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献纳忠谠”,致“贞观之治”

敢“献纳忠谠”,致“贞观之治”

——魏徵传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政治修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史家称誉为“贞观之治”。提起贞观之治，人们便会想到那位不断献纳忠谠，被唐太宗称为一面“镜子”的著名人物——魏徵。

魏徵是隋末唐初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谋士。他殚精竭虑辅佐唐太宗17年，不断提醒唐太宗以亡隋为鉴戒，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他多次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纠正或阻止了唐太宗许多错误行为和主张，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言论和事迹被载入史册，他与唐太宗的关系也被后世奉为君臣遇合的楷模，传为美谈。

一、出身孤贫，大器晚成

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人。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出生在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出身，做过太守、刺史一类的官。他的父亲魏徵长贤，学识渊博，品德清正，北齐时曾任著作郎（掌编纂国史）。由于对当时的腐朽政治不满，曾上书批评朝政，得罪于权贵，为当道所不容，被贬为屯留县令。后愤而告病辞官，闲居终老，刚毅的性格潜移默化地遗传给了儿子魏徵。(www.guayunfan.com)由于父亲去世较早，且生前久已辞官，断绝了经济来源，所以魏徵的童年时代是比较贫寒的。但他自幼志向远大，胸襟开阔，不以家贫为念，酷爱读书学习。由于家学渊源，魏徵在青年时期就已博涉经史。为了进一步开扩眼界，切磋学问，他还到过河汾间（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向当时著名的鸿儒王通求教。

当魏徵学业有成，准备踏上社会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正值隋王朝政治昏暗、社会危机四伏的严峻时期。隋炀帝骄奢淫逸，侈靡无度，大兴土木，四处巡游，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魏徵眼见炀帝失道，民心尽丧，刚刚建立二十几年的隋王朝虽然表面上还团花簇锦，但实际上却如将倾之大厦，已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他不愿助纣为虐，更不愿成为隋王朝的殉葬品。因此，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求仕从政的打算，而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出家当了道士。

魏徵的出家，并不是所谓识破红尘，从此甘做方外之人。他内心那种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宏远之志从来就没有消沉过。他之所以出家当道士，只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的一种全身远害的权宜之计罢了。他凭借丰厚的学识修养和灵敏的政治嗅觉，预感到隋炀帝倒行逆施的残暴统治不会久长，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是，这场暴风雨究竟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临，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还不能预测。他不想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过早地、盲目地卷入这场风暴。他需要找一个暂时躲避政治风雨的安静环境，以便在这里养精蓄锐，静观待变，于是他选择了道观。

魏徵在道观里度过了十几年出家人的生活。这期间，他采取了一种以守为攻的积极的人生战略。他一方面继续认真读书，以史为鉴，探究治乱之本，为将来建功立业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则密切注视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审慎地思考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鉴于时局已处于天下大乱的前夜，他还特别注意研究了“纵横之术”。

在魏徵出家后的这段时间里，隋王朝的政治形势更进一步恶化。隋炀帝在对国内人民横征暴敛的同时，为了炫耀武力，从大业八年（612）开始，连续发动了大举进攻高丽（今朝鲜）的不义之战。繁重的兵役、徭役逼得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和地方官吏，眼看隋王朝大势已去，朝不保タ，也纷纷乘机而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企图趁乱夺取天下。有的则献地纳粮，投靠农民起义军。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形成，反隋斗争的烈火在全国范雎围内燃烧起来了。

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激荡着魏徵那颗本来就很不平静的心，长期埋藏在心中的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愿姜望，促使他迈出了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大业十三年（617）九月，魏徵州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泌密领导的瓦岗军，召魏徵担任书记（掌起草公文）。于是，魏徵便同元宝藏一起，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这一年，他38岁。

二、相时而动，初试锋芒

魏徵在元宝藏军中积极参与谋划，并代元宝藏向李泌密上书，建议他率领部队西取魏徵郡（今河北临漳），然后会同南面的瓦岗军其他将领，攻占黎阳仓（故址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李泌密接书大喜，即命元宝藏为魏徵州总管，并封他为上柱国、武阳郡公，魏徵又代元宝藏写了谢启。李泌密每接到元宝藏的文书，无不称赞其精辟的见解和精妙的文辞，当得知这些文书都是出自魏徵的手笔时，马上就召见他，让他做了行军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负责起草公文）。

瓦岗军很快就攻下了黎阳仓，连同这之前攻占的兴洛仓、回洛仓，共掌握了隋王朝的三大粮仓，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军粮问题，并且使隋军陷入了缺粮的困境。同时，瓦岗军又开仓济贫，打开一口口的粮窖，让穷苦农民任意取拿。老百姓十分感激，纷纷投奔瓦岗军，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在战斗中又缴获了隋军大量的马匹、武器，可谓兵精粮足，因而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魏徵怀着满腔热情，向李泌密进献了《十策》，全面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对瓦岗军今后应采取的战略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应该分清敌友，分清主次，联合友军协同作战，分化敌军各个击破，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李泌密看后连称是奇谋，但却并未采纳。这李泌密志大才疏，缺乏深谋远虑，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便沾沾自喜，渐渐骄傲起来，俨然以天下盟主自居。

这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隋王朝禁军首领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率军北上，声言欲还长安。此时已占领长安的李泌渊闻讯后，则先下手为强，废掉了原先拥立的傀儡隋恭帝杨侑，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隋东都守将王世充见隋朝无主，也在觊觎帝位，妄图先扫清河南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再向全国发展，于是疯狂地出兵镇压瓦岗军。

瓦岗军奋力迎战王世充，一举击退了他的进攻，杀伤数万人，迫使王世充退回东都，坚壁不出。但时隔不久，宇文化及又率10万大军赶到，来战瓦岗军。这宇文化及是隋朝名将，他所率领的御林军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瓦岗军浴血奋战，虽然打败了宇文化及，但自己的伤亡很大，损失惨重，李泌密也中箭负伤。而在这时，狡猾的王世充见瓦岗军虚弱疲惫，又乘机反扑过来。

李泌密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大多数将领见瓦岗军连续两次挫败官军，滋长了盲目轻敌的情绪，主张给予王世充以迎头痛击。魏徵则主张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深沟壁垒，暂避其锐气，然后伺机反攻。但人微言轻，根本未引起重视。李泌密采纳了大多数将领的意见，立即布置迎敌。

魏徵从瓦岗军的前途考虑，心中非常着急，会后又谒见军中长史（行军元帅府的辅佐，主管军事）郑颋，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我军虽然取得了两大战役的胜利，但将士伤亡很大，且连续作战，部队没来得及休整，战后又未及时论功行赏，所以士气不高。今东都缺粮，世充计穷，故其来势凶猛，意在速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我军宜深沟壁垒，拖延时日，待敌人粮尽，必不战自退，我军再追而击之，可大获全胜。”在当时的情况下，魏徵的建议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郑颋非但未能接受，反而讥讽说：“此老生之常谈耳！”魏徵争辩说：“这正是深谋远虑的制胜奇策，怎能说是老生常谈呢？”气得拂袖而去。

由于李泌密、郑颋没有采纳魏徵的正确意见，犯了轻敌的错误，不设壁垒，全面出击，结果瓦岗军一战即溃。兵败如山倒，慌乱之中，李泌密来不及检点军马，带着残兵败将西入关中，投奔了唐高祖李泌渊。魏徵也随李泌密一起，来到唐政权的京都长安。

魏徵来到长安后的所见所闻，使他耳目一新。李泌唐政权不但政府机构完备，而且府库充足，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军纪严明，训练有素，与瓦岗军的组织涣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李泌渊的老谋深算，他几个儿子的骁勇善战、雄才大略，都使魏徵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意气相投的信任感。以他儒家的正统观点看来，这才是帝王之相。因此，这时魏徵已打定主意，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寄托在李泌渊父子身上了。但自己初来乍到，寸功未立，且地位卑微，又无人引荐，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由施展。魏徵认为，要想取得李泌唐政权的信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积极寻找立功机会。这时，他得知不久前在与王世充的激烈战斗中，瓦岗军虽然受到重创，但并未全军覆没，有些瓦岗旧将仍在山东一带活动，抗击着隋军。于是魏徵向李泌渊提出，自请出使山东（唐人称山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说服瓦岗旧部归唐。李泌渊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即命他为秘书丞（唐中央机构秘书省的官员），派他出使山东。

