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国家利益焉能让

后晋：国家利益焉能让

第十五章　后晋：国家利益焉能让

在历代帝王中，尧舜和桀纣确立了善恶两端，总体而言是圣明之君少而昏暴之君多，大概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再加上内在道德律令缺位，以至于把个人或集团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但这仍可以算作体制内部矛盾，相形之下，后晋高祖不惜出卖国家的行径更为恶劣，不仅领土主权蒙受极大损害，民众也遭受巨大的信念冲击和利益损失。可以说，后晋（936—946）为建国而不惜成为契丹附庸国就已埋下短命的种子，因为延续这个国策只会更失民心，拨乱反正则有陷入战争的危险，晋高祖和晋出帝正是在这种摇摆中走向了必然的覆灭。

公正地说，由于受到后唐末帝猜忌，时任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的石敬瑭最初只是出于自保，这从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和吕琦对时势的精辟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他俩认为此人若有异心，定会勾结契丹做后援，应对策略是主动与外援联姻而使其孤立，可行性在于述律太后在长子耶律倍（李赞华）投奔中原后多次提议和亲，只是在释放彼方被俘将领荝剌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只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每年再奉送十多万缗财物，必能和议成功，就算石敬瑭蠢蠢欲动也无能为力了。宰相张延朗深表赞同，因为这样既可以制约石敬瑭，又可以节省十分之九的守边费用。可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极力反对，理由是以帝王之尊屈身侍奉夷狄实为耻辱，要是胡人按照前代做法来迎娶公主更是难以拒绝，还引用唐代诗人戎昱《昭君诗》抨击汉代和亲制度。这使末帝改变了心意，转而严厉指责李崧和吕琦想把年幼的公主和国家的财物送往塞外，实属居心叵测。群臣再也不敢提此事，从而丧失了处理三角关系的主动权，并间接促成了另外两方结盟。当然，石敬瑭的决心下得很不容易，为了试探末帝的意图，他多次以体弱为由提请解除兵权调往别处，李崧和吕琦认为不能答应，而薛文遇认为既然迟早会反，不如先下手为强，末帝由是下定决心。石敬瑭的部下纷纷主张起兵，掌书记（机要秘书）桑维翰列举的四条理由最为充分：一是谁都懂得放虎归山的危害，入朝后能得以重新回到河东，说明天意相助；二是末帝以明宗养子的身份用武力夺取嫡子之位，民心并不归附，根基不稳；三是作为位高权重的明宗女婿，已被视为叛逆，就算服从也未必能得到保全；四是明宗和契丹约为兄弟之邦，只要曲意讨好对方，就能随时有强大的援军。叛乱由此拉开了序幕。

不难看出，在末帝和石敬瑭的争斗中，契丹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足以左右时局，只是前者不够重视而让后者有机可乘。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桑维翰拟表向契丹称臣，待之以父亲之礼（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小十岁），约定事成之日，割让卢龙（北京）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刘知远提出异议，称臣即可，待之以父亲之礼太过，而且只要用金银财宝厚加贿赂，就足以使其发兵，不必许诺土地，以免日后成为中国的大患，后悔莫及。石敬瑭还是以史无前例的屈辱条件换取契丹相助并被立为皇帝，同时如约把幽州（北京）、蓟州（天津）、瀛洲（河北河间）、莫州（河北任丘）、涿州（河北保定）、檀州（北京）、顺州（北京）、新州（河北涿鹿）、妫州（河北怀来）、儒州（北京）、武州（河北宣化）、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州）、朔州（山西）、蔚州（河北蔚县）（合称幽云十六州）拱手相让。可以说，后晋由是建国，亦由是亡国，并深刻影响了后代地缘政治，正如胡三省所言：“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今之疆理，西越益、宁，南尽交、广，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关隘以启之也，其果天意乎！”尽管后晋不惜一切代价满足契丹，中间仍出现过波折反复，后唐诸道行营都统（前线总指挥）赵德钧也想借助外力夺取中原，不仅按兵不动，还秘密地用重金贿赂契丹，声称若被立为皇帝，即刻调转矛头直取洛阳，与对方约为兄弟之国，同时允许河东维持现状。耶律德光考虑到后唐兵力尚强，又怕被切断后路，准备答应。天子十分害怕，赶紧让桑维翰当面陈情，希望通过分析各方的实力和关系加以阻止，契丹兴义兵以救孤危，已卡住后唐的咽喉，左右摇摆只会失信于天下，得不偿失；赵德钧只是畏惧形势阴蓄异志，并非心怀忠信以死报国，不应听信他的荒诞之辞而贪图蝇头小利，丢弃即将完成的功业；后晋得到天下，必将竭尽全国财力奉养契丹，不是赵德钧所提条件所能相比。耶律德光依然忌惮后唐，并直言这是用兵的权谋，桑维翰一直跪在帐前，从早到晚哭泣争辩，使其最后不得不从。

