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要玩儿“清三代”

瓷器要玩儿“清三代”

今天的收藏界有一流行语：“瓷器要玩儿清三代。”意思就是清三代的瓷器集收藏家们万千宠爱于一身。这里的“清三代”指的就是清朝时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康雍乾盛世时期。康熙在位61年，乾隆在位60年，雍正承上启下13年，三人共同的努力使清朝国富民强、经济发展迅猛，手工业也有了极大的飞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制瓷业的发展。

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五光十色的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写当时的瓷业是“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

工艺如此精巧的瓷器，让我们看看清代的人们主要用它们做什么：做饮食、盛器和日常用具，如盘、碗、杯、碟、盅、盏、壶、瓶、罐、洗、缸、盒以及凳、桌、枕、烛台等；做摆设及玩赏品，如花瓶、花樽、花觚、壁瓶、桥瓶、插瓶、花盆、花托、鼻烟壶和瓜果、动物像生瓷、各类仿工艺品瓷器以及陶瓷雕、瓷塑等；做文具和娱乐用品，如砚、水盂、印泥合、笔筒、笔、笔架，等等。(www.guayunfan.com)

可见，在当时，瓷器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是寻常百姓都少不了它们，可它们毕竟只是生活用具，然而就是这些普通却又并不寻常的“生活用具”，让欧洲人痴迷了整整几个世纪，商人们为了炫耀自己从东方带回的“神奇”瓷器，通常都带着神秘的表情说，这些东西可以验毒，把有毒的食物或其他东西放在里面，它们就会忽然裂开，这种神奇的“功能”是制作时就设计好的。

无论传言是如何经不起推敲，欧洲人对这种滑润细腻、绚丽多彩、玲珑剔透，绘着美丽图案的中国瓷器都充满了神奇的幻想，他们称其为“China”，后来这个英文单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称，可见瓷器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以至于它能代表一个国家。

康雍乾统治的十七八世纪，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同黄金一样贵重，也可以说比黄金还贵重，西方人的热烈追捧使瓷器成为王室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之宝，甚至是国王们互相往来欲图表示友好或炫耀富贵的馈赠佳品。许多有钱却买不到瓷器的世袭贵族，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做瓷器，然后作为传世珍宝收藏。

当时北欧瑞典王国的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就是这样做的，同时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这些图案烧制瓷器。他派遣的人乘船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终于到了目的地，可是携带的图案被海水浸湿了，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的制瓷匠人发现了图案上的水痕，感到很为难，来的人一再强调必须按照图案丝毫不差地烧制，但是这水痕是因为意外还是故意弄上的？被派遣来的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当时没有无线电话，匠人无法跟瑞典的那位贵族沟通，只好决定完全按照图纸去完成——你说完全一样就完全一样，无论水痕是故意弄上还是不经意弄上的都没有我们的责任。于是，工匠们便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了瓷器上。

然后，那位瑞典贵族经过漫长的等待，拿到了有水痕的瓷器，为此他大发脾气，那个被派遣的人只好战战兢兢地说出了原因。贵族拿起图纸一看，发现上面真的有水痕，更令人吃惊的是，瓷器上的水痕跟图纸上的丝毫不差。这个美丽的误会令这个贵族立刻转怒为喜，不停地称赞中国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艺，得到消息后的亲朋好友也不断地来他府上要求看看这些宝贝，如今，这些瓷器依然在瑞典珍藏，被瑞典人视为无价的国宝。

其实不仅仅是烧出水痕的高超技艺令欧洲人惊叹，对于瓷器欧洲人始终都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感，比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就能用泥土烧成如此致密洁白，轻轻叩击还有金属声音的东西。欧洲的许多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强烈的占有欲，发狂地逼迫骗人的炼金术士给他们仿制中国瓷器，他们根据传说中的方法试着把珍珠、贝壳磨成粉，加进陶器的原料里烧制，但是结果依然惨不忍睹，与中国的瓷器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了无数的“能人异士”，却烧出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欧洲人在恼怒之余，对中国的瓷器更加好奇了，好奇心害死猫，却也激发了这些贵族们无限的想象力，有些人装成行家，说中国的瓷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绝对是用珍珠、贝壳磨成粉以后制作出来的，但是塑造成型后要把它们深深地埋在泥土里，一百年后才能挖出来，这时候瓷器就“成熟”了，因为每年都要埋许多瓶子，所以必须把日期标在瓶底上，才能知道何时去挖出已经成熟的瓶子。

