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_美国张伯伦将军事迹

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_美国张伯伦将军事迹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The Battle of Fredericksburg），是1862年12月11日至1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小镇，由李将军率领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和北方由伯恩赛德将军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之间展开的一场阵地战。

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小镇的街道，在镇外的拉帕汉诺克河边和马耶高地，南北双方都进行了血腥的激战。

由于北方军迟迟未能搭建渡过拉帕汉诺克河的浮桥而贻误了战机，更由于北方军中的高级将领未严格执行甚至是擅自篡改波托马克军团新任总司令伯恩赛德将军的命令，南方军最后取得了该战役的胜利。但其胜利的主要原因还是李将军高超娴熟的指挥才能，集中兵力，打其要害的正确战术，以及由朗斯特里特将军（General Longstreet）率领守卫马耶高地的部队，利用制高点的优势，充分发挥了架设在其上的火炮的优势，以少胜多，成功抵御了由萨姆纳将军和胡克将军率领的北方军多次凶猛的进攻，同时由著名的外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领的南方军在初败不利的局面下，顽强奋起，最后成功击退了由富兰克林将军率领的北方军的进攻。在北方军各条进攻战线均遭受重大伤亡和挫折后，12月15日，伯恩赛德将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是张伯伦投笔从戎后，正式参加的第一场实战。他当时是胡克将军率领的第五军第一师第三旅所辖缅因州第二十志愿兵步兵团的中校副团长，团长为埃姆斯上校。(www.guayunfan.com)朗斯特里特将军（1821-1904），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被誉为李将军的左右手，长期指挥弗吉尼亚北部联军的第一军，号称李将军防守的“铁砧”。朗斯特里特将军和联邦军的格兰特将军同为西点军校校友，关系密切。战后，担任过新奥尔良海关检查员，美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等职。南方所谓的“失败事业”运动将葛底斯堡战役的失败归咎于朗斯特里特将军。对此，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存有较大争议。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油画）

在对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回忆中，透过张伯伦将军对战场和战争栩栩如生、文采飞扬的描绘，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些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士兵心中激起的恐怖；我们还仿佛亲眼看到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散落在地上的士兵的肢体，甚至有些还在蠕动；我们还真切地听到那些绝望的、垂死的士兵的呼喊、求救和祈祷。

作为在战斗一线的指挥官，张伯伦将军描述的在寒冷的夜晚用战友的尸体作为取暖的铺盖，甚至用尸体作为阻挡敌人炮弹的掩体，这些只有残酷战争的亲历者才知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带给我们这些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的不仅仅是胆战心惊，还有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更新和更深的认识和思考。

本章主要译自1912年12月纽约出版的《世界》杂志中，张伯伦将军撰写的《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故事》一文。

麦克莱伦将军（1826-1885），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一手组建了联邦军在东部战场的主力部队波托马克军团，并任总司令。1862年发动夺取里士满的半岛军事行动，以失败结束。安提塔姆战役后，被林肯总统解除军职。麦克莱伦将军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864年美国总统大选，但被林肯总统击败。战后，退出政坛。

1862年12月，波托马克军团并不在其最佳状态。惨烈的安提塔姆战役[1]之后，麦克莱伦将军（General McClellan）主要考虑的是招募新军，补充严重减员的部队，而对败将李将军的追赶行动则进展缓慢。在我们离开战场之前，林肯总统亲临那令人心碎、让人怜悯的战场，看望那些英勇的战士们，正是这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造就了这个死气沉沉的战场，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不朽的烈士。在参观我们第五军军部的过程中，我们得以从林肯总统那粗犷的面容、深邃忧郁的双眼中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伟大精神。士兵们对林肯总统所表现出的支持和爱戴是如此强烈。为了迎接林肯总统并振作士气，伤痕累累的军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林肯总统是个骑马的好手，这是他在阅兵仪式上的一大优势。检阅中，他用那双诚挚的眼睛细细打量着兵营的一切。当林肯总统和麦克莱伦将军的检阅队伍经过我们队列的时候，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排骑着骏马的军官。林肯总统拉了拉缰绳，放慢脚步，示意麦克莱伦将军关注我的马。我胯下那匹有白色斑纹的战马昂首挺立，神色骄傲，常常让我引人注目。

或者是对麦克莱伦将军优柔寡断忍无可忍，或者是其他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促使林肯总统最终解除了麦克莱伦将军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由伯恩赛德将军（General Burnside）接替；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菲茨·约翰·波特将军（General Fitz John Porter）被解除了第五军军长的职务，并由胡克将军（General Hooker）接替。不论这种调动是否合理，固有格局的打破都让人们心头一紧。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敬意，这种敬意使得他们并没有抱怨，也没有丧失忠诚，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切，却将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伯恩赛德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他曾谦虚然而直率地暗示过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胜任总司令这个岗位。人们，尤其是高级将领们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统帅变更后，整个波托马克军团也进行了整编，被分成三个纵队，右翼纵队为第二军和第九军，由萨姆纳将军（General Sumner）指挥；中央纵队为第三军和第五军，由胡克将军指挥，左翼纵队为第一军和第六军，由富兰克林将军（General Franklin）指挥。

