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肃贪官――死了也不放过他

铁腕肃贪官——死了也不放过他

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他在位时期，智擒鳌拜，剿撤三藩，南统台湾，北拒沙俄，西征蒙古，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薄赋轻税，任用能臣，开创了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盛世局面，其文治武功，可以说是十分了得。但是康熙晚年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上他为人宽厚，不忍“下杀手”，使得康熙末期吏治变得松弛，已出现败坏之象，贪污、贿赂、欺上瞒下等恶劣风气又陈渣泛起，且呈蔓延之势。

吏治腐败，税收必会短缺，税收短缺，国库焉能充足？雍正皇帝即位后，国库储银仅800万两，各省历年所亏欠的钱粮，累计已达近4000万两。堂堂的大清国，外表看来强盛无比，实际上却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如果放任这种局面恶化下去，必将毁掉几十年励精图治的成果，使已经出现的盛世局面不复存在。于是，改革与整治的重任就落在了康熙的继任者雍正身上。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刚刚去世一个月，雍正皇帝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对父亲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这是雍正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事儿，稍有差池，不仅名声扫地，也会动摇大清国的根基。因此，雍正深知，这一次只能胜不能败。尽管情势危急，雍正却势在必行。(www.guayunfan.com)

雍正即位时已经45岁，他本身也是一个藏而不露、心机很深的人，他对官场内幕一清二楚。这一次，他下令清查亏空，涉及的人多，打击面也广，要不费点心思，那是很难成功的，但是说难也不难，研究出了下面的“对策”，雍正就有了自己的“政策”。雍正的“政策”是，绝对不用上级清查下级的老办法，那是永远也查不出结果的。

他的决定是，派钦差大臣。他经过精挑细选，找出一批精明强干又洁身自好的人，归自己直接领导，然后让他们作为中央特派员，去地方上清查亏空，这些人跟地方官没什么渊源，肯定不会接受他们的贿赂，也犯不着专门跟谁过不去，能够做到秉公办事。

此外，雍正又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官员跟着中央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狠棋，当时，官场上从来都是官官相卫，一般继任的官员上任后，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前任留下了一大笔亏空，但他也绝不声张，因为声张了除得罪人之外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在面对清查时他会想办法补上这笔亏空，至于什么办法，那就多了去了，不胜枚举，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违法。等他卸任之后，又会留下一大笔亏空，他的继任者也会尽量不露痕迹地“帮忙”填补，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国家的亏空越来越严重，百姓受到的搜刮越来越残酷。

但是这一次雍正用调查团的官员继任就不一样了，他们有重要的任务，本身就是来查账的，想做出一番成绩得到皇帝的赏识，自然是查出的亏空越多越好，于是这些人上任后，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大清算”，不仅连他的前任，连他的前任的前任，以此类推，都查出来了，这样一来，谁也跑不了。

不过，贪官们有自己的对策，你调查团不是来查钱查粮吗，我库银里没钱没粮但是我可以借，跟谁借呢？跟当地的大户，检查团走后，再归还钱粮，外加一笔为数不少的“利息”，即使没有利息，日后也会对这些大户加以特殊的照顾。

不料，这一招也在雍正皇帝的预料之中，他让调查团到地方之后，立马发个公告，皇上说了，你们谁也不许借钱给官府，实在要借也行，你把钱粮放在了官府，那就是国家的了，以后就再别想拿回去。此令一出，谁也不敢借钱给官府了，得罪人总比倾家荡产强。

为了对贪官们来个釜底抽薪，雍正又成立了“会考府”，这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钱粮奏销里面是有很深的门道的，首先地方上向户部（中国古代官署名，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要求报销开支时，都得给好处费，只要你给的好处费“合理”，不管亏空多少，他也能给你“报销”——反正都是国家的钱，不是自己的不心疼；相反，如果你不走这个“程序”，即使正常开支，即使是很少的钱，人家也不给你报。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央各部院动用钱粮无人监督，夸张点说，想怎么花怎么花，这不能不说是中央财经制度的一大漏洞，在这种制度下，完全靠官员的自律来维护国家财产，然而在白花花的银两面前，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自律呢？

