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削藩燕王起反兵的故事

第四章　拒削藩燕王起反兵

南京故宫的东角门，这里是皇家禁地。

皇太孙朱允炆和老师黄子澄正在低声探讨什么。黄子澄，时任翰林编修，伴读东宫，课教朱允炆。

此时的朱允炆已被朱元璋指定为继承人，可他并不开心，他怕有朝一日朱元璋死后，皇叔们起来作乱，而他呢，他知道自己根本压不住这个阵脚。

作为王位继承人，他不能不操心。

定计东角门

朱允炆处心积虑，黄子澄心里暗喜，皇太孙这样患得患失，说明他的心智逐渐成熟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谁人不在“得失”二字之间煎熬呢？

师生两个心照不宣，他们悄然伫立，倾听着从历史的天际和内心的深处传来的沉雷和闪电。

炙手可热的皇权，同时也意味着，咫尺天涯的凶险。

“叔叔们都是藩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如果他们将来真的起来作乱，我该如何应变？”朱允炆问他的老师。

朱允炆忧心忡忡，他需要黄子澄指点。黄子澄深知这一点，他必须表现得干练。

“削藩，”黄子澄深思熟虑地回答：“诸王只有少量的近卫军，只够看家护院的，不用担这个心。退一步讲，假如谁要造反，我们还可以派遣大军去对付，量他是谁，也不能与朝廷的千军万马抗衡。”

朱允炆的表情还是不明朗，黄老师使出他博古通今的本领给学生举例论证：“当初汉景帝刚当了皇帝，吴王刘濞就带着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结果如何呢？汉景帝用了十个月时间就把他们全平定了。谁敢说七个诸侯国没有战斗力，可最终的下场还是自取灭亡。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从道义上讲，正义之师，总是胜利之师；另一方面力量悬殊，朝廷兵多将广，偏居一隅的诸侯哪能比得了。由此则强弱立判，不战而胜负可晓。现在的藩王好比那些诸侯，你大可不必忧心忡忡。”

黄子澄胸有成竹，义正词严，朱允炆多少觉得有了一根主心骨。

朱允炆即位，黄子澄和齐泰等人同参国政。不久，君臣按照当初东角门的既定方针，开始“削藩”。

“削藩”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这是君臣二人早已料到的。只是，他们没有料到会输掉身家和性命。

建藩封王“家天下”

王位之争，是朱元璋给子孙们留下的一大麻烦。他不是故意的，他甚至预见到一些麻烦，制定了一些绝对是防患于未然的律令，比如《皇明祖训》，就给他的子孙万代规定了可以确保朱家天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行动指南。

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不会遵守什么天王老子的规定，何况他的子孙率先起来违反呢。

朱元璋为确保朱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在位的30多年，先后三次分封诸子为王，这些皇子们先后建藩于太原、北平、大宁、广宁、宣府以及青州、桂林、西安、开封、武昌、长沙、成都、南阳等边陲要塞和名都大邑，全面体现了朱元璋依靠宗室子孙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总设想。

其实，朱元璋打下江山不久，就决定在地方建藩，当时的形势是，北元的残余势力经常在明朝边境滋扰，还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威胁。朱元璋把首都选在南京，距离北疆太远，指挥起来未免有鞭长莫及之感。于是，加强北部边防，抵御北元进扰，就成了明初的国防的当务之急。朱元璋认为，这种“看家把门”、镇守边关的重责，非亲子弟不足以担当，因此分封了燕王等六位亲王于北方和西北边陲。

当了皇(www.guayunfan.com)帝之后，朱元璋的疑心越来越重，他担心朝中权臣擅权，将帅掌握重兵，长期戍边，更担心权臣与宿将交结，与皇权抗衡，窥伺帝位。因此，他对勋臣宿将日益猜疑，加之勋臣宿将暴横不法，使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勋臣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从类似“胡蓝之狱”那样的事情，就能看出朱元璋对文武大臣的猜嫌和过度防范。不放心外人，就得依靠宗室子孙对地方军政官吏加以限制和监督。朱元璋给儿子们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卫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在爵封，分镇诸国，为久安长久之计。”这样，在中央，有皇帝直接掌握；在地方，有诸王协理，内外相辅，以保朱氏天下世代相袭。这就是明初分封诸王制度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亚圣孟子说过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朱元璋在建藩封王这件事情上，对子孙们也是一百个放心，说他“尽信朱不如无朱”也许有点过，可那些清规戒律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个“负责任”的老皇帝贪图天下的心机。他担忧诸藩王之间相互勾结，专门立下规定，让他们三年一见、五年或十年一见。又如，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明确规定，王府官吏任满后的升迁罢免，均由皇上决定。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颁行《皇明祖训》时，又重申了这一规定，目的就是把宗室内部的关系纳入加强中央集权的轨道上来，避免因诸王权力过大而酿成祸乱。