伯恩赛德将军（1824-1881），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曾一度指挥整个波托马克军团。战后成为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罗德岛在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同时也是美国全国枪支协会的首任主席。

胡克将军（1814-1879），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一度任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被李将军彻底击败。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战役前，解除了胡克将军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由米德将军接任。

波特将军（1822-1901），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1862年8月，联邦军在第二次公牛河战役中遭到惨败，为此波特将军成为替罪羊，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并解除军职。战后，经过特别委员的调查，证明波特将军无罪。后来美国总统阿瑟解除了对波特将军的处罚，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恢复了波特将军的职务。

萨姆纳将军（1797-1863），美国内战联邦著名将领，是为数不多的诞生在18世纪末的将军。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军方高层在作战计划上的严重分歧。伯恩赛德将军倾向于放弃对李将军的追赶，把军队主力集中到库尔佩珀附近，然后对彼得斯堡和里士满进行猛攻。哈勒克将军（General Halleck），作为整个联邦军的首席将军[2]，并不同意上述战略，理由是这样将给李将军反攻首都华盛顿的机会。总统也不同意伯恩赛德将军的战略。后来伯恩赛德将军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蹚过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的拉帕汉诺克河，并占领城市周边的战略高地，然后把波托马克河从阿维亚溪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铁路作为自己的补给线。但哈勒克将军仍然反对该战略，总统也只不过勉强同意。但是令哈勒克将军和总统大为吃惊的是，伯恩赛德将军并没有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游渡河，而是在河的北岸直接向下进军，直扑弗雷德里克斯堡。

哈勒克将军（1815-1872），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在内战初期一度指挥整个西线战场的所有部队，后被调到华盛顿任整个联邦部队的首席将军。哈勒克将军是一流的军事管理和后勤补给专家，但非一流的战地指挥官和战略专家。

伯恩赛德将军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跨过拉帕汉诺克河。这项行动需要搭设浮桥，而这一需求被迅速反馈到了华盛顿。果然，这让华盛顿当局非常不快，直接进攻弗雷德里克斯堡并没有在被批准的战略计划中，同时提供跨河的浮桥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这种等待给了李将军（General Lee）充足的时间，使他得以用一贯的敏捷和技巧来应对我们的正面进攻。李将军似乎对伯恩赛德将军的部署和计划了如指掌，南方军队迅速占领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周围的战略高地和树木繁茂的山坡，并大量部署步兵、修筑低矮防护墙和散兵壕作为掩护。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地面情况为李将军的炮兵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作战环境，可以说是全面覆盖、命中率极高的一块宝地。李将军利用这些优势排兵布阵，力图对我方的任何进攻实施正面的和侧面的火力反击。他的炮兵总司令对正在进行巡查的朗斯特里特将军说道：“我们的炮火设置密集，就像是一把细齿梳子，可以覆盖整个战场，连只鸡都逃不出去。”他的其他炮火则对准了我们铺设浮桥的位置。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背后的主峰脚下，李将军最优秀的一支部队守卫着一堵齐胸高的防护石墙。正是在这堵石墙前面，历史留下了可怕而悲惨的记忆。

11月25日，搭设浮桥所需要的船只最终运抵。搭设浮桥需要娴熟的技巧和冷静的头脑。但是从对岸散兵壕射来的炮弹和上方狙击手射来的子弹使得我们这些勇敢的工程师们备受干扰，心神不宁，一身好手艺发挥不出来，最终不得不放弃架桥。随后，我们离河岸最近的炮兵连向敌人的防守工事和敌人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这种猛烈的炮火下，敌人的部分军事建筑着火了，腾空而起的浓烟和硝烟为战场中这个令人紧张不堪、骚动不安的场景平添了一个粗野恐怖的背景。正是在这种骚动、混乱和隐蔽下，密歇根州第七团和马萨诸塞州第十九团的一些勇士发起了正面冲锋。他们驾驶放弃浮桥工程后留下的船只向河对岸冲去，毫无畏惧，势不可挡。霍华德将军（General Howard）的师部不久也跨过了河并在对岸镇上占领了一处据点。

这次炮击中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这些年来，这段回忆并没有褪色，依然鲜活。我当时在靠河岸上游的炮兵连观察交火情况，我想那应该属于本杰明的第二常规军。突然萨姆纳将军的一个参谋快马而至，俯下身子，手指着河对岸轻声对我说：“长官，你看见对岸那些房子上方绿地中的白色木杆了吗？”

“我看到了，先生。”我回答说。

“那是华盛顿母亲的坟墓，”参谋说，“千万别往那儿打。”

