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幅肖像的故事

美妙的音乐失去了合度的节奏，

听上去是多么可厌！

人们生命中的音乐也正是这样。

我曾经消耗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消耗着我；

时间已经使我成为他计时的钟，

我的每一个思想代表着每一分钟。

——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的悲剧》86

约翰·哈里森生前请人给他画过两幅引人注目的肖像，它们一直保存至今。第一幅是由托马斯·金（Thomas King）创作的正式油画肖像，绘制时间在1765年10月至1766年5月之间。另一幅是由彼得·约瑟夫·塔沙尔特（Peter Joseph Tassaert）于1767年开始创作的版画。这幅版画显然是以第一幅画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因为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与那幅油画相同。实际上，它们之间只在一个细节上有出入——而恰恰就是这个差别，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让画中人感到屈辱和绝望的故事。

如今，这幅油画挂在老皇家天文台的画廊里。这表明哈里森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得到了承认。画中的他身穿咖啡色双排扣常礼服和西裤，采用坐姿，而他的发明则摆放在身旁。他右边是H-3；身后是他为另外几个计时器设计制作的高精度烤架摆调节器。他坐在那里，后背挺直，带着志得意满的神色，却并不显得趾高气扬。他头戴白色的绅士假发，面部光洁得令人难以置信。（根据哈里森在童年康复病体时迷上钟表的那个故事，他当时患的是重症天花。但是，从这张画看来，要么是那个传说有误，要么是他神奇地复了原，要么就是画家故意将那些麻子掩去未画。）

他双目平视，只是因为已是70多岁的高龄，蓝色的眼睛显得有点泪光闪闪的。只有那中间上拱的双眉以及眉宇间的皱纹，才暴露出他匠人式的谨慎和时刻萦绕心头的焦虑。他左手叉腰，放在髋部。而右小臂则搁在桌子上，手里握着……那块杰弗里斯怀表！

H-4到哪去了呢？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它早已制成多时了，而且一直被哈里森当作心肝宝贝。他原本是想坚持将H-4画进去的。事实上，它真的出现在塔沙尔特的版画中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版画和油画对哈里森右手腕这个地方的处理大不相同。在版画中，他的右手空着，掌心向上，隐约地显示出要伸向H-4的姿势。现在，这块表放在桌上，因透视变形缩短了一点，下面是它的几张设计图。应该承认，时计H-4看起来确实太大了，没法像比它小一半的杰弗里斯怀表那样，轻松地握在哈里森手中。

H-4之所以没有出现在油画上，是因为作画时它根本就不在哈里森手里。哈里森请人创作版画肖像时，正好赶上他逐渐获得“经度发现者”这个美名的时候，于是H-4给换了上去。而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将哈里森逼到了忍无可忍受的地步。

1764年夏天，这块表参加了令人气恼的第二次试验，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经度局什么话也没说。经度局的委员们在等数学家将H-4的计算结果和天文学家在朴次茅斯和巴巴多斯岛的经度观察结果进行比较，因为要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才能作出判断。当他们得到最终报告时，经度局的官员们承认他们“一致认为，上述时计能以足够高的准确度进行计时”。他们除了这么说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因为结果证明，这块表可以将经度确定到10英里的范围之内——比经度法案条款规定的精确度还高出两倍有余！但是这一巨大的成功只不过为哈里森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这块表和它的制作者还要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

那个秋天，经度局提出可以给他一半的奖金，条件是哈里森要将所有的航海钟上缴给他们，并完全揭秘H-4内部的神奇钟表机构。如果哈里森想要获得20 000英镑的全额奖金，他还得监制出两台而不是一台H-4的复制品，以证明其设计和工作性能具有可重复性。

让事态发展更趋紧张的是，纳撒尼尔·布利斯打破了皇家天文官长期担任这个职务的一贯传统。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当了40年皇家天文官，埃德蒙·哈雷和詹姆斯·布雷德利在这一岗位上都干了20多年，而布利斯任职才两年就去世了。果然不出哈里森所料，1765年1月宣布的新任皇家天文官——因而也是经度局的当然委员——就是他的死对头内维尔·马斯基林。

32岁的马斯基林就任第五任皇家天文官的那天是星期五。就在第二天（即2月9日星期六）的早上，甚至还在举行亲吻英王手背的参拜仪式之前，马斯基林就作为经度局最新的委员参加了经度局预定的会议。马斯基林倾听了委员们围绕向哈里森付款这件棘手的事情所展开的辩论，并补充提议向伦哈德·欧拉和托拜厄斯·迈耶的遗孀颁发奖金。然后，马斯基林才转入自己的议事安排。

