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未必都无能

贵族未必都无能

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所以乾隆晚年自封“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以此夸耀自己的军功。

就是在这样辉煌的映照下，才使得乾隆盛世显得熠熠生辉。什么是封建社会的盛世？简单而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丰盈、学术文化的恢宏、君主专制的高度完善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然而，无论任何盛世，载入史册的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文治武功”，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离不开朝中众多的文臣武将的参与。康熙和雍正朝的辉煌，离不开纳兰明珠、李光地、张伯行、李卫、田文镜等众多重臣的尽力辅佐，而乾隆朝也必须有这样的人支撑出一个盛世，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军机处首辅傅恒。

“首辅”一词，本是明代后期对内阁首席大学士的称谓，清雍正以后，国家大权掌握在军机处，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也相当于明时内阁的首席大学士，因此也被称为首辅，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而傅恒不满30岁，就坐到了大清首辅的位子上，如此年轻的首辅，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样，没有皇帝信任，即使再有能力，也未必能坐上这个位子。(www.guayunfan.com)

傅恒，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他自己也曾被授予蓝翎侍卫，富察氏连续四代都曾侍奉皇帝，因此成为清代唯一的一个侍卫世家。更重要的是，傅恒的亲姐姐是乾隆帝的第一个皇后——孝贤纯皇后。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孝贤皇后都被描绘成一个臻于完美的贤妻良母，而在乾隆后宫三千佳丽中，她恰恰也是最受乾隆重视的一个。可是红颜薄命，这么一个完美的人，在34岁时因两个皇子连续夭折而忧郁成疾，终至不治。在悼亡妻之际，乾隆曾写下哀思缠绵的《述悲赋》，其中有“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等感人至深的悼亡之词，可见这份感情既真且深。

孝贤纯皇后和乾隆皇帝的深挚情谊，对富察氏家族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乾隆把这份情意逐渐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他曾明确表示：“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这就是傅恒一直青云直上的原因，这个皇帝的正牌小舅子从最初被授予侍卫，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到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这个过程只有六年多的时间。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傅恒当时就是个偶像派，钻石王老五，根据史书的记载他还十分英俊儒雅。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乾隆并不是一个昏君，在用人方面有自己的尺度，他很看重一个人的能力，而傅恒如果没有能力，只是一个纨绔子弟，是个草包，他也许只会赐他富贵，而不会委以重任。所以，傅恒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能力的治国良臣。显赫的家世使他有了荣登内阁的机会，而在高位上二十年不倒并受到始终如一的重用，则是源于他出色的能力。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就在他的《小仓山房诗集》里这样评价过傅恒：“恩虽外戚才原大。”

首先，傅恒精通满文，当时满族贵族受到汉族同化，不少已经习惯讲汉语，但是傅恒的汉语好像远远没有满语流利，表现之一是如果在朝堂上参与了一些问题的争论，大家本来用的是汉语，傅恒一着急就说满语。当然，满语流利并不奇怪，关键是他称得上是一位满语研究专家，曾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族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还曾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这种才华，连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止一次地表示心服口服。此外，傅恒还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

除了学问上拔尖之外，傅恒还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政务练达”。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凡所经办。在对政务的处理上，傅恒经常与乾隆不谋而合，有时候他甚至能考虑到皇帝前面去，为此乾隆经常特别高兴，多次批阅道：“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就这么办吧”，“你说的都这么详细了，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当然这绝不是因为傅恒是一个善于投机之人，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且不说能够始终如一地猜对皇帝的心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事实上傅恒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只善于投机的人是想不出来的，并且他自己在做这个事的时候，绝对能够做好，“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比那些光说不练只耍嘴皮子的弄臣强倍千倍。

傅恒受到皇帝的赏识，还在于他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当年准噶尔内讧，乾隆决定对达瓦齐出兵一举平定准噶尔时，满朝文武都不同意打这几场仗，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对西北用兵时曾经打过败仗。其实大臣们这样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西北的叛军自知实力不强，总是像打游击一样，对一些地方驻守的清军骚扰一次，很快又溜得不见人影了，清政府劳师动众地跟他们打一仗，即使胜了，也是一时之胜，在当时看来，完全平叛是不太可能的，胜了一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要是打个平手那就相当于打了败仗，更何况雍正年间那一次是个结结实实的败仗呢？

就是出于这些顾虑，满朝文武大臣鲜有主战派，都纷纷劝说乾隆，大意是说不要打，要让新疆的叛党完全销声匿迹是不可能的，不如该招抚的招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兴师动众，要耗费多少军粮、伤亡多少士兵，不能不考虑这些啊。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些人的建议不无道理。但是这让主战的乾隆非常恼火，他一直想远效三皇五帝、近效圣祖康熙，做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皇帝。如今却遇到了阻碍，虽然他是皇上，可以独裁，但是当光杆司令也下不来台啊，何况他又不是机器人，能够面面俱到，把事情交给不愿意作战的大臣去办，又怕他们不尽心。

