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杨虎城将军_抗战故事

采访杨虎城将军_抗战故事

贝特兰1910年8月11日生于新西兰一个牧师家庭，全名为詹姆士·贝特兰·芒罗。1932年，他在新西兰大学奥克兰学院（现已更名为奥克兰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后，于同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在伦敦新闻界工作。

1936年1月，作为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贝特兰因获得罗兹远东旅行奖学金而来到北平，他一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一边在燕京大学进修，攻读中国汉语文学和研究远东政治。

是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图谋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甚。北平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燕大校园同样声势浩大。贝特兰来华前，曾去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旅行，接受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并明确表示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一到燕园，他立即被这里强烈的抗日气氛所感染，他十分同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英国记者詹姆士·贝特兰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时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使得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他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锐预感到，中国的政局将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故有必要亲自去那里看看，了解实情，并公之于世。

一路上，贝特兰历尽坎坷。他与苗剑秋12月16日乘火车从北平启程，到达黄河岸边的禹门口时，已是12月24日。该地驻军受命严格禁止任何人过河，怎么办？几经疏通，才得以放行过河。而后，抵韩城，经合阳，才到达西安，此时日历牌已翻到了12月27日。

当晚，由苗剑秋牵头，贝特兰见到了参与策划并直接参加扣蒋行动的另外两个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秘书长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应、孙二人详细叙述了事变的全过程。次日，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汽车去临潼查看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所和骊山被抓地点。

有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贝特兰立即动笔，写就了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对外报道。

张学良礼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杨虎城就成了西北的领袖人物。在这种关键时刻，采访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杨将军秘书王炳南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出面，为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他俩如约来到设在新城大楼的西安“绥署”。

贝特兰就西安事变向杨虎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首先问及以逮捕蒋介石为开端的这场富于戏剧性事件的目的和意义。杨开门见山，用“当地报纸的措辞”回答道：

“我们强烈恳求蒋介石将军在关于内战和抵抗日本这类重大问题上，尊重并采纳人民的意见。为了阻止内战进一步蔓延，为了团结全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我们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被迫对他采用了强制的劝说手段……”“我们的纲领很完善，它集中体现在张少帅宣言的八项基本原则中，这项计划中的部分内容，现在已经得到了贯彻执行。”

至于说它是民主运动，杨将军解释说：“首先，它表达了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满洲’和华北广大人民的意志。我们的许多要求是基本的民主要求，是为了确保人民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相信，为了使我们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你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什么是它的内涵呢？”

听着听着，贝特兰察觉到杨开始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于是追问道。

杨将军义正词严地高声说：“抵抗日本侵略已经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一种信念。我们的看法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目前在中国它完全能够得到实现。”

“但中国真的强大到足以与日本打仗了吗？”贝特兰继续发问。

“……中国的力量不在于新式武器，这些东西日本和中国都有，而且日本更多。但我们的真正力量就在我们懂得必须打日本的道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的问题，而是要面对‘必须’，迫不得已。一旦我们心中存有这种必须战斗的愿望，我们就能打下去。”

贝特兰认为杨将军说得很好，他完全同意如下看法：“毫无疑问，中央政府过去政策的失误之处，就在于无视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积极抵抗的愿望。”他对杨将军的敬意油然而生。

后来有人问他对杨的看法时，他说：“他看上去似乎能够说到做到，而他本身就是宁折不弯、至死不后退的人。”

接着，他又问：对于释放蒋介石，西安方面的其他人怎么看？

杨作了介绍：“长期以来，蒋委员长不懂得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见和要求，因为他总跟‘亲日派’分子交往，我们利用在西安这个机会，与他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说服他改变了政策，接受了我们的基本原则观点，然后我们便无条件地释放了他。至于西北的将领和士兵，他们顾全大局，即使有点想不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相信委员长，只要他改组南京政府，与‘亲日派’脱离关系，他还是我们真正的抗日领袖。”

就在贝特兰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杨虎城又满怀激情地补充道：

“但是，请记住，这次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西北全体将士的请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的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的仇恨。我们只想进行抗日战争，并结束内战。我们没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能够与他并肩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民族侵略！”

