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一日不除，众土民一日不得安枕”

“土官一日不除，众土民一日不得安枕”

雍正帝执政期间，威胁全国统一的最大隐患是西南边陲强横的土司们。自古以来，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临近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又因为地处偏远，中央政权也没办法过多干涉他们。长期以来，都是用土司制度来管理。

土司制度是指元朝以后，中央政府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原有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有很久的历史渊源，早在汉武帝时就开始采用，汉代曾先后封了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毂王、句町侯等，虽然叫法不一样，但本质上跟土司制度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命各少数民族的头人按照自己民族内部的方式，管理自己原来管理的地方和人民。(www.guayunfan.com)

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土司无疑就成了土皇帝，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自行征纳赋役，剥削的钱财无法计数，但只给中央政府进贡很少的一部分；法律体现的是他们的意志，想杀谁杀谁，想罚谁罚谁，看谁不顺眼了谁就倒了霉，要问这里还有没有王法，答案很简单：没有。所以在这些地方，中原的王朝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土司们可以自由地体现自己的意志，随意杀人不说，互相还经常发动战争，起因也往往只是为了争夺土地、属民或者牲畜。

对于这些半开化地区的争斗和混乱，历朝的中央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同的措施，比如取消土司世袭制，并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置府厅州县等地方政权，派遣在一定时间进行调换的流官前往治理，这就是改土归流。但是这种办法，只是在明朝和清初偶尔实行过，并且最后都因为困难重重以及政府决心不够而没能达到什么效果，最后政府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造反就得过且过吧。

然而，矛盾不会因为你不去解决它就自然消失，长期以来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的土司们见没人管他们，就更加为非作歹起来。起先是土司之间争战不断，矛盾重重，世代为仇。与此同时，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汉人群居的地方。尤其清代，各族的土司经常带人到邻近的州县去打劫，抢完了还大肆屠杀汉民。这样，土司属民跟汉人的矛盾就尖锐起来。

在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土司与其属民的巨大矛盾，土司们对属民的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掠夺的比向中央上贡的要多很多倍。如云南镇沅土司刀瀚，于雍正初年起每年向朝廷进贡银36两、米100石，而向土民征收的银子高达2348两、米1212石。土司们敛财的各种方法简直令人发指，就连他们恣意虐杀属民，对被害人施刑时，也要向其家属征收24~26两不等的银子，名之曰“垫刀银”，土民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生生世世都是土司的奴仆，自己连同子女的生命、财产都是属于土司的。

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种非人的剥削，土民和土司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些土民终于忍无可忍，反抗斗争愈演愈烈。雍正年间，湖广、云贵不断有土民造反杀死土司以后向中央政府，主动要求归流的，清政府由此感到“土官一日不除，众土民一日不得安枕”。雍正皇帝也说，既然被害者为了不受残虐，都纷纷归附朝廷，如果政府不接收他们的话，怕再激怒了他们，以后的问题就更不好解决了。

雍正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改革家，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他的所有作为都是在刷新政治，整纲饬纪。对于西南地区的问题，雍正即位以后就在考虑了，土司所辖之地成了国中国，在相互征战不断，阻碍和制约社会的进步，同时，不但危害本地的安定，也使汉民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仇视，制造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对民族大融合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长期下去，这些地区会一直得不到足够的开发，始终是蛮夷之地。更严重的是，土司们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必须拔掉这些钉子，才能心安。

雍正深知改土归流的必要性，之所以迟迟不对土司制度大肆开刀，不仅因为土司制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还顾虑到土司们的势力也十分强大。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可小觑。因此，要革除土司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土司制引起本族人和汉人的公愤；二是朝廷力量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一举荡平土司的反动势力。

眼下时机成熟，雍正遂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不久以后贵州发生的长寨事件，刚好加速了清政府对土司问题的处理。清雍正三年（1725），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动工建立营房，当地的土司不仅明确表示反对，反对无效后还用武力进攻，高其倬一看这还了得，再继续姑息养奸，这帮土司早晚会连皇上的话都不听，非造反不可，于是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鄂尔泰正好出任云南巡抚，到任就遇上这件棘手的事情，他也认为事态严重，光靠“怀柔”镇不住这些拥兵自重的土司了，必须用兵杀杀他们的锐气，“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但是事关重大，他需要朝廷的支援，也不敢私自做主，就向雍正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并且非常郑重地说：“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

鄂尔泰把改土归流的目的、意义、方法都陈述得非常缜密，再加上雍正帝早就想按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人事诸多方面的统一治理，所以欣然同意鄂尔泰的计划。但是改土归流是一件大事，有无数失败的例子，贯彻得不彻底的话，会更加助长那些土司的气焰，对朝廷来说不仅费钱、费粮，还很有可能没办法收场。所以朝中有不少保守势力强烈反对改土归流的实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千多年了，每个朝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即使有不合理的地方，未必这次就能解决。而雍正则像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当年一样，坚决抵制住了保守派的压力，始终坚持支持改革派。

