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稳妥改革为上策

北魏：稳妥改革为上策

第十章　北魏：稳妥改革为上策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法先王”和荀子“法后王”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道路选择，前者着眼于理想的道德层面，属终极目标；后者着眼于现实的制度层面，属必经途径。尽管思孟学派占据儒学主流，但荀学把孔孟的理想与现实对接起来，为西汉“独尊儒术”（即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打开了通道。因此，改革（古人常称变法）往往成为有为政治家开创新局或者力挽颓势的必然选项，差别只在于推行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的不同。

北魏（386—493—534）孝文帝元宏推进汉化的决心和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快速而彻底，但在促使国家兴盛的同时，也为覆灭埋下了种子。或许，改革是项牵动全社会所有神经的系统工程，任务繁杂艰巨，只有稳妥进行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避免难以料想的后遗症吧。

孝文帝四岁继位（471），直到祖母冯太后去世（490）才完全亲政，可是就在此前几年，北魏先后进行了三次卓有成效的大型改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官俸制。孝文帝主张实行中原地区给官吏发放俸禄的制度，这也有利于惩治贪污，为此每户增加三匹帛和二斛九斗谷的国税以及两匹帛的地税，同时把以往死刑规定中贪污十匹和受贿二十匹帛的数量改为一匹。后来淮南王拓跋佗奏请回归北魏旧制，中书监高闾反驳了守旧派的观点，发放薪俸会使廉洁之人保持清白，贪官污吏也足以改过自新，反之则会使后者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前者难以维持生计。新政由是得以继续。(www.guayunfan.com)（二）均田制。北魏初年有很多人自动依附豪强，虽然无须为官府服役，但地主征收的租税比官府高出一倍。鉴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状，给事中李安世主张尽量平均土地，使人均耕种面积保持相对平衡。孝文帝赞赏并细化了这项政策，规定分给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不能种树的农田；每头牛三十亩，每户以四头为限；隔年和隔两年才能耕作的田地分别增加一倍和两倍；另外授给男子二十亩桑田用以种桑五十棵，民众到了纳税年龄即受田，年老或去世时归还，桑田不用交回。官府应经常统计人口情况，土地盈余者不受也不还，不足者依法配给，自有田土可以自由买卖。地方官员也按等级就近分配公田，离任时移交接任者，私卖治罪。

（三）“三长”制。北魏一直没有基层行政组织法规，一般由大家族的宗长出面主持，民众大多隐瞒或假冒他人户籍，甚至出现三五十家仅有一个户口的现象。内秘书令李冲主张按照古代的方法，五户设邻长，五邻设里长，五里设党长，分别享受相应的待遇和升迁；户税为一匹帛和两石粟，三分之二上缴国库，五分之一为官员俸禄，其余供地方政府支出；八十岁以上免除一个儿子的差役，孤寡残病贫等五类人由“三长”轮流供养。大多数官员认为按九个等级征税通行已久，变动容易引起骚乱。冯太后的看法正好相反，新制确立了公平的赋税标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方便查出隐藏的户口，有利于制止逃税漏税的情况，对政府和民众是双赢，不会行不通。由于税额减少到过去的十几分之一，实施过程中没有遇到多少阻力。后又规定地方官员按辖区户口领取薪水，无疑使这项政策得到了强化。

在政治经济法令之外，礼仪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也未停止。例如孝文帝开始穿戴汉族皇帝的衮服冕旒，乘坐辇车到南郊祭天；仿照汉制发放五等官服；兴建明堂辟雍，审定音乐，去掉不典雅的部分；根据秘书令高祐和秘书丞李彪的提议，把《国书》的编年体改为历代正史通用的纪传体。