贝特兰听后深有感触，他认为这些话完全出自杨将军的真心。如果蒋介石听了，他的心灵一定会被触动，因为他也是中国人。

通过这次采访，通过杨将军对西安事变的意义、目的的概括性总结，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对于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许下的承诺，激发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都有重要作用。贝特兰深感意义重大，立即将谈话内容的要点用电报发出。可难以置信的是，西安电报局害怕承担责任，竟然删掉了三分之一，无奈，只好把它用英语对外广播。

在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同时，贝特兰还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各种政治活动，不同形式的群众集会，旨在进一步了解这次运动的深刻内涵。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的体验，让他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有了十分明晰的认识。当时，外界敌对势力还在对西安的实际情况大肆歪曲，散布各种流言蜚语。而贝特兰的所见所闻与外界所描绘的事实大相径庭。对此，具有记者职业道德的贝特兰决定秉笔直书，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公布于众。

他主动要求去西安广播电台工作，与史沫特莱一起搞对外英语“联合播音”。

在广播中，贝特兰竭尽全力使自己的讲话能够“客观一些”，“对自己所播事实力求准确”。每晚9点以后，他走街串巷，到市中心的电台上班，待到广播结束时，已是深夜，再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住地。

他正直的言谈和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局通过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将他调出。他回天无力，只好愤愤离开。

但贝特兰并不气馁，他根据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迅速完成了一部旨在描绘西安事变真相的著作《中国的危机》，并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1939年上海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的新生》。由于贝特兰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着真正的同情，他在著作中能够尽量客观和公正地记述当时西安的局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对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该书被认为是记载西安事变前后西北政局的一部信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顺势迅猛发展，从1937年元旦开始，西安地区举行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和活动。

1月5日在蓝田召开的群众大会，使贝特兰第一次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力量和发动他们抗战的重要性。

那一日，寒风凛冽。可他们——衣服单薄、食不果腹的中国农民，勇敢地走了出来。

当天回到西安后，他这样写道：“我再也没见过有什么会议像这次这样令人难忘，感人至深。要是使他们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中国农民的力量将是无法估量的。蓝田大会唯一使我感到确信不疑的，就是在中国人民中间统一战线运动已经有了群众基础。”

尽管贝特兰来西安时间甚短，但活动频繁，收获极大。为此，东北军《解放日报》的记者还专门采访了他，请他谈谈对西安抗日救国运动及张、杨两将军八项主张的看法。贝特兰心怀诚意，坦陈己见，最后他强调：应集中抗日目标，统一全力驱逐暴日，只有各党派合作，方能有新局面产生。

在西安，贝特兰广泛接触各类人物并与之亲切交谈，但是，对于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的队伍还知之甚少，尽管他在西安访问过事变后获释的红军，在街上偶尔遇到身着百姓服装或普通制服的共产党代表和红军官兵。但按他的话说，那毕竟“不够真切实在”，他一心想深入实地认真考察一番。

既然萌发了这种想法，贝特兰便多方寻找机会。他打听到在西安附近的咸阳有红军部队，于是在一个早晨，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几经周折，费了大半天的工夫，终于在咸阳以东的一个小村里找到了他们，贝特兰很兴奋。

这是一支有40余人的红军宣传队，清一色的小伙子，他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一见面就给贝特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得知贝特兰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时，就连珠炮似的发问，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国际政治知识之丰富，使贝特兰也“闻之而大为惊异”。于是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群“基本没有受过教育的战士”与学富五车的英国大鼻子记者展开了一场“论战”。当晚，红军还设“特别宴会”款待贝特兰。第二天，他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他们。

通过这次直接接触，红军在贝特兰脑海里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他感到自己已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深深吸引，并认定他们将是挑起抗日重担的中坚。

西安之行的经历，使贝特兰认识到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是中国民族抗战的真正开始，标志着内战的终止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面对中国国内新出现的统一希望，他更加密切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于1937年5月间前往日本。孰料，两个月之后，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