“不会的，放心！”我答道，仿佛那些枪炮自己长了眼睛。我顺着参谋手指的方向，注视着那个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屹立的白色木杆，想到了很多事情。

第二天早上，浮桥的铺设并没有遭遇来自对岸的阻挠；大概是李将军对于其枪炮颇为自信。在右翼纵队萨姆纳将军的阵地前架设了两座浮桥；一座是为我们架设的，位于胡克将军的前线，其实这一座浮桥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计划从这里过河；另一座位于富兰克林将军的前线，在沿河两英里或更远的下方。李将军采用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部署，对此我们必须用炮弹覆盖他的整个前线，以提高胜算；因此我们在拉帕汉诺克河的北岸部署了多达149门大炮。

霍华德将军（1830-1909），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缅因州人。霍华德将军在1862年6月1日的美丽橡树岭战役中，右臂严重负伤，后被截肢。战后创建霍华德大学，致力于不分种族的平等教育。1893年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荣誉勋章。

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整个作战计划。萨姆纳将军将发起进攻，力图在对岸小镇的中上部占领一个阵地；富兰克林将军在下游一二英里处发起主攻，然后绕向李将军的右翼，并在那里与之形成阵地对攻。为了支持富兰克林将军的主攻，第三军的两个师被派去增援，这样他的有效兵力就达到了六万人。剩下的大部队则在胡克将军的指挥下沿河向北岸挺进，到达中间的浮桥附近，随时准备跨过浮桥参战，或者当左方或右方有需要时，立即奔赴前去支援。

于是我们就成了后备部队。或许有人会想不用参加这场惨烈的战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至少目前有人这么想。但我想借此机会说明的是，在一场大战部署中，“作为后备军”并不是一种特别关照。通常情况下，后备时间并不会太长；同时后备军还需要承受异常的压力和紧张。等待参战的命令、旁观兄弟部队在战斗、意志坚决地想投入战斗而不得不焦急烦躁地等待和旁观、内心因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脉搏猛烈跳动和同志友情的感染而激动不已、拥有支援的力量但却被禁止参加战斗，这一切都让每个宽厚仁慈的灵魂疲惫不堪。在战争，这个戏剧化的舞台上存在一种勇敢冲动的情愫——如果最坏的时刻即将来临，就让我们去迎接它吧！首先投入战斗，当你的精神还激奋，力量还充沛的时候挥出拳头，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将得到增援或“解脱”。这比痛苦等待的后备军好得多。可怜的后备军只能等待，直到生死攸关的恐怖灾难发出召唤，他们才能冲向战场，要么夺回失去的阵地，要么痛苦地死去。或者当战斗结束，后备军跟在凯旋的队伍后面通过胜利的战场去迎接欢呼，在此刻，后备军中那些具有男子汉气概、浑身上下充满力量的战士心中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责任没有尽到，心中有愧一般。

我所属的师属于第五军，由格里芬将军（General Griffin）指挥，集结在正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莱西庄园附近。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第二军和第九军，为了冲向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那些硝烟升起的山峰正在猛烈进攻。开始时，整个军队井然有序、齐步向前，军旗高高飘扬，引导着队伍。登山途中，炮火连天，在猛烈的阻击下，队伍渐渐散开，没了队形。然而我军并没有开枪还击——这样做只会让情况更糟糕——但是士兵们已经拔出了闪亮的刺刀，准备在最后阶段，横扫敌营，一举攻下敌人的石头阵。好极了！就在我们的部队到达死亡石墙下前方的最后一个山坡时，突然火光四起，整个部队迅速沦陷，就像是被吞没在大地中，鲜艳发光、生机勃勃的军旗在阴暗的硝烟中被湮灭。无比崇高的男子汉气概和拼尽一切的努力在遭遇潮水般猛烈阻挡后，只剩一副副在地上痛苦扭动的身躯。敌人的攻势渐渐减弱，整个战场被绝望笼罩，血流成河，勇士们多身首异处。我们的其他部队也进行了多次英勇尝试，不顾一切拼死尝试，遭到的结果却是一样，整个山坡尸横遍野。

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目睹了五次英勇就义式的冲锋。泪水从我们这些坚毅男人的脸颊上淌下。我们在等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在期盼，期盼我们这些后备军能够被召唤投入同样光荣哪怕没有结果的冲锋。我们更加强烈地期盼能够听到富兰克林将军的炮火声。战斗陷入一种进退维谷、悬而未决的尴尬，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开始激烈抗议：“上帝啊！富兰克林到哪里去了？那些能够迅速解决战斗的六万人到哪里去了？”

格里芬将军（1825-1867），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在内战后期任第五军军长，是张伯伦将军的直接上司。战后负责指挥第五军事管理区。