魏徵对李泌渊的信任与破格提拔非常感激，离开长安奔赴山东黎阳。此时瓦岗军的大将徐世还在忠实地为李泌密守卫着地方，魏徵便以老朋友兼唐政权使者的身份，给徐世写了一封信。信中发挥他纵横家的辩才，陈说利害得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世审时度势，及早归唐。其大意是：当初魏徵公李泌密拥数十万之众，威震大半个中国，只因一时失策，竟被手下败将王世充所击溃，终于归唐，此所谓天命不可违也。今天下大乱，人心难测，且将军正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孤立无援之势，北有窦建德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西有王世充乘胜之师跃跃欲试。因此必须迅速抉择，当机立断。如果将军现在归唐，当不失拜将封侯、封妻荫子；若再迟疑，一旦有变，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世接信后经过认真思考，认为魏徵对形势的分析很有道理，决定率所部20万人马归唐。于是派遣使者将各郡县的户口名册送给李泌密，请他自呈给李泌渊，并开仓运粮，供应李泌渊的堂弟、淮安王李泌神通的部队。接着，魏徵又说服魏徵州旧友元宝藏，也率部下归降了唐政权。

正当魏徵顺利地完成了说降任务，怀着喜悦的心情准备返回长安时，唐武德二年（619）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突然率军攻陷黎阳，魏徵姜尚未来得及离开，遂被俘获。此时窦建德已建立了夏国，自称夏王。建德素闻魏徵之名，任命他为夏国的起居舍人（负责侍从皇帝，记录其言行），魏徵身不由己，不得已暂时做了唐政权的叛臣。直到武德四年（621）五月，李泌世民率唐军大败窦建德，魏徵才得以趁乱逃回长安。太子李泌建成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召魏徵为洗马（东宫属官，主管经籍图书工作）。

在统一全国的大业取得基本胜利之后，唐政权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以太子李泌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和以秦王李泌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只有皇帝的嫡妻所生的儿子才可继承皇位。李泌渊的嫡妻窦皇后共生四子，依次是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其中元霸早亡，剩下的三个儿子中，就数李泌世民战功最为卓著。当初谋划太原起兵，世民起了重要作用，而建成、元吉其时正留守河东，并未直接参与其事。后来入关时，虽是由建成、世民分领左、右军大都督，但无论是谋划指挥，还是冲锋陷阵，建成总是比世民略逊一筹。李泌渊称帝后，建成因为是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太子是一国之“储君”，需要经常留在皇帝身边习理朝政，所以领兵征战之事多由世民担任，这就在客观上为世民建立功勋创造了条件。由于世民屡建奇功，且又手握兵权，身兼丞相之职，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威姜望都在逐渐提高，这就不能不对建成的政治地位造成威胁。为了与世民相对抗，建成先是与其四弟齐王元吉结为死党，共同对付世民。他又拉拢了李泌渊最宠信的宰相裴寂、中书令封德彝等权臣，并利用其长期留居长安宫中的条件，收买、笼络了李泌渊的大部分嫔妃。再加上建成是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在朝廷的上层集团内部，建成实际上处于优势地位。为了以后宫廷斗争的需要，双方各自加紧网罗人才，培植势力。魏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拉入东宫集团的。

魏徵清醒地意识到，建成与世民的夺权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握重兵的李泌世民，对太子建成的政治威胁会越来越大，为了维护建成的皇位继承权，也为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魏徵多次劝建成及早除掉世民，以绝后患。同时，鉴于李泌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魏徵劝建成积极寻找机会建立功勋，以扩大政治影响。所以，当刘黑闼重新起兵时，魏徵极力劝建成亲自率兵镇压。

这刘黑闼原是窦建德的部将，李泌世民于武德四年（621）五月大败窦建德并将其杀害后，对其余部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迫使建德旧部铤而走险，推黑闼为首领，重新聚众起事，与唐廷相对抗。黑闼勇猛善战，很快便尽复建德地盘，给唐王朝的统一大业造成很大威胁。这时建成接受魏徵的劝告，向李泌渊请命，亲自率兵征讨，魏徵随行。由于魏徵曾在窦建德军中生活过一个时期，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他认为这支武装之所以东山再起，其原因在于唐王朝政策的失误。因此他对建成说：“当初破建德军后，对其部将皆悬榜搜捕，并将其亲属投入监狱，故其部众散而复聚，拼死顽抗。此次出征，不必大动干戈，只须将囚俘释放，并加以宽慰，则黑闼军可不战自溃。”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建议，改用安抚政策，将俘虏全部放回，并宣布只要以后不再和朝廷对抗，即可不予追究。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农民在经历了十几年战乱之后，都希姜望过安定的生活，因此黑闼部下大多叛逃，回乡务农，剩下的被唐军打得大败，黑闼仅带数百人逃奔突厥。途中，其部下发动兵变，将黑闼绑了送给建成军，建成斩黑闼于洺州。至此，唐王朝在山东一带的统治才稳定下来。建成又乘机在山东结纳豪杰，培植亲信，为日后夺权斗争作准备。

此后不久，唐王朝得以集中兵力，击败了长江以南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地割据势力，于武德七年（624）取得了统一全国战争的胜利。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的结束，建成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建成、元吉串通后宫嫔妃，不断制造谣言，在李泌渊面前诋毁、陷害世民，挑拨李泌渊与世民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采取多种手段，拉拢、收买以及斥逐、调离秦王府的得力部将，企图削弱李泌世民的势力。更有甚者，他们还三番五次地下毒手谋杀李泌世民。这时，不但李泌世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就连唐王朝的命运也吉凶未卜。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泌世民在玄武门突然发难，格杀建成、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泌世民发动这次事变，对他个人来说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使唐王朝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内战。

事变发生后，唐高祖李泌渊见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得立李泌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书说：今后凡军国之事，事无大小，均委太子裁决，然后奏闻。事实上，李泌渊已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李泌世民。

李泌世民立即着手处理玄武门之变的善后事宜。由于魏徵曾多次劝建成除掉世民，所以李泌世民首先把魏徵召来，一见面就十分严肃地责问道：“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在场的大臣们以为李泌世民宿怨未解，要趁机杀掉魏徵，都暗暗为之担心。想不到魏徵却举止自若、不亢不卑地从容答道：“先太子如果早听了我的话，必不致有今日之祸，我不过是忠于职守，又有什么错呢？”李泌世民一向器重魏徵的才干，今见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禁为他的过人胆识和刚直性格所折服，更增加了几分敬意。因此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要再提了！”并任命魏徵为詹事主簿（主管太子府文书簿记、掌印鉴）兼谏议大夫（属门下省，掌侍从规谏）。

由于长期宫廷斗争的结果，原东宫集团与秦王府的下属之间积怨甚深，怀有强烈的对抗情绪。玄武门事变发生后，原东宫集团的余党四散溃逃，潜伏在长安周围，形成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秦王府有些将领，主张乘胜将东官集团的余党一网打尽，并抄没其家产。李泌世民认为，那样做必然会激化矛盾，影响政局的稳定，因而决定采取明智的安抚政策，以消除敌对情绪。在魏徵的启发下，李泌世民认识到：原东宫集团的成员帮助建成、元吉做事，那不过是各为其主、忠于职守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现在建成、元吉已除，这些人正处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只要使用得当，他们是可以转而为新政权效力的。他们既为新政权所用，则对抗情绪自然消除。因此，李泌世民一方面以李泌渊的名义发布诏书，说：“叛逆之罪，只在建成、元吉二人。今凶逆已除，其余一概不予追究。”一方面在原东宫、齐王府部属中，选拔有才有德之士，加以任用。这样一来，迅速稳定了长安附近的局势。但建成、元吉在山东一带的党羽，听说二人被诛，又不知详情，纷纷惊惧不安，有的人甚至蠢蠢欲动，思谋叛乱。这时，魏徵对李泌世民说：“看来如果不以公心昭示天下，恐不能彻底消除祸患。”李泌世民对魏徵的建议深为赞同，即派魏徵为特使，赴山东宣布诏书，进行安抚，并特许他遇到事情可自行灵活处理。

