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后文指出二房东

防敌“借刀杀人”的紧急举措_共青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等三份文件考

《汇集》甲9载有共青团满洲省委的三份内容相关而发送对象和论证角度迥然不同的历史文件，其一是1931年10月10日发出的《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以下简称《告青书》），见该册第225页；其二是同年10月省委向全省各级团组织发出的《通知第9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挑拨中韩群众相互仇视的具体要求》（以下简称《通知》，见同册第243页；其三是同年11月17日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小贺呈报给党团省委的《巡视南满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小贺报告》），载同册第249页。以上顺序是按三文件发表或呈送的时间排列的，但事情的实际过程却是小贺等巡视南满在前，巡视中发现散兵杀害韩国农民，当即发表传单并形成的《告青书》，回到省委机关后再以省委名义正式发出。《通告》是团省委听了小贺报告后通过相关决议，又根据决议草拟并下发给各级团组织的。因此，考证的顺序也应该是先从《小贺报告》开始，然后是《告青书》和《通告》。

一、敏锐地发现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溃兵杀害朝鲜农民的不幸事件，共产党人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小贺报告》第四部分集中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调研成果。

南满韩农本身没有地主，只有富农（二房东）、商人（高利贷者），贫农至多，雇农少。农民不仅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苛捐杂税（如韩侨捐、居留证捐、民团费、水利捐等等），任意拘捕，不许韩人有独立的学校，中国官场认为韩农在中国很危险的，第一是共产主义运动（地主豪绅宣传山东大刀会，“高丽棒子共产党”成了本地人的习惯话）。第二是怕为日本侵略的先锋（宣传高丽人和日本人是一致），所以对于韩农的压迫达于极点，特别注意韩国青年。[1]

报告人“小贺”即时任团省委宣传部长的何能。何能原名何成德，四川洪县人，生于1905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受组织派遣由上海来到沈阳担任团省委宣传部长，到任不久即被派往长春、哈尔滨及南满、磐石、海龙、清原等地巡视工作。团省委给他的任务是对当地韩农（朝鲜族农民）生活状况和团组织工作情况进行调研。由于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人员不敷分配，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他是何能的胞兄）指示他“在南满兼巡视党的工作”，为了便于语言上的交流，还有宣传部秘书李伯承、翻译小马（名字失考）随行。他们一行3人7月中旬从沈阳出发，先到哈尔滨、吉林，然后转向南满，到达吉海（吉林至海龙）、沈海（沈阳至海龙）铁路沿线各县，一直到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才最后返回沈阳，总计3个月之久。[2](www.guayunfan.com)“二房东”、“金米所”这里是指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流亡到东北的农民大都没有房子住，更没有属于自己的耕地，只能通过极少数与当地中国官绅有密切关系的富裕韩人租房住并在其雇佣之下耕种水稻。这些富裕的韩人是已经取得中国国籍的所谓“归化韩人”，中国地主官僚信任他们，让他们代理经营房地产并从中获利，韩农称他们为“二房东”。《小贺报告》后文指出：“二房东是反革命的，常常当中日统治阶级的走狗，压迫群众；“金米所”也是一样，他们是高利贷者韩农贱价出卖水稻，每石还交机器费一元二毛”，韩农受中国地主和“二房东”、“金米所”的双重压迫和盘剥更加苦不堪言。许多韩农家庭除了一口铁锅和锅盖而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中国官场认为韩农在中国很危险”，这是说张学良的东北政权的各级官员对韩农存在恐惧感。恐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怕他们进行革命运动；二是怕他们充当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时的“先锋”。“山东大刀会”指1927年至1928年发生在通化地区的两次大刀会农民暴动。因为这两次大刀会暴动的首领和大法师张宗耀、张树声、匡香圃等都来自山东，故称“山东大刀会”。大刀会暴动对统治阶级震撼之大是人所共知的。朝鲜流亡到东北的爱国志士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信仰共产主义，在东北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统治阶级认为这也是威胁其统治的心腹大患，同大刀会一样可怕，于是就有了所谓“山东大刀会”、“高丽棒子共产党”这样两句在东边道地区的官场中广为传播的流行语。