下方的树林深处曾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和哀号声。但是过了没多久，这一切都消散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祥的寂静，这让我们心情沮丧。收到消息，米德将军（General Meade）率领的师独自突破了李将军右翼顽强而牢固的防线。但由于缺乏增援，又被反击回来了。此后，吉本将军（General Gibbon）率领的师发起了英勇进攻，但很快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之后，就没有再进行同样的尝试了，即使尝试，也只是徒劳而已。

米德将军（1815-1872），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出任波托马克联军总司令期间，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在战后重建时期，出任位于亚特兰大市的第三军事管理区的负责人。

现在后备军终于等到了投入战斗的召唤。伯恩赛德将军对左翼大军感到绝望并目睹了右翼英雄般勇敢的进攻，他再也无法继续目睹右翼部队巨大的无谓牺牲，遂下令第五军格里芬部实施冲锋。我们师的第一旅和第二旅开始默默离开，奔赴战场，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们怀着极大的期盼在等待，没有任何恐惧。当男人心中的同志之情和对国家责任感被唤醒后，是容不下半点恐惧的。我们热切地期盼能够尽最大的力量来赢得并结束战斗。

旅部军官们平日里交谈并不多，但随着战事紧迫，死亡线上的生存压力让彼此间的信任与日俱增，关系愈加密切；整个战场只有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责任感”。整个队伍也是一片沉静；即使有声音，那也只是在讲述写信的对象而已。格里芬将军用他那敏锐却充满惆怅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嘴里会说出不需要你们第三旅的话来。终于，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军号吹响了，“第三旅，上前线！”

我们第三旅向位于附近的中间浮桥冲去。敌人的炮手对炮击范围非常熟悉，炮弹纷飞，炮声四起，硝烟滚滚。呼啸而来的实心炮擦着狭窄的浮桥飞过，值得庆幸的是，炮弹并没有在我们中间炸开花，却着实让我们头顶的空气异常紧张，一种难以征服和克制的本能让我们想退缩，虽然我们都知道为时已晚。在炮弹的威慑下，拥挤的队伍拐来拐去，浮桥不停左右摇晃，以致战马不得不后退，士兵几乎难以保持平衡。过桥后，我们在对面小镇的下部街道集结，士兵们被命令放下背包，留给军需官保管，之后便开始前进。其中两个团由于炮火喧嚣和人声嘈杂没有听到最后前进的军号声，滞后出发而没有赶上我们，这样我们团成了整个旅的右翼力量。路上听说我们师的另外两个旅被派去增援第九军斯特吉斯将军（General Sturgis）的师。上级要求我们勇往直前，于是在接下来这场没有意义的冲锋里，我们满怀忧虑目睹了兄弟部队的溃败惨状。很快，路上众多的栅栏让我们不得不从马上下来。敌人的炮火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尸体四分五裂、肢体横飞，小镇的大街上、居民住宅的门庭前和花园后，一片血肉模糊。我们的士兵不断倒下，被忠诚无畏的军医和医院护工救起。这些战地医疗工作者们勇气可嘉，令人敬畏。

不久，我们的队伍行至一片开阔地。透过昏暗的浓烟，我们立即发现在正对我军右翼的敌营中一个炮排正在调整炮口，准备向我们开炮。很快，他们开炮了。“上帝保佑我们！上校请负责右翼，我必须冲在最前面。”我们勇敢的团长埃姆斯上校镇静地对我说道，然后冲向了前方，冲向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为了实现下一步的战斗目标，我们艰难地穿过那铺满战友躯体的战场，奋勇向前。这些躯体有的已经僵硬发冷；有的毫无声息，任由灵魂渐渐抽离那将死的躯壳；有的因为极度痛苦而发出撕心裂肺却完全徒劳的惨叫；有的则因为精疲力竭，或因为绝望的指挥官的最后命令而匍匐在地，一动不动。那些胸膛紧紧贴在地上还活着的士兵极力劝说我们不要向前冲锋，“没用的，兄弟们，我们试过了。没有人能活着到达石墙，那里只留给死了的人。”