魏徵等人行至途中，恰遇地方官吏押送原东宫旧将李泌志安、齐王府旧将李泌思行去京城长安。魏徵认为这不符合诏书精神，因而命令他们立即释放。魏徵这样做，确实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因为他的任务只是去山东宣布诏书，至于这两个人如何处置，按说不在他的职权范雎围之内，应等押送至长安后，由李泌世民亲自决定。何况，魏徵本人毕竟是一个降臣，他的做法会不会引起李泌世民的怀疑呢？魏徵看到，不但押送的官吏迟迟不愿执行命令，连他的随行人员也都面面相觑，犹豫不决。因此对副使李泌桐客说：“我们受命出京之时，原东宫、齐王府的官员均已被赦免。今若再押送此二人进京，谁还能相信朝廷的政令？众人既然不信，我们去山东宣布诏书还有什么作用？此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既为特使，不可只顾避个人的嫌疑，而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此次出使，曾特许我相机行事，太子既然这样信任我，我又怎能不倾心相报呢？”于是，他仍坚持把两个人释放了。此事传开之后，原东宫、齐王府的余党奔走相告，人心大定。魏徵一路宣布赦免诏书，山东一带的形势随之安定下来。魏徵圆满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将此事向李泌世民作了汇报，世民非常赞许。由此以后，李泌世民对魏徵更加信赖，并不断委以重任；魏徵则竭忠尽虑，知无不为，从而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三、君臣相得，宏图大展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高祖李泌渊退为太上皇，正式传位于太子李泌世民，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之初，全国经历了自隋末以来十几年的战争动乱，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各地水旱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姜尚未缓和，民心也还不十分安定。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上朝时，唐太宗问群臣：“今承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教化吧！”魏徵启奏道：“其实不然。国家久安，则百姓骄奢安逸，贪图安逸就难于教育；饱经战乱，则百姓愁苦忧虑，心怀愁苦就易于感化。这就好比给饿得很厉害的人饭吃，给渴得很厉害的人水喝，他们是很容易接受的。”宰相封德彝不同意魏徵的看法，说：“三代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渐渐变得刻薄伪诈。所以秦朝注重刑罚，汉代则杂用霸道，他们非不欲实行教化，实在是欲实行教化而不能。魏徵所言，乃书生之见，若信他那一套虚论，必败国家！”魏徵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五帝、三王实行教化，也并没有更换百姓，黄帝战胜蚩尤，颛顼除掉九黎，商汤驱逐夏桀，周武王讨伐殷纣王，都能使天下太平，这些不都是承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人心渐渐变得刻薄伪诈，那么时至今日，人们必当都化为鬼魅了，皇上还怎么能统治呢？”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究竟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来统治人民的问题。封德彝主张采用高压统治，实行严酷刑罚和严厉镇压的办法，即所谓霸道。魏徵则主张宽刑简法，实行儒家以诚信仁义治天下的办法，即所谓王道。在当时，魏徵的主张显然符合人心思定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唐太宗权衡了当时的形势，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此后，唐太宗又多次将魏徵召入内宫，谈今说古，讨论为政之道，探究治国之策。魏徵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内政、军事、刑法、礼义等各个方面陈述得失，先后向唐太宗进献了200多条建议，均为唐太宗欣然采纳，对贞观年间的政治颇多裨益。在魏徵的帮助下，唐太宗坚定了信心，确立了偃武修文、以诚信仁义治天下的施政总方针。

唐太宗即位后不久，又任命魏徵为姜尚书右丞（唐代最高执行机关姜尚书省的官员），参与姜尚书省政务，并仍兼谏议大夫。魏徵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不断升迁，遂至显位，这使他感到振奋。回想自己命运坎坷，蹭蹬半生，如今年近半百，才喜逢知己之主，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杰出才能有了得以充分施展的机会，因此他对唐太宗十分感激，决心忠于职守，殚精竭虑，辅佐他成就帝王之业，以报知遇之恩。

魏徵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一个政权要想巩固，首先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对唐太宗的规谏，多从取信于民的角度出发。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太宗决定在全国征兵。唐代法律规定：男子16至18岁为“中男”，18岁以上成丁，始可征召入伍。当时国家初定，人口稀少，征兵比较困难。宰相封德彝建议说：“中男虽未满18岁，但身高体壮者，也可征召入伍。”为了扩大兵源，唐太宗同意了，并且签署了诏令。这显然违背了兵役法，势必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因此魏徵坚决反对，不肯在决定上署名。唐太宗接连派人送来四次，均被魏徵驳回。原来唐太宗曾经规定：为了避免和减少失误，凡属军国大事、重要政令，必须由有关方面的六位大臣各自申述意见，并且署名后方能生效，称为“五花判事”。现在魏徵拒不署名，这个决定便不能生效。唐太宗非常生气，把魏徵召来，很不高兴地责备道：“那些身高体壮的中男，并非真的不满18岁，而是有些人隐瞒年龄以逃避兵役。征召他们入伍又有何妨？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魏徵回答说：“陛下带兵多年，当深知用兵之道，兵不在多，而在精。陛下征健壮之士，只要训练有方，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一些不够岁数的弱小之人，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常说：‘我以诚信治天下，要使官吏和百姓都不欺诈。’可是陛下即位才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有好几次失信于民了。”唐太宗很愕然，问道：“我什么地方失信了？”魏徵说：“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诏书说：‘凡拖欠官物的，一律免除。’但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的租税，不属于官物，所以照样征收。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的租税，不属官物又是什么？诏书还说：‘关中免二年租税，关外免除徭役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但时隔不久，又有命令说：‘已经交纳租税和已经服役的，从来年开始。’结果不少地方退还给百姓之后，又重新征收，百姓当然不能不感到奇怪。现在既征收了租税，又要征兵，怎么叫作‘从来年开始’呢？再说，应征者的年龄，地方官吏都很清楚，他们总不会与百姓通同作弊，欺骗国家吧！陛下治理天下，主要依靠各级官吏，平时各种政务，都委派他们办理。现在临到征兵，却怀疑他们有诈，这难道是以诚信治天下吗？”唐太宗听了，虽然觉得刺耳，但却都是实情，因此高兴地说：“原来我以为你太固执，怀疑你不懂政事。今听到你议论国家大事，确实精辟之至，句句说到要害之处。如果政令不一，前后矛盾，百姓就无所适从，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现在我才知道，我的过失是多么严重啊！”于是下令停止征18岁以下的男丁为兵。

贞观元年（627），诸州纷纷奏称岭南（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一带）酋长冯盎谋反。唐太宗大怒，下令发数十州之兵前往征讨。魏徵认为国家初定，不便轻易用兵，且冯盎谋反证据不足，更不宜兴师动众，大加讨伐。唐太宗说：“今告者不绝于路，已有数年，怎说是证据不足？况且冯盎已多年未来朝见，非反而何？”魏徵分析说：“冯盎若是谋反，必然分兵据险，攻州掠县。今告者已有数年，而其兵不出境，正可说明其未反。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安抚，冯盎畏惧获罪，故不敢入朝。现在如果发兵征讨，正是促使其反叛朝廷。陛下若遣使臣前往抚慰，示以至诚，他见朝廷信任，必然乐于归服，可化干戈为玉帛。”唐太宗将信将疑，采纳了魏徵的意见，派遣使臣前往岭南。果如魏徵所言，冯盎对朝廷的信任非常感激，恭恭敬敬地接待了使者，并派其子智戴随使臣一同返回长安，以示永不反叛之意。唐太宗十分满意地对群臣说：“魏徵劝我派遣一介使臣，而岭南遂安，真可胜过10万大军！”

