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噶尔丹叛乱

平噶尔丹叛乱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换取了中俄边界100多年的安定，两国能够顺利签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清政府在领土上做了很大让步，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这也是康熙受到后人指责的原因。两次雅克萨之战中，俄国明明居于下风，为什么康熙还要让给他们土地呢？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只有俄国这一外患，还有很严重的内忧，这个内忧，就是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

明朝末年，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3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又分为4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

清朝入关以后，漠南蒙古诸部均归于清朝统治。漠北喀尔喀诸部和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向清朝进贡，均被称为“朝贡之国”。后来，准噶尔部在伊犁地区兴起，势力逐渐增强，成为厄鲁特蒙古的霸主，先后兼并了和硕部及土尔扈特部的牧地，迫使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杜尔伯特部则依附于准噶尔部，随后，准噶尔部又向北扩张。(www.guayunfan.com)

上文曾提到，在第二次雅克萨战之后和《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就是俄国使团全权大使戈洛文不想谈判，怂恿喀尔喀诸部归顺沙俄。结果，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人坚决拒绝了戈洛文，戈洛文恼羞成怒，派俄军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军民义愤填膺，奋力回击，打得戈洛文像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城。但他并不甘心，于是与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暗通款曲，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

噶尔丹早就想征服中原，彪炳史册。此时，他见时机成熟，终于在戈洛文等人的唆使下，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与土谢图汗等喀尔喀4部大战三天，结果喀尔喀蒙古大败，“溃卒步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中国使团索额图等人就是因为这次大战道路阻塞，才无法取道与戈洛文谈判，只得返回京师，第二年出发。

深谋远虑的康熙看到了噶尔丹的威胁，在内外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在《尼布楚条约》中让给俄国一大片土地，使其放弃对噶尔丹的支持。

话说喀尔喀蒙古大败之下，逃往内地，向康熙请求支援。康熙派尚书阿尔尼带兵接应喀尔喀蒙古，重点监视噶尔丹的动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决不能开战。这阿尔尼也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与喀尔喀蒙古兵合一处后，尾随噶尔丹至乌尔会河时，将康熙的命令置诸脑后，不顾部将的极力劝阻，执意向噶尔丹开战。

阿尔尼只考虑到清军人多势众，却没有想到另一个问题：战争不是打群架，人多就赢。

果然，没有任何悬念，清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噶尔丹看到清军不堪一击，继续南下。康熙派裕亲王福全为左路军，恭亲王常宁为右路军，征讨噶尔丹。右路军与噶尔丹在乌珠穆沁相遇，清兵再次惨败，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直捣离北京仅有350千米的乌兰布统草原，中外震动，京师戒严。

康熙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福全、常宁等部迅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同时令盛京（今辽宁沈阳）将军、吉林（今吉林市）将军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二十日，康熙抵达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坐镇指挥，福全挥师10万，向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进军。

随后，福全带兵在吐力根河南岸扎营，准备与噶尔丹决一死战。噶尔丹也早已摆好了“驼城”迎战，什么是“驼城”呢，顾名思义，就是用骆驼筑成的城堡。噶尔丹抢先选择依山临水又靠近树林的地方，接着把担负运输任务的一万多峰骆驼环列于阵前，让它们就地卧倒，将其四蹄捆绑在一起，动弹不得，由此构成一道以骆驼组成的东西长数十里的围栏。为了使这道围栏更坚固，噶尔丹命令把一切木箱和车马鞍具，统统绑到骆驼背上，再把所有的毛毡、毛毯、羊皮之类的东西用水浸透，一层一层地蒙在骆驼身上，构成一道坚固而奇特的驼阵工事。然后派火枪手和弓箭手，隐蔽在骆驼身后。

“驼城”又称“骆驼阵”，很是坚固，难以攻克，当年蒙古人攻打宋朝时候，曾通过这个办法取胜。噶尔丹在这次乌兰布统会战中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场上的火器时代已经来临。游牧骑兵由于缺乏农耕文明那样制造研究火器的能力，优势迅速丧失。在火炮面前发动冲锋的蒙古骑兵和他们自以为坚固无比的“骆驼阵”，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而清军取得乌兰布统之战的胜利，火器起了关键性作用。

战争中，蒙古人伏在骆驼工事里面发铳放箭，又备下大量钩钜之类的兵器，准备等清军逼近时，斩断他们的马腿。清军采用重点突破的战术，把所有火器调集阵前，架起大炮猛轰“驼城”的中部，从下午打到黄昏，终于轰出一个缺口，“驼城”血肉横飞，被炸为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全线崩溃。紧接着清军的骑兵和步兵就冲了上来，噶尔丹的军队大败。清军也是死伤枕藉，连康熙的舅舅大将军佟国纲也战死了。

