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迁都入中原的故事

顺治帝迁都入中原

正当大清把进关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时，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夜里，皇太极突然病故，清朝一下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

多尔衮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立幼小的福临为帝，使得清朝王位之争避免了一场血战，也摆脱了一日无君的困境，他自己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福临继位后，满族贵族又重新团结在了一起。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力排众议，决定迁都于此。少年顺治实现了满族先辈们入主中原的遗愿。

皇位之争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像往常一样处理着政务，晚饭后，他想休息一下，便端坐在清宁宫南窗前的御榻上闭目养神。可这一坐，半天没有动静，下人觉得不对劲儿，忙去叫，却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清朝的大臣们无不深感震惊。当他们从悲痛中清醒过来后，一下子又陷入群龙无首的惊慌状态中。皇太极死了，大清国怎么运转？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自然是要选出新皇帝了。

那么，让谁来继承皇位呢？皇太极生前一直未立储君，去世前也没留下遗嘱来指定他的继承人。这下，麻烦可就来了。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大清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斗争。

当时，争夺帝位的斗争，主要是在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之间进行的。他们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一个是皇太极的儿子，各有优势，两虎相争，自然会有一番好戏上演。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五天，决定大清命运的日子来临了。这一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们举行会议，讨论选立新君的问题。

当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忠于先帝而又誓死捍卫本旗地位的两黄旗大臣们，派精锐护军把会议地点——崇政殿团团包围起来，看来豪格一派已是先声夺人了。会场气氛顿时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如不立皇太极之子，一场血战恐怕是避免不了了。

会议的紧张气氛是可想而知的。会议一开始，索尼就首先表态说：“豪格是先皇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当然。”多尔衮很恼火，眼瞅着对自己不利，便下令异姓大臣们都退出会议，只留下诸王继续开会。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多数拥戴豪格。但豪格却谦虚地说：“我福小德薄，不堪胜任啊。”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多尔衮正等他这句话呢。于是多尔衮趁机说：“你说得也有道理，既然你觉得不合适想退出，那就再选别人吧。”气得豪格拂袖而去。

这时，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多尔衮即皇帝位，多尔衮有所顾忌，没有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见多尔衮犹豫不决，多铎便高声说道：“你如果不同意继位，那就选我吧，因为我的名字已列于太祖遗诏中。”

的确，多铎当年曾是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儿子，可现在已时过境迁，地位今非昔比了。多尔衮并不情愿让这位弟弟继位，况且他觉得拥立多铎在两黄旗那里也肯定通不过，于是立即否决了多铎的自荐主张。

多铎见多尔衮不同意，也就不再坚持，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两黄旗的人继位，便又说：“既然不立我，那就应立年长的，立礼亲王代善。”代善身为先帝之兄，老成持重、资历较高，但他又觉得两黄旗、两白旗谁都不好惹，心中委实犯难，便以自己年老体衰、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了多铎的提议。

两黄旗大臣们见豪格被气走，继位人选也一直争执不下，便佩剑威胁，并亮出了最后的底牌：若不立先帝之子，他们宁愿去死，以从先帝于地下。这是个很明确的警告，如果谁立多尔衮当皇帝，2017-02-19 就别想活着出去。

会议一下子陷入了僵局，且大有刀兵相见之势。多尔衮自始至终虽然说话不多，但大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豪格的退出当然是他所期望的，千万不能让豪格继位，但自己要想当皇帝看来也不那么容易，两黄旗是不可能答应的，不如以退为进，立一个小皇子当皇帝，堵住两黄旗大臣们的嘴，这样既可以排除豪格，又可以策略性地为自己争权，将来能居主动地位以控制局面。

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多尔衮开口了：“既然肃亲王豪格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立先帝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吧。只是他年纪尚小，不妨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左右辅政，分领八旗军队，等他长大了，我们就归还行政职权。”

多尔衮此言一出，两黄旗大臣见实现了立先帝之子继皇位的要求，便见好就收。济尔哈朗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他原来也倾向于豪格，但仅仅是倾向而已，并不坚决。他见多尔衮提议福临为帝并未遭到两黄旗大臣的反对，而且自己也被推上了辅政的位置，可谓占了个大便宜，为啥不欣然赞成呢？

代善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无意推翻这一决定，因为福临也是皇太极之子，多尔衮议立福临与他拥立豪格并无大的冲突，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二人的地位去辅政幼主，也是顺理成章自然不过的事。