应该考虑到的似乎他都考虑到了，宪章制度规定得也森然吓人。但他忘记了，任何政策和措施，必须是强有力的人推行，才能体现出政策的有效性，这就好比朱元璋活着就能压住阵脚，政策规章条令也必须推行，可他死了呢，很多规矩，就变成一纸空文，没人再把他当回事。朱元璋凭着开国皇帝的身份、崇高的威望和影响，能够驾驭诸王，而后来皇位的继承者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想想，龙生九子，哪个没有翻江倒海的本事？如果继位者不能统辖或慑服，变乱必生，祸起萧墙。

事实证明，朱元璋建藩封王用心良苦，却也遗祸多多，他死后不久，一场以削藩之名保卫王位和以靖难之名争夺王位的战争就爆发了。争战的双方，一方是孙子朱允炆，一方是儿子朱棣，开打的理由，也是从朱元璋立下的章程里找出来的，为期四年的战争虽然没有毁掉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可是，自家子孙骨肉相残的闹剧，恐怕朱元璋没想到。

削藩捅了马蜂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只好立朱标之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太常寺卿黄子澄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国政，辅佐朱允炆。

研究一下黄、齐二人的出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探花及第；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举应天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

黄、齐二人，一文一武，都是高学历。

书生本色，大多不谙熟军事。那就得多讲讲齐泰。

齐泰原来叫齐德，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祀郊庙时，齐德在场作陪，朱元璋听说他当官九年没有过失，觉得难能可贵，就奖给他一个名字，泰。能让皇帝取名，那是天大的光荣，齐德从此更名为齐泰。中国人起名字讲究多，一辈子的福祸吉凶吃穿用度全在里头呢，齐泰比齐德好在哪里，不讨论，关键是皇帝起的，皇帝就能记住。就算改天混在文武百官里，皇帝也会一拍脑袋说“那谁——齐泰”，就想起来了，能想起来，好事也就来了。果然，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兵部左侍郎。洪武三十一年（1398），升任兵部尚书。某日，朱元璋问起戍边将官姓名，齐泰能一个不落地说出来；当朱元璋谈到与军事地图有关的话题时，齐泰从衣袖中拿出手册进呈，朱元璋看了，觉得地图清晰而详密。于是，朱元璋觉得齐泰踏实干练，办事可靠。朱元璋病危时，齐泰就成了辅佐皇太孙的重臣。

齐泰虽然在朱元璋面前应对得法，但他只能算是熟悉业务，真正发生战争，能不能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各种情况，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个是后话，也是隐患。而朱元璋提拔他，也是在替朱允炆物色助手。还有一个原因，朱元璋请托这么一位谨慎稳当的后生，是因为老将军快被他杀光了。

朱允炆即位后，几位年纪较大的宗王明显不服气。他们久经战阵，屡建战功，手中又握有重兵，因此不把年轻、没有经验的朱允炆放在眼里，如果说过去老实是因为他们的亲爹在位，现在呢？毛头侄子坐龙廷，叔叔们胡子拉碴东一个西一个跑到天南海北给他站岗放哨，心气怎能平和呢？于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不断发生，朱允炆把这些看成是蠢蠢欲动的苗头。

在诸王中，宁王、晋王、燕王的势力最大。史载，宁王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而晋、燕二王，更是实力雄厚。特别是第四子燕王朱棣，因屡次率兵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功名显赫，连公侯大臣都对他毕恭毕敬。

朱棣智勇双全，深谋远虑，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在王宫中私制兵器，偷印宝钞，招兵买马，搜罗异人术士，对朱允炆的中央政权造成威胁。

