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下站摘记

河西下站摘记

1960年7月12日，去瓦房城流量站，从张掖坐车至花寨子42公里，步行65里去瓦房城。从早上六时半起身，直至下午七时才到达。途经苗家堡，进山至马蹄寺，一个峡谷一样的地形，两岸山崖上有不少佛洞，均破损不堪。到洞子里看了一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小河谷底有潺潺流水，山上植被很好，看来这里降水量至少已可达400mm，山上有零星松树，都不成材。

过了马蹄寺沿山坡行，大部为丘陵草原。离瓦房城还有30里，下午了，走这段路是够累的，沿途人烟很少，我一个人走路，真有些胆怯，不过一路上风景优美，南面是高山，松树长的很好，下面是草原，野花满山，偶有放羊者。看来这里的降水量可达500mm，高程不过3000m左右，太阳西下，终于进入大渚马河谷，瓦房城水文站到了。一路又饿又累，到了水文站就是到了家，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瓦房城是有名的富站，在这困难时期，自己种地养猪改善生活，真是不错。吃饱肚子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要特别小心，绝对不能“冷松”吃，蹈前人的覆辙。（牛xx去瓦房城吃的胃穿孔而亡）。

在站上测了断面，看了仪器，了解测验情况，小河流山区代表性水文站，断面控制好，测流吊箱，精度还是好的，历年该站都是先进站，测验生产两不误。在站上待了三天，我们还去山上喝了藏民的酸奶，看了草原牧民风情，也是一趣。

22日去敦煌，主要是推动群众水文工作，王延寿来，第二天去敦煌党河总干渠渠首，在这里察看了渠首地形，在总干渠上布置了两个断面，上断面为主断面，控制党河总水量，下断面相距约9公里，以掌握渠道渗漏情况，由王延寿留下负责群众水文的观测工作，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把两断面测好，设好，总算完成一个件大事。党河水量沿途渗漏损失很大，从党城弯到敦煌灌区，差不多有1/3的损失量，重点损失河段在沙枣园到灌区这一段，所以总干渠口设群众水文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敦煌的夏天是非常热的，尤其戈壁滩上，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没地方躲藏。敦煌至总干渠口20km，总渠口至沙枣园22km，乘着天已凉下来了，我抓紧时间赶路去沙枣园。沙枣园坐落在党河大拐弯处的上段，在小山包的南边，远远望去，在戈壁滩上有一处土房子，孤零零的独此一家，这就是水文站。周围几十里无人家，可算上孤苦伶仃，世外荒原，长期驻守的水文站的同志们何其伟大哉！我猛不丁地来到站上，当然大家都欢喜。

在站上蹲了三天，看断面测流量，工作既忙乎，又十分愉快。沙枣园断面是非常好的，两岸岩石出露，沙砾河床，整齐顺直，历年资料质量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有一个好断面，这是水文站最好的要求了，然而好断面往往远离城市、农村，真是二者不可得兼。

沙枣园地处戈壁之中，白天温度高得很，36℃是经常的事，空气又十分干燥，温度虽高，但不觉得十分燥热，原因是蒸发量特大，身上的汗水蒸发的快，起消热作用。记得我洗了一件衣服，晾在院内，不一时就干了。

今天热得很，本来想早走，直到下午日落时分，天凉下来才走，回敦煌45公里。一直沿公路走，招手搭车，可车一个也不停，夜色茫茫，无尽的戈壁，好像路越走越远。数着里程桩，加快步伐，一、二、三……数到第六个，看看表，整1个小时，可能这就是我步行的最高速度了吧！七里镇到了，进入了绿洲，只见路两边黑约约的杨树，似乎空气都有点压抑，鞋破了，脚越走越痛，真有些疲惫不堪了。半夜二点，终于到了县招待所，央求管理员给买了两个馒头充饥，这可能是我步行创下的纪录吧！

第二天赵仲武来，我们一并去肃北设站。党河上游原设有月牙湖水文站一处，已经撤了，现在决定新设党河肃北水文站。在党城弯上下游跑了一天，查勘断面。党河自峡口出山以后，进入洪积大卵石河槽，沿河分流漫滩，没有理想的断面。县城以北10里处有芦苇弯公路桥，虽可测流，但属于临时桥，经不住大洪水，最后选在县城南约2里的1处断面。左岸陡崖，右岸缓坡，有一岸坎，常水流有一深槽，可控制一般洪水，河段顺直长约150m，可选用百米河段，大卵石河床，流速较急，唯一缺点就是特大洪水要漫滩。这是距县城最近的地点了，考虑到测站生活条件，这就是最后的选择了。