我们仍顽强地奋勇向前，竭力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坡。战友们的鲜血已经令山坡湿滑，多次无效的冲锋更是让山坡的土壤变得泥泞不堪。终于，我们登上了最后一座山坡，就在那堵居高临下、令无数进攻受阻的石墙前。在那里，尽管我们处于各种不利的地势，我们仍然和敌人进行了猛烈互射，直到夕阳落山，透出鲜血般的红色。太阳西沉后，一切都黯淡下来，最后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团从这个最靠石墙的绝望山坡稍稍后撤了一小段，退到隐蔽处后，一切陷入无边的沉默和寂寥之中，我们沉沉地睡去了。也许需要睡觉是人类的一个弱点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北风凛冽、刺骨，席卷了整个荒凉的山坡。那些因为战斗而热血沸腾、情绪高涨的士兵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可怕的严寒。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外套也没有毛毯，因为冲锋之前他们的背包都被丢在了小镇上。他们只得在山坡上四处寻找，从死去的战友身上借些衣服穿。骑马的军官们也都缺少御寒的外衣，战马也是一样，它们也只单单用马鞍缠绕着马背和马肚，其他部位完全裸露在外。于是我们加入了一场古怪离奇的寻找。人性的内在需求强迫我们去寻找一些奇怪的御寒工具。对于我而言，最好是在遍地的尸体中找出两具放在身体两侧，然后从脚印无数、血流成河的草地上找来另外一具横放在上面做枕头，再翻下他的衣摆盖在脸上，以抵挡住这刺骨的寒风以及战场上到处飘散的、深沉的哀怨和呻吟。和寒风相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是一个痛彻心扉的时刻。午夜时分，我终于无法忍受，从可怕的野外营地中爬了起来，并唤起副官作为同伴，四处寻找那些被忽略的受难者，看看能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深沉的声音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山坡右边和后部，在那里史无前例的激战让勇敢的灵魂鏖战了太久。我们走过那片满目疮痍的战场，那原本死寂、一体的单调逐渐化作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仿佛听见含混不清的痛苦呻吟、对家人的亲切呼唤、对一滴水的乞求、对宽慰的渴望、愿上帝赐予力量的祈祷、对生命的渴求和因不忍痛苦而宁愿快速死去的无奈。

我们尽了我们的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正在受难的兄弟们，但是在这个无边的战场上，我们的帮助显得多么微小。我们最好的帮助就是去寻找战死士兵身上的水壶，然后给那些即将死去的战士喂上几口水；或者去安抚那些被炮火炸断腿的士兵，调整他们肢体的位置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或者用我们之前从军医那里学到的有限救生技术，当然也是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技术，去压紧和包扎那些被炸断的动脉，为奄奄一息的生命带去生的希望。这真是一个进行最后告别的地方和时刻。许多将要死去的战士向还活着的战友留下了遗言，托他们带给远方的家人，让那些亲爱的家人不至于从自己阵亡的战场上得不到只言片语作为宽慰。即将逝去的灵魂也得到了应有的敬意和安慰，他们的价值将不会被遗忘。

面对和我们有手足之情的战友们的呼救，我们显得多么的无能为力，这让我们感到心力交瘁。当我们最终透过薄暮看到救护车似幽灵般从远处缓缓驶来时，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救护车不时停下来去搜救那些可爱的战士们。救援人员蹲下身子，用半掩提灯或借助火柴的蓝色微光来判断战士们是否还活着。灯光下，一张张勇敢平静的面庞再次显现，令人心痛。

一番观察方位、打望形势后我们重新回到了石墙前的阵地。这里一样到处躺着受伤的士兵，他们正接受着照料，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抱怨和发牢骚。他们像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一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但却能迅速说出自己的信仰，同时对于各种敏感的事物保持沉默，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这是一种值得崇敬的神秘习惯。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苦难和肉体折磨的战场上，这些融入血液的习惯必然会让我们隐藏自己的抱怨和牢骚。当最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战友身上，当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勇士们对战友表现出一种无微不至的温柔和关切，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确信我对这些仁慈宽厚的灵魂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和礼貌，同时我也确信，当我从那些坚毅、强大的勇士身上看到这份温柔和亲切后，我充满感激地回想起《圣经》中那句教诲：去传递慈妇之爱吧！[3]

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些怪异的床榻身边！对于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战士们而言，用死人作为被盖这个奇特诡异的要求仍然是非常普遍和急迫的。曾经，一只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将挡在我脸上的死人衣摆掀起来，我看到一双野蛮、盗尸者般的眼睛正打量着我，想知道我是否还活着。

整晚，寒风都在狂啸。狂风击过之处，房屋或屹立不动，或像被人类发明的机器所折断或者打碎一样。黑暗中一个令人沮丧的声音不断扰乱着我的心绪，那是我右方一栋废弃砖房的松动百叶窗被晚风吹得不停摇摆的声音。房屋凄楚荒凉，但一些胆大绝望的伤兵们仍然选择了勇敢进入。百叶窗的窗帘在窗框和墙体之间摇曳，发出诡异的节律，拨动我的心弦，唤醒我心灵深处的感官，就如同被那首永恒老歌《楼上的旧钟》[4]的主旋律深深震撼一样，“从不——永远，永远——从不！”

时至今日，独自回忆往事时，一切仍历历在目，我仿佛还能够听到从那些弥漫着痛苦的战场上飘来让人心情黯淡的声音。

清晨一阵尖锐刺耳的射击声将我唤醒，当我从那个奇特但却也能休息的枕头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一本非常破旧的小开本《新约》从尸体外衣的胸包中滑落下来，上面写着这本书主人的名字和家乡。我毫不迟疑地将这本书放进了我的口袋，并下定决心要把它寄回它主人位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河谷的家，并以此作为信物让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这本《新约》的主人曾经信守诺言，为国杀敌，战死疆场。祈求上帝的慈悲和怜悯能够让这个愿望得到实现，能够让这个勇士饱受丧子之痛折磨的伟大母亲作为国家恩人被永远怀念。