孝文帝真正主政以后，加速并深化了改革的步伐，不仅废止了诸多鲜卑传统，而且重建整套汉人礼制。“破”的方面，重新讨论养老和祭祀礼仪，把四季祭祀的时间由中间月份改为首月；停止踏坛（国君公卿身穿戎装率领骑兵绕坛拜祭）和绕天（次日戎装登坛拜祭后绕坛行走）的祭天方式；废除供奉五帝、预卜世系以及朝官在深冬朝贺时穿短袄短裤（称为“小岁”）之类的做法；把道教祭坛迁走，改为崇虚寺。“立”的方面，制定了完整的官员等级制度，对地方长官进行考核；选拔乐官整理音乐，高闾参与审定；命平阳（山西临汾）、广宁（河北怀来）、安邑（山西夏县）、洛阳（河南）的长官分别主持祭拜尧、舜、禹、周公，自己在中书省祭拜孔子，加封谥号宣尼为文圣尼父。

尽管这些措施反映了孝文帝美好而迫切的愿望，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鲜卑人的思维定势，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有迁往南方，实实在在地浸润于汉人的先进文化之中，才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改变。孝文帝向陆睿表露了这样的心迹，北方人自认为质朴粗犷，难以知书达理文质彬彬，这种心理着实让人失望，好读书而有学识的人很多，并非他们是圣人，而是好学的缘故。现今整顿吏治，大兴礼乐，意在移风易俗，不是定要到中原居住，而是为了让子孙能够渐渐习染当地的风气，变得见识广博，要是永远偏居边远地区，再遇上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难免孤陋寡闻。陆睿回应，匈奴金日磾若不到西汉做官，恐怕不会见知于世。这让孝文帝格外高兴。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当如此，孝文帝准备乘船从泗水入黄河返京，谒者仆射成淹以水流湍急为由劝阻，孝文帝仍坚持己见，理由是旧都平城（山西大同）没有大河，漕运不通，民众困顿，新都洛阳要开通水运，可是许多人仍害怕黄河水险，此行正好可以打消大家的顾虑。

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清醒和远见，在恋旧心理的作用下，迁都必然面临巨大的阻力，所以孝文帝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孝文帝认为平城是用武之地而不适合推广教化，故而打算南迁，但又担心大家习惯于旧有的生活方式而惊恐骚动，只得以南征为借口，在洛阳利用众人的厌战心理把此事确定下来，紧接着派任城王拓跋澄回旧都做思想工作，说服留守人员后，派安定王拓跋休把南来之人的眷属接来。次年孝文帝回到平城，跟大臣讨论此举的利害关系，不赞成者居多，燕州（北京）刺史穆罴的理由是四方尚不安定，战马也会出现短缺；尚书于果的理由是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平阳公拓跋丕的理由是应当通过卜筮来决定。孝文帝逐一驳斥，历史地来看，国君以四海为家，并不常居一地，北魏的先祖世代居于北方荒凉之地，平文帝拓跋郁律建都东木根山，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建都盛乐，道武帝再迁于此，可是仍旧地处偏远，不是理想的都城。现实地来看，只有圣贤才能通过占卜预知未来，常人根本无法做到，而且旧都养马的地方并未改变，马匹不会减少，故应抓住现有的绝佳时机平定天下大行教化。群臣不敢再反对，孝文帝部署了南迁和留守的人事机构安排，后宫和文武百官全部顺利迁到洛阳。

可以说，迁都只是孝文帝新政的基础而非目的，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深入汉化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以下四项措施颇具代表性：一是重用汉人。因为想用礼乐教化改变鲜卑旧俗，使之与汉人没有两样，所以特别倚重从南方来降的王肃，只要是展示国君威仪的文物制度，基本上都由他敲定。祭祀孔庙后，给四位孔子后裔和两位颜渊后人授官，封孔氏嫡传长子为崇圣侯，修缮孔墓，重建碑铭。二是重视祭祀。亲自测定祭天的圜丘，召集儒生商议仪式，采用秘书令李彪的意见，古代鲁国祭祀上帝前，先在学宫祈祷，故而提前一日祭告太庙。三是重建礼制。为太子举行冠礼。在广川王拓跋谐去世后提倡遵守丧礼，自己既如古代亲临三次，又如魏晋以来哭于东堂，其他人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哭吊。恢复大臣守丧三年的制度。在华林园举行养老礼，宴请七十岁以上有身份的长者并赏赐名誉职位，年老的退休官员为中散大夫和郡守，六十岁以上者为给事中和县令，士族老人为郡县虚职，全都赐给衣裳和以鸠鸟为装饰的玉杖。四是重修新政。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改用长尺和大斗，按照《汉书》的记载制定度量法。铸造使用太和五铢钱，打破了先前不用钱币的惯例。