经过几天的努力，测了地形图，布设测验断面，三个断面，上下间距80米，两岸平直、整齐，唯有河床上大石较多，需以后处理。断面标志、水尺全部设好，但过河设备待以后再建，一处测流缆道和浮标投放器是必不可少的。

几天来和同志们一起奔波于党河谷地，在大太阳底下，踏石头，淌河水、测地形、栽水尺，说是辛苦，却也乐在其中，这当然也是我们水文工作者的本分。

党河边两岸水面下大卵石层上附着一层淤泥带，这是由一种藻类植物生长的产物，亦为鱼类的食料，十分滑腻，脚踩上去不小心就把人滑倒。泥层厚度不足一厘米，其垂直分布高度约2公寸，这表明夏季常水位的变化位置。其上部由于是干的，藻类无法生长；其下因为水深，日照不足，水藻类也无法生存。可知泥层的位置代表了河流夏季常水位的变动范围。党河上游地下水补给量占比重很大，因此水位变化较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泥层平均水位来推求夏季常水流量，进而推求年平均流量。水文工作者经常根据河床上大洪水留下的痕迹去调查洪水流量，如我们搞的当年洪水调查及历史最大洪水调查，但却没有调查年径流量的。我们发现的河床泥痕调查以计算年径流的方法，可算是一种创造。

后记。时至今日，已整整过去50年了，翻阅这部分日记却觉得十分新鲜，感慨良多。1960年那是十分困难的年代，可我们水文工作者的大跃进情致，仍然如此坚定，开展群众水文，增设新测站，加强测站的技术管理，提高测报质量，这许多工作仍然正常地开展着。许多测站的同志们，长期坚持在深山峡谷戈壁荒原，对水文工作一丝不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水文站的周围往往几十里无人烟，偶尔可有一个放羊的，此外，连飞鸟都很少见。要说生活，长期吃的无非是白水面条，那有多少蔬菜水果，更无大米大肉。那时连个收音机都没有，何谈电视。这样的生活比庙里的和尚都孤寂。但他们坚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时一刻松懈，整点观测，绝对不能耽误，抢测洪水那更是日夜奋战，一身水一身泥，这就是水文工作者的写照。要说他们的工作是平凡的，但谁又能说他们的工作不伟大？我虽已至耄耋之年，但想起那些一块战斗过的水文战友们，终始耿耿难忘，青春年华时的音容笑貌，似乎仍历历在目。

那时候搞群众水文，在河西主要是搞灌区水文，帮助水管所同志布测水点，画水尺，测流量，编制水位流量查算表，帮助并教会他们算水账，同时推广科学管水，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改变以往粗放的管理水平，改变计算水量用“几寸水”为几方水，逐渐做到以地定水，以方计量，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

这次我去敦煌初步推行灌区测水方法，只布了少数点，因为没有安排长期工作，所以很不彻底，以后也就自流了。三十年后的1990年，我又去敦煌作了灌区调查，并写出报告（给省政府写的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这里提出的最醒目的数字就是党河水库蒸发损失和总干渠的输水损失，合计达1.08亿m³，占沙枣园水文站水量的1/3，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这些水量大都渗漏到洪积戈壁下层，很少回归至敦煌灌区再利用，因为敦煌是开敞型灌区，这叫“泼水难收”。

山丹、民乐县是重点推行群众水文的县，我们分成几组分别在山丹和民乐的一些灌区跑。祁家店灌区在祁家店水库以下，只有一条高标准的干渠，梯形断面，全部混凝土板衬砌，十分整齐。以往测渠道流量，往往把住两个底角布测线，比如三线或四线。在祁家店渠上测流我们做了试验，这样测误差较大，一般误差最大可达10%，因为两个边坡所占面积较大，所以流量偏小，因此在以后测流中均加测边坡两条垂线。

1990年我们去民乐进行水资源调查，去了好几个水管所，发现他们仍然在用我们做的干渠测水断面水位流量关系表，使我们十分惊奇，油然感到一种欣慰。这本来是我们水文工作大跃进时期的产物，看来它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