很快，一阵风暴般密集的子弹从我们的前方和侧翼袭来，势要将我们位于最外侧山峰间的山谷中的简陋藏身处完全击垮打烂。敌人还嫌这不够，又派上了炮兵，那如阵雨般落下的炮弹穿过我们拥挤的人群，横扫狂泻。我们不得不完全平躺在地上，只有小心翼翼地扭动身体，才能够将子弹上膛并对敌人前方的隐蔽战线进行还击。过了不久，我们看到大概有两三百名敌军从那堵死亡石墙的右侧慢慢爬出来，绕到我们的左翼靠近山谷沟岸的位置，完成了对我们的包抄，利用有利地形，开始向我们的侧翼开火。

当时的形势异常危急，困难重重。我们用那些战死士兵的身体堆筑了一道低矮防护墙，以掩护我们暴露的左翼。在这堵尸墙背后，我们度过了一整个白天。一旦有人站起来，就立即被飞来的炮火击倒。我目睹有人用手和前臂撑着将头伸出了尸墙，结果是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前额，当场毙命。

我们在尸墙下匍匐了一整天。当密集的子弹射入这座由尸体铸成的救命堡垒时，总能听到令人忧郁、让人悲伤的声音。没有救援部队敢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奢望会有增援的部队。我们不时看到有参谋试着过来传递命令，但由于担心胯下的战马在到达我们后面的山峰时就被击中而无奈止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独自去面对未知的险境。

12月的寒夜又降临了，午夜我们得到命令全部撤回弗雷德里克斯堡，并在小镇上休整。我们的伤员被带回浮桥边的掩蔽所进行治疗。那一刻，尽管我们的身体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我们战死的兄弟们仍然躺在那里。我们没有能力在撤退时将他们一起带走。但也不能任他们横尸荒野，于是决定将他们埋在这片因他们的壮烈牺牲而变得伟大的土地上。我们从遍地的刺刀和枪炮碎片中拣出一些，挖出很多浅浅的坟墓，用破栅栏或枪托做成低矮的墓头板，在小心呵护的火柴微光下刻出每个墓主的名字和家乡。

撤回途中，我们不得不穿越一片满目疮痍的战场：到处尸肉横飞，被卸下的炮弹随处可见，炮架被炸得粉碎或被打翻在地，弹药箱四处散落，将死和已死的战马依然套着马具，各种军用装备被狂风卷得到处都是。这些死人般的恐怖景象，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对于脆弱的神经而言并不是件好事。我们行军至小镇上，在萨姆纳将军首先占领的地方，在石板路上宿营。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天亮之前才勉强睡了一会儿。各种部队挤在小镇的街道上，既没有接到任何军事指令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军事部署。结果邦联军队开始向他们自己的小镇发动炮击。深夜时分，从战俘口中传出消息说绰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正率部从右面下来，向我们这群挤作一团的部队逼近，想要将我们就地击垮，或者把我们赶进拉帕汉诺克河。毫无疑问，这位“石墙”将军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们后来了解到李将军并不赞成这个建议。他对这个进攻计划并不十分坚定。李将军认为我们可能还将会像昨天一样，由石墙前的开阔地带向山顶的石墙发起进攻。我们这边还收到消息说伯恩赛德将军准备孤注一掷，他下令再次向昨天给我们带来毁灭性伤亡的石墙发起冲锋。传说他将亲自率领他的第九军冲在最前头。但我们后来了解到林肯总统发电报制止了这个疯狂行动。

这个悲惨不幸的午夜刚刚过去，我们旅的三个团就被召集起来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尽管我们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到哪里执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务非常特殊。从各种部队军官和士兵的坚定神情与动作来看，我们意识到军队高层正在筹划一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部署。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将开赴战场的最前线，并在那里设置一条哨兵警戒线，以掩护我们的中央阵地，协助他们发起重要军事行动。埃姆斯上校指挥我们这条线，命令由我负责该团，坚守这条警戒线。埃姆斯上校在离开前用他低沉的声音发出了最后的命令：“不管困难有多大都要死守住这片阵地，直到最后。”一个奇怪的疑问从脑海闪过，这最后是什么的最后？没有任何词典可以提供这个“最后”的定义和解释。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最后就是指无穷尽的以后。

杰克逊将军（1824-1863），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和朗斯特里特将军一起被誉为李将军的左右手。杰克逊将军号称“石墙”，进攻异常凶猛，被称作李将军“进攻的铁锤”。杰克逊将军率领部队，多次以少胜多，击溃联邦军。1863年5月2日，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取得胜利后，不幸被自己部队误伤，击中左臂，后被截肢。因并发症不治，于第二天去世。美国南方很多人认为如果杰克逊将军不意外身亡的话，南方将赢得内战胜利。