后晋虽然在契丹的扶助下击败后唐，但在政治经济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治方面，天子对契丹称臣，以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每次都恭敬地拜受诏敕，耶律德光多次制止天子称臣，只要求他自称儿皇帝，如同行家人之礼，但从未被执行。天子还置备卤薄、仪仗、车辂，以冯道和左仆射刘煦为册礼使，分别给述律太后和耶律德光上尊号以取悦他们。契丹骄横傲慢，经常对使者出言不逊，朝廷内外以此为耻，而天子卑辞厚礼，从不怠慢，两国没有产生过嫌隙。经济方面，除每年输送三十万金帛以外，还有各种吉凶庆吊和季节馈赠，运送奇珍异宝的车马相继于道，对述律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人另有贿赠，他们稍不如意就责备索取，天子往往以谦卑的言辞谢罪。对此，天子有一套自我开脱的理论，他以看重信义自诩，既然契丹出于道义相救，就应信守约定回报，尽管他们索取不止，北都（山西太原）留守安彦威等人仍能委曲求全，很符合他的心意。其实，契丹并不满足于钱物，而是要直接干涉后晋内政。耶律德光认为桑维翰忠心耿耿，堪为宰相，随即授任。天子之侄石重贵被认为可以担当留守重任，随即被任命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原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死于养子王都之乱，亲子王威逃亡契丹，义武军换帅时，耶律德光指派他接任，天子推辞的理由是，按照中原的规矩，必须从刺史、团练使、防御使逐级递升至节度使。耶律德光生气地反问，从节度使做到皇帝也是按级升迁吗？天子担心这样会没有休止，只好重金贿赂，并把此职授予王处直的侄孙彰德节度使王廷胤，才平息此事。(www.guayunfan.com)然而，这些做法并不为主流舆论认同接受，晋高祖也由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内的反感可以想见，例如左拾遗（讽谏荐举）张谊建言，契丹有援助立国之功，表面上应与之讲信修好，内部要加强边境戒备，不能放松警惕，以免开启其南犯之心。兵部尚书王权受命出使以感谢契丹给天子上尊号，但他以自家累世将相而对此行感到耻辱，以老病推辞而被免官。境外同样反应激烈，大同（山西）节度使沙彦珣出迎耶律德光而被扣留，节度判官吴峦以礼仪之邦不应成为夷狄之臣为由，关闭城门拒不受命，契丹攻城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也耻于向契丹称臣，挺身南归。契丹取得幽州后改名为南京，任用后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他暗中让其子祁州（河北安国）刺史赵延照奏言，契丹的情况终会发生变化，愿以幽州内附。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成德（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他以向契丹称臣为耻，不仅当面箕踞谩骂使者，有时还搞暗杀，晋高祖受到责备，只得把他比作父母管束不住的恶子而谢罪。天福六年（941），安重荣拘禁来使拽剌，抢掠幽州南部，驻军定州（河北保定），公开斥责天子认贼作父曲意逢迎的做法，声称吐谷浑、两突厥、浑、契苾、沙陀、党项等部不堪欺凌而来归附，愿意出兵共同抗击契丹，朔州节度副使赵崇也已驱逐节度使刘山而请求归顺，其他陷于对方境内的人无不翘首引颈以待王师，朝廷却要求仰承供奉，不要挑起事端，显然有违天道人心，理应抓住机会，早定大计。他写信把这层意思遍告朝臣和藩镇，天子因其手握重兵而忧虑。泰宁（山东兖州）节度使桑维翰得知此事后秘密上奏，安重荣恃勇轻敌，吐谷浑想要借机报仇，可是从双方实力来看，中原的创伤尚未恢复，府库空虚，而契丹既有援立之功，又兵强马壮，难以与之为敌，一旦交恶，就得增加士卒而使民众更加疲敝，人们把现行政策视为耗费财力而让国家受辱，倘若战争不休，财力耗尽而国家会更匮乏，将相骄横而天子会更屈辱，故应重农练兵，与民休息，相时而动，方能成功。这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辩护词终于让天子得到了理论支撑，严厉申斥安重荣无君无父，表示自己得天下而不敢忘记契丹，他得富贵则背弃君主，现在天下都臣属契丹，不是一个藩镇所能对抗。安重荣反而更加骄傲，虽然后来起兵失败被杀，首级被送往契丹，但天子并未从此高枕无忧，因为吐谷浑连同雁门关以北都被划归北方，但他们不满契丹贪婪暴虐，再加上当初安重荣的引诱，大多选择内附，契丹怒责此事，天子不知所措，在忧惧中病亡。