他大声地宣读了一份长长的旨在鼓吹“月距法”的备忘录。他带来的4位东印度公司船长都异口同声地附和着这种论调。他们说，他们根据马斯基林在《英国海员指南》上列出的步骤，多次使用过“月距法”，而且每次都只用了4个小时左右就算出了经度。他们同意马斯基林的主张：应该出版并广泛发行这些月球表，这样，“该方法就可以更方便地为水手们所普遍采用了。”

这标志着确立“月距法”正统地位的活动再次掀起高潮。哈里森的精确时计也许是可以更快地给出结果，但它毕竟是个怪兮兮的东西，哪里比得上人人都能用上的天体！

1765年，国会通过了一道新的经度法案，使得哈里森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这道法案的正式名称是“乔治三世第五号法案”；它对1714年的旧经度法案进行了说明，并补充了一些专为哈里森而设的特别条款。该法案甚至在一开头就对哈里森指名道姓，称他当前处在与经度局作对的状态。

哈里森的心情糟透了。他多次气愤地从正在召开的经度局会议当中冲出来。有人还听到他赌咒说：“如果他身体里还流着一滴英国血”，他就不会再满足他们提出的种种无耻要求。

经度局主席埃格蒙特伯爵谴责了哈里森：“先生……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古怪、最顽固的家伙。你就按我们要求的去做，好不好？这一点你完全办得到。你要是答应我们，我保证会给你钱的！”

最后，哈里森屈服了。他交出了自己的设计图纸，并提供了一份书面说明。他还承诺将所有秘密展示给由经度局选定的一个专家委员会。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即1765年8月14日，由一队大人物组成的钟表匠审理委员会，来到了红狮广场哈里森的家中。出席的人包括两位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他们是被哈里森嘲讽地称为“神父”或“牧师”的约翰·米歇尔（John Michell）牧师和威廉·勒德拉姆（William Ludlam）牧师。参加人员中还有三位著名的制表匠：托马斯·马奇（Thoma Mudge），一个对制作航海钟也大有兴趣的人；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hews）；以及拉克姆·肯德尔（Larcum Kendall），他原来在约翰·杰弗里斯那里当过学徒。第六个委员是广受尊敬的科学仪器制造商约翰·伯德（John Bird），他曾为皇家天文台安装了用于绘制星图的壁式象限仪和中星仪87，还为许多科学考察队装备过独特的仪器设备。

内维尔·马斯基林也跟来了。

在接下来的6天中，哈里森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将这块表拆开来；在发誓不说假话的前提下，向他们解说了每一个部件的功能，描述了如何将各项革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实现完美计时功能，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当一切结束后，这些评判专家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证明他们相信哈里森确实已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最要命的是，经度局还坚持要求哈里森将这块表重新装配起来并上交。他们将它锁进了一个箱子里，然后再扣押（真的是要交赎金才能借出的那种扣留）在海军部的一间仓库里。与此同时，他还得在没有原来那块表（H-4）作参考的情况下，开始复制两块同样的表；甚至连他的原始设计图和说明书都给夺走了——马斯基林已将它们送往印刷厂，进行复印、制版和印刷成书，并向公众大量出售。

这哪里是坐下来让人画像的时候！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金先生为哈里森先生画了那幅油画肖像。也许在那年秋末，当他最终获得了经度局向他承诺过的10 000英镑后，他的表情已经又能恢复平静了。

1766年年初，哈里森收到了费迪南德·贝尔图的第二封来信。贝尔图从巴黎赶来，满怀希望，想要实现他上次在1763年来访时没能得到满足的愿望：获悉H-4制作的详情。哈里森没打算向贝尔图交底。他干吗要将自己的秘密泄露给一个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的人呢？英国国会都愿意以10 000英镑的价钱交换他的秘密，而现在贝尔图似乎只愿为此付很低的价钱——贝尔图代表法国政府出价500英镑，要求对H-4进行一次私人参观。哈里森拒绝了他。

但是，贝尔图在来伦敦之前，已经和托马斯·马奇进行过钟表匠与钟表匠之间的通信。现在既然贝尔图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然就要去舰队街马奇的表店拜访了。显然，没有人告诉过马奇（以及其他任何一位当时在场的专家），哈里森展示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应该保密的。在和来访的钟表学家一起进餐时，马奇的谈话中涉及H-4这个话题的地方逐渐多了起来。他曾将这个时计握在手里，并亲自探查过它最隐秘的详情。现在他就将这一切向贝尔图和盘托出，甚至还画了一些草图。