在诸王中最不服气的是豪格，他对多尔衮拥立福临怀恨在心，但谁让他当初假意谦虚呢，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只好暂时自认倒霉了。和豪格相比，多尔衮实际上是胜利者。他虽然没能继承皇位，但赢得了主动，一边是年仅六岁的侄皇帝，一边是性情随和的郑亲王，从而为他日后登上“皇父摄政王”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崇德八年(1643)八月十四日，在代善的主持下，福临继皇帝位，改元顺治，诸王、群臣纷纷对天盟誓，表示同心协力，拥戴新君。至此，皇太极死后的诸王帝位纷争以“福临继统、二王辅政”这样一种折中的方式宣告结束，基本实现了皇权的和平过渡。

进京勤王

福临登基后，改1644年为顺治元年。这一年，按明朝的说法，是崇祯十七年。可是，这一年刚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太平。

正月初一，李自成就在农民军的簇拥下，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西安虽然是六朝古都，但农民军始终觉得还是北京好，于是，为了实现把首都建到北京的愿望，李自成又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

有了动力的农民军，战斗力明显倍增，一路势如破竹。崇祯坐在宫中，每天听到农民军又攻下了什么地方，离京师还有多远的消息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临朝时，他也不住地对诸臣叹气。

但光叹气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积极抵抗才行。可如今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又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呢？

崇祯猛然想起了吴三桂，这个人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可怜的是，崇祯自己还做不了主。他提出这个想法后，得向大臣们征询意见。

当时，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都说“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被人们赞为“关门劲旅”。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吴三桂一事，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

这一次，在调吴三桂进京勤王的问题上，崇祯又想耍此手段。吴三桂此时镇守宁远，崇祯很清楚，如果把吴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受到臣民的攻击，因此必须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

可是，这班大臣们可不傻，他们在朝中任职多年，对崇祯那点心思，早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谁肯自取杀身之祸！因此，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

责任这个“皮球”踢来踢去，就是没人愿接。没办法，崇祯又下谕，让各省的督抚发表意见，收集上来以供参考。这样，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

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崇祯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皇上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就说了一个字：“对！”极表赞成。于是，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

崇祯收到王永吉的奏疏后，立即将其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还是不敢表示意见，反而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这真是荒唐之极，照这么下去，这意见要征询到何时？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还口口声声说：“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们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

国难当前，大臣们一味地谋求明哲保身，致使“议撤宁远”一事，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也没拿出来个最终办法。

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只有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崇祯还是老调重弹地问“战守之策”，诸臣还是老样子，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

直到这时，崇祯才后悔自己没早点拿主意。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赶紧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危在旦夕！

就在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后，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可这只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

崇祯现在就像个落水逃命之人，见了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唐通一到，他便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当然，唐通也慷慨激昂了一番，表示不辱君命。可这话还没落音，他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就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是北京的门户，这样一来，农民军便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这边，吴三桂虽已经奉旨入关，却有意拖延时间。他不愿捷足先登，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到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一来，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可以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何乐而不为。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面对这班与自己一样各怀私心的大臣，他又有何办法！

可是，就在吴三桂向北京慢慢悠悠地前进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崇祯走投无路，吊死在煤山的寿皇亭下。

人算不如天算，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可国家没了，下一步何去何从，他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迁都北京

吴三桂率军民数十万撤离宁远进关的消息，清朝很快就知道了。之前多尔衮和他的将领们并不完全了解北京的情况，这次明军宁远撤离，让他们感受到了明朝已处在危险之中。

这对清朝来说，无疑是个进兵的绝好时机。多尔衮当即发布动员令：修整器械，储粮秣马，(www.guayunfan.com)等到四月上旬，大举进讨明朝。

就在清军出征前，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了沈阳，这让多尔衮和诸王贝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所措。原本清军此次进关，目的是征伐明朝，可没想到农民军如风卷残云，以摧枯拉朽之势，抢先攻下了北京城，夺取了统治权。

敌人没了，仗还怎么打。面对这场大事变，清朝该怎么办？明朝已经灭亡了，还要不要出兵？面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又该如何对待？这些都困扰着多尔衮。他得好好想想，不能贸然作出决定。

正当多尔衮一筹莫展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范文程，多尔衮决定向他问问计策。范文程一听是为这事，就提醒多尔衮，说：“如果大清只想偏居一隅，不图大进的话，那就攻城略地，守住东北地区即可；如果想一统天下，那就必须趁明朝刚被推翻、农民军立足未稳的混乱时机，挥师进关，一举成功。”

范文程的意思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趁乱出击。他觉得，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政权不是清朝联合的对象，而是必须讨伐的敌人，不能与他分享天下，而是必须将其消灭。多尔衮听后，如醍醐灌顶，顿时激起勃勃雄心。

