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雄才创盛世的故事

汉武帝雄才创盛世

他在中国第一个使用了年号。

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诗人。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他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为后代皇帝树立了一个千秋的楷模。

他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他，就是汉武帝。

罢黜百家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

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了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

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减系狱。

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喋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当时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的确是引起对立与矛盾的根源。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国内最有利的做法。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是正确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

马邑之谋

在景帝后期，汉匈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经过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之后，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基本上被遏止，虽然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依旧不断，但深入到中原的大规模入侵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武帝即位之初，重申和亲约束，开放关市，厚赠财物，在不战也可以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军臣单于也表示出愿与汉廷恢复和亲的意图，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暂短的和平时期。

然而，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决非是通过恢复和亲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所谓“和亲”只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城惨败后被迫与匈奴签订的“城下之盟”，是高祖的继承者们痛心疾首，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与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在登极的第一年，就表示出要征伐匈奴的意图，宠臣韩嫣为讨武帝欢心，在宫廷亲随侍从中率先学习骑射。这颇具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了童心未泯的少年皇帝的开心一笑。但在制定抗击匈奴的策略时，武帝又显现出其性格的另一面，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精心的部署与安排。

武帝委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戍卒巩固边防。建元三年，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从右翼夹击匈奴的机会，于是开始召募使者出使西域。武帝为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与匈奴的强悍骑兵相对抗，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养马，并在北军创置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武帝又设置了羽林骑，一面充任皇帝的侍从，一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死军士的子弟担任。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朔州）豪强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对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深入侵掳，伏兵袭击，可以大获全胜。

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汉匈关系的彻底决裂，战争将取代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此时也颇为踌躇，诏命群臣再次商议，于是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辩在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展开。

坚决主张出击的王恢慷慨陈词，在回答武帝诏问时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他提出了诱敌南下，伏兵马邑，围歼入侵之敌的作战方案。

韩安国则旧事重提，认为与匈奴和亲已历经五世，百姓习以为常，不易变改祖宗成法。何况兵革一动，天下骚动，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武帝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亲自裁定，采纳王恢的建议。至此，断绝与匈奴和亲，全面抗御匈奴的策略最终确定下来。

六月，武帝先派遣聂翁壹前往匈奴诱敌，欺骗军臣单于说他能斩杀马邑长，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

马邑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在汉初匈奴就曾为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马邑先得后失，匈奴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军臣单于听信聂翁壹的一番言辞之后，竟然以为马邑唾手可得，于是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向马邑方向进军。武帝派遣精兵三十二万，命令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率三万多人出代郡，准备在主力部队与匈奴接战后从侧后翼袭击匈奴的辎重，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全军由韩安国统率，监护王恢等四位将军。聂翁壹这时已回到马邑，杀死一名囚徒，悬头于城下，告诉匈奴前来侦探消息的使者说已经控制了马邑城，单于可以速来掳夺。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陷阱已经布置妥当，只等军臣单于前来送死了。

军臣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之后，兴致冲冲地率领大军向马邑方向急驰。但在行至距马邑不过百里之遥的地方，军臣单于忽然发现畜群充满了荒野，却无一人看管，单于俘获了汉雁门尉史。在单于利剑的威胁下，尉史将汉军的计谋合盘供出。单于听了，大惊之后继而大喜，以为这是天意如此，封尉史为“天王”，下令立即退军。这一突发的事变打乱了汉军的安排，埋伏在马邑山谷的汉军主力还在等待那根本不可能到来的敌人，而王恢、李息率领三万多人，在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面前也不敢单独出击。等到汉军主力得知计谋泄露，急追至边塞之时，匈奴全军早已安全退出。汉武帝与群臣精心筹划的“马邑之谋”，劳师动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马邑之谋”的失败，深深刺痛了武帝的自尊心。王恢朝议时首先献策在马邑伏击匈奴，但在匈奴退兵的关键时刻又不敢果断出击，更是激怒了武帝。虽然王恢不再辩解之所以未主动出击匈奴，不是因为怯懦避战，而是事出意外，无法再按原计划行动；何况以三万之众击十万大军，必败无疑。尽管王恢的解释从军事角度讲不是全无道理，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王恢说情，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平息武帝的怒气。王恢下狱后自知难逃一死，只得自杀身亡。