事实证明，贝尔图和其他欧洲大陆的钟表匠在制作他们自己的航海钟时，并没有窃取哈里森的设计。不过，哈里森确实有理由对这种随便泄漏和宣扬他的机密的行径表示深恶痛绝。

经度局温和地警告了马奇。经度局的委员们并没有因为他的轻举妄动而感到过于不安，而且他们除了哈里森这桩事，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忙。这些事情中有一件尤其值得注意：马斯基林牧师先生请求逐年出版一个航海星历，供有意使用“月距法”测定经度的海员们使用。通过提供大批的预测数据，他减少了每个领航员需要进行的数学计算，因而大大缩短了得出一个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从4个小时降到了30分钟左右。这个皇家天文官声称，他非常乐意担负起这项工作。他仅仅要求作为官方发行机构的经度局，提供经费以便给两位解决数学计算问题的人员发工资，并支付印刷费用。

马斯基林在1766年出版了第一卷《航海年鉴和天文星历》（Nauti-cal Almanac and Astronomical Ephemeris），此后他继续指导着它的出版工作，直到1811年他去世为止。甚至在他逝世后的好几年里，海员们还能依靠他的工作继续进行导航，因为1811年出版的《航海年鉴和天文星历》中包含了直到1815年的预测数据。接下来，继承马斯基林衣钵的人又继续出版月球表直至1907年，而《年鉴》本身到今天还在发行。

《年鉴》代表着马斯基林为导航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这也是特别适合他的一项工作，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费时费力的细节：像他那样计算出月球每隔3个小时相对于太阳或10个参考恒星的一个位置，就算是经删节的数据，用极小的字体印刷，每个月也有整整12页。每个人都会同意，《年鉴》和它的配套书《必备的表格》（Requisite Tables）为海员们确定海上的位置提供了最稳妥的方法。

在哈里森的油画画像完成后的1766年4月，经度局又沉重地打击了他一次。这次打击很可能让他失去了风度。

为了消除“H-4的精度是否得之于机遇或运气”这种挥之不去的疑虑，经度局决定对该计时器进行一次比前两次航行更严格的新型试验。为此，他们将这个计时器从海军部转移到了皇家天文台。在天文台里，皇家天文官马斯基林利用职务之便，连续10个月天天对它进行测试。那些大个的经度机器（3台航海钟）也将被运到格林尼治，在那里它们的走时将与天文台的大标准时钟进行比较。

哈里森心爱的H-4在海军部一座孤塔中受了数个月煎熬之后，又落进了死对头之手。想想哈里森听说这个消息后会作出什么反应！这场劫难发生之后没几天，又有人来敲他的门。打开门才发现，这个不速之客正是马斯基林。他手持一纸“逮捕令”，专程前来“逮捕”另外几台航海钟。

“约翰·哈里森先生，”这道公文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经度局委员们受国会确定海上经度法案的委派，再次命令你将手头的3台机器或计时器上缴给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官马斯基林牧师——现在它们已经充公了。”

忧心忡忡的哈里森将马斯基林领进了他保存时钟的房间。这些钟表已亲密地陪伴了他30年了。它们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走时，就像一群聚会的老朋友在愉快地交谈。它们一点也不在乎时间已经让它们变得过时了。它们絮絮叨叨，完全忘却了外面的世界，只愿在这个温馨的地方满怀爱意地彼此关怀。

在和他的航海钟分别前，哈里森希望马斯基林能向他稍作让步——为他签署一份书面声明，证明在他从哈里森家里拿走这些计时器时，它们都是完好无损的。马斯基林起先还想争辩，但不久就让了步，他这样写道：它们看上去都像是完好无损的，并签上了他的名字。双方火气都上来了，因此当马斯基林问哈里森要怎样运输这些计时器（即应该按原样运走还是先拆开再运）的时候，哈里森生气了，并明确地表示：如果他提什么建议的话，一旦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他们肯定会将过失赖在他身上的。最后，他提出可以将H-3按原样运走，但是H-1和H-2需要稍微拆开一下再运。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航海钟被夺走的耻辱是他没法忍受的，于是他就上了楼，独自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他听见重物撞击地面的响声。原来是马斯基林的工人将H-1抬上在门外恭候的马车时，失手将它摔到地上了。当然，这纯属意外。

H-4在拉克姆·肯德尔护送之下，坐船顺泰晤士河前往格林尼治接受试验。而3台大个的航海钟却乘着没有减震弹簧的马车，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路嘎吱响着颠簸到格林尼治。我们不必劳神去想象哈里森的反应。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在1770年左右为哈里森制作了带浮雕侧面像的珐琅奖牌；那上面刻画着这个上了年纪的钟表匠，他两片薄薄的嘴唇断然地向下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