针对这一点，“会考府”诞生了，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它成立之后，无论是地方上缴税银、报销开支，还是各部院动用钱粮、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谁也做不了手脚。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们想花点好处费弥补自己的亏空、部院长官想使点手段贪污大笔白银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雍正采取的各种手段终于使贪官污吏们无所遁形，眼下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这些人。众所周知，钱粮的亏空有两个原因，一是挪用，二是贪污，挪用罪轻而贪污罪重，因为有时贪官们可以说将钱粮挪用去救灾了，接待上司了，这些是“情有可原”的，但贪污就不一样了，你贪污了送给谁先不说，首先你就将钱财据为己有了，这还了得。但是历朝历代，清查亏空时，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可能是为了不把事情做绝吧，如此就给贪官留了空子，他们可以借口挪用来掩饰贪污，掩饰不成，就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不过此时雍正是不怕把事情做绝的，他“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先查挪用，后查贪污”，将贪官们最后的路都堵死了，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只要查出贪污行为，若因贪污而亏空者“即行正法”，若由其他原因而亏空的，则规定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否则抄家从重治罪。杀头的就不用说了，不用杀头的被查出来后直接罢官，罢了官再还钱。之前，朝廷查处贪污行为，处理方法一般都是“留任补亏”，就是留着贪官的职位，限期让他还钱。这些贪官有钱舍不得还，但不还又不行，所谓瞒上欺下，他们就打老百姓的主意，加紧盘剥百姓，还上了钱，继续做官。

这样的“弥补”，无非是贪官们从民间敛财，将亏空转嫁给人民而已。朝廷是收上了钱，可是民怨沸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问题不容小觑。针对这个问题，雍正下令查出贪官，就地免职，绝对不循“留任补亏”的旧例。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的钱，也不能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没商量，无非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贪官继续执政，徇私枉法。

雍正不仅追赃，他还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朝廷一面严搜衙署，一面命令原籍的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并严格监控其家人，杜绝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美誉”。

对于清查贪官的决心，雍正非常坚定，罢官也好抄家也好，绝不留情，谁求情他罚谁，对皇亲国戚也决不手软，他的十二弟履郡王胤祹因为主管过内务府，被查出一大笔亏空，由于没有钱还，堂堂亲王，将自己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贪官们见识到了皇帝这样的决心，知道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了，有些罪大恶极的，知道自身难保，就想干脆之来个一死了之，按常理来说，天大的事，只要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留下的钱也就可以给家人继续享用了。可是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你死了也没用，找你全家要钱，最好抄得你子子孙孙都做穷人。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看起来好像狠了一些，但是在贪污成风的年代，不如此，就不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

当然，想要杜绝官员的贪污行为，必须让官员的合法收入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于是雍正一面大力整顿吏治，一面想办法提高官员的收入待遇。对“耗羡银”的处理，就是他采取的办法之一。明末清初，各级官吏在国家正额赋税之外，加征所谓“折耗”（即实物折成钱粮的损耗）；又以碎银熔铸加工成整块银锭过程中有损耗为借口，公开增加“火耗”。火耗的数量达到了正额钱粮的40%～50%，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

对此，雍正皇帝实行了“耗羡归公”的制度，即把“耗羡”从州县一级收归督抚统一管理，把非法的附加税变成了国家的正式赋税，火耗每两不过二钱。这虽然不可能终止各级官吏的贪污勒索，但与“税轻耗重”的情况相比，人民的负担多少还是减轻了一些。

而政府把这笔钱按占正税的一定比例征收上来，成为国家的收入，然后再下发充做地方的办公费用和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来源。这样既提高了官员待遇，也使他们没有继续贪污的途径。养廉银的数额很大，地方官员养廉银的数额尤其庞大，如总督一年的俸禄一般是180两，他们的养廉银一般在1.5万两以上。以下级别官员的养廉银也都是他们年俸的几十倍。这使地方官员的生活条件大幅地改善，也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雍正皇帝实行的“养廉银”，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薪养廉了。

吏治的整顿、养廉银的实行，使得雍正朝吏治为之一振，不但减少了贪污，而且官员的待遇又通过养廉银这一合法途径得到了大幅改善，稳定了统治基础。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就使康熙时亏空的钱粮基本追缴完毕，各省的粮食及漕粮，也都能按时征收，国库储银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可谓仓廪充实，据载“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历朝历代，君主治理国家，首重吏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分掌国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形成，更牵动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安危。所以吏治的好坏，关系到政权兴亡。可以这样说，大凡吏治清廉，国家就兴隆，社会就发展；反之，则政治黑暗，社会动乱。

雍正也深知吏治的重要性，于是在谙熟社会现象和官场作风以后，形成了自己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再加上坚定决心，才能排除各种阻力，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事实证明，雍正一系列的政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随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