很快，多尔衮就作出了改变清朝命运的一项历史性决策：进关夺权。于是，他下达紧急动员令，征调集结兵马，举行出师仪式，两天之内，全部搞定。第三天，多尔衮就迫不及待地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率满、蒙、汉二十四旗军队，浩浩荡荡向西南开去，目标直指山海关。

然而，当清军大军到达翁后，突然停止了前进，众将士都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据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派的两名使者突然来到，向多尔衮送上一封“泣血求助”信，请求出兵抵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

吴三桂不是明朝的大将吗？大敌当前，不好好守山海关，怎么反而投降来了？个中细节还得从头道来。

原来，国丈田弘家有一个歌妓，名叫陈圆圆，长的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李自成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田弘对形势忧心忡忡，便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以便一朝有事也好有个援手。

酒欢作乐，自然少不了歌舞。田弘当即让自家的女乐进厅堂表演，这歌队为首的就是陈圆圆。吴三桂本就是个风流倜傥之人，见到陈圆圆后，更是神驰心荡，怎能不意乱情迷呢？而陈圆圆一见到英气勃勃而又眉清目秀的吴大帅哥，也是暗送秋波。

酒过三巡之后，吴三桂起身告辞，虽然他依然没尽兴，可军命在身，第二天就得返回边关。这时，沉思已久的田弘便把一直没说的心事和盘托出，他问道：“如果敌军来了，你怎么办？”带着几分醉意的吴三桂毫不隐晦地说：“如果你将陈圆圆送给我，我首先保护君家无恙。”田弘虽说百般不愿，但乱世之秋，比起女人来，还是命更要紧些，只好忍痛割爱，答应了吴三桂。

吴三桂离开田府后，派人将陈圆圆接到了在北京的吴府，嘱咐父亲好好照顾，自己返回关外驻守。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也被李的部下刘宗敏所掠。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却得知父亲被打、陈圆圆被占的消息，当即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于是，迅速打消了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决定投降清朝，以报仇雪恨。

多尔衮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惊喜又疑惑。惊喜的是，之前屡次招降吴三桂，都不答应，此次主动上门要求合作，并答应献出山海关；疑惑的是，明朝已亡，吴三桂处境艰难，却丝毫找不出他降清的蛛丝马迹。面对吴三桂的这一突然之举，仅凭一纸书信，精明过人的多尔衮是不会轻信的。于是，他派人与来使一起回山海关，探探虚实。

就在清军行至连山时，吴三桂第二次遣使来到，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说李自成率领的征吴大军正逼近山海关，催促多尔衮赶快兵进山海关，首尾夹击农民军，吴三桂救兵如救火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多尔衮决定冒险一次。经过昼夜行军，清军在入夜时分抵达了山海关外。在此之前，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吴军已经进行了一天的战斗，农民军虽然被击退，但吴军毕竟人少势寡，哪经得住长久作战，能再坚持三五日就不错了。

所以，第二天清晨，吴三桂望见关外清军营地没有出兵的动静，就急忙派人前去敦请，可却迟迟没有回信。天大亮时，李自成调动兵力准备再次攻城，吴三桂焦急万分，他无法再等下去，遂率十余员将官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

多尔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谁让他以前敬酒不吃呢，也算是给吴三桂一个下马威。

吴三桂降清后，多尔衮决定让他先出战。一方面考验吴三桂投降的真假，另一方面当然是坐山观虎斗，等着捡便宜了。下午时分，当农民军与吴军都已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多尔衮终于觉得过意不去了，令清军突然出击，向农民军发起进攻。

李自成的农民军打明军是能冲能战的，但一见到八旗兵就慌了，直喊：“满洲兵来了！满洲兵来了！”跟大白天见了鬼似的。顿时，农民军四处逃散，全线大败。清、吴联军也不收手，跟在逃跑的农民军将士后面继续穷追猛打，一直追了四十里才收兵。

李自成败归北京后，一怒之下，将吴三桂之父及家中三十八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

几天后，多尔衮率军队从山海关一路西进，顺利进入北京。而吴三桂则抱着杀父夺妾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力排众议，决策迁都。顺治元年(1644)八月二十四日，小皇帝福临离开沈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迁移，于九月十九日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正式举行定鼎登基大典。顺治帝在满汉群臣的拥戴下，亲临南郊祭告天地，即皇帝位，仍用顺治年号。至此，偏居东北的清政权便正式定鼎北京，满洲之主福临也就成了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第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