贞观二年（628），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十六七岁，姿容绝代，才貌双全。长孙皇后听说后，请求将郑女选入后宫，充当嫔妃。唐太宗很高兴，于是聘此女为充华（女官名，九嫔之一）。就在诏书已下、姜尚未行聘之际，魏徵听说郑女早已许嫁陆爽，于是马上谒见唐太宗，阻止此事。魏徵说：“陛下既然以诚信仁义治天下，就要体恤民情，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陛下姬妾成群，也应使百姓有室家之乐。今此女久已许人，陛下未经调查，即欲纳入后宫，这与夺人妻女有何不同？此事如果传扬出去，恐有损圣德，所以臣不敢不奏。”唐太宗听后大惊，深深自责，遂下令停止行聘。但房玄龄、温彦博等大臣，为了逢迎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心意，一齐上奏说：“郑女许嫁陆爽，只是传闻而已，并无真凭实据。今诏书已下，非同儿戏，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陆爽也多次上表分辩说：“先父在世之日，与郑家过从甚密，但并无婚姻之约。外人不知，妄有此说。”这使唐太宗颇为疑惑，问魏徵道：“大臣们这样说，或许是为了承顺我的旨意。但陆爽本人也频频上表，反复推脱，却是为何？”魏徵回答说：“依臣看来，这并不难理解。当初太上皇（李泌渊）刚进长安时，曾宠幸（实际是霸占）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恐处俭不满，就把他逐出东宫，贬到万年县去了，致使处俭终日心怀恐惧，害怕被杀头。现在陆爽的心情也是这样，害怕陛下虽然暂时宽容，以后会暗中加罪于他。所以他反复自陈，推脱说并无婚约，其用意就在这里。”唐太宗笑着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外面的人或许也是这么看的。看来我只是口头上说停止行聘，人们还未必相信。”于是再次下了诏书，郑重宣布停聘充华之事，并且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调查未详的错误。这件事在当时广为传播，人们纷纷称颂唐太宗的仁德。

魏徵不断进献忠言，参议朝政得失，深得唐太宗赏识，在朝廷中的威姜望越来越高。但因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于是有人制造谣言，诬告魏徵包庇亲戚，结党营私。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处理，结果并无其事。但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魏徵平日举止疏慢，不注意礼貌规矩，不能远避嫌疑，以致遭到别人的诽谤。虽然他并无私心，但也有可责备之处。”经他一说，唐太宗也觉得，魏徵的所作所为，似乎有沽名钓誉之嫌。于是便让彦博去责备魏徵，并说；“告诉他以后要注意礼貌规矩。”

魏徵无辜受到批评，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所谓“不注意礼貌规矩”，指的就是自己经常犯颜直谏，纠正唐太宗的过失。这说明唐太宗并未认识到虚心纳谏的重要性，如果发展下去，便会走上自满拒谏的道路。

过了几天，魏徵谒见唐太宗，说：“臣听说君臣上下，义同一体，自应同心同德，相互待以至诚。如果上下互相猜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只去计较礼貌规矩，便无人敢于谏诤。那么国家的兴衰也就很难说了，所以臣不敢遵旨。”唐太宗一惊，赶忙说：“对于那天的事，我已经很后悔了。”魏徵继续说：“臣能够奉事陛下，实乃三生有幸。但愿陛下让臣做一个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唐太宗感到很奇怪，问道：“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徵说：“所谓良臣，就是像尧、舜时代的稷、契、皋陶那样，与君主同心协力治理国家，因而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君臣同享荣华富贵。所谓忠臣，就像夏代的关龙逢、商代的比干那样，对君主忠心耿耿，面折廷争，但却受到猜忌，因而身遭杀戮，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唐太宗颇为感动。他诚恳地对魏徵说：“那天我让彦博责备你的话，确实很不对。以后我一定不忘国家大计，你也要继续直言相谏，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有所避讳。”

这件事促使唐太宗反复自省，经常思考魏徵关于“忠臣、良臣”的论述。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作为一代君主，怎样才能英明，怎样就会昏庸？”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征引大量史实指出：“尧、舜善于了解下情，兼听各方面的意见，所以能成为圣明之君。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被封锁蒙蔽。及至天下大乱，兵临城下，他们死到临头竟不得知，终于国破身亡。因此，君主应该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采纳好的建议，才能使下情上达，不致为权臣所蒙蔽。”

还有一次，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最近我读了《隋炀帝集》。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也很渊博，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可是为什么做起事来就相反了呢？”魏徵接口道：“作为君主，单靠自己天资聪明、学问渊博不行，还必须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这样智者才能献其谋，勇者也愿尽其力。炀帝自恃才高，刚愎自用，对臣下好猜忌，听不得不同意见，口里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却是桀、纣的事，所以直到最后灭亡，也没有弄清亡国的原因。”唐太宗感叹道：“前事不远，我们都应该引以为戒啊！”由于魏徵不断的劝谏启发，唐太宗明确了纳谏与治国的关系。这之后，他不但能虚心纳谏，而且还“恐人不谏，导之使言”。在他的倡导与鼓励下，谏诤蔚然成风，大大改善了贞观初的政治局面。

经过几年来的相处，魏徵非常了解唐太宗：他不但有励精图治的愿姜望，而且有见贤思齐的要求，希姜望成为尧、舜般的圣明之君，留名青史。他最怕亡国，也许因为他是唐二世皇帝的缘故，他特别注意总结秦、隋二世而亡的教训。他与群臣定有“论隋日”，专门讨论隋朝的政治情况，分析其灭亡的原因。魏徵正是由于熟悉并掌握了唐太宗的这些心理特点，所以常常根据具体情况，广征博引，以古证今。一方面以尧、舜等古代圣君的美德，为唐太宗树立榜样，规范雎他的行为；一方面则以历史上的暴君庸主，尤其是隋炀帝荒淫误国的事例，提醒唐太宗引为鉴戒，纠正他的过失。因此每每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时人评论魏徵的长处在于“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其实，这正是魏徵的谏诤艺术。

魏徵既有辩才，又有胆识，每每敢于犯颜直谏。即使遇到唐太宗盛怒，他也神色不移，据理力争，终于使唐太宗收敛了威风。因此，唐太宗对他既爱又怕，产生了一种敬畏情绪。唐太宗自幼习武，天生好动，如今做了皇帝，仍喜欢打猎和游玩。魏徵便经常劝他要注意帝王之尊，勤政爱民，不要玩物丧志。唐太宗辩不过魏徵，只好口头上答应，但有时心烦技痒，又难免故态复萌。有一次，魏徵谒见唐太宗，启奏完毕之后，魏徵问道：“刚才臣进来时，见外面车马盈门，整装待发，听说陛下要到南山游玩，为何没有去呀？”唐太宗笑着说；“实不相瞒，原来确有此意，恐怕你说，所以临时决定不去了。”

有人进献了一只很好的猎鹰，唐太宗非常喜欢，经常架在胳膊上玩耍。有一次，正玩得开心，远远看见魏徵走来，急忙将猎鹰藏进怀里。其实魏徵早已看见，但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来到唐太宗跟前，行过礼后开始启奏。奏完一件，又是一件，故意拖延时间。唐太宗心里虽然着急，但魏徵奏的都是国家大事，又不好阻止他，只好耐心地听着，等到魏徵启奏完毕出宫走了，唐太宗掏出一看，那只心爱的猎鹰早已闷死了。

贞观三年（629），魏徵升任秘书监（秘书省长官，主管图书典籍），参与朝政。这使他的经国之才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事无巨细，深谋远虑，于朝政多有弘益。

魏徵不断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规谏唐太宗。同时，也鉴于贞观初年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唐太宗实行了一系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以农为本、与民休息的政策，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得到初步贯彻。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对朝廷中的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由武德年间的数千人，精简为六七百人；并下诏放还宫女3000人，令其自嫁；还将御园内所有的鹰犬都放掉，下令禁止各地向宫中进贡珍宝异玩。为了不夺农时，政府推行了“以庸代役”的制度，农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绢，即可免去应服的徭役，这就保证了农民可以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遇到荒年，除免征受灾地区的赋税外，政府还组织灾区百姓到未受灾的州县就食，共渡难关。这些都对缓和社会矛盾、安定民心起了良好的作用。所以，尽管贞观初年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但百姓对朝廷毫无怨言，仍努力发展生产，民风淳朴，政局相当稳定。

