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开纪元的故事

多尔衮摄政开纪元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拥立六岁的福临继位，并由自己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很快他便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涯。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率领清军进入山海关，平定中原，并将都城迁到北京，开创了大清发展的新纪元。

入住北京后，多尔衮仍承袭明制政体，痛革明朝弊政，注重恢复封建经济，理顺满汉关系，对边疆各族采取怀柔政策，为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多尔衮也有偏执的一面，他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这些弊政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

平定天下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他深得宠爱，九岁时，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晋封贝勒。父亲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汗位，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他格外器重。多尔衮足智多谋，经常随皇太极出征，十七岁时，便因进攻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表现出色，被赐号“墨尔根代青”，即“聪明王”的意思。皇太极即帝位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多尔衮受封为睿亲王，二十六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取得了巨大胜利。皇太极在位的十七年中，多尔衮实居重要地位，军功卓著，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享有很高威信。

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并由自己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十二月，两人始称摄政王。由于多尔衮军功累累，才智过人，所以很快掌握了实权。顺治元年(1644)正月，郑亲王济尔哈朗自知实力不敌、才能不逮，甘居其次，宣布：今后有什么事都要先去请示睿亲王。从此，睿亲王多尔衮便掌握了清政权的最高决策权，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涯。

定鼎北京后，作为摄政王的多尔衮并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知道大清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消除割据，统一全国。当时，最大的对手有三个：退入山西、陕西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偏处四川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以及远据江南的南明政权。他们各自称雄一方，都想消灭异己，吞并其他各方，这对清朝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

多尔衮选择平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山海关一战，清吴联军大败农民军。随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交给他一万军队，命他日夜兼程继续追剿农民军。又命阿济格、多铎各率所部，协助吴三桂向西追击。顺治元年(1644)四月三十日，李自成撤出北京，经河北向山西撤退。五月五日，李自成亲统大军在真定与吴三桂激战一天，但终难挽回败局，农民军由固关撤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原已归降大顺的明朝官吏，见大势已去，纷纷倒戈。至此，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归入了大清版图，巩固了京畿地区的统治根基。

李自成败退山西后，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仍是多尔衮考虑的首要战略目标。不久，多尔衮命令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攻打农民军。七月，李自成在河南怀庆地区组织了局部反攻。十月，大顺军两万人进攻河南，河南呈现危急状态。多尔衮得知后，深感事态严重，迅速命令原本打算进军江南的多铎停止行军，转攻陕西。多铎闻命后，率军由山东经河南逼近潼关。潼关为西安的屏障，大顺军能否守住，关系到李自成能否在西安立足。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清军攻破潼关，李自成被迫弃西安向河南转移。阿济格等奉命尾追李自成。三月下旬，清军追至距九江四十里的地方，与大顺军展开了一场大战，李自成部被打垮，全军覆没。九江之战，基本上宣告了大顺政权的结束，至此，清朝去掉了一个竞争对手，消除了心腹之患。

平定大顺政权后，多尔衮的下一个目标是挥师南下灭南明和入川灭大西政权。明亡后，明宗室在江南广大地区相继成立了弘光、隆武、绍武、永历、鲁监国等小朝廷，以延续明王朝的统治，史称南明。南明以强大的实力，控制江南半壁。为了实现大清的一统天下，多尔衮是绝不容许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须攻灭。

顺治元年(1644)十月，多尔衮决定出兵江南，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讨弘光政权。由于情况有变，多铎部停止了南下。翌年二月八日，多尔衮发布了向南京进军的命令。三月七日，清军兵分三路前往归德，所过州县，皆被拿下。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进而包围了全城，四面围攻，而此时的弘光政权正打内战呢。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五月，清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随后，又攻下苏州和杭州。同年闰六月，多尔衮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坐镇南京，同时又派大员前往招抚南方各省。弘光政权灭亡后，残存的明朝后裔及忠于明的地主官僚抵抗派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便假借明朝旗号各建政权，先后有鲁王、唐王、绍武、永历等政权成立。