朱允炆让黄子澄和齐泰想对策。齐泰认为，先拿燕王朱棣开刀，黄子澄不同意，他认为，先从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岷王这些人身上开头比较妥当，因为他们在先帝在世时就犯过法，现在削夺他们的权力好解释。黄子澄自以为是地说：“先拿周王开刀。周王是燕王的胞弟，削夺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手足也。”

其实齐泰提出的是一个“斩首”计划，黄子澄提出的是“斩手”计划。

一字之别，万象各别。

如果齐泰的“斩首”计划被强力执行，明朝的历史就不是“当年明月”写的那些事了。

但齐泰没有可行性论证，最后，黄子澄的计划被采用，他和朱允炆的师生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气质禀赋更加接近，他们在谋断大事上总是怀着无端的恻隐和优柔。这是一些可以遗祸致死的毛病，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周王等五个藩王先后被削藩。周王朱橚及岷王朱梗被废为庶人，代王朱桂被软禁在大同，齐王朱榑被关押在京师，湘王朱柏最惨烈，被逼自焚而死。

杀鸡儆猴，敲山震虎。这猴和虎，就是燕王。

为什么不是晋王和宁王？看看随后的军事部署。

朝廷用黄子澄和齐泰的计谋，调走燕王手下精兵，又在燕王府所在地北平一带调动军队以监视燕王。

朱允炆还在北平周围部署兵力，准备袭燕。他委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在北平城内监视朱棣的动静。

朱允炆又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及燕府护卫精锐驻扎在开平，命都督耿瓛在山海关练兵，徐凯在临清练兵。

削藩的计划似乎初见成效，朱允炆和他的能臣黄子澄和齐泰等，几乎就要用拿毛笔的手指，一个一个掐死那些顶得起盔甲的脖子了。

削藩的圆心，就是燕王朱棣，他处在大难的核心，这些消息，他不可能毫无察觉。

他在干什么？他会不会和那几个兄弟一样或任人宰割、或束手就擒、或坐以待毙，落得一样下场呢？

他在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疯了。

现在的读者马上就能作出反应，这不就是三十六计里的假痴不癫吗？孙膑坐在猪圈里诈骗庞涓就用的这个招数。现代的知识系统几乎因为记忆而变成了生理本能。

那在当时呢，那些食禄大臣，莫非就没这个常识？

如果人同此心，则心同此疑。

朱允炆派驻北平的行政长官张昺和军事长官谢贵，他们也不信，为了一探虚实，他俩结伴儿到燕王府去探望朱棣。

燕王朱棣确实疯了，这个疯子能夺江山吗？

张昺和谢贵反过来怀疑，是不是新皇帝太小心了？

后来有多少人多少书都描写了这个场景，不管换了多少花样来描写，大家都知道，朱棣在装。那么，接下来就得看他怎么装，这属于演技：时值盛夏，朱棣居然坐在火炉边烤火，全身还哆哆嗦嗦，牙齿还格格打战，不住声地呻吟着“冷啊冷”。纯粹在那里谵言妄语，若搁2017-02-19 ，他要顺从地被削藩，换个活法儿，不去争那个皇帝，就凭这番表演，加上皇家血统的身份背景，评个奥斯卡影帝不是问题。

张昺和谢贵能轻易上当吗？将心比心，比较难测，可将身比身，让他们一边装蒜一边受那炮烙一样的热罪，他们肯定忍不了那么久。

权当是真，又能怎样？俩人就将信将疑着回去了。此行不算有辱君命，因为还有特务耳目安插在燕王府里，明朝最发达的机关就是特务机关。

燕王府里谍报人员反馈，朱棣在家里走动，必须依靠家人扶持，然后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谁都知道，朱棣在坚持，坚持数月，必有好处。

一来骗过了朱允炆的耳目，麻痹了对方；二来为自己的行动争取了大量的准备时间。

第二件事，按照道衍和尚（后赐名姚广孝）的规划，“日夜铸兵器”，“练兵后苑中”，磨刀霍霍，加快战争步伐。

靖难之变

一切都和黄子澄说的一样，朝廷强大藩王弱，一切尽在掌握中。

朱允炆部署停当后，在建文元年（1399）六月，密令张昺、谢贵动手，另一道密令同时下达到北平都指挥张信手里，立即逮捕朱棣。

黑云压城，密云不雨。一张天网罩在那个继续装疯卖傻的燕王头上。

接下来就看张信的了。

有一句古训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就玩味一个“信”字。

“信”字，也成了后事发展的一条线索，我们把这条线索理出来，并不是做文字游戏，这件事像一个玩笑，可这偏偏又是天意。朱允炆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张信，可见对他的信任；但他非但不守信，反而跑腿送信——把建文帝的计划捅给了朱棣。