贞观四年（630），全国农业取得了大丰收，流散外地的人都回到家乡，米价贱到每斗只卖三四个铜钱。东至大海，南到五岭，到处呈现出马牛遍地、商旅野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行人外出千里不用带口粮，沿途皆有供给。社会秩序稳定，全国一年内判处死刑的才有29人。唐太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贞观之初，众人上书都说：对外应炫耀武力，征讨四方；对内当独断专行，不可将权力委之臣下。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实行仁义，说：‘国内既安，四方自服。’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国泰民安，海内康宁。周边小国见我大唐强盛，纷纷要求臣服，他们的酋长都以当我的宫廷警卫为荣耀，他们的人民也以穿戴我大唐的衣冠为时姜尚。这些都是魏徵的功劳啊！可恨封德彝已经死了，要不然真该让他亲眼看看今天的盛况！”

但是，作为一代帝王，唐太宗追求奢侈的欲姜望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抑制的。随着唐王朝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唐太宗滋长了爱好虚荣的铺张作风。这年十二月，高昌（古国名，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王麹文泰来京朝见，西域诸小国也欲派遣使节，随文泰一道前来进贡。唐太宗大喜，为了显示大唐声威，准备隆重接待，并派出特使到边境迎接。魏徵劝谏道：“以前仅文泰来朝，备办接待姜尚且花费甚大，今更加上西域十国之使节，其庞大队伍不下千人。现在国家初定，边境地区还比较贫困，必将给百姓造成不堪承受的负担。不如让他们作为客商往来，与边境百姓互相贸易，这样边民可以得到实际利益，国家又可节省大批接待费用。”唐太宗觉得魏徵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停止远迎，派人追回了使节。

贞观五年（631），由于唐王朝征服了突厥，解除了北部边境长达数十年的边患，同时，国内也连年获得丰收，国力愈来愈加强大。有些大臣为了讨好唐太宗，纷纷上表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唐太宗没有答应。所谓封禅，就是古代帝王亲自到泰山祭拜天地。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报天之功，称为封；在泰山脚下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为禅。自秦始皇以来，只少数几个帝王搞过这种名堂，实际上是借机炫耀他们的文治武功。第二年，有些大臣又串通文武百官，集体上表请求封禅。开始，唐太宗头脑还比较清醒，仍未答应，并说：“你们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我却不以为然。若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虽不封禅又有何妨？以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祭告天地，在平地亦可，又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坛，难道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诚敬吗？”但群臣仍请求不已，并说：“自古帝王，没有谁像陛下这样功盖天下、泽被四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盛过，若不行封禅大典，恐会招来天怒神怨。”在众人吹捧之下，唐太宗有些飘飘然起来，便欲答允。但魏徵却坚决反对，这下可伤了唐太宗强烈的自尊心，他怒气冲冲地一连提了六个问题质问魏徵：“你不同意我封禅，是因为我的功还不高吗？”魏徵回答说：“很高了。”“我的德还不厚吗？”“够厚了。”“国内还未安定吗？”“相当安定了。”“周边小国还未臣服吗？”“已经服了。”“粮食还未丰收吗？”“大丰收了。”“预兆国家祥瑞的迹象还未出现吗？”“也已出现了。”唐太宗说：“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封禅？”魏徵说：“陛下虽有这六条，但国家承大乱之后，户口还远未恢复，仓库也还不够充实，今陛下御驾东巡，文武百官，仪仗侍卫，随从千乘万骑，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恐怕沿途百姓难以承受如此繁重的负担。”说到这里，魏徵打了一个虽然非常通俗，但却十分生动的比喻。“比如一个人，大病了十年，如今刚刚治好，远未恢复原来的体力，但他就想挑一百斤米，日行百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隋末之乱非止十年，对国家来说，简直是一场浩劫。陛下是一个好医生，几年来医治战争创伤，已大见成效。天下虽然太平了，但元气姜尚未恢复；陛下功德虽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并不多。如果自以为大功告成，以此成绩祭告天地，臣怀疑这是否合适。况且，若举行封禅大典，周边小国的酋长、使节必然前来观光。如今河南以东广大地区人烟姜尚稀，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这岂不是引外人入于腹心之地，示人以虚弱吗？若要掩饰虚弱，粉饰太平，必然又要耗费更多的财力物力。这样，即使连年免除赋税徭役，也难以补偿百姓的巨大损失。这分明是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情，以陛下之英明睿智，为何要这样做呢？”听了魏徵的分析，唐太宗怒气全消，其时又适逢河南、河北有好几个州发生水灾，唐太宗便取消了封禅的打算，此后，终其一生，唐太宗未行封禅大典。

随着唐王朝统治的不断巩固，唐太宗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政权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永远掌握在李泌氏宗嗣手中。于是，他想到了封建。所谓封建，即封邦建国的意思。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该区域内建立邦国，作为中央政权的屏障，捍卫皇室。相传这种办法始于黄帝，至周代其制度日趋完备。秦统一六国后，为了消除封建割据的祸根，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汉代刘邦又实行了郡县、分封相结合的制度，想借互相牵制的办法，利用分封的王侯来维护中央政权。但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吴、楚等七诸侯国叛乱的事件。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后，逐渐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政权归于中央，此后虽仍有封侯建国之事，但已非古代封建诸侯之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历代各朝不断改革，分封制已名存实亡。到了隋唐之际，废分封、行郡县几乎成为人们的政治常识。但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却错误地认为：周代实行分封制，所以统治了800多年；秦朝废分封行郡县，结果二世而亡；西汉时吕后篡权，最终还是依靠宗室亲王，才将权力收归刘姓，从而延续了400多年。此后历代王朝迭相更替，均未久长，特别是盛极一时的隋王朝，竟然众叛亲离、顷刻瓦解。他认为这都是未行分封制的结果。因此，他觉得似乎只有实行分封制，才是子孙相承、万世相继的久远之道。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封建之事。魏徵认为这种裂土分封的制度，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首先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封建诸侯，则要增加许多王国的官员卿大夫，要解决他们的俸禄，必然导致加重赋税，厚敛百姓。况且，京城附近能够收到的赋税本来不多，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地，若把外地州县都用以分封国邑，朝廷的经费必然大减。此外，北方的燕、秦、赵、代等地，都是多民族杂居，情况复杂，一旦发生战事，从内地调兵极不方便，难以及时奔赴前线，因而不利于巩固边防。”礼部侍郎李泌百药也认为：三代时行分封，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现在若再实行这种制度，则是以过时之旧法，来治理现实之国政，无异于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但唐太宗成见已深，听不进魏徵等人的这些正确意见，仍坚持搞了一个所谓世袭刺史制，封宗室子弟21人，功臣14人为刺史，并令子孙世袭。不料诏书一下，引起更多大臣的反对，就连被封为世袭刺史的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也联名上书，陈说利害，认为分封制非长治久安之道。由于多数大臣坚决反对，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下诏停罢世袭刺史制。

这一时期，由于大臣们与唐太宗的意见时常产生矛盾，所以唐太宗对大臣们疑心颇重，他表面上对大臣们委以重任，表现得十分亲近，背后却又听信谗言，轻易地怀疑大臣。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泌仁发，都是当时有名的酷吏，却以诬陷毁谤别人深得唐太宗信任。贞观三年（629），姜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主持内外官考核，权万纪奏称他们办事不公，唐太宗即欲追究房、王二人的责任。魏徵劝谏说：“玄龄、王珪皆为朝廷重臣，一向以忠诚正直得到陛下的信任。今所考官吏既多，其间也许会有一二人不够妥当，但从情理上分析，并非出于私心。万纪一直身在考堂，当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现在因为没有得到好的评语，却到陛下面前来告状，这显然是怀有个人目的，不是忠心为国的表现。”唐太宗认为魏徵说的有理，便没有追究房、王二人的责任，但也未处罚权万纪。此后，权万纪、李泌仁发更加肆无忌惮，任意罗织罪名，诽谤攻击他人，致使许多大臣被谴责。大理丞张蕴古，就是因为他们的谗言而遭杀身之祸。结果搞得朝廷内外人人自危，但无一人敢于谏诤。