顺治三年(1646)五月二十日，摄政王多尔衮授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平定浙、闽的鲁王和唐王政权。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直取绍兴，鲁王政权垮台。七月清军攻入福建，郑芝龙迎降，唐王政权覆灭。不久，逃入江西的唐王朱聿键被清兵杀死。九月，多尔衮指挥大军分三路继续南进：东路由李成栋率领，进攻江西、广东；中路由孔有德、勒克德浑率领，攻打湖南；西路由豪格、吴三桂率领，继续平定四川。十一月五日，唐王朱聿键之弟朱聿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十八日，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这两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处于清军的夹攻之中。十二月十七日，李成栋攻占广州，杀死朱聿，绍武政权覆灭。桂王朱由榔见广东不能立足便逃往湖南，但孔有德已经带兵南下，他又逃往广西。不久，孔有德等占领了湖广，并进入广西，整个东南几乎全部被清军占领。入关以后，多尔衮指挥大军平定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叛乱，只有云贵、川南、福建沿海等地尚处于抗清势力的控制之中。

在东南战事多云转晴之际，多尔衮并没有忘记四川(www.guayunfan.com)还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顺治元年(1644)正月，他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八旗进击四川，征讨张献忠。此时，张献忠的处境已很困难，原明朝的地方将吏纠集残余势力，向大西政权不断发动袭击或大规模进攻，张献忠穷于应付，不得不派军四处征剿，消耗了大量实力。清军突然进川，张献忠自感无力对抗，决定弃成都北上。八月二十七日黎明，大雾弥漫，咫尺不能相见，清军突然与张献忠遭遇，张献忠被清军射箭手射中，被俘后斩首，所部非死即逃，溃不成军，大西政权灭亡了。

巩固新朝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多尔衮拥立顺治帝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式，在他看来，在关外当皇帝，毕竟是偏居一隅，现在迁都北京了，清朝已经君临天下了，就是继明之后的合法统治者。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历史形势下，清朝犹如一个新政权，如何在关内站稳脚跟，巩固新朝，成为摄政王多尔衮必须思考的问题。

首先，他决定承袭明朝政体。五月初四，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摄政王多尔衮为使清朝政权迅速运转，发挥统治效力，当即宣布故明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五月初六，他又下令在京各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并从明官中选取部分人委以要职。之后，他又仿照明内阁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并将此制与原明内阁结合起来，任命一些重臣为内三院大学士，行使原明内阁的职责。六月初二，洪承畴与冯铨联名建议，应恢复明朝票拟制。多尔衮予以采纳，下令按其原有的程序和规定行事。同月，多尔衮下令，司法机关准依“明律问罪”。九月，多尔衮下令编修清律，后《大清律》修成，基本内容是照搬《大明律》的。顺治五年(1648)七月，多尔衮为收买人心，决定在六部各设汉人尚书一人，六部满汉复职制自此开始。如同历代一样，清代也有一个庞大的地方官制系统，大体说，其地方官制的基本框架建置沿袭了明朝，而清初的总督、巡抚大多是在东北降清而后随清兵入关的汉人。

多尔衮在清军入关后，立即宣布沿袭前明旧制，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入住北京的清朝虽已取代明朝，却不改变其政治体制，这些都笼络了人心，获取了人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因此，除了许多满族贵族之外，更有无数汉官降将替他出谋划策，效命疆场，帮助他为大清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其次，恢复封建经济。明末以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长城内外动荡不已，百姓民不聊生，封建经济陷入崩溃，经济秩序也完全混乱。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明朝留给清朝的是国家残破、经济凋敝的烂摊子。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摄政王多尔衮深陷困境。对他来说，骑马打天下容易，下马管理天下却难多了。

要想立足关内，巩固新朝，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才是最紧迫的。顺治元年(1644)七月八日，也就是入关两个月后，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向全国发布命令，宣布免除明末的三饷加派及召买米豆等负担，不仅额外加派永行废除，而且本年额内正赋亦可适当减免，办法是“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大军虽未经过，但已归附的州县，免本年三分之一”。这一举措，解除了长期加在广大百姓身上的经济负担，把他们从沉重的赋税压榨中解放了出来，为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活力。同时，多尔衮采纳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重建明末已遭战火毁坏的赋役制度，规定按照明万历时赋额、则例征收赋税，剔除各项加派。这些都消除了入关初的赋役混乱状况，促使经济纳入正常轨道，社会秩序也渐渐稳定下来。