搁在历史的链条上看，你能说他是失信还是大义？

张信是一个孝子，自从接受监视朱棣的命令以后，精神就高度紧张，一天到晚胆战心惊。下班回到家，饭吃少了，话也少了。老娘看出不对，问他缘故，他说了真话。看来这个张信完全没有独力承受风险的能力，到处吐实话。老娘听罢，当时就不让了，说你不能去干这个事，你爹常说王气在燕，你千万不敢胡来，免得满门抄斩。老娘还给他唱了几句正在北平流传的儿歌：“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帝畿。”

张信被老娘说动了，他弃明投暗了，说弃暗投明也可。他几次到燕王府中告变，这样，朱棣掌握了朱允炆的核心秘密，才决定提前动手。

还来得及吗？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所统率的军队，而朱棣王府的护卫精锐军士都被调到开平，形势对朱棣极为不利。

不能装疯卖傻了，否则就卖命了。

一天，燕王府宴请张昺和谢贵，他俩不知道张信早已告密，还蒙在鼓里呢。要说他们一点不加戒备，也不合适，可形势对他们有利，燕王府他们也常去，燕王的状况，他们认为他们也很了解。

按照现成的说法，摔杯为号，埋伏在幕帐后面的刀手冲出来，这个时候，张昺、谢贵才明白他们赴的真是鸿门宴，但一切都晚了，刀手就在酒席上将张、谢二人擒杀。

包围王府的将士听到将领被杀，全都溃散了。

朱棣随即命令张玉、朱能等率兵乘夜夺了九门，控制了北平。

这是朱棣小试锋芒，朱允炆初遇抵抗。

打架要有个好借口，往往气壮拳硬。朱允炆这边早已等不及了，朱棣抗命，擅杀朝廷命官，就是最好的兴师伐罪的理由。

朱棣的理由同样堂而皇之，他举起“靖难”的大旗。这旗号，道衍和尚早替他想好了。“靖难”就是用武力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朱元璋在世时，担心权臣擅权，赋予地方藩王这种特殊的责任和权力。

先皇成命，至高无上，以“靖难”的名义，打响了王位争夺战。

先熟悉一下朱元璋在《皇明祖训》留下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亲王护卫兵归亲王直接调遣指挥，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亲王封区内的卫所守镇兵也一并归亲王指挥。这一规定使亲王成为地方的军事代表。朱元璋一方面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把子孙分封到各重要地区世袭镇守，形成比元代行中书省权力要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从汉代以后，还没有权力如此巨大的封国。这个现象和他制定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正好构成一对矛盾，其发展趋势，必然要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

朱棣起兵，可以从上述的规定中直接授权力甚至兵力。

洪武八年（1375），山西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给朱元璋上了一封万言书，直谏“裂土分封，使诸侯各有分地，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造成割据形势”。朱元璋看了怒不可遏，说这个叶伯巨存心挑拨我们父子关系，还说他要亲自去平遥捉了此人当箭靶射杀。叶伯巨因此罹祸，并死在牢里，满腔忠诚，落了个不得好死。文武百官看了，莫不胆战心寒，在封藩之事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再也不去议论皇帝的“家事”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过，这种皇帝家事，是只可旁观而不可插嘴的，像叶伯巨那样书生意气，灾必逮夫身，不意外。而朱元璋的出身及为人，属于孟子说过的“独孤臣孽子”，九死一生活过来的，这种人永远怀着戒心，考虑事情总往坏里想，当然他们做事也会尽可能追求完美。现在天乘其便，让他得了天下，为了永保朱明江山在他朱家子孙手里不丢失，他不可能有想不到，只可能是做过头，然后是过犹不及，就给朱棣“靖难”留下可乘之机——不是朱元璋百密一疏，而是根本控制不了的局面。叔侄俩争夺的家产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坐上去就可以呼风唤雨生杀予夺的龙椅；同样，打架也不是撕破脸皮，打出鼻血那样的拳脚相向本位武化，而是千军万马真刀真枪你死我活。