当然，在所有革新条令中，最为显眼且阻力最大的是改穿汉服、改说汉语和改用汉姓。南迁的次年禁止穿胡服，绝大部分鲜卑人不乐意，为了改变旧俗，孝文帝郑重指出，若想超越汉晋而远追商周，就该移风易俗而不是因循守旧，并传之子孙而非一时采用，只是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兴，故应禁止使用鲜卑语而改为汉语，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才允许慢慢改变，其他朝官故意不改就免官降职。以前跟李冲谈起此事，他认为四方语言本不统一，应以皇帝所说为准，此话有负社稷，其罪当诛。近日出巡归来，望见妇女仍穿夹领小袖的衣服，留守官员为何不按命令行事呢？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给群臣颁赐冠服以替代胡服，正式规定朝中不许讲鲜卑语，违者免职。当然，这些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数年后谈起旧俗是否得到改变，元澄认为教化日新，孝文帝当即以事实反驳，前日回京时仍见到乘车的妇女戴着帽子，穿着小袄，元澄辩称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孝文帝反问，难道满城都该如此吗？他进一步提出，北方称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称帝，故名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故应改姓元，功臣旧族重复的姓氏一律更改，以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姓氏不可胜数。

为了巩固成果，孝文帝还特意用士族门阀制度和联姻改造鲜卑上层。他一向看重名门望族，而范阳（河北涿州）卢敏、清河（河北邢台）崔宗伯、荥阳（河南郑州）郑义、太原（山西）王琼四姓最受士大夫推重，所以特选他们的女儿入宫。陇西（甘肃临洮）李冲深受重用，所结姻亲都是高门大族，他的女儿也被封为夫人。孝文帝让黄门郎兼司徒左长史宋弁审定各州士族，并特别指出，鲜卑早先没有姓族制度，即使功臣贤人的后代，也与出身微贱的人没有区别；即使位列公卿，亲族照样沉沦下僚，而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开国以来功勋卓著，位极人臣，相关部门不能再让他们的亲属担任低级官吏，而应与卢、崔、郑、王四姓同等对待。此外，还要甄选确认其他理当班列士族者，过去为部落头人，自开国以来三代官居给事以上或爵位为王公，以及不是头人而三代官居尚书以上或爵位为王公，确定他们的姓氏；头人的子孙而官位不显要，以及不是头人的子孙而官位显要，确定他们的家族，由司空穆亮和尚书陆琇详加审核，不许伪冒，务必公正合理。北魏过去规定藩王应娶八大姓及有清望门第的女子，咸阳王元禧以奴仆家的女儿为妃，孝文帝严厉责备，并把六个弟弟以前的妻子全部改为妾而重娶，元禧聘颍川（河南禹州）太守陇西李辅之女，河南王元干聘已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之女，广陵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之女，颍川王元雍聘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李冲之女，北海王元详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之女。

虽然这一切因孝文帝的强势权力和政治智慧而顺利推进，但反对派从未停止过活动。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冯太后之兄冯熙去世，太傅兼录尚书事拓跋丕和陆睿联名请国君回平城参加葬礼，孝文帝点破了他俩想以此中止迁都的真实意图，不仅以不合礼节严词拒绝，而且申斥了旧都官员，把冯熙安葬于洛阳，彻底断绝了他们的念想。拓跋谐死后，关于是否将其运回旧都与他的妃子合葬，孝文帝明确批复，所有南迁之人，除非丈夫先葬在平城，否则一概不许回葬。这些人因而全部成了洛阳人。

