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而奔走_抗战故事
1938年年初,当斯特朗即将结束她第三次中国之行时,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去过一封信。斯特朗很早就结识了罗斯福夫人,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斯特朗在信中吁请美国政府正式与中国结盟,并表示希望在回国后能见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和他们讨论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情况。
然而,直到她3月初回到美国,才收到罗斯福夫人的回信。信中说:“我已将你的信给总统看了。但他觉得目前不能做什么事情。美国国内的情绪肯定是亲华的,但还没有达到要与日本开战的程度,只要我们没有向日本宣战,就只能恪守中立,无法做任何事。”罗斯福夫人最后写道:“你跑遍了世界上的多事之地,从这点讲,你实在了不起。作为非官方人士,你可以去,当然,你还可以讲你想讲的话,而我们是官方人士,就没有这种特权了。”
看了罗斯福夫人的信,斯特朗立即回信说:“你知道,美国实际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斯特朗回到美国的时候,她的父亲正卧病在床。斯特朗匆匆看望了父亲,就把他托付给别人照顾,自己只身周游美国,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努力。(www.guayunfan.com)斯特朗走遍了美国东西部的大城市,每到一处,她都作有关中国的演讲。由于她的言论中明显表露出亲共倾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竭力收集她的言论,并在向上司汇报时说:“斯特朗在谈到共产党时,一贯地用第一人称的复数来表述。”斯特朗对此并不在意,她认为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她所做的,仅仅是向美国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支抵抗日本侵略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华盛顿演讲期间,斯特朗还与美国金融、实业界人士讨论了她设想的大规模资助中国工业发展的计划。斯特朗认为,她的计划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一次与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共进午餐时,斯特朗向他们描述了美国人民在听她的演讲时所表露出的热情和支持,并仔细阐述了她的援助中国工业的计划。在此后的整个春季,斯特朗定期给罗斯福夫人写信,争取她对这一计划的支持。
也许是斯特朗急于整理她第三次在中国采访时所获得的材料,她决定在纽约停留几个月。
斯特朗的朋友菲利普·贾菲在自己家中为斯特朗提供了生活、工作的环境,并为她介绍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和经济专家,以协助她的工作。6月底,继1935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出版之后,斯特朗的又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人类的五分之一》在这里完稿了。很快,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41年年初,斯特朗结束了她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取道日本,乘船返回美国。在旅途中,她偶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重庆的消息。消息说将把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以所谓率部“反叛”罪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斯特朗知道,中国出了大事。正当她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广播突然中断了。
轮船在旧金山一靠岸,斯特朗就心急如焚地冲出了码头。她急于想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抵达纽约她才知道,1941年1月6日,国民党的8万军队在皖南泾县附近袭击了撤退的新四军部队。她知道,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久,在纽约收到的来自重庆官方的报告称,中共已同意解散新四军,“以后不再会有麻烦了”。
斯特朗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报告,她尽可能地向人们解释,但许多人不相信她。
1941年2月,正当斯特朗对人们不相信她而感到恼火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马尼拉的航空信。信封上清楚地写着她的名字,却没有落款。当斯特朗奇怪地打开信封时,她明白了,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指示:“发表你所知道的情况的时候到了。”信封里还附有中国共产党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的全文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一个正式声明。
任务已很明确,斯特朗立即赶到北美报业联盟。该联盟专门发表非正规新闻机构发来的特稿。总编辑表示,他可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她的资料和文件,并要求她写两篇文章。斯特朗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
把这一切办好之后,她赶回华盛顿,参加罗斯福夫人举行的午餐会。在这次午餐会上,斯特朗将她所掌握的材料告诉了国务院的约翰·戴维斯和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并寻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第二天,斯特朗又匆匆赶到纽约。
纽约的消息令人沮丧。一个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朋友告诉斯特朗,该报不准备发表她的材料和文章。他们认为这是“来自重庆的谣言”。听到这个消息,斯特朗很气愤。她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而是把消息准确地报道出去。于是她又找到《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朋友约瑟夫·巴恩斯。巴恩斯告诉她,该报不断收到一些传言,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事实,无法报道。对斯特朗提供的材料,巴恩斯非常感兴趣,表示立即发表。
材料终于发表了。尽管斯特朗的两位美国共产党朋友责怪她不把材料交由《工人日报》发表,她仍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她完成了远在大洋彼岸非常信任她的朋友托付给她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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