清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接受圣命，赴西南地区主持改土归流。雍正帝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又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理，这样鄂尔泰管辖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两年后，雍正帝又破格授予鄂尔泰三省总督衔。雍正对鄂尔泰无比信任，让其放手去做，不必处处请示，这更加增加了鄂尔泰的信心。事实证明，雍正这一次完全没有用错人，在这项地方制度的变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并近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那里的人对付朝廷也始终用那一套亘古不变的方法，那也是经过先人无数次痛苦的实践和摸索而总结出来的战略精华，概括起来就八个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由于自身装备和实力上的劣势，这个方法可算得上是上上之策。你朝廷兵是多，但我打不过你我不会逃吗？你走了以后我再回来，反正我们藏匿山林轻车熟路，你们发一次兵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鄂尔泰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这一次，他就要来个釜底抽薪。改土归流之初，他就下令对广顺州长寨用兵，作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正是管理长寨地区的土司敢向官兵挑衅，对前任云南总督高其倬用兵，鄂尔泰首先拿这个地方开刀，就是想杀一儆百。

长寨的土司十分强悍，手下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面对官兵的进攻，他们顽固抵抗、拒不投降，不过最后在官兵志在必夺的打击之下，仍然遭到惨败，包括土司在内的大小头头全部被杀。随后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以此地为据点向四处扩展，招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生苗等1300多座村寨以及广顺、定番、镇宁生苗等680余寨。

紧接着，鄂尔泰集中兵力，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兵。这一带的名字在现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多出现过，叫苗疆，方圆3000余里，有1300余座村寨。此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通于粤，左州（现左县）据其中央，群寨环于四周，地势险峻而重要，对于巩固清政府在西南的统治与沟通南北交通都有重要意义。

鄂尔泰在描述苗疆情况时说：“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

鉴于这一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朝廷必须用兵进剿，鄂尔泰向雍正帝推荐了张广泗，张广泗原为黎平知府，不但熟悉贵州地形，而且对苗民的习惯特性也知之甚详，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欲平苗疆，张广泗是最好的人选。雍正接受了鄂尔泰的建议，封张广泗为贵州按察使，令其带兵进剿苗疆。

张广泗果然不负众望，率兵深入黎平府古州地区的古州江流域、都匀府丹江地区小丹江流域和八寨等地区，运用系统专业的作战技术，讨平了抵抗清军的苗寨，并在黎平府设古州镇，在都匀府八寨、丹江、镇远府之清水江设协营。随后又开辟了通向湘南、广乐的水陆交通，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厅，并派官兵驻守。至此，贵州的改土归流基本完成了，张广泗可算得上是第一功臣。

云南土司势力也很大，特别是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府，土司统治地域十分辽阔。鄂尔泰派刘起元屯兵东川，将巧家等六营地方，统统划归流官管辖。同年冬天，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和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勾结起来，向官兵挑战，鄂尔泰派清军将领哈元生讨伐，在四川军队配合下，清军大获全胜。其他土司势力受到震慑，不再敢反抗。

相对于贵州、云南来说，广西和四川改土归流的过程遇到的抵抗比较少，因为不少地区的土民不堪忍受土司的暴虐和残忍，纷纷主动为官兵备粮，请求归顺，极大地推动了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至于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土舍的改土归流进展得就更顺利了，这里比较接近内地，土民与汉民交往密切，土司的势力也较小。从前，还有过一段“土流共治”的历史，所以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改土归流是最容易的。

清雍正八年（1730）可以视为改流基本成功的一年，这一年为庚戌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雍正帝将此桥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推行改流政策的功绩。但是并不是到现在就大功告成了，因为善后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清廷对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非常重视。对土司头人，清廷将少数罪大恶极者处以重刑外，对绝大多数土司基本上采取了怀柔政策，给他们一些诸如守备、千总、把总的职位，准许职位世袭，但一般都是迁到外地任职。至于土民，清廷首先让他们报户籍查，登记编册，转到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像今天的户口制度一样，使他们拥有全国统一居民的身份。原土司庄园内的奴仆一律解放，并将没收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他们耕种。还准许有田的土民自行报出，发给照证，归其所有。同时，减轻土民的赋税，使他们从土司弊政下得以解脱出来。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兴修水利，造蓄水田，并在“要想富，先修路”的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开发新改流区的水陆交通。为了提高这些地区的文明程度，改流之后，清政府在这里普遍开设了学校，兴办义学，汉族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文化意识也逐渐影响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些地方的教育面貌、文化水平焕然一新。

改土归流，是雍正朝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项政策的全面贯彻将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也使西南边陲从根本上收归中央，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以及民族之间的往来与融合，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想当年，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诸葛孔明的惊人智慧，也只能对这些地方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而此时雍正皇帝力排众议，用人不疑，全力支持鄂尔泰的工作，坚持贯彻改土归流，其决心值得钦佩，清政府的雄厚财力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