王恢自杀谢罪，“马邑之谋”功败垂成。原以为这次伏击是“百全必取”，一战即可以擒获单于，征服匈奴。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同时调动，很难保守秘密，而把战胜匈奴的希望寄托在一次伏击之上，更反映出武帝与群臣对匈奴骑兵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应变能力极强的特点认识不足。但是武帝没有因为马邑伏击不成而动摇了反击匈奴的决心，而是更加充分地进行新的战争准备，决心再与匈奴一决胜负。匈奴军臣单于在惊魂初定之后，立刻出兵大肆侵扰，攻击边塞亭障，作为对汉军马邑设伏的报复。从此以后，北部边境战火重燃，正式揭开了汉匈长期战争的序幕。

又见方士

是不是每个人，尤其是伟大的人都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是，汉武帝也不例外。

当时有个叫李少君的方士十分有名。他隐瞒自己的年龄和出身经历，经常自称已经七百岁，没有妻子儿女，能驱使鬼物，使人长生不老。他依仗方术遍游诸侯各国。人们听说他的才能后，就不断地赠送财物给他，因此他常常有多余的钱财衣物。别人都因为他不经营产业却很富有，又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所以对他越发相信，争着去为他效力。李少君天生喜好方术，善于利用花言巧语猜中往事。一次，他到武安侯的家里宴饮，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谈起从前跟老(www.guayunfan.com)人的祖父一起在某处游玩射猎。这位老人小时候曾经跟着祖父，还能记得那些地方，满座宾客因此都惊讶不已，对李少君更加敬重。

李少君死后，有个名为少翁的齐人因可以招引鬼神而受到汉武帝的宠幸。汉武帝十分宠爱的李夫人，不幸早早去世，汉武帝对她非常思念。据说少翁让武帝在帷帐之外等候，他利用方术在夜里使李夫人和灶神的形貌显现出来。汉武帝隔着帷幕望见了李夫人的身影，一解相思之苦。武帝非常高兴，就封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给他很多物品，以宾客之礼对待他。

文成将军对汉武帝说：“皇上想要跟神交往，但现在宫室、被服等用具都不像神灵所使用的物品，因此神灵才不降临。”

武帝于是下令制造了画有各种云气的车子，按照五行相克的原则，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驾着不同颜色的车子以驱赶恶鬼。武帝又在甘泉营建甘泉宫，在宫中建起高台宫室，室内画着天、地和泰一等神，摆上祭祀用具，想借此招来天神。

与武帝相处时间一久，文成将军的方术渐渐不灵验了，神仙总也不来。为防止露馅儿，文成将军就在一块帛上写了一些字，让牛吞到肚里。然后他自己装作不知，说这头牛的肚子里有怪异。把牛杀了观看，果然发现有一块写着文字的帛书，上面的话都很奇怪。但这番把戏并没有瞒过汉武帝，他对此事十分怀疑。恰巧有人认得文成将军的笔迹，经过审问，果然是文成将军假造的。汉武帝于是杀了文成将军，并且下令不许宣扬此事。

文成将军死后，又有人向武帝推荐了巫师栾大。栾大原是胶东王刘寄的宫人，他曾跟文成将军同拜一位老师学习。栾大这个人长得高大英俊，说什么大话也不犹豫。

他吹嘘说：“我曾经在海中往来，见到过安期生、羡门高那些仙人。不过他们认为我地位低下，不信任我。我的老师曾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求得，神仙也可以招来。’我只怕像文成一样遭到杀身之祸，只好闭嘴！”