再次，严厉整饬吏治。多尔衮从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中深刻意识到，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明末吏治腐败，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导致许多优秀将领被冤杀或排挤，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入京之初，多尔衮便着手治理吏治腐败。他制定了惩贪条例，采取严厉手段打击贪官污吏，同时加强监察部门的职能，将百官置于其监视之下。针对明代宦官干政、祸国殃民这一弊端，他又采纳礼部建议，禁止宦官混入文武群臣朝参行列。顺治三年(1646)四月，多尔衮下令罢织造太监。清朝定鼎北京之初，急需人才为新政权效力，多尔衮即决定重开科举。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以后，顺治二年(1645)八月，在全国大多数省区举行了乡试。按例，会试要三年举行一次，但多尔衮为了消弭士人的反清情绪，在摄政的七年里共进行了三次会试，取士一千一百人，全部任以官职。多尔衮的这些举措，使得明末吏治败坏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为清朝后来走向大治创造了政治条件。

最后，改善民族关系。清朝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对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积存深厚、人数众多的汉民族，怎么处理好与他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清政府能否立足中原，建立起对全中国的有效统治。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提出了“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在新形势下，多尔衮继承和延续了这一策略。一方面，他吸纳汉族文化，用来充实本民族，以缩短与汉民族的差距，为此，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定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至于孔子后代，多尔衮准依明制，封为衍圣公。另一方面，他任用汉官，允许满汉通婚，对消除民族间隔阂，促进民族融合，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处理好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成为多尔衮考虑的重点。清朝初兴，边疆民族林立，多尔衮汲取明朝灭亡的教训，极力笼络蒙、藏各族，对其上层实施优礼与怀柔政策，增强了清政府的向心力。通过这些民族政策，缓解了民族矛盾，为多民族的凝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重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开拓了道路。

四大恶政

然而，多尔衮毕竟是一位满族贵族，是大清国的摄政王，他要想取得诸王贝勒的支持，得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拥护，就必须维护满人的特权、利益。为此，他又强行将某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或习俗强加给汉族人民，这些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有圈地、投充、逃人法和剃发。

圈地。清朝入关后，为了照顾和保护本民族的利益，在直隶和京畿地区圈占了大量汉人土地，分配给满族王公贵族及八旗将士。汉族农民失去了土地，被强行迁出自己的家园，到处流浪。很多人没有办法，只好投向满族贵族为奴，为其圈占的旗地和庄园耕种或经营。多尔衮摄政期间，大规模圈占土地共有三次，分别发生在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顺治二年(1645)九月、顺治四年(1647)正月，所圈占土地名义上是无主之田，但实际上往往是强夺民田。圈地侵占了汉民族的利益，激化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致使许多汉人流离失所，以致走上了反抗道路。所以，到了顺治四年(1647)三月，多尔衮下令停止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虽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事件仍不断发生。

投充。满族八旗通过圈地获取大量土地后，却不习农耕，而汉族农民丧失土地后，为了生计，只好投向满族贵族为奴，为其耕种田地，供其役使。顺治二年(1645)三月，多尔衮下令，允许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充满人家中为奴。表面上看，是汉人自愿投到满人门下以求生存，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地主、无赖是自愿投充以求得庇护外，大多数人是被迫为奴的。投充以后，汉人降为奴仆，不能随便离开主人，奴仆还可以被主人随意买卖，这与古代的奴隶没什么区别，因此，满汉民族矛盾又尖锐起来。为缓解矛盾，多尔衮不得不再下令，凡不愿投充者，不许强迫。顺治四年(1647)，下令停止投充。但是，他又宣布：凡为投充之事上疏者，一律治罪，其政策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清初实行的“投充”，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制度的落后与野蛮是不言而喻的。

逃人法。失去土地后，投充为奴仆的汉人，受到了各种非人的待遇，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所以纷纷逃亡。为了防止汉人奴仆外逃，多尔衮多次实行逃人法。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便宣布要严查逃人，隐匿不报者要治罪。顺治三年(1646)，重新修改逃人法，法令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窝逃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居、乡约、甲长等各鞭一百，流徙边远。逃人法的明显特点是严惩窝主，轻惩逃人，目的是维护满族的利益。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计其数。逃人法的实施，搞得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逃人因无处投靠，便四处流浪，甚至举行起义。