噶尔丹被火炮的威力震惊得久久不能回神，溃败之后，噶尔丹马上意识到，乌兰布统尚未被清军包围，后退逃遁是可能的，但他担心一旦离开阵地就会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逃跑很危险，而自古以来，战败一方如果不能逃跑，要么宁死不屈，要么议和，直接点说，就是投降。噶尔丹还没有完全绝望，他不想死，所以派使者前去讲和。他的讲和却不是为了投降，是一个缓兵之计，冀图用讲和稳住清军，以便乘机逃脱。

按理说，清军统帅福全等人虽然没有跟噶尔丹打过几次交道，但从他一路东征，杀敌无数的战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野心，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轻易就讲和了呢？明摆着是缓兵之计嘛！可是这些人却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噶尔丹的撤军要求，并令诸军停止进攻。福全也意欲借和谈之名，尽力延缓噶尔丹的撤军，以便给盛京、乌喇、科尔沁诸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可是，他过于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而没有做好防范噶尔丹突围的军事部署，没有严令各军沿途随时准备拦截准噶尔军，导致噶尔丹在谈判当夜，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统，成功地甩开了清军。

当时，康熙对战局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发出命令，不给噶尔丹喘息的时间，急速追杀，只是当这道命令到达福全大营时，噶尔丹已经远走高飞。福全为了挽回失误，便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等人前往噶尔丹处，想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噶尔丹只是嘴上答应得很好，行动上却非但没有停留片刻，反而越走越远。噶尔丹逃走，福全等将领是难辞其咎的。

乌兰布统战役后，康熙与喀尔喀蒙古会盟于闪电河畔的多伦草原，把喀尔喀蒙古三分为四：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和三音诺颜汗，让他们归故地牧马，并准备在战端再起时派骑兵参战。应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但是康熙知道噶尔丹一定不会就这么算了，肯定会卷土重来，所谓斩草须除根，噶尔丹不死，他是不能高枕无忧的。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康熙先发制人，命土谢图汗向噶尔丹进兵。而噶尔丹在乌兰布统战败后，无法返回伊犁大本营，进退不得，进不得不难理解，为什么也退不得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噶尔丹他并不是准噶尔汗位的继承人，按照厄鲁特蒙古的传统，准噶尔的汗位应该由嫡系僧格即噶尔丹的兄长的长子策旺阿拉布坦继承。所以噶尔丹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夺位后，就准备杀掉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得到消息后带兵连夜逃走。此后，招降纳叛，积聚实力，一心想干掉噶尔丹，两年后，他趁噶尔丹出兵喀尔喀的时候，反攻伊犁。而噶尔丹在乌兰布统战败，自然无法返回伊犁，只能留在科布多（位于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经过几年筹备，重整旗鼓，已经恢复元气，早就心痒痒想发动战争，改变这不尴不尬、进退两难的状况，只是以前吃过亏，九死一生，还心有余悸。他得知土谢图汗主动发动进攻后，大喜过望，立刻率兵2万余深入喀尔喀腹地，直接威胁漠南蒙古各部和京师。

第二年二月，康熙宣布再次亲征，分三路征讨噶尔丹，东路由萨布素（雅克萨之战的大功臣）统率，西路由费扬古率领，自己则亲率中路。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后，有些不相信，便亲自登上北孟纳兰山，见到黄帐龙旗，不能不信了。估计实在是被康熙的威力震怕了，只得脚底抹油——又溜了。

不久，清军探子探知噶尔丹的大部队到了在昭莫多北15千米的特勒尔济山口，而此时，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带领下，长途跋涉，费扬古巧妙地制定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略。五月，费扬古先派前锋都统硕岱、副都统阿南达带领400满族骑兵，到特勒尔济挑战，并再三交代他们，此去只许败不许胜，而且要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务必将噶尔丹大军引入既设战场昭莫多。噶尔丹果然中计，带1万多骑兵追至昭莫多。此时，噶尔丹的士兵已经苦战一日，疲惫不堪，无法抵挡以逸待劳的清军精骑兵的冲锋，两军交战后不久即土崩瓦解，噶尔丹带数骑逃走。

噶尔丹逃回科布多地区，受到策旺阿拉布坦和清军的夹攻，身边只剩不足千人，并且是老弱病残。康熙多次提出优惠的条件招降他，但他不肯答应，看到自己已经日薄西山，没什么指望了，不久就服毒自尽。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分裂叛乱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消灭了准噶尔部分裂势力，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捍卫了西北边疆。从此，准噶尔部只在漠北活动。康熙帝经过平三藩、统台湾、抵制沙俄的扩张以及平定噶尔丹叛乱，终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免除了内忧外患，为治理国家开创盛世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