武帝只得搪塞说：“文成只是误食马肝而死。如果您对方术真的有研究，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栾大说：“陛下如果一定想要招来神仙，那就要让神仙的使者地位更尊贵，让他有自己的家眷，用客礼来对待他，不要瞧不起他，并让他佩带各种印信，才可以使他传话给神仙。即使这个样子，神仙究竟肯来不肯来，尚在两可之间。只有让神仙的使者极为尊贵，才有可能招来神仙。”

武帝将信将疑，要他先使个小方术，检验一下效果。他就表演斗棋，那些棋子果然在棋盘上互相撞击。

武帝于是对栾大深信不疑，将他封为乐通侯，赐给他上等的宅第和奴仆千人，还把天子专用的车马和帷帐等器物赐给栾大。武帝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栾大，先后赐给栾大六枚印信，故被称为六印将军。栾大的尊贵之名震惊天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栾大害怕谎言泄露，就整理行装，东行海上，说是要去寻找他的老师。武帝也心生疑窦，派人暗中跟踪栾大。栾大果然不敢入海求仙，只到泰山去祭祀，但他谎称自己见到了老师。武帝得知后十分恼火，知道栾大只是在骗自己，就命人将他处死。

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一名巫师在为民众祭祀时，发现一处地面隆起，扒开土来看，发现一只鼎。于是将它献给武帝。武帝说：“近来黄河泛滥，一连几年收成不好，所以我才出巡郡县祭祀后土，祈求他为百姓滋育庄稼。今年五谷丰茂，还没有举行祭礼酬谢地神，这鼎为什么会出现呢？”

大臣们说：“听说从前太帝伏羲氏造了一只神鼎，表示天地万物都归统于神鼎。黄帝造了三只宝鼎，象征着天、地、人。夏禹收集了九州的铜，铸成九只宝鼎，都曾经用来烹煮牲畜祭祀上帝和鬼神。鼎遇到圣主就会出现，宝鼎就这样传下来经历了夏朝、商朝。到周末世德衰败，鼎就沦没隐伏而不再出现了。如今鼎已迎到甘泉宫，它外表光彩夺目，变化神奇莫测，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必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吉祥。只有受天命做皇帝的人才能知道天意而与天德相合。这宝鼎应该进献祖先，珍藏在天帝宫廷，这样才符合吉祥之兆。”

武帝同意了大臣的意见，将宝鼎祭祀祖先。

自从得了宝鼎，武帝越发得意，几次三番跟群臣讨论封禅的事宜。由于封禅大典很少举行，时间隔久了，没有人了解它的礼仪，众儒生主张采用上古的书中记载的礼仪，但众方士主张应仿效黄帝当年封禅的做法。儒生们的意见也很不统一，他们受《诗》、《书》等古文经籍的束缚，不能明辨封禅的具体事宜。武帝把封禅用的祭器拿给儒生们看，儒生们也表示不合古制。武帝于是下令把儒生们全部罢黜不用，最终听从了方士的意见。

武帝东巡海上，祭祀了齐地的八神之后，随即开始了祭天仪式。由于上古礼仪失传，武帝于是命令儒生头戴白鹿皮帽，身穿插笏官服，在泰山下的东方筑坛祭天，依照郊祀泰一神的礼仪进行祭天。祭天的坛宽一丈二，高九尺，坛下放有封禅的文书，文书的内容隐秘，无人知晓。祭礼完毕后，武帝带着几个随从登上泰山，在泰山上也举行了祭天仪式。第二天，武帝顺着山北的道路下了山，在泰山脚下东北方的肃然山辟场按照祭祀后土的礼仪祭拜了地神。整个封禅仪式中，武帝都亲自祭拜天神、地神。用采自江淮一带的三棱灵茅做神垫，用代表五方的五色泥土修筑了祭坛，还放出远方奇异的飞禽走兽和白毛野鸡等动物，大大增加了礼仪的隆重气氛。举行封禅大典的那天晚上，天空仿佛有亮光出现，白天又有白云从祭坛中升起。