在软性手段失败后，反对派走上了以武力对抗的强硬道路。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太子元恂不爱学习，又因身体肥胖而难以忍受洛阳夏天的炎热，总想返回故地，私下里常常不穿孝文帝所赐的汉服而穿胡服，还趁国君出巡之机谋划偷逃回去，但未能如愿。孝文帝认为，元恂违抗父命私自叛逃，想要跨据恒州（山西大同）和朔州（山西），分裂国家，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若不严惩，将来必成祸患，因而将其废为庶人。无独有偶，由于孝文帝信用中州儒士，皇室内部和功臣宿将颇为不满，尚书右仆射穆泰以有病为由替代陆睿为恒州刺史，两人秘密勾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内蒙古四子王旗）守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阴谋作乱，得到元颐的密报后，孝文帝派元澄迅速平叛。并州（山西太原）刺史新兴公元丕向来不认同迁都易服，只因他在皇族中年辈较长，孝文帝没有强行要求，而是用道理加以劝导，使之不公开反对，刚开始他仍穿胡服上朝，后来才慢慢加上帽子和带子，却不修饰外表仪容。南迁之初，元隆和穆泰密谋把太子元恂留在平城，出兵雁门的东陉和西陉两关，占据恒州和朔州，元丕得知，口头反对而内心赞同。后来其弟元业、其子元隆和元超参与穆泰之乱，理当连坐，孝文帝因曾许其不死而仅贬为平民，杀其兄弟元乙升及元隆、元超，其他儿子流放敦煌（甘肃酒泉）。在严厉镇压鲜卑上层的反抗后，考虑到北方的酋长和入朝侍奉的王子难耐酷暑，也做了弹性处理，准许他们秋天来洛阳，春天返回各自的部落，时人称之为“雁臣”。

出人意料的是，把北魏拖入疲惫不堪以至于灭亡的，并不是鲜卑权贵中的守旧派，而是迁都以后地位急剧下降的六镇将士。道武帝定都平城后，为了抵御北患，拱卫国都，在北部边境设置了沃野（内蒙古五原）、怀朔（内蒙古固阳）、武川（内蒙古呼和浩特）、抚冥、柔玄（内蒙古兴和）、怀荒（河北张北）六镇，由宗室贵族和豪强子弟镇守。南迁以后，这些地方在国家防务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守备人员受到歧视，仕进艰难，生活日益贫困，孝文帝时问题尚不明显，宣武帝元恪时已相当突出，北边逐渐荒废，甚至出现饥荒。尚书左仆射、侍中兼行台源怀受命巡察六镇及恒州、燕州和朔州，救济贫民，考核官吏，由于边镇所设官职过多，例如沃野自守将以下有八百多人，故而提议裁减五分之二以缓解危机。梁武帝天监三年（504），柔然入侵沃野和怀朔，在北魏出兵后逃遁，主事的车骑大将军源怀提出，旧都以北的部落多有反叛，可是洛阳距离遥远，边镇历经灾荒后兵马铠甲又十分短缺，最好的办法是恢复旧制，修筑城池，分兵把守要害之处，互为犄角，平时屯田积粮，战时上马出征，这样才能防范柔然而使边疆得以安宁。这些建议全部得到采用。