九泉之下，朱元璋愧对叶伯巨。

兵者诡道

朱棣身边有高效务实的谋僚，有骁勇善战的将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个智勇兼备的战争天才，打仗好手。朱棣是一次次扫荡北元的战斗里锻炼出来的武人，他精通用兵之道。起兵不久，朱棣的燕军就攻占了居庸关，又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很快扫清了北平的外围，解除了被包围的威胁。

开兵见阵，要有好将，再看朱允炆的朝廷，骁勇善战的将领被朱元璋杀戮殆尽，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朱允炆的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真正领兵作战的将帅。没办法，他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佩征北大将军印，率军13万伐燕王。

耿炳文时年65岁，年轻时他被朱元璋放在张士诚正面，和张士诚打了十年仗，他也因此被封长兴侯，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真正是“廉颇老矣”，只能勉为其难。

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实际情况是，他连自己都顶不住。建文元年（1399）八月，军队至真定，在滹沱河为燕军所败，只好退保真定，坚守不出。

朱允炆听到耿炳文兵败，又让黄子澄选人，黄子澄推荐李景隆任大将军，取代耿炳文。齐泰反对，但朱允炆同意，于是通过。历史证明，这是黄子澄在“削藩”战局的棋盘上摆下的最臭的一个棋子，导致朱允炆尽输全盘。

李景隆世袭曹公，是开国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所以说这李景隆和朱允炆是三世亲戚。李景隆相貌堂堂，顾盼生辉，朱元璋觉得他气度不凡，又加封他为太子太傅。建文初年，他就给朱允炆效力，率兵擒拿周王。所以，黄子澄一推荐，朱允炆就满心满意了。朱允炆问李景隆何时消灭燕军，他竟大言不惭地说：“旦夕可灭。”朱允炆认为李景隆的口气和能耐一样大，把全国的军队统统交给他统率。

朱棣听说李景隆任大将军，拍手大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李景隆是我表兄李文忠在九江生的，小名李九江，是一个公子哥儿，好对付。朱棣的这番话，明显是给部将们打气。

后来，朱棣又听说李景隆率领50万军队来打他，竟然大笑道：“过去的汉高祖刘邦，最多也只能领十万兵。这个景隆有什么才能，敢领50万？我看他带来的这些人马，正好可以给我补充兵源。”

朱棣真是一个知己知彼的人，李景隆在山东连战连败，损兵折将达20万众，其狼狈的行状被朱棣一一言中。而到李景隆为他偷开金川门放他进入南京的“壮举”，恐怕朱棣就想不到了。这是后话。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溃散士卒，并调各路军马共50万，进抵河间驻扎。燕王侦查到李景隆军中的一些措施布置后，笑着说兵法讲到的五种必然会失败的情况，李景隆都犯了，他必败无疑。

为了引诱李景隆深入，朱棣让道衍和尚协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行前把对付李景隆的密计都想好了，留给朱高炽使用。建文元年（1399）九月，江阴侯吴高攻取永平，朱棣亲率一万精兵驰援永平。围攻永平的南军退保山海关，朱棣率军从小路又直奔大宁。

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

朱棣到达大宁，正是塞下秋来、边声四起的寒冷季节。宁王心绪不宁，因为朱允炆怕他与朱棣合兵，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所以，听人报说朱棣领兵前来，不由一阵紧张。

在宁王眼里，朱棣是个不折不扣的不速之客，况且他公开与朝廷为敌，尽管宁王也不赞成削藩，却也不想趟浑水，再者，他对朱棣一直怀有莫名的敬畏而不是亲切感，比如他老觉得朱棣在算计什么东西。总之，看见朱棣他的心情就复杂，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棣似乎不在乎宁王的反应，先说自己走投无路，前来求救，宁王见他穷途末路的落魄相，也就信了，邀请朱棣入城。兄弟见面，先叙阔别之情，再念丧父之哀，然后各诉削藩的委屈，伤心处不免失声痛哭，朱棣更是再三剖白，起兵造反是被逼无奈。宁王不识苦肉计，还满口答应朱棣替他上表申辩。朱棣小住几天，宁王的戒心也就基本打消了。直到宁王到城外给朱棣送行，朱棣设下的伏兵才一拥而出……