这个时候，傅恒站出来了，他说：我认为应该打这个仗，我奏请圣上命我单独负责办理军务——满朝文武，只有傅恒一个人坚决支持发兵。之后，傅恒全身心投入前期备战的准备工作中去。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开战后，又积极协助乾隆皇帝在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等工作，乾隆曾说：“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这个话说得很重，对傅恒来说，是一种赞赏，对其他大臣来说，就相当于一个耳光，潜台词就是：你们都不跟我一条心，不支持我打仗。傅恒的坚定支持，使乾隆深受鼓舞，他称傅恒“朕之张华、裴度也”，西师之役结束后，绘功臣像于紫光阁，傅恒虽未赴前线，但乾隆坚持将其放在首席，就是因为这一点。傅恒故去多年后，乾隆仍对此念念不忘，作诗曰：“西师两用兵，同心却众论。坐谋无不协，用蒇建大功。”所以，准噶尔部被顺利平定，前线的士兵将领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后方的傅恒也有资格得到军功章的一半。事实上，他不仅只是个幕后英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作为当朝第一臣，与其他外戚不同，没有在京城坐享富贵，而选择了为国家出力，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对于战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家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也是功不可没的。傅恒去世时，乾隆亲临祭悼，谥号“文忠”，大清王朝300年的历史，傅恒作为大臣，功绩也是出类拔萃的，无怪乎乾隆皇帝对其用情至深。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其被乾隆所重视。对于用人问题，乾隆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先务尤在人才。”但是身为皇帝，乾隆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尽管重视选拔人才，却也苦于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因此亲信大臣的举参保奏就非常重要。尤其对于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甚至是封疆大吏的选派，乾隆事先常常要与傅恒商议，而后者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皇帝所采纳。傅恒理解皇帝重视人才的理念，也同样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

傅恒选拔人才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用人必先知人，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前提是对他的为人不管是品性还是才能都要有大致的了解。傅恒执掌军机处二十余年，同时兼理过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都有多次直接接触，对于他全方面了解这些人，很有益处，另外，他也曾经几次出征，对沿途的地方官吏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许多贤吏能员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然后被保举并委以重用的。

此外，傅恒还有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带领官吏引见，这也是他了解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乾隆非常重视官吏的引荐，通常一个被推荐的人在见皇上之前，都要见一个大臣，也就是说过一遍筛子，傅恒就是这个负责过筛子的，他不仅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试图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官吏。还善于利用心理战术，对被引荐的人和颜悦色，完全没有架子，当然他平时也是这样的人，从不仗势欺人，对任何朝中大臣都彬彬有礼，不摆架子，是个很低调的贵族，因此大臣们都愿意跟他共事。言归正传，傅恒的温和使被引荐的人较为放松，出言就少有忌讳，这样，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乾隆皇帝所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极大地拓展了傅恒了解和考察官吏的视野。

傅恒非常重视被荐官吏的品德，尤重“直”字，如陆郎夫、舒赫德、程焘等均以“直”见称于世，雍乾时期著名直臣孙嘉淦，辞职后能够重新出仕，就是由于傅恒的力荐。尽管傅恒早逝（傅恒的生辰不可考，大致在1720年左右，他于1770年去世，不满50岁），但是他重用直臣的影响，一直辐射到了多年以后，乾隆中后期，官场贪污成风，傅恒所荐直臣，不仅能独善其身，也往往能够对某些贪官污吏予以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风的蔓延。如孙士毅，在贪吏满天下的情况下，“独以廉著”。

傅恒也十分重视文人士大夫，著名史学家赵翼入值军机处时，在汉军机章京中，最为傅恒所厚待，对傅恒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曾说：“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当时许多文坛名宿都曾受到傅恒的赏识与举荐，如著名诗人袁枚，被别人举荐后，不仅顺利过了傅恒执掌的“筛子”，两人还从此交好，经常一起聊天。清兵入关后，尽管经历了多年的融合和交流，但是许多满蒙官吏仍对汉人有成见，傅恒虽为满族人，却能对这种倾向加以抵制，唯才是举，毫无“门户”之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傅恒举荐的人多半是文武双全之臣，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益于傅恒的举荐。即使文臣如近年影视剧中较火的乾隆朝名臣纪昀、刘墉，也都受过傅恒的保护和推举。作为盛世的首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傅恒积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举贤荐能的责任，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史载：“（傅恒）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正是这群才识卓著的文臣武将的鼎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才最终成就了乾隆盛世，傅恒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