上述补救办法虽然暂时缓和了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六镇地位衰落的现实，更未及时对内部制度做出调整，事情仍然继续朝着北魏执政者意愿相反的方向飞速滑落。当然，洞察时局之人早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只是当政者不以为然。元澄提醒，选派北地守边将领过于轻率，容易让敌人趁虚而入，侵犯皇陵，应当引起重视。廷尉少卿袁翻详加论证，近年来选用沿边州郡官员都是论资排辈而非任人唯贤，有些贪官大量增加岗位，安插亲属，接受贿赂，全无防敌意识，一心聚敛钱财，军队中的勇猛者被驱赶着去掠夺财富，懂手艺者要承担诸多苦役，其余的人伐木锄草贩卖，不一而足，供给这些人的钱粮原本就不多，还要遭到层层盘剥克扣，再加上劳苦疾病，死者十之七八，这都是官吏不称职的缘故，故应不拘出身选拔合适的人才，并对他们及举荐者制定相应的赏罚措施。尚书令李崇依据长史魏兰根的分析进一步建言，六镇初设时征调中原高门子弟，派遣皇亲国戚镇守，为国分忧，迁都以后，北部防务的重要性日渐下降，这些人的后代被称为府户，被官府像奴隶般役使，按年龄婚配，彻底丧失了上等人的身份，相形之下，当地原来的门族却荣华显赫，他们理应对此怨愤不满。因此，最佳对策是改镇为州，设立郡县，使府户成为平民，在入仕和升迁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文武并用，恩威并施，大抵可以解决当前的忧患。胡太后没有听从，到了孝明帝元诩正光（520—525）末年，北边盗贼蜂起，逼近旧都，担忧最终变成了现实。

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而汉族豪门要求进一步贬抑武官，刺激了他们原本脆弱的神经，导致部分禁军首先发难。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征西将军张彝之子张仲瑀主张修订选官条例以限制武将，不许他们列入士大夫的清流，结果羽林和虎贲近千人先是在尚书省闹事，无人敢阻挡，后又烧毁张家宅院，打死张彝，烧死张仲瑀之兄左民郎中张始均，远近无不震惊。可是胡太后仅处决了八个为首之人，其余概不追究，还颁布大赦令加以安抚，让武官按年资入选。通过这件事，政府的无能暴露无遗，有识之士预感到动乱将要发生了。例如高欢得知此事后散尽财物结交宾客，理由是御林军结伙焚烧大臣的住宅，国家却畏惧他们作乱而不敢过问，政局到了如此地步，事态的发展也可想而知了，死守着这些财物有何用呢？然而，在人心思乱之际，当权者依旧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贪污腐化，民众困窘，变乱只是时间和际遇问题了。梁武帝普通四年（523），沃野镇破六韩拔陵率先揭竿而起，改年号为真王，汉夷百姓纷纷响应。次年高平镇赫连恩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声援破六韩拔陵。秦州（甘肃天水）莫折大提自称秦王，其子莫折念生继位后改称天子，改年号为天建。北魏逐渐陷入烽火遍地的乱象之中。

不过，执政者似乎始终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梁武帝普通五年（524），临淮王元彧和安北将军李叔仁相继战败，破六韩拔陵等人声势更盛，孝明帝所总结的原因是，去年李崇奏请改镇为州而未被应允，开启了这些人的非分之想，由此引发祸患。李崇解释，六镇原是旧都的屏障，地位显要，迁都以后一落千丈，将士被排斥于清流之外，矛盾迅速激化，改镇为州的目的是让他们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以安抚当地人心，岂是引导作乱呢？

司马光认为孝明帝的总结匪夷所思，李崇原本是为了把祸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孝明帝拒绝采纳，引起动乱，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可是他不仅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倒把它归结为李崇的过错。这种颠倒黑白的君主，是没有办法为他谋事的，正如《诗经》所言，良善之言不予采信，反过来追究我的罪过。