魏徵认为，这种专门抓住一些细微末节，诽谤诬陷好人的奸邪之辈，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其实这些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帝王听信谗言，这样就会受到蒙蔽，贻害无穷。贞观五年（631），有一次上朝时，魏徵郑重启奏道：“权万纪、李泌仁发俱是小人，不识大体，以毁谤大臣为直，以诬陷别人为忠，凡被他们指责的人，皆非有罪。臣揣测陛下之本意，也并非认为他们深谋远虑，堪当大任，只不过想利用他们的无所避忘，来警惕鞭策群臣罢了。而万纪等却仗恃陛下支持，逞其奸计，欺下瞒上，多行无礼。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枢要大臣，姜尚且被他们诬陷，而不能申其冤枉，其余谁能幸免？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臣下离心离德，人人自危。请陛下静心回顾，自宠信二人以来，倘有一事对朝政有所弘益，臣即甘心承当不忠之罪，愿受刑戮。陛下纵使不能提倡善行以弘扬美德，又何必亲近小人以自损圣明呢？”唐太宗听了魏徵的慷慨陈词，自知理亏，默然无语。过了不久，找个借口把权万纪、李泌仁发贬斥到外地去了，朝廷百官无不拍手称快。

其实，对于唐太宗日渐滋长的骄奢作风，大臣们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为了保住高官厚禄，他们或委曲求全，保持沉默，或吞吞吐吐，不敢直言。而魏徵则是只要认为该说的话，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贞观六年（632），有一天唐太宗与侍臣们讨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说：“但愿陛下常如贞观之初，国家即可长治久安了。”唐太宗非常敏感，马上反问道：“难道我近来为政怠惰了吗？”这一问，吓得彦博汗流浃背、张口结舌，不知从何说起。魏徵接口道：“贞观之初，陛下力戒骄奢，志在节俭，励精图治，求谏不倦。近年来营造宫室渐渐多了，对进谏者也颇有厌烦情绪，这就是与贞观初的不同。”唐太宗想了想，笑着说：“确实如此。”温彦博这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魏徵就是这样，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一定要提，而且要坚持到底，因此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称赞。有一天，唐太宗在丹霄殿宴请近臣，酒酣，长孙无忌忿忿不平地说：“魏徵过去为建成出谋划策，多次要除掉陛下，臣等皆视若寇仇，不料今天竟一同参加宴会！”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胞兄，又是策划和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在朝中的地位非比寻常，所以，宴会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唐太宗见长孙无忌借题发挥，破坏了宴会上的欢乐气氛，心中不悦。但看在皇亲国戚的面上，也不好当面训斥他。于是，半是解释、半是批评地对他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人，但他忠于职守，每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所以我敬重他。”接着，唐太宗话题一转，问魏徵道：“有时候你劝谏我，我不接受，再和你说话时，你往往就不答应了，这是为何呀？”魏徵答道：“臣以为那件事不妥当，所以才谏诤。若陛下不接受，而臣又答应了，恐怕那件事就要按陛下的意思实行了，所以臣不敢答应。”唐太宗说：“你暂且答应了，以后再谏，又有何妨？”魏徵道：“以前舜帝曾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以后又再提意见。’如果臣心里明知那件事不对，而口里却答应陛下，那就是舜所说的‘当面顺从’了，这难道是正直之臣应该做的吗？”唐太宗听了鼓掌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徵举止疏慢，在我看来，却更觉得他妩媚可爱，其原因就在这里。”唐太宗诙谐的话语，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唯独长孙无忌惭愧地低下了头。魏徵离开座位，拜谢道：“陛下鼓励臣直言，臣才得以稍尽愚忠；若陛下拒而不受，臣又怎敢屡次冒犯天威呢？”

魏徵的刚直性格和耿耿忠心，也得到了长孙皇后的敬佩与支持。唐太宗的女儿长乐公主，系长孙皇后所生，唐太宗对其特别钟爱。贞观六年（632），长乐公主出嫁，唐太宗命令有关部门准备嫁妆，要比自己妹妹永嘉长公主多出一倍，魏徵劝谏道：“以前汉明帝封自己的儿子为王时，说：‘我的儿子岂敢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因此封的地盘只有自己弟弟的一半，被后世传为美谈。天子之女为公主，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即加‘长’字，自应有所尊崇。今陛下却令公主的嫁妆超过长公主，这不是与汉明帝的做法背道而驰吗？嫁妆之事虽小，但陛下开此先例，以后若上行下效，推而广之，国家的法度又怎样执行？请陛下三思。”唐太宗虽然觉得魏徵说得对，但因为这件事涉及后宫，所以当时没有表态，退朝后将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感叹道：“以前经常听到陛下称赞魏徵之贤，不知是什么原因。今见他竟能遵照礼仪法度，抑制陛下的私情，才知他真乃栋梁之臣！我与陛下结发为夫妇，几十年来，陛下对我情深义重，但我每当要说些什么，还得先察看陛下的脸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徵作为臣子，与陛下的关系比我要疏远得多，竟能如此大胆地反驳陛下，其忠心实在难得。陛下不可不听从他的意见。”并派人送钱400缗，绢400匹到魏徵家，对他说：“以前只是听说你忠正刚直，今天才亲眼见到，所以奖励你，希姜望你经常保持这种品质。”

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到后宫，满面怒容，口中恨恨地说：“我迟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陛下要杀谁呀？为了何事？”唐太宗余怒未消地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每每当众批评我，丝毫不留情面，实在让我难以忍受。”长孙皇后没说什么，退回内室，换了一身上朝时才穿的礼服出来，对着唐太宗便欲行礼。唐太宗急忙扶住，大惑不解地问：“你这是为何？”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现在魏徵这样忠直，正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啊！我怎能不拜贺呢？”皇后巧妙的启发，使唐太宗恍然大悟，顿时转怒为喜，要杀魏徵的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由于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信任和支持，魏徵在朝廷中威姜望不断提高。贞观七年（633），魏徵迁任侍中（门下省长官）。当时姜尚书省积压了许多诉讼案件，唐太宗命魏徵代为评判。魏徵评判案件，但求大体合理，处处从情理上判断，很快便处理完了积压的案件，结果人人心悦诚服。

有一次，唐太宗间魏徵：“群臣上书进言，都写得有条有理，有些意见可以采纳。但等到把他们召来详细询问，有些人就显得语无伦次，这是为何呀？”魏徵分析说：“据臣平日观察，各有关部门奏事时，虽然说的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而且是经过了多日的准备，周密的思考，才提出来的。可是到了陛下面前，由于害怕您的威严，姜尚且三分不能说出一分来。何况上书之人被突然召来，又不了解陛下的想法，内心顾虑重重，怕触犯忌讳，陛下若不格外和蔼，并予以开导和安慰，他们怎敢尽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此后唐太宗在接待群臣时，态度愈加温和，不仅对上书之人是这样，即使平日上朝时，唐太宗自己也往往较少说话，而是鼓励群臣多发表意见。并说：“隋炀帝好猜忌，每当临朝，常常是板着面孔，群臣也大多不敢发言。我却不是那样，我与群臣亲如一体，你们可以畅所欲言。”

不过，当面接受臣下的意见，也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对于一位封建帝王来说，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有些人不讲究策略，言辞过于激烈，唐太宗也会大发雷霆。贞观八年（634），中牟县（今属河南）丞皇甫德参上书批评朝政，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征收地租是横征暴敛；民间女子喜欢梳高髻，是因为受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勃然大怒，说：“德参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中女子都不留头发，他才感到满意吗？”认为这是诋毁朝政，要治德参讪谤之罪。魏徵在旁劝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书中有这样的话：‘使我为之痛哭的事有一件，使我为之流涕的事有两件。’言辞可谓激烈。自古上书皆有言过其实之处，因为言辞不激切，便不能打动君主之心，而言辞激切，又会近于讪谤。所以古人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陛下主要应考虑其意见有无可取之处，而不要过多计较其言辞。”唐太宗道：“你说得对。我如果治了他的罪，以后谁还敢再提意见？”于是，不仅未给德参治罪，还赏给他绢20匹。

