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火焰上的女人”_抗战故事

“走在火焰上的女人”_抗战故事

1912年3月7日，日本山梨县猿桥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里又添了个女孩，她就是绿川英子。

童年的绿川英子很任性和反叛，她从小就不喜欢玩小人娃娃之类的玩具，却如小男孩一样喜好舞棒打闹。也许正是这样，她才非常坚强，临危不惧。1929年她同时考取了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高师，但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独立自主地生活，她选择了奈良女高师。这座城市很像中国的西安，是日本历史文化古城，她在那里可以呼吸到古典文学的空气。当然，她不是一个怀古而充满伤感的女子，相反，她极具革命气质。

在学校，她学习勤奋，博览群书，还在校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初步显露出文学才华。

1932年，绿川英子开始学习世界语，还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并与当地的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有所接触。(www.guayunfan.com)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黑漆漆的天空下着小雨，绿川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看书，此刻，她还不知道自己已上了警察署的黑名单，危险即将降临。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后，门被撞开，一群警察闯了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绿川英子不解地问道。

“难道还要问吗？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清楚？”警察不容分说，就把她抓了起来。好在她当时只是属于“具有危险思想的人”，警察念她年纪尚轻，“误入歧途”，不久就把她放了。走出拘留所，她被学校开除，当时离毕业只有三个月。

失学的打击并没有使她丧失信心，相反，她更加坚定。回到东京以后，她便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参加各种世界语活动。后来，她成为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会员，开始为世界语刊物写文章。

1936年，绿川英子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俩人常常在一起交流。彼此的沟通、心灵的撞击，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俩结合了。

1937年，刘仁回国。不久，绿川英子带着“绿色的五月”这个富有诗意而又含有深意的名字飘然而至，于同年4月中旬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长达10年的战斗生涯。这10年正是中国人民争生存求解放的艰难岁月，绿川英子就是在这种艰难岁月里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同战斗，最终长眠在中国大地上。

绿川英子变卖了一切书籍和衣物，只身携带一台她战斗用的“武器”——英文打字机，和简单的行李，不顾父母的反对，勇敢地走上了战斗的第一线。

日本横滨码头，绿川与前来送行的姐姐和姨母话别。

虽然她很坚强，但眼眶里饱含着热泪。当真的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抚育自己的父母时，女性特有的柔情使她伤感不已。

“亲爱的父母，孩儿不孝，今生不能伺候你们二老了，待到来生我一定不再离开你们，请姐姐多多关照一下吧，拜托了！”说完，她面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朝轮船走去……

绿川英子离开日本来到中国，正值卢沟桥事变前夕。当时，中日关系十分紧张，战争迫在眉睫，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所以有人说她是“走在火焰上的女人”。对于这一切，作为日本人的她，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她爱憎分明，一旦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决不动摇，把个人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正如她所说：“希特勒是世界上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世界语者的共同敌人。日本的统治者也是如此。”“我们的结合（指她与刘仁）由于世界语而不可分割。”“中国人——昨天他们对我来说还只是外国人，今天则是同路人，而明天他们将要成为我的同胞了。”

绿川英子和刘仁

作为一个年轻的日本女性，在战云密布、形势十分严峻之时，毅然远离祖国，只身来到除了丈夫以外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绿川英子到达上海不久，就与上海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它的活动。1937年6月的一天，上海举行了要求释放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绿川英子勇敢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她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我和女友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可以肯定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唯一的一个日本人在他们中间。我的心与他们的心在一起跳动，我的血与他们的血在一起沸腾……”

7月15日下午，现西藏中路上的原宁波同乡会会所里，热闹非凡。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在这里举行世界语50周年纪念会，300多名世界语者聚集一堂。会场里张贴着“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大幅标语，抗日爱国的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绿川英子有幸第一次参加了中国世界语者的集会，会上，她结识了许多朋友。

8月13日，上海陷入战争的硝烟之中。这座国际都市为战火所笼罩，到处是惊骇恐惧的喊叫声。

炮声隆隆，划破了宁静的天空。成百上千的人倒下了。一些人，吸完最后一口空气，就无声无息了；另一些人，血迹斑斑，满身泥垢，爬行着，作垂死挣扎。

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栗。目睹这惨况的绿川英子痛苦至极，她永远不能忘记，也永远不能饶恕。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之爱，怀着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持，绿川英子以笔作刀枪。

嗒嗒嗒嗒，那清脆悦耳的打字机声昼夜不停地响着。

在中国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上，她发表了《爱和憎》一文，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为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

绿川英子还说，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为民族解放而战，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它的胜利，将预示着光明的未来。同时，我要与同志们一起，向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为中国抗战胜利，为争取世界和平，绿川英子把世界语作为武器，不知疲倦地战斗着。1937年9月，她曾给日本世界语者写了一封公开信——《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她在信中大声呼吁：“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的语言当作国际武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把战争强加给被压迫的邻国人民而自己也白白地死去……同志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难道有比这更巨大的悲剧吗？”

随着北平和天津失守，上海也落入日军之手。1937年11月，绿川夫妇离开上海南下，12月初到达广州。在邓克强等人的筹划下，不久成立了由广东省政府宣传部领导的广东国际协会，绿川夫妇在世界语科工作。

次年2月的一天，绿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中国宪兵逮捕，不久以“敌国人民”被驱逐出境。绿川英子只身先到香港，刘仁随后而至。热爱中国、反对战争的绿川英子，满腔热血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她非常痛苦。她本可以就此从香港乘船回日本，回到父母身边过安宁的生活，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深感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她必须投入到中国人民抗战的洪流之中。

在香港流浪的四个月里，绿川英子忍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磨难，继续奋笔直书，写下了《日本——野蛮统治下的国家》。文章一开头就说：“这个标题是怀有敌意的夸张吗？不，它是铁的事实。我，作者本人就是日本人，并经常亲眼所见这种野蛮警察统治的压迫。我这样称呼自己的祖国，并不觉得羞耻，而正相反，我愿意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同胞兄弟是如何每天在遭受这种压迫的。”这是何等犀利的语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