泰山脚下的东北方有古代修建的明堂旧址，那里地势险要，道路狭窄。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时，想要重新修建明堂，但不知道明堂的形制尺度。有个人向武帝进献了据说是黄帝时修建明堂的图纸。图纸中有一座殿堂，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制作屋顶，殿堂四周环绕着水池，宫墙四周修有天桥，殿上有楼。从西南方向可以进入殿堂，名为昆仑道，天子由此走进殿堂，在那里拜祭上帝。武帝就下令按照这个图纸在奉高县建造明堂。等到第五年再来举行封禅时，就让泰一神和五帝的神位居于上座进行祭祀，让高皇帝的神主灵位对着他们。用牛、羊、猪各二十头祭祀后土神。武帝从昆仑道进去，开始按郊祀的礼仪在明堂祭拜。祭拜完毕，在堂下烧掉祭品。然后，武帝又登上泰山，在山顶秘密举行祭祀。

公孙卿在全国各地到处游历，以期能遇见神仙。他曾声称在缑氏城上看到了仙人的脚印，还有个像山鸡一样的神物，往来于城上。武帝于是亲自到缑氏城察看脚印。由于屡次受骗，武帝并没有轻信。

他问道：“你该不是在仿效文成和栾大欺骗我吧？”

公孙卿说：“仙人并非有求于皇帝，而是皇帝有求于仙人。求见仙人，如果不静心等候，神仙是不会来的。谈起求神这种事，好像是迂腐荒诞的，其实只要积年累月就可以招来神仙。”

这之后，公孙卿又谎称在东莱山见到了仙人，那仙人身高数丈，声称要见天子，等靠近去，却不见了。但他留下了类似禽兽的巨大脚印。武帝于是赶到了东莱山，在那里留宿了几天，但只看见了巨大的脚印。群臣中有人说看见一位牵着狗的老人，说“我想要见天子”，一会儿又忽然不见了。武帝见到那大脚印时，还半信半疑，听到这个消息才对这件事深信不疑。他越发狂热，留住在海上，秘密派出了数以千计的使者去寻找仙人奇物，采集灵芝仙药。

武帝一生想要成仙，但始终不能如愿。他老年时对方士们的荒唐话越来越厌倦了，然而始终笼络着他们，不肯与他们断绝往来，总希望有一天能遇到真有方术的人。方士们上书谈论神仙精灵和奇异方术的数以万计，但实际上都是些骗术，因此效果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功与过千秋任评说

人都会犯错，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伟人与常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可是，面对错误的时候，恐怕伟人就不如常人那样坦然了。不过，若是那样的话，伟人的伟大之处或许多少会打折扣。可是，若是知错能改，那么伟人就不愧是伟人了，若是不仅仅自己改正，还要诏告天下，让天下百姓皆知，那便是伟人中的伟人。

若要问开此风气者谁，西汉皇帝——汉武帝。

巫蛊之祸

武帝一生可谓英明睿智，外交成果也是旷世绝有，可是，他在处理家事的时候，有件事却听信了谗言，犯了糊涂，以致事后后悔不迭。

当初，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了长子刘据，甚爱之。刘据长大后，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汉武帝嫌他“不类己”，皇后和太子荣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汉武帝察觉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我朝有很多事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外族对我国的侵扰不断，朕如不变更制度，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如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百姓们受些劳苦。但倘若后代也像朕这样去做，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肯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朕忧虑。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难道真是如此吗？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

卫青叩头感谢。皇后卫子夫听说后，特意摘掉首饰向汉武帝请罪。后来，每当太子劝阻征伐四方时，汉武帝就笑着说：“我来劳累这些事情，把轻松安逸的事情留给你，难道不好吗？”

武帝每次出外巡游，经常将留下的事交付给太子，宫中事务交付给皇后。如果有所裁决，待汉武帝回来后就将其中最重要的向他报告，汉武帝也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不过问。