在魏徵任侍中的这段时间里，恐怕是他与唐太宗相处得最为融洽的时期了。唐太宗对魏徵不仅言听计从，而且，简直觉得一刻也离不开他。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要选派一批大臣为特使，代他到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官吏政绩，了解民间疾苦。并下诏书说：“使者所至，如朕亲睹。”由于使命重大，唐太宗令大臣们推荐人选，有人推荐了魏徵。但唐太宗不同意，说：“魏徵随时规谏纠正我的过失，不可一日离我左右。”

贞观九年（635）十一月，唐太宗再次起用光禄大夫萧瑀，令其重新参与朝政，对他说：“你的忠直，即使古人也不能超过；然而你嫉恶如仇，善恶过于分明，所以有时也会出错，以后应该多加注意。”魏徵在一旁说：“萧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道他的忠正刚直，如果不是遇到圣明之君，恐怕很难免祸啊！”

魏徵的这番话，既是对萧瑀的评价，也是他个人的自我鉴定，其中充满了内心的悲凉。一个时期以来，一种功成身退的念头，在魏徵思想上逐渐形成。他想到自己对唐王朝的建立既无创业之功，对唐太宗的登基也无任何帮助，而且，还曾一度是唐太宗的政敌建成的属下。只不过靠了一张嘴巴，以犯颜直谏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得以参与朝廷决策。现在竟然声名显赫、誉满朝野。但因此也就招来了许多人的妒忌与陷害，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是“违众孤立”的。而且，即使是唐太宗，也曾说过“我迟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的话。虽然那不过是一时的激愤之语，但言为心声，如果唐太宗绝无此类想法，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魏徵熟悉历史，深知水满则溢、盛极必衰的道理。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身份、地位与他相同或类似的人，就是因为没能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不得善终。想到这些，魏徵感到不寒而栗。因此，他要趁自己声誉日隆之际，急流勇退，为自己的从政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贞观十年（636），魏徵以眼睛有病为由，要求辞去侍中职务。唐太宗不许，他十分动情地对魏徵说：“我从政敌的营垒中将你提拔出来，委以枢要之职；你也以德报德，见到我的过失，没有一次不指出来。难道你单单不明白这个道理：金子混杂在矿石之中，有什么可贵的？但经过良工巧匠的冶炼，并锻造成器物，就为人们所宝贵了。我现在正是把自己比作金子，而以你为良工巧匠，正需要你的冶锻和磨砺。你虽然有病，但并未衰老，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我而去呢？”唐太宗的话，使魏徵颇为感动，但并未解除他心中的顾虑，此后又多次恳请辞职。这年六月，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特进（唐代散官名，无实际职务），仍知门下省事。在以后的岁月里，魏徵虽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但仍以谏诤为己任，呕心沥血，继续为国事操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中期以后，唐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疆土不断扩大，边防日益巩固。唐太宗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之后，在群臣的一片颂扬声中，变得骄矜自负起来，励精求治的愿姜望渐渐淡漠，生活上更加追求享乐。魏徵则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向唐太宗提出忠告。仅在贞观十一年（637），魏徵便接连四次上疏评论朝政。

这年正月，唐太宗在洛阳建造飞山宫。魏徵立即上疏，十分尖锐地指出：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至身死人手，家破国亡，被我大唐取而代之。陛下拨乱反正，应认真思考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的道理，反其道而行之。若在他的基础上大加扩建，重行整饬，岂不是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重蹈亡隋覆辙吗？江山难得易失，陛下不可不慎。

为了引起唐太宗足够的重视，魏徵又分别于四月、五月接连两次上疏，指出唐太宗近年来，励精求治的愿姜望不如以前强烈了，闻过必改的精神也比以前减弱了，对臣下的责罚日渐增多，施威发怒越来越严厉。劝谏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继续保持贞观初崇姜尚节俭、谦虚谨慎的作风。并提出十个问题，请唐太宗经常思考，即：见到喜爱的事物则思知足，将要兴建宫室则思停止，身居尊位则思谨慎，志骄意满则思谦虚，贪图安逸则思后患，追求享乐则思节制，防止蒙蔽则思纳谏，杜绝谗言则思正己，行奖赏则思防止因高兴而过分，用刑罚则思防止因发怒而滥施。这就是著名的《十思疏》。

这年七月，河南大雨，谷、洛二水泛滥，洛阳的宫殿、官署、民舍大部冲毁，淹死6000多人。古人迷信，认为某些自然灾害是“上天示戒”，是预示人间政治事件的迹象。于是，魏徵趁机再次上疏，指出唐太宗对小人轻信而亲近，待君子恭敬而疏远，致使下情不能上达。并警告说：“陛下诚能慎选君子，并信而用之，天下何忧不治！如若不然，则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唐太宗连续批阅魏徵的奏章，颇受触动，亲自写了诏书褒奖魏徵，承认自己的过失，并表示要把奏章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引以为戒。在魏徵的启发下，唐太宗下诏，拆毁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把材料分给遭受水灾的百姓，并令百官各自上封事，[1]尽情指出他的过失。

当时，上封事提意见的人很多，有些人说得不近事实，唐太宗非常生气，欲加责罚。魏徵劝谏道：“古代先王唯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设立谤木。[2]现在的上封事，就是古代谤木的遗风。陛下若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应该让人们畅所欲言，尽情陈述。如果意见有可取之处，固然对国家有利；即使无可取之处，也无损于陛下。”由于魏徵的及时提醒，唐太宗对上封事的人，总是表扬和鼓励一番。

有一次，唐太宗带了大批随员外出视察，住在显仁宫（在河南寿安县）。负责接待的官吏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未能准备足够丰盛的食品。唐太宗大发脾气，对官吏多所谴责。魏徵对唐太宗说：“陛下因为伙食不好而责备官吏，臣恐此事传扬出去，以后陛下不论到哪里，官吏们接受这次的教训，都要把食品准备得丰盛、充裕。长此以往，必然会搞得民不聊生，这恐怕不是陛下出来视察的本意吧！以前隋炀帝四处巡游，所到之处，都要责成郡县官吏献食，并视其丰盛与否作为赏罚的标准，所以众叛亲离，以至亡国。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现在怎么倒想效法他呢？”魏徵的话，使唐太宗猛然醒悟，惭愧地说：“若非您在这里，我是不会听到这些话的。”

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有了第一个孙子，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席间，唐太宗极为高兴，对群臣说：“贞观以前，随我平定天下，披荆斩棘，出谋划策，房玄龄之功无人可比。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于是，亲自解下身上的两把佩刀，分赐给玄龄、魏徵每人一把。接着，唐太宗问群臣道：“依你们看，魏徵与诸葛亮谁的能力大呀？”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诸葛亮才兼将相，文武双全，当然比魏徵强多了。”唐太宗说：“不然。魏徵躬行仁义，一心辅佐我成为尧舜般的圣君，即使是诸葛亮，也无法与魏徵相比。”提起他的功业，唐太宗更为兴奋，他不无自得地问魏徵道：“我的政绩比往年如何？”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年来为政怠惰，久欲劝谏，于是趁机答道：“以前陛下总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因而兢兢业业，所以政绩与日俱新；现在则以为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因而心安理得，所以政绩不如往年。”唐太宗说：“现在所做的与往年一样，有何不同？”魏徵道：“贞观之初，陛下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几年之后，有人进谏，姜尚能愉快地接受。近年来则不然，有时虽然勉强接受，但心里很不舒服。所以说不同。”唐太宗不服气，说：“能说出事实来吗？”魏徵道：“贞观初，陛下欲杀元律师，孙伏伽谏诤说，按照法律不应当判死刑，陛下赐给他一座价值百万的花园。有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自我即位以来，姜尚未有人谏诤过，所以应该重赏。’这说明陛下导之使言。后来，柳雄伪造资历，骗取高官，陛下要杀他。戴胄谏诤说，按照法律只可判徒刑，不当死。争执了四五次，最后陛下同意了戴胄的意见，并勉励他说：‘如果都像你这样执法，就不必担心滥用刑罚了。’这说明陛下能愉快地接受意见。前不久，皇甫德参上书批评修洛阳宫，陛下大怒，竟要给他治罪。后来虽然接受了我的意见，没有给他治罪，但很不情愿。这说明陛下难以接受意见了。”听罢魏徵的话，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若非你指出来，我是没想到这些的。真是人难有自知之明啊！”

