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垂购马，省费巨大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朔垂购马，省费巨大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墓志云:“时有被虏入觐，将以戎马充献，数盈累万。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公承命为印纳使，迎之朔垂，论以信实。交领之际，虏不敢欺，必以精良者□后充算，省费之校，亿兆相悬，生灵所资，安危是系，即公之于国，可谓有大功矣。”

墓志中提到市马地——“朔垂”，是指夏州的朔方县还是朔州呢?朔方县治所在今天宁夏灵武。朔州原指马邑郡后改为朔州，在今天山西北部。依马俊民、王世平观点:唐后期与回纥长期大规模的边地马市主要在河东。[7]这里“朔垂”应取朔州边境。

李辅光父亲李思翌，曾任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辅光的军事才能是有家学基础的，影响中央神策军建设的最主要因素——马政，他是有认识的。唐中央大批购马的主要原因，是德宗为了加强皇权，推进中央神策军骑兵建设。此点可见于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唐德宗欲弱化宦官的权力，派新进内侍省良胄子弟充任部分要职是必然的，派志主采购回纥马匹就是具体体现。志主被赐予这样立功的机会，是德宗帮助新成员确立权威所做的安排。

“北虏”指回纥，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尽占东突厥旧地，在北方势力最为强大。肃代时期，安史之乱、藩镇称雄、吐蕃寇边，期间回纥多次出兵“助唐”，赢得了边贸的优惠权。志中说的“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就是双边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论:“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最重。”[8]这是受害表现之一。(www.guayunfan.com)志中说李辅光被任命为印纳使，这里“印纳”其意分解即为“盖印纳入”。胡三省说:“所谓印马者，回纥以来与中国互市，中国以印印之也。”[9]盖印指在马身上盖印，盖印的马即选中买入。印纳使就是政府派往边贸马市采购马匹的全权代表。比如牛羊使就是掌管牛羊杂畜牧养的内侍省官员[10]。这是内侍省权力扩张后，德宗皇帝也只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安排亲信进入内侍省，力图在内侍省内部改变权力格局，内侍省其他使职的大量出现，就是这种权力扩张后进行中央权力再分配的产物。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认为印纳使是太仆寺的官。[11]他是从职权的部门分属考虑的，没有考虑到德宗用意的深远性及用人的随机性，是教条之见。

志主到朔州边境采购马匹，采购数目“数盈累万”，“交领之际，虏不敢欺”、“省费之校，亿兆相悬”，可见此次马市交易，改变了不平等交易，唐方节约了大量费用。关于马价问题，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有论述，唐回两国边贸问题是制约两国边疆稳定的大问题，而马价问题实是关系边贸的主要因素。马、王二先生认为马价为一匹马绢价四十余匹基本正常。[12]《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回鹘可汗书》:“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缺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13]这里提到每匹马价绢二十五匹。马价是由购买力和供给量决定的，唐中央财力下降，回纥供马多，因此唐方要求延期付款，并对回纥供马数量上要求削减。陈寅恪先生认为前后马价不该差价太大，“颇疑回纥每年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14]前半句是合理的，后半句未合实情。大和七年刘源说:“河西道侧近市滋生堪养牧马，每匹不过绢二十匹，下至十五匹。”[15]比每匹值绢二十五匹的回纥马价还低。从这个层面上讲，回纥贩马还是赢利的。回纥是依靠武力执行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如果公平交易，“省费之校，亿兆相悬”，是正常的。那么白居易笔下的数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影响马价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志文中马价降低与政治因素关系密切:建中元年，可汗易地健欲乘代宗之丧大举进攻，宰相莫贺达干谏阻，他对比了通好之利和掳掠之弊，并借机杀掉拒谏的可汗。维持和平局面，继续执行边马贸易。回纥内部政权易手时，唐赢得了回纥内部亲唐势力，取得外交上胜利。这是志主压低对方马价的前提条件。省费亿兆之功归于志主，只是通过表面现象来判定的，是撰书人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