武帝用法严厉，任用的多是严苛残酷的官吏；而太子待人宽厚，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从轻发落。太子这样做虽然得百姓之心，但那些执法大臣都不高兴。皇后害怕太子长此下去会获罪，经常告诫太子，应注意顺从皇上的意思，不应擅自有所纵容宽赦。汉武帝听说后，认为太子是对的，而皇后不对。群臣中，为人宽厚的都依附太子，而用法严苛的则都诋毁太子。由于奸邪的臣子大多结党，所以为太子说好话的少，说坏话的多。卫青去世后，那些臣子认为太子不再有母亲娘家的靠山，便竞相陷害太子。

汉武帝与儿子们很少在一起，与皇后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进宫谒见皇后，太阳都转过去半天了，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对苏文怀恨。

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去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明皇上杀死苏文等人。太子却说：“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忧虑。”

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及至太子来到，汉武帝观其神色，见他脸上有泪痕，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所以尽管已有很长时间不再得宠，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时任太仆，为人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侠（此大侠非彼大侠，是汉代的黑社会）朱世安，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请求皇帝让他追捕，武帝允诺。公孙贺历经艰辛，将朱世安捕获移送朝廷，其子之罪将以赦免。孰料朱世安怀恨在心，笑曰：“丞相把祸事引到自己家族里了，终南山的竹子写不尽我要告发的罪状，斜谷里的树木也不够制作被牵连的人所用的桎梏。”

于是他在狱中上书朝廷，声称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且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等事件。当时的人对巫蛊深信不疑，武帝大怒，最后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被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

这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上、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数百人。

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与太子及皇后有嫌隙，见汉武帝年纪已老，害怕皇上去世后被太子诛杀，便定下奸谋，说皇上的病是因为有巫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出巫蛊案。

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守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

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江充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到处发掘木头人，并且还用烧红了的铁器钳人、烙人，强迫人们招供。不管是谁，只要被江充扣上“诅咒皇帝”的罪名，就不能活命。没过多少日子，他就诛杀了好几万人。

在这场惨案中，丞相公孙贺一家，还有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长平侯卫伉都被汉武帝斩杀了。江充见汉武帝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干起来。他让巫师对汉武帝说：“皇宫里有人诅咒皇上，蛊气很重，若不把那些木头人挖出来，皇上的病就好不了。”

汉武帝委派江充带着一大批人到皇宫里来发掘桐木人。他们先从跟汉武帝疏远的后宫开始，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各处的地面都被纵横翻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

为了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趁别人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桐木人拿出来，大肆宣扬说：“在太子宫里挖掘出来的桐木人最多，还发现了太子书写的帛书，上面写着诅咒皇上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奏明皇上，办他的死罪。”

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太子刘据召问少傅石德，身为太子师傅的石德惧怕自己受株连，说：“丞相公孙贺一家、两位公主、长平侯卫伉都因为巫蛊死了，现在在太子的宫里挖出桐木人，不知是巫师放置的还是确实有，我们自己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而且皇上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和我们派去的人都被拦住不报，现在根本见不到皇上，甚至连皇上在不在了都不知道，奸臣做出这些事，难道太子忘了秦朝的太子扶苏是怎么死的吗？”他建议太子越权行事，拘捕江充等人及追查他们的阴谋，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

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太子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把江充杀了。

江充另一助手苏文逃到武帝处，向武帝控诉太子，武帝开始并不相信此说，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髦率兵平乱。

太子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髦率领的军队，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有流言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敢依附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逃离长安。

守门官田仁放太子逃出长安，丞相刘屈髦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丞相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

武帝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卫子夫选择了自杀。

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此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汉武帝因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其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其侯。太子的众门客，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守军队。

汉武帝愤怒异常，群臣感到忧虑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

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汉武帝为太子申冤说：“我听说：父亲就好比是天，母亲就好比是地，儿子就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承继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中的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诗经》上说：‘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以往，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