即使在局势愈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孝明帝仍未醒悟。遭到破六韩拔陵重创后，广阳王元深系统地回顾了历史，深入论述了处理六镇问题的紧迫性，当年建都平城，以北方边境为重，郑重地挑选亲近贤能之人出镇，配以高门子弟，在仕途上予以优先升迁，人们对此非常羡慕。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仆射李冲掌权，连凉州（甘肃武威）都免除服役，而旧都的高门大姓仍要守边，若不是得罪了当权者，谁也不愿加入其中，因为同等资历的人在都城能做到上品显官，而他们受镇将驱使，只能担任虞候或没有月俸的随从，最高也不过军主，所以大量逃散。国家为此制定严厉的边兵制度，不许六镇之人在外，使得少年不能从师学习，成人不能出外游宦，成为与常人隔绝的另类。于是边防职务更被看轻，只有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庸碌之辈才愿出任，这些人往往专务敛财而无心职事，再加上因罪发配之徒背后唆使，更是贪赃枉法，为所欲为，边民无不切齿。后来柔然阿那瓌背恩叛逃，十五万追讨大军无功而返，更为民众所轻视。尚书令李崇提议改镇为州未获批准，酿成祸乱四起，军队屡次败北，乱民势力渐大，各镇形势堪忧，必须采取紧急对策。孝明帝没有审阅这份奏章，直到东西部敕勒叛离北魏而依附破六韩拔陵，这才想起李崇和元深的进谏，把各镇除犯罪流放以外的在册军人全部变为平民，改怀朔镇为云州，派黄门侍郎郦道元前去宣抚，只因六镇已全部叛乱而未能成行。

北魏最终联合柔然阿那瓌攻灭破六韩拔陵，但对归降者处置失当，使其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元深击溃破六韩拔陵并收降二十万人，奏请在恒州以北另立郡县安置救济，可是孝明帝派黄门侍郎杨昱把他们迁往冀州（河北衡水）、定州（河北保定）和瀛州（河北河间）。元深慨叹这些人又将成为流民，果不其然，柔玄镇杜洛周在上谷（河北怀来）起兵，改年号为真王，高欢等人追随。次年五原降户鲜于修礼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兴兵，改年号为鲁兴，被杀后葛荣继立，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广安。后来，陈郡（中心在今河南周口一带）刘获和郑辩在西华（今周口）造反，改年号为天授。

面对各地的燎原之火，北魏疲于应付而无计可施，国政更加混乱不堪。由于频繁用兵，财用衰竭，提前六年收税仍不够用，只得停发给官员的酒肉，对所有进入集市的人征税，乃至住旅店都要交税，大家无不怨愤。在人心尽失的情况下，孝明帝与胡太后的矛盾日渐加深，而在平叛过程中，契胡酋长尔朱荣的势力空前壮大。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孝明帝密招尔朱荣进京勤王，反被胡太后毒死，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元子攸攻入国都，发动河阴（河南孟津）之变，处死胡太后和她所立的幼主元钊，杀死北魏贵族和官员两千余人，掌控军政大权。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孝庄帝设计杀死尔朱荣后，被他的侄子尔朱兆缢死。梁武帝中大通五年（533），高欢消灭尔朱氏势力，控制朝政。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孝武帝元修出奔长安依附宇文泰，高欢扶立孝静帝元善见，改年号为天平。次年孝武帝被毒杀，西魏文帝元宝炬即位，改年号为大统。从此，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成为北齐和北周改朝换代的前奏。

从宏观层面来看，孝文帝的彻底汉化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有力地推动了鲜卑的发展，使之快速融入并逐步习染了汉人的先进文化，为合理有效地治理中原地区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北魏的繁荣也达到了顶峰。不过，在高速全盘汉化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完全是被动接受，没有对汉人的门阀制度和佞佛风气等陋习进行扬弃，使北魏后来呈现出与南朝类似的政治弊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具有强制和迅速的特点，很难全面照顾所有人的利益，继任者又没有及时调整完善，致使那些未能分享成功的人走上了对抗的道路，把北魏拖入了战争的泥潭和亡国的深渊。

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对现时代的改革开放同样具有警示作用，在英语强势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既要吸收利用欧美文明成果，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全盘西化，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之中，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先富帮后富，城市带农村，东部助西部，从各方面实现权益平衡、城乡平衡、区域平衡，切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把全国各族人民凝结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