于是我们开始了行动，默默地、坚定地、专注地。我们在后面的地上摸到一些在薄暮时分被匆忙丢弃的铁锹和铲子。兵士们接到命令就地挖坑作为藏身之所，每两人一组或单独作业，建造一个肘形的土方工事。在第二天清晨的战斗中，这样的工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坚守一段时间。我们距离敌人的散兵坑非常近，以至于能够听到对方的一些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发现他们也同我们一样焦急忧虑。我们自己的交流只能是低声耳语。夜色如同沥青般漆黑，伸手难辨五指。为了弄清楚我们的阵线是否处于适当方位，我不得不靠直觉和谨慎来辨别方位。当听到砾石碰撞发出的清脆声音表明似乎略微偏离了修筑标准时，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用一种隐秘的口吻对着看不见的挖坑者说，“把土往那边甩，兄弟，那边才是危险的地方。”

“天啊！”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回答到，“你难道认为我还不知道敌人在哪边吗？他们就在正对着我们的方向。”

我被他指责并教育了一番，但是我必须维持作为上级的尊严，我回答他说：“那就按照你的方式继续挖吧！但是必须保持十分的警惕和警觉。”

于是他遵照我的建议“继续工作”，而我则悄悄退后，去继续我那未完成的监视和警戒工作。坑挖好了，我们躲在里面也相当隐蔽。一切准备就绪，静等黎明来临。突然从左后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嘈杂声，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问道：“你们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是谁？”

我向他表明了身份后，这个急促的声音吼道：“让你的部队尽快离开这里，有多快走多快。他们整个军队都过河了。”

毫无疑问，对面充满敌意的整个哨兵营都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是个危急的时刻，必须马上表态并采取行动。

“大家都别动！”我命令说，“你，还有他，兄弟们将这个惊慌奔逃的人抓住。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我们不要上当。等明天早上再将他交还给他们。”

我言辞坚决，没有丝毫犹豫，铿锵有力，足以让附近那些深陷黑暗的诧异的敌人听到。我的士兵们理解了这话的要义。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和谨慎，都没有移动，继续牢牢地待在原地。我转身走向报信者，严厉指责他的鲁莽，并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危险局势。我对他说话时还是礼貌性地保持了适度的温和。但在那个危急的时候，我对此还是有些生气和恼火。这个参谋解释说经过长途跋涉，他的判断力已消失殆尽，对此我能够理解，并让他报告了其他消息，同时对于他的过错，我将不会上报。

我找到埃姆斯上校共同设计了一份撤退方案：我们先保持目前的对峙状态，假装热情投入同时加倍小心，然后再以一种新的队列方式进行撤退：编号为偶数的士兵继续他们的挖坑工作并弄出极大的响动，而编号为奇数的士兵则悄悄后撤，由每个连的副连长指挥。这样，半团的部队在后撤一百码左右后，面朝敌人呈战斗队列停下，就地等待，直到另外半团部队以相同方式撤退并超过他们一百码左右后，再次后撤。如此反复，直到整个团的部队都安全撤到后方为止。事实证明这一战术是明智的。敌人在经过短暂的困惑和迟疑后从战壕中爬出来，在自认为安全的距离范围内紧贴我们前行。当在黑暗中行军且身边还有同样前行的警惕极高的敌人时，人性的共同点让我们双方都多少有些紧张。

就这样我们穿行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我们疲惫不堪，弯腰驼背，把枪拖在身后艰难前行。那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不时还有阵雨倾下。就在我们到达第一个后撤目的地时，原本密集的云层突然四散开来，诡秘而残损的月光透过云层缝隙洒下来，明晃晃地照在我们的枪管上，也将我们的行踪暴露在了一直尾随其后的敌人眼皮底下。一两颗子弹迅速呼啸而来。“全都趴下！”指挥官迅速命令道，几乎就在同时，一阵来自敌人的扫射飞过我们头顶，与我们擦身而过。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云层聚拢的那一刻。

从这样遍地伤员的山坡后撤的确让人感到沮丧。山坡上的草坪被撕裂翻起，到处躺满尸体和带着各种惨状即将孤独死去的战士，满地都是在撤退时被随意扔掉的步枪，还有的步枪被已经死亡的士兵紧紧抓在手里。军官丢下的军刀，士兵扔下的刺刀、弹药带以及其他军需用品四处可见，要在这样一个山坡上穿行而不跌倒几乎是很难的。当一缕恐怖的月光落照在那些苍白的脸上，这些死人的脸显得越发僵硬和荒凉，睁开的双眼呆视着，什么也看不见但却又写满恐怖，这些可怕的景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一阵颤抖滚过身体。