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太子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派人去叫他，没想到消息从此泄露。

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有一山阳男子名叫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太子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一位孙子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为汉宣帝。

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汉武帝霍然醒悟，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武帝怜太子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做“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天下闻而悲之。

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在位期间，开疆辟土，南征北战，使得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但由于长年的用兵，军费开支之大和人民负担之重也是自汉朝立国以来所未有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派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打击两越，江淮地区百姓为此劳役繁重；后又派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彭吴奉命开通涉貊、朝鲜道，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人们怨声载道。

及“马邑之谋”后，汉军与匈奴开战，战事连年不断，各地都要共同为此负担庞大的兵徭费用，数额之大，前所罕见。元朔年间，卫青率兵出击匈奴，夺取河南之地，武帝征发十万民众修筑朔方城，所需漕粮转运遥远，连山东地区都受其劳，费用达数十万至百万，国库都因此空虚。以后四年，卫青率十万之众连年打击匈奴，光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达二十多万斤黄金。后来霍去病出兵匈奴大获全胜，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归降，汉军调三万乘战车迎接，赏赐浑邪王部众及汉军有功将士，当年费用又为百余万。武帝前后用兵四十多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开支多不可计。

除了战争的费用外，武帝还喜欢巡游，大兴土木，迷信鬼神，寻求神仙和不死之药，多次封禅泰山，宫廷的开支也异常庞大。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至朔方阅兵，耀军威于匈奴，巡行一万八千里，沿途赏赐用帛就达百万匹，钱金以万计。

武帝时期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文景以来积蓄的财富，天灾人祸不断，农民因水旱蝗等灾而致死流亡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元光年间，黄河两次决口，水患遍及十数郡；元鼎年间，山东连年歉收，又遭冰雹等灾，饿死者数千人，逃亡的不计其数；元封年中，仅关东地区受灾流民就达两百万。流民的大批存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地方官吏横行暴虐，各地农民不断地反抗，铤而走险。

到天汉二年（前99年），武装起义遍及东方各郡。大群的有数千人，他们攻下城池，夺取武库兵器，放出监狱死囚，斩杀、羞辱地方官吏；小股的也有数百人，攻掠乡里，拦截道路。

武帝曾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中央官员到郡县督察镇压，农民起义依然蓬勃发展。武帝又改派光禄大夫范昆、原任九卿的张德及暴胜之、王贺、江充等为直指使者，他们身穿绣衣，手持斧钺，握生杀大权，有权处置那些镇压起义军不力的地方官员，对起义者更是大肆屠戮，有时一郡被杀的就达一万多人，就连给起义者提供过饮食的农民也决不放过，牵连被杀的又有数千人。官吏们以多杀为能事，杀人少的还要受到处分。济南人王贺为直指使者，捕杀魏郡的起义者时，多所宽免，被以奉使不称职为由而罢官。王贺自慰道：“我听说有存活千人性命之德，其子孙将来会有封爵，我所存活者有万余人，后世子孙该兴盛发达了吧！”

为了督促官吏镇压起义者，武帝后来颁布了严厉的“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和发现后捕杀不能达到规定指标者，地方各级主管官吏都得处死。然而这样一来，地方小吏害怕被杀，发现农民起义也不敢上报，郡守、国相担心自己受牵连也不愿他们上报。所以上下蒙混，逃避责任，农民起义越来越多，汉王朝危机四伏。正如无终人徐乐早就向武帝提出的警告那样，天下正面临着如陈胜聚众造反的“土崩”之势。

武帝晚年多病，总是疑神疑鬼，怀疑吏民和自己周围的人用巫蛊魔法诅咒自己，于是派江充负责清查，终于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内乱——巫蛊之祸，包括皇后、太子及公卿在内的数万人被杀。事后武帝自己也追悔不已，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挫伤。