晋出帝继位后，改变了先前的国策。天福七年（942），朝臣商讨向契丹奉表称臣报告帝位传承之事，权臣景延广主张写信而不上表，称孙而不称臣，虽然李崧指出这样会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景延广仍用不敬的话语回答对方的质问。不仅如此，他还囚禁契丹回图使（主管两国贸易）乔荣并没收所有财物，后因大臣认为不能辜负彼国而释放，景延广让他传话，先帝为北朝所立而称臣，今上乃中原自立，只因尊重过去的盟约而降低身份，称孙已经足够，没有称臣的道理。要是听信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居心叵测的话而南犯，朝廷早已严阵以待，只怕祖父被孙儿打败而贻笑天下。桑维翰多次恳请用谦逊的言语道歉，遭到景延广的阻拦。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暗中把虚实告知契丹，中原饥荒贫困，可以一举夺取。耶律德光利用赵延寿想做皇帝的投机心理诱骗他为南侵的急先锋。

不得不承认，景延广的决策转向并非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内政和防御外侮，只是意气用事式的空口说大话。然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和契丹的无道，战争的天平并未向北方倾斜。齐王开运二年（945），契丹在相州（河南安阳）之战中没有占到便宜，回师途中袭击祁州，刺史沈斌不为诱降所动，反唇相讥赵延寿父子玩寇致祸，陷身胡虏，反过来率领犬羊摧残父母之邦，不知羞耻而反以为荣，自己宁为国家而死也不效法。开运元年（944），契丹先是取得贝州（河北清河）和博州（山东聊城），安抚民众，拜官授职，后来遭遇戚城和马家口之败，把俘虏通通杀死，引发民愤，人人抗争，只得烧杀抢掠而归。类似的胜利还有，开运二年（945）阳城之战，开运三年（946）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斩首七千人。契丹连年入寇，人畜死亡严重，中原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苦难，这种对彼此无益的拉锯消耗战使得重启和谈成为可能，只是耶律德光无法容忍背信弃义，而述律太后深刻指出，胡汉不能互为皇帝，胡人得了汉地不能居留，汉人也没有片刻安宁，只要双方有诚意，仍能和好如初。桑维翰也力主请和以缓解国家的祸患，可是耶律德光告诉使臣，讲和的条件是景延广和桑维翰亲往，并割让镇州和定州。朝廷认定这是没有谈判之意，也就不再进行外交努力。耶律德光入主大梁（河南开封）后对李崧坦言，要是使者再来，南北就没有战争了。