得到制瓷方法，烧出精美的瓷器，对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是在中国，制瓷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瓷器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4200年前的原始青瓷，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则出现在东汉年间，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瓷器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制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发展到康乾时代，终于达到了巅峰，清三代，是我国古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话又说回来了，清三代瓷器为什么如此受追捧呢？

原因有很多，最主要就是中国的制瓷业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后，到清三代时期，由于工匠们吸收了无数前人制瓷的精髓，技术已经日臻成熟，通俗点说，就是到顶峰了，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无论质量、数量都已经令前代无法比拟，尤其是官窑瓷器更是代表了中国制瓷历史的最高水平。

既然水平无法超越，制作者就开始在品种和花样上下功夫，所以清三代瓷器品种繁多。除了前代的斗彩、五彩、素三彩外，康熙年间又出现了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等新品种，瓷器的器型也非常丰富，各种装饰性瓷器都较元朝、明代大为增加，既有仿古又有创新，比如康熙时期的观音瓶、棒槌瓶等，雍正时期的牛头尊、四联瓶、灯笼瓶、如意耳尊等，乾隆时期则又出现了各种精巧小器，如鼻烟壶、鸟食罐、仿象牙等。

另外，清三代瓷器的纹饰也不拘一格，而且每朝各有特色，康熙朝的纹饰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长篇铭文为特色；雍正朝的纹饰则偏重图案化，流行绘桃果、牡丹、玉兰等，纹饰线条纤细柔和，有意思的是，画的人物中，男的一般都在渔、樵、耕、读，女的则都在琴、棋、书、画；乾隆朝纹饰更为复杂多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吉祥如意，纹饰必须有这种寓意，如百禄、百福、百子、福寿等。

所以说，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匠师们发挥智慧，精工巧制，使瓷器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这就是如今的古董市场上，清三代瓷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清代制瓷业，仍以景德镇为中心。这并不奇怪，不只在古代，也不只在清代，即使在今天，景德镇也是瓷器的代表、象征，讨论瓷器不谈景德镇，那跟没说差不多。景德镇就有这么个别称，代表其存在的意义——中国瓷都。

这四个字，概括了景德镇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征，灌输了历代制瓷工匠的智慧和劳动，显示了景德镇对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发展的巨大奉献。景德镇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是千年窑火不断的产瓷胜地，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单一行业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个单一的行业，当然是制瓷。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不过从制瓷业的角度来说，光是“人和”，即制作者手艺精湛是不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景德镇在这方面就显示出了优势，明《江西大志·陶书》中说“陶厂景德镇……水土宜陶”。这并不是自夸，景德镇的确“水土宜陶”，不仅当地的气候对制瓷业极为有利，地下还蕴藏着优质的瓷土矿。

在明末连年混战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破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1654）才恢复生产，当然依旧是御窑厂。康熙时期，景德镇的御窑厂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恢复和完善，产品质量已经比前代略有进步。清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时的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他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另外，令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因为顺治年间才开始恢复生产，当时只是个过渡时期，所以康熙时期虽然制瓷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模仿前代名瓷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主流。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则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至于创新，在康熙中后期则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后，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给康熙时期的制瓷业增添了极为引人注目的一抹亮色。

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康熙朝的最高水平，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珐琅彩、粉彩。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底色，后画花卉，特征是有花无鸟；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制瓷业的黄金发展阶段，这时，瓷器生产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瓷器的总体特点是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值得一提的是，粉彩在这个时候最出彩，它把康熙五彩给取代了，时髦点说，就是“PK”掉了，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瓷器一改康熙时胎体厚重、视觉上令人感觉笨重的特点，开始变得轻巧、精致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

清雍正六年（1728），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此后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一直督管陶务，在清朝历任督陶官中，唐英的成就最为卓越。在他的努力下，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而在康熙时出现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则达到了极盛，这些成就的取得，固然少不了无数匠人的努力和钻研，但是唐英也是功不可没。

乾隆时期是康乾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对于制瓷业也是一样，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不过大概也是由于条件过于优越了——最优秀的匠人、最有力的财政支援、最好的管理人才，在某些方面反而有了倒退的表现，比如虽然制作精细，艺术格调上却显得烦琐华缛、堆砌罗列，事实使我们无法反驳这样一个真理——有时候完美也是一种缺陷。

不过幸好进步是主流，这个时候，粉彩已经取代了五彩，最流行的是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匠人们技术高超，准确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于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几可乱真。

总之，清三代，中国的制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制瓷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对外贸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与国外的贸易中，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小，而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则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这些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出去的是瓷器和丝绸，中国人拿回来的却是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