魏徵经过长期的思考，针对唐太宗对自己约束日渐放松，骄奢之情日渐滋长的倾向，于贞观十三年（639）五月再次上疏，将唐太宗近年来的施政情况与贞观初作了比较，指出唐太宗奢侈纵欲、轻用民力、自满拒谏、荒疏政事、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等种种表现。具体地从十个方面，总结了唐太宗“渐不克终”，即不能善始善终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是魏徵所有奏疏中论述最为精彩的一篇。唐太宗反复研读，“深觉词强理直”，不禁为魏徵忠心为国的负责精神所感动，十分诚恳地对魏徵说：“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改正，做到善始善终。若违背此言，还有什么颜面再与你相见啊！我已经将你的奏疏挂在屏风上，以便朝タ观览，还要抄录给史官，载入国史。”

然而，与以前的几次上疏一样，魏徵这些深谋远虑的肺腑之言，不久便被群臣歌功颂德的声浪所淹没。唐太宗在口头上表示改正错误之后，行动上却依然我行我素。即使一些正直的大臣，见到唐太宗已不再有求谏若渴之意，闻过必改之心，也渐渐变得沉默不语。所以，朝廷中直言谏诤者越来越少，承旨顺情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唐太宗本人也有所觉察。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问魏徵：“近来群臣为何都不提意见了？”魏徵回答说：“陛下若虚心采纳，自然有提意见的。但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性格懦弱的人，心怀忠直而提不出意见；被疏远的人，因陛下不信任而得不到机会提意见；身居高位的人，害怕对自己不利而不敢提意见。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看陛下的脸色行事。”唐太宗道：“你说得很对。我常常这样想：作为臣子，每欲谏诤，往往提心吊胆，畏惧获罪，与赴汤蹈火有何不同？所以群臣非不欲竭尽忠诚，而是竭尽忠诚确实太难了！我今后一定虚心纳谏，你们不用害怕，只管大胆提意见。”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唐太宗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无故谴责大臣。这就使得大臣们更不敢讲话。有一次，唐太宗背着大臣们，在皇宫北门的生活区修筑宫殿。左仆射房玄龄和高士廉上朝经过这里，正遇见少府少监（掌管宫内修建的官员）窦德素，便问道：“北门近来有何营造？”窦德素只好照直说了。不想窦德素将此事报告了唐太宗，唐太宗大怒，等房玄龄、高士廉二人来到朝堂，唐太宗劈头训斥道：“你们只需知道朝廷中的事就行了，我在北门稍有营造，与你们何干？”房、高二人吓得连忙叩头谢罪。魏徵在一旁启奏道：“臣有二事不明，请陛下指点。玄龄等既为朝廷大臣，就是陛下的耳目和左膀右臂。朝廷内外之事，岂有他们不该知道的？假若北门的营建是对的，他们理应协助陛下尽快完成，如果是不对的，他们也应奏请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官员打听，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知陛下为何责备他们？他们既然做了应该做的事，不知他们又为何谢罪？”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十分惭愧，只得承认了错误。

由于长期为国操劳，魏徵心力交瘁，竟于贞观十六年（642）七月一病不起。唐太宗非常关心，写了诏书表示慰问，说：“数日不见，我就出了很多过失。本想亲自去看姜望你，又怕会增加你的劳累，反为不美。你有什么想法或要求，可写成奏章送给我。”当听说魏徵家里连客厅都没有时，唐太宗立即下令，停止皇宫内一座小殿的修建，用这些材料为魏徵建了一座客厅。并按照魏徵崇姜尚简朴的习惯，赐给素色的屏风、桌椅、被褥、手杖等。唐太宗又写了诏书说：“我之所以这样待你，完全是为了国家和百姓，岂止是为了你一个人？又何必致谢！”

魏徵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危。唐太宗不断派人探视，赐药赐食，并派中郎将李泌安俨住在魏徵家，有什么情况即刻向唐太宗报告。在魏徵弥留之际，唐太宗带着承乾太子、衡山公主，一起到魏徵家中探姜望。魏徵挣扎着穿上朝服拜见，唐太宗看到魏徵步履蹒跚的样子，心里非常难过，流着眼泪扶起魏徵，屏退左右，与魏徵交谈了很久。最后，唐太宗问魏徵还有什么要求。魏徵十分艰难地只说了一句话：“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句话出自《左传》，意思是说：寡妇不愁自己织布的纬线少，而担心国家的衰亡。魏徵的话使唐太宗更加悲恸，为了表示对魏徵的最后一点安慰，唐太宗当场决定，将女儿衡山公主许给魏徵的长子叔玉为妻。唐太宗哽咽着对魏徵说：“请你勉强睁开眼睛，看看你的新儿媳吧！”但此时的魏徵，已无力作谢恩的表示了。第二天清晨，魏徵与世长辞，终年64岁。

魏徵去世之后，唐太宗亲临其家吊唁，失声痛哭，并特许魏徵陪葬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墓地，陪葬昭陵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唐太宗停止上朝五日，亲自为魏徵拟制了碑文，并亲笔书写在碑石上。出殡的那天，唐太宗令在京的九品以上官员都来参加送葬，按一品官葬礼治丧。魏徵的夫人裴氏辞谢说：“魏徵一生崇姜尚节俭，今按一品葬礼治丧，非亡者之志！”唐太宗遵从魏徵遗志，改用素车、白布幨帷。唐太宗登上御苑中的西楼，姜望着魏徵的灵车缓缓驱动，默默地流泪。在无比哀痛之中，吟成了一首五言诗《姜望送魏徵葬》，结尾四句是：“姜望姜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谁共遣？”其大意为：姜望着姜望着我不禁极度悲伤，眼泪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流淌。再也没有这样忠直的人了，谁来陪伴我度过今后的时光？

后来，唐太宗对魏徵仍思念不已，对群臣说：“以铜作为镜子，可以端正衣冠；以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徵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啊！”

唐太宗对魏徵的无限怀念，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于是他们百般诋毁魏徵。魏徵曾推荐过侯君集、杜正伦二人有宰相之才，希姜望唐太宗予以重用。后来杜正伦因罪被贬黜，侯君集因帮助太子承乾谋反而被处死，有人因此诬告魏徵结党营私。又有人告发说：魏徵曾把历次谏诤的言辞都记录下来，并且给史官褚遂良看过，目的是想载入国史，这是显君之过，而扬己之名。唐太宗不禁大怒，一气之下，下诏停止了衡山公主和叔玉的婚事，派人推倒了魏徵墓前的石碑，并磨去了上面的碑文，以绝昔日君臣之义。后来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高丽（今朝鲜）劳而无功，深悔此行，这才又想起魏徵，颇为惆怅地感叹道：“如果魏徵还在的话，我还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吗？”于是派人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墓，并重新又立了一块墓碑。

五、一代良臣，名垂青史

魏徵在辅佐唐太宗的十几年中，除了监察朝政、规谏得失之外，还曾主持并参与了编纂《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的工作。其中《隋书》的序论，《梁》《陈》《齐》各书的总论，都出自魏徵的手笔。以上诸书的编纂，一般都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史实也较为客观，在当时被人们誉为“良史”。这与魏徵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此外，魏徵还奉命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帝王兴衰的记载，编为《群书治要》50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晋末，既有明主贤相的治国经验，也有庸主佞臣的误国教训，还有诸子百家的治世名言，内容十分丰富。

由于魏徵功绩卓著，他的事迹不仅记载在《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所谓正史之中，也广泛地散见于诸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唐摭言》《唐语林》《太平广记》等所谓野史杂说中。特别是《贞观政要》一书，虽然其编辑目的在于歌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但其中不可避免地收入了魏徵的大量谏言。魏徵的主要政见和事迹，在这本书中都有所反映。

作为封建时代的大臣，魏徵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精神，不但在13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也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魏徵是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丰功伟绩载诸史册，将永不泯灭。

（杨广才）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唐）吴競：《贞观政要》。

姚崇为民除害治蝗虫

【注释】

[1]封事：密封的奏章。

[2]谤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上竖立木柱，让人们在上面写谏言，称为谤木。谤：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