这样，朱棣就将宁王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宁王身不由己，被胁迫着加入“靖难”的队伍，他手下那支精悍骁勇的蒙古骑兵朵颜三卫，以及精锐部队八万人，合并为朱棣的燕军，燕军兵威大振。朱棣此时回救北平，几乎是铁甲十万。

朱棣拉宁王入伙，后人多指朱棣为人阴险，这种道德标准本身就不道德。朱棣能考虑统战、联合同盟、整合力量，正是他政治胸襟和军事头脑的集中表现。他的雄才大略也被历史有力地证明了。

再说李景隆听到朱棣去大宁，率兵进攻北平，燕王故意撤走卢沟桥守兵，诱使李景隆深入。十月，李景隆驱兵直抵北平城下，朱高炽严密布置，拼死守卫。李景隆军队虽多，面对坚城，却无可奈何。南军中只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他与两个儿子率领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锐不可当。但是，后援不至，只好勒兵以待。李景隆又怕瞿能得了头功，派人阻止，要他等大军全到一起攻城。燕军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连夜提水泼到城墙上，天寒结冰，第二天，南军无法攀城攻击。李景隆几次攻城，皆被击退，只好屯兵于城下，结九营于郑坝村。

十一月，朱棣回师至北平郊外，十万铁甲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也乘机出击，内外夹攻，李景隆不能抵挡，乘夜逃跑。第二天，士兵听说主帅李景隆已跑，尽弃兵粮，向南逃去。

李景隆兵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向黄子澄问计，黄子澄竟隐瞒实情，谎称“战士们无法忍受北地的寒冷天气，需要暂时回师德州休整，以便保存实力，等待来年春天再进攻”。大概黄子澄是顾虑举荐失责，这边瞒了朱允炆，又派人告诉李景隆隐瞒战败情况，不要上奏。殊不知，这种隐瞒和谎报军情，后果其实更加严重，不仅贻误战机，也失去调整指挥和挽救败局的时间。以辅国之臣做出了误国之举，令人难以置信。黄子澄书生误国，在这些地方大露其绌。而朱允炆完全被这些臣僚的蒙蔽，他真以为李景隆指挥有方，前线正节节胜利呢。于是，又加封李景隆为太子太师，予以奖励。

建文二年（1400）四月，李景隆会同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合军60万，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以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军方面，朱棣令张玉领中军，朱能领左军，陈亨领右军并为先锋，丘福领步骑继之，骑兵步军共十余万，双方会战于白沟河。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南军前锋平安和都督瞿能父子率军数败燕兵，燕兵右军主将陈亨被平安所斩。但南军不能把握大好形势，兵虽多于燕兵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当取得胜利时，不能乘胜扩大战果，在遇到挫败时，又不能及时部署兵力阻遏燕军的攻势。所以在南军主将瞿能父子战死，平安所部被燕军朱能所败后，便溃不成军。燕兵又乘风纵火烧营，郭英、李景隆等溃逃，十多万南军将士被斩首和淹死，横尸百余里，李景隆仓皇逃往德州。五月，李景隆又从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到济南，又败李景隆所率残部十余万人。

到这时，朱允炆才感到李景隆的无能，便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提拔铁铉为兵部尚书。黄子澄痛悔举荐非人，建议朱允炆杀掉这个无能无胆的李景隆，朱允炆念及两家的亲戚关系，不杀。放到一边，大概他认为这个屡战屡败的亲戚还没有完成开门揖盗的使命吧。

黄子澄失望透顶，一颗忠心被昼夜的自责折磨得破烂不堪，这个拎不动刀枪上不了战场的老书生，只能用他的笔墨，把指责和自责杂陈的满腔意气写成诗，《闻李景隆败绩纪事》：“仗钺曾登大将坛，貂裘远赐朔方寒。出师无律真儿戏，负国全身独汝安。论将每时悲赵括，攘夷何日见齐桓。尚方有剑凭谁借，哭向苍天几堕冠。”

一切悔之晚矣。

但是，战局出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