我们在破晓时分到达了浮桥桥头，发现浮桥的桥面铺着大量草垫。这样预计我们在晚上穿过浮桥的时候，浮桥将不会发出响声，紧紧尾随我们的敌人也就无法从声音来辨别我们的方位。我们整理行装，并带上了自己部队里之前没有离开的伤员。其他部队的伤员有一部分还留在河边，让人怜悯、令人痛心。尽管从军属关系上来说，他们不属于我们，但是从战场上更为伟大的兄弟感情上讲，我们都是一家人。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们团的胸怀宽广的赫森医生（Doctor Hersom）向指挥官请命，要求留下来照顾这些不能够随部队一起后撤的伤员。要知道留下来可能会被敌人俘虏并在可怕的监狱里痛苦度日。尽管很悲伤，但我们仍骄傲地留下了赫森医生去完成他人道、仁慈和崇高的使命。

最后我们跨过了浮桥，这座三天前我们才经过的浮桥。尽管当初渡河时我们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们却坚定不移，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将跨入耻辱。现在当我们重新跨过浮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战败而遭受谴责。在等待架桥船只运抵的时候，我们部队的一些人会经常骑马沿着河岸巡视，将对岸的邦联军队尽收眼底。他们透过望远镜仔细研究了敌人的工事和部署后，得出了一个自然的也是常识性的结论：那就是以后我们将决不会再被引诱而向李将军为我们准备好的并希望我们进入的陷阱发起进攻。

经过浮桥，我们回到对岸，沿着河岸继续行军。回头看看弗雷德里克斯堡外，那些绿油油的山坡上躺满了身穿蓝色军服的我方阵亡士兵。当我们军团在凄凉阴沉的路边休整时，天空下起了同样令人倍感凄凉的小雨。胡克将军骑着战马从我们身旁缓缓经过。在那恐怖惨烈的三天中，我们都没有看到过他。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参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猜想他和我们军的指挥官巴特菲尔德将军（General Butterfield）在另外的地方控制和监督部队。

胡克将军看到我正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避雨，给我一个友好的问候：“上校，你们的运气还不坏，尽管这很艰难。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从那里出来了。”

“将军，的确那是运气，那里没有太多人为的计划，全凭的是运气。”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团投入战斗。”这是将军非常干净利落的回答。

“那就是造成麻烦的原因，将军，您应该把我们投入战斗。我们被击败的原因就是兵力布置太分散了，太零碎了，就如同被用烤面包叉一样分开了，没有集中兵力。”

这就是我们全部坦率的对话。对于我的不合时宜和军衔的评论，胡克将军并没有指责我。

然而，胡克将军的这席话引导出了一个关于战败原因的更宽和更广的推论。它揭示出或许就是这场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并没有“把他们的人，全部集中地投入战斗”。中央军的部队被更高级别的军令调遣，部队被拆散，被派去增援其他部队，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意外遭遇中或者是没有预计到的战事发展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充当了“希望但又被抛弃”的角色。其实这场巨大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富兰克林将军和他的六万名士兵本应该向李将军的右翼全力发起猛攻，然而他只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并且是一次一个师，在进攻开始非常顺利的时候，他也没有利用这种优势，倾巢出动。当富兰克林将军的部队已经败下阵来的时候，指望萨姆纳将军能够夺下小镇后面那些居高临下的令人畏惧的高地也是非常粗莽和草率的。这些高地被李将军部队娴熟卓越的防守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打造得坚不可破，难以逾越。其实我们的前线阵地也是可以守住的，即使遇到那么大的危险，同时萨姆纳将军的部队在胡克将军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的增援下，应该集中兵力强攻李将军的左翼，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绕过城外高地防守严密的前线阵地的堡垒，对敌人进行侧翼包围。

战役的进行并没有按照伯恩赛德将军的意图和部署，他的战略计划被那些不服从他的指挥官们的不信任肢解、破坏。但这并不能够免除他的责任。总司令的职责要求他能够控制下属表现出来的勉强的情绪和不和谐的因素，并设法让那些不服从的下级和反对者们顺从和听命于自己威严的意图和战略。

伯恩赛德将军试图采取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统帅的方式进行辩护和澄清，但这为时已晚。他准备下令从部队中免去一些高级将领，但是对于下级将军则涉及较少，他甚至倾向于将这些擅自改变他制订的战略计划并对这场惨败负有责任的将军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但是林肯总统再次对伯恩赛德将军上述常识性的建议进行了干预，免职和移交军事法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没有过多久，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伯恩赛德将军被解除了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他非常大度地回到了他的“老九军”，在军长的职务上继续为国尽忠。

【注释】

[1]安提塔姆战役（The Battle of Antietam）：在美国南方，被称为夏普斯堡战役（the Battle of Sharpsburg），该役于1862年9月17日（周三）在马里兰州的夏普斯堡小镇和附近的安提塔姆河（Antietam Creek）之间展开。这是美国内战开始后，南北双方主力第一次在北方土地上的正面决战，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在战役的首日战斗中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最多的一天，共计二万二千多人。

[2]General-in-Chief

[3]Passing the Love of Women

[4]Old Clock on the St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