剃发。多尔衮在入关之初，由于立足未稳，曾一度宣布停止剃发。顺治二年(1645)，多铎拿下南京后，多尔衮又重颁剃发令，引发了江南一些地区激烈的抗争。剃发，本属满族的习俗，却强加给汉人，自然会遭到汉人的反抗。多尔衮把是否剃发当作验证对清是否忠心的试金石，这一点反映了他作为征服者的独裁和满人政治家的褊狭。剃发令是通过暴力手段去实行的，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此，激起了汉人大规模的反抗，推迟了大清统一天下的时间，也使无数生灵遭受了十多年的刀兵之苦。

独断专权

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始称摄政王。同月，二位摄政王宣布，除了贝子博洛、公满达海外，诸王、贝勒、贝子等不再兼管政务，政务悉由尚书处理。从而打击了诸王的权势，提高了摄政王的地位。顺治元年(1644)十月一日，多尔衮拥立福临定鼎北京，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顺治帝从满汉大臣之请，免多尔衮对皇上行跪拜礼。第二年十二月，再晋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位极人臣，成了无冕之皇。

多尔衮一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另一方面又频频打击政敌，排斥异己。肃亲王豪格因在继嗣问题上和多尔衮有争，一向对多尔衮怀恨在心，但慑于多尔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势，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在豪格成功镇压张献忠返京后，多尔衮罗织罪名，将豪格囚禁起来。没过多久，豪格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不久，多尔衮又将漂亮的肃亲王妃娶入自己府中。多尔衮压制的另一对象是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之后他自知实力不敌甘居其次。然而虽然已拱手让权，但权势日益膨胀的多尔衮并不满足，他觉得济尔哈朗面服心不服，很不可靠，因此接二连三地难为这位老资格的王爷，最终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顺治五年(1648)，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一起告发叔叔的罪状，多尔衮借此机会将济尔哈朗贬为多罗郡王，虽然后来济尔哈朗又被恢复了亲王爵位，但地位已是一落千丈了。豪格是反对派领袖，济尔哈朗是中间派的代表，两位亲王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谁又敢不对多尔衮俯首听命呢？

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多尔衮也非常注意从八旗贵族中选拔一批年轻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以加强统治。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也都得到重用。尤其是多铎，多尔衮待之甚厚，顺治四年(1647)，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除此之外，多尔衮牢牢地掌握着朝中大权，小皇帝福临不过是个摆设。他将应贮存在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的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从这点来看，多尔衮才是当时清朝实际上的皇帝，以至于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生活奢靡，颇好声色。他居住的睿王府宏伟壮丽，金碧辉煌，雕镂奇异，甚过帝居。入关后，多尔衮体弱神疲，常常头昏目胀。顺治四年(1647)以后，多尔衮身体更加虚弱。他自己说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这和他好声色有一定的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他又将嫂嫂——孝庄皇太后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后来又征朝鲜女成婚。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膝盖受伤严重。十二月初九，由于病魔缠身，在喀喇城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九岁。丧还，顺治帝率诸王大臣迎奠东直门外，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其荣耀和名位似乎已超过了生前。

多尔衮一死，福临便开始亲政。这位小皇帝早就对多尔衮在摄政时大权独揽、摆布自己十分痛恨，因而亲政后急图报复。朝中元老郑亲王济尔哈朗受了七年多的窝囊气，也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反攻倒算看来已是无法避免了。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福临下诏追夺多尔衮一切封号，将其人口、家产没收入官。就这样，多尔衮，这位大清摄政王，清王朝的实际建立者，身后之名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后嗣废绝，坟茔被毁。直到过了一百多年，已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时期，他决定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命令内务府派人修缮多尔衮的墓地、墙屋。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发布诏谕，认为多尔衮功在大清、忠于皇帝、有功无罪，因而正式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恢复睿亲王封号。几天以后，根据大臣建议，决定让原曾过继给多尔衮为嗣的多铎之子多尔博的四世孙承袭王爵。至此，为大清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摄政王多尔衮，终于又得到了本朝的承认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