武帝晚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断的个人挫折，促使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有所醒悟。

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武帝对大臣们说：“朕自即位以来，办了许多昏悖之事，使天下民众忧愁穷苦，后悔不及。从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物的事情，一律撤除！”

不久，武帝便接受田千秋的建议，遣散了候神求仙的方士，表示不再受方士们的欺骗了。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上奏说：“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以东有可以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遣屯田士兵前往，广种五谷，设置三校尉分别监管，由张掖、酒泉分别派遣骑假司马开路侦察。在百姓中招募身体健壮果敢之人前往屯田处，广开农田，设置亭障，连城往西，以此威慑西域各国，辅助乌孙。”武帝为此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过去的征伐深表悔恨。

他说：“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增加人头税每口三十钱，以增加边防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的负担；现在又请求派士卒屯田轮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一千多里。先前开陵侯率兵攻打车师时，虽然胜利了，但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粮食，死在道上的士兵就有几千人，何况轮台更在车师以西！早先朕不明智，因有人上书说：‘匈奴将马匹前后腿捆起来丢在城下，扬言：汉人，我舍给你们马。’再者，汉朝使者被匈奴长期扣留不放，所以朕就派贰师将军出兵，打算加强汉使自身的地位和威信。古时候，君王与卿、大夫们商议仍不能决定的事，就靠占卜决定，卜兆不吉就不去做。先前，朕将那封有匈奴缚马腿以辱汉人的奏书让丞相、御史、二千石官员、大夫、郎、文学以及各郡国都尉等普遍传阅，他们大都认为：‘匈奴自缚马腿，很不吉祥！’也有人认为：‘匈奴想以此显示其强大，实际上越是不富足的人才越爱向别人显富。’方士、太史、星象家、望气者以及太卜、占卦者们也都认为：‘大吉，匈奴必破，时不再来。’又说：‘遣将北伐匈奴，必在"山克敌。卜卦所示，诸将之中，派贰师将军最吉。’所以朕才派遣贰师将军向"山进发，诏命他不要深入。如今看来，计谋、卦兆全都与事实相悖。重合侯捕获匈奴的探子，探子却说：‘捆马腿是匈奴对汉军的一种诅咒。’匈奴常说：‘汉朝极大，但汉人不耐饥渴，为捕捉一只逃跑的狼，往往走失千只羊。’往日贰师将军战败，将士们被俘死伤逃散，朕心中常为此悲痛。现在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和修筑亭障通道，这是在骚扰劳苦天下，不是让百姓富裕的办法，朕不愿再听到这类的建议！大鸿胪等人又建议招募囚徒，护送匈奴使者返回匈奴，他们只要能刺杀单于为汉报仇，就可以获得封侯之赏。这种事情连春秋五霸都耻而不为，更何况我们大汉呢！而且匈奴对投降的汉人总是仔细搜身，查问所了解的情报，哪有行刺的可能！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除禁苛暴之举，废止滥征杂税，着力发展立国之本农业，恢复养马者免除徭赋的法令，以补充马匹的缺乏，确保基本的武备能力就行了。各郡国二千石官员各上一份繁养马匹解决边地守备办法的报告。”

武帝不再出兵，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将施政方针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方面来；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主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了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方法以及许多方便灵巧的新农具，既省工力又能增产粮食，受到农民们普遍欢迎。

武帝的罪己诏和改正错误的措施，使得残破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开始得到缓和。两年后武帝去世，他所顾托辅佐昭帝的霍光等人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方针，渡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开始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功业卓著，又多年独断专行，能在垂暮之年主动检讨自己，改正前非，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方针，返回到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上去，实属难能可贵。司马光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滥刑重敛，在内广建宫殿，对外征伐四夷，迷信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穷苦，群起造反，其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与秦始皇都相差无几，然而秦朝亡了国，汉朝仍能长久，其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晚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虽有秦始皇之亡国暴政，却无秦始皇的亡国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