼琼节度。”《旧唐书·南诏传》说：天宝四年（745年）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天宝七年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所以，南诏灭爨当在天宝五年（746年）左右。

[33]《南诏德化碑》。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37]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38]《南诏德化碑》。

[39]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40]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41]同上书，第257页。

[42]《南诏德化碑》。

[43]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44]《南诏德化碑》。

[45]《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8页，“凡田五亩曰双”。

[46]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47]《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72页。

[48]同上书，第6271页。

[49]《旧唐书·崔宁传》卷11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01页。

[50]《资治通鉴》卷23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17页。

[51]《资治通鉴》卷23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37页。

[52]《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73页。

[53]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页。

[54]崔佐时出使南诏，无正式朝命，只不过是韦皋派出的剑南西川联络官。

[55]《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75页。

[56]《新唐书·南诏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70页。

[57]《新唐书·南蛮传》卷22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17页。

[58]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59]《资治通鉴》卷25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12页。

[60]《资治通鉴》卷26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