其实，后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军事对抗，而是君臣违背治国正道的结果。齐王天福八年（943），晋高祖尚未安葬，天子即娶寡居的婶母冯氏，不仅酣饮为乐，而且在灵柩前戏言，谨遵太后之命，不与先帝举办大庆。大家一起发笑，天子还得意洋洋地显摆，今天的新女婿怎么样？胡三省指出：“斩焉衰絰之中，触情纵欲以乱大伦，又从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冯夫人成为皇后，常常干预政事，她的哥哥冯玉善于迎合，深得宠信，天子在他养病期间让宰相停止任命刺史以上的官员，使其仗势弄权，广受贿赂，朝政日益败坏。胡三省指出：“冯玉何人，斯晋出帝昌言于朝以昭亲任之意！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其此之谓乎！”自从阳城之捷以来，天子认为天下无事，更加骄纵奢侈，各地奇珍异宝尽归内府，大造器具玩物，扩建装饰宫室，近代以来望尘莫及，又建织锦楼编织地毯，数百人花了一年功夫才完成，还毫无节制地赏赐伶人。桑维翰进言，受重伤的士兵仅赏给数端布帛，对伶人动辄十端布帛、上万钱币、锦袍银带，只怕会瓦解军心，祸患无穷。天子不以为意。胡三省指出：“阳城之战，威而后克。契丹折翅北归，蓄愤愈甚，为谋愈深，晋主乃偃然以为无虞，石氏宗庙，宜其不祀也。”开运三年（946），契丹大举入侵，主帅顺国节度使（河北正定）杜威在属地贪婪残酷而对敌人懦弱畏缩，甚至擅离职守回朝，桑维翰建议罢免或调任，天子以皇亲国戚必无二心为由而不纳。这次他把宫廷宿卫全部调走，仍旧无心抗战，反而临阵投敌。眼看国家危在旦夕，天子仍在御苑驯鹰，拒绝接见心急如焚的桑维翰，执政大臣也不以为然，桑维翰叹息，后晋宗庙得不到祭祀了。他的预言很快变成现实，天子被俘后病死于契丹。

契丹占领中原后仅维持了数月就仓惶北归，可以反证人心向背和后晋失国的原因。契丹军队从不准备粮草，而是以放马为名，派出骑兵四处劫掠，称为“打草谷”，百姓惨遭屠戮，财物为之一空。担任地方长官的契丹人并不通晓政事，无赖之徒往往唆使他们作威作福，大肆聚敛，人们难以存活。耶律德光让判三司刘昫准备劳军的费用，由于府库空竭，只得向民众借钱，将相以下皆不能免，以致严刑威逼，民不聊生，但这些钱并未发给士卒，而是聚积于内库，打算运往北国，由是内外怨恨，都想驱逐他们。有识之士莫不洞明时势，王峻认为契丹贪婪残暴，大失人心，势必难以长久。刘知远也认为契丹只为贪图财物，很快就会北返，因而及时抚慰收拢人心，罢免搜刮逢迎之人，宽赦受到胁迫之人，安抚避乱自保之人，诛杀其他契丹之人。各地纷纷响应，相州盗贼头目梁晖，澶州（河南濮阳）盗贼头目王琼，保义军（河南陕县）赵晖，昭义军（山西长治）王守恩，丹州（陕西宜川）高彦珣，河阳（河南焦作）武行德，相继占地归降。耶律德光不由得感叹，没想到汉人竟然如此难以制服。故而决意北归，虽有招抚的命令，但不禁止胡人掠夺，所以沿途空无一人。途中攻克相州，杀光所有男子，驱赶妇女北上，还把婴儿抛到空中，举着刀刃去接，以此为乐，全城只剩七百余人，而有十几万具尸骨。耶律德光见所过之处皆为废墟，先把罪责归到燕王赵延寿和张砺身上，然后总结了自己的三大失误：搜刮，打草谷，没有让各地长官及时归位。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宣徽使高熏，在辽国以骑射打猎为乐，到中原让人闷闷不乐，现在得以回去，死无所恨。但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半路病死于杀胡林（河北栾城），契丹在黄河以南的军队也先后逃回北方。

在这种情势下，刘知远反其道而行之，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获得了建国的资本。例如他提议向百姓索取钱财以犒赏将士，李夫人认为，尚未给民众带来恩惠而先行夺取，恐怕不符合吊民伐罪的初衷，宫中的财物虽然有限，但用以劳军，人们不会有怨言。大家果然非常高兴。所重用的史弘肇军纪严明，不服从命令者立即打死，侵犯民田和在树上栓马者一律斩首，因而所向无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洛阳和大梁，顺利地取代了契丹在中原的统治。

后晋虽然只存在了十一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晋高祖向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严重违背了以夏化夷而非以夷变夏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论，带来了信念的冲击和观念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割让幽云十六州导致北方门户大开，无险可守，长期处于异族的军事重压之下，终于造成蒙元入主中原而使汉人的先进文明几近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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