满变后，公开到处拘捕韩农，搜索韩农家庭，不许韩农过道。我们在农村的交通和散传单，都是晚间走小道才行。被散兵惨杀韩农计清原沟十八人（内同志一人），柴河沟，清原县城二三百人（医大学生在南满各地散布反韩人的宣传，并在散兵会上提出“非杀尽韩人不可的极端反动的口号”），对于此事我们曾发传单反抗，并决定组织追悼会、募捐队等，同时团省委也专有一决议和宣言，工作结果如何，以后再详报。[3]

“满变后”即指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第二种恐惧果然应验，于是导致“散兵惨杀韩农”的不幸事件的发生。对此，何能在1965年曾经做过如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我们到了草市，有两个护路警察看看我们，问干什么去？我告诉他们是学生，到吉林上学去。随后我们坐火车到营盘，火车再就不通了。上抚顺去不了，回草市回不去，于是便在附近高粱地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回到草市。在火车上我们听说逃兵杀朝鲜人，我们便问为什么杀朝鲜人呢？据说是日本人进攻沈阳时，前面都是朝鲜人杀中国人。后来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挑拨民族矛盾。”[4]当时在南满磐石、清原、柳河等地设有党团组织的秘密联络站，何能等回到小市以后，又通过联络站具体核实了“散兵杀人”的数字，于是提出了《小贺报告》所披露的人数。

“清原沟十八人（内同志一人）”，此处“原”字应是“河”字之笔误。《告青书》记载为“清河沟”，正确。该地今属辽宁省清原县大孤家子乡。“同志”此处指党员和团员，表明被杀者中有一名朝鲜族党员或团员。

“柴河沟，清原县城二三百人”，在《告青书》和《通告》中是分别记载的“清原县城死四十余人……柴河沟二十余人，三家子八十余人，其他各地约计三百人以上”，其实数字基本相同。“柴河沟”在今辽宁省清原县夏家堡子乡，“三家子”在清原县城附近。“清原县城二三百人”的数字显然包括三家子的死亡人数。

这里的“散兵”有的文件亦称“退兵”、“溃兵”，主要是指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步兵第七旅王以哲[5]所部的官兵。他们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进攻后，伤亡很大，被迫反抗。突围后向东北方退却，一时间无主官收容，故称“散兵”，他们途经清原、柳河、山城镇等地后，再整队向西经铁岭跨越南满铁路，撤往锦州方向。惨杀韩国农民惨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的新闻媒体对此事大加渲染，声称“在铁岭之中国军队虐杀鲜人及凌辱妇女，并纵火焚烧鲜人家屋”[6]。其目的一方面是为继续挑拨中韩民族关系，达到他们借刀杀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口“保护帝国侨民”扩大侵略战争。历史事实证明何能几位年轻的共青团满洲省委干部当年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发传单反抗、并决定组织追悼会、募捐队等”，这是他们当机立断，采取的化解民族隔阂、促进抗日民众团结的紧急措施。何能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们回去便在柳河、清原之间召开了一个会，并在山上印了一些宣传品，揭穿日帝阴谋，宣传中朝人民要团结一致抗日等等，印完后找小学生和朝鲜小孩去清原、柳河散发，均是在晚上进行的。”[7]他们当年散发的传单的原稿如今已难于查到，但根据何能回忆内容，倒是同双十节发出的《告青书》的内容完全相符。显然《告青书》就是他们当时散发的传单，只不过是他们回到省委机关的当天又把传单重新印制，以团省委的名义向各地正式发出而已。

二、热诚的呼吁

《告青书》是一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的革命文献。它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超凡的睿智和对被侵略、被压迫人民的极端负责的精神。

血淋淋的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万鲜惨案等，没有一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出的暴行，没有一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残酷手段！

奸狡［诈］的毒辣的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越干越厉害了！这一次武装占领满洲，不仅用飞机大炮轰炸民房、屠杀市民与兵士，它还收买少数韩人做走狗，特别利用部分的韩国走狗打先锋，并把日兵穿上韩人服装，一块儿惨杀中国民众，当他们挥着屠刀，杀得来更加残酷！[8]

这是《告青书》的开头，在近6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一系列惨案说明其侵略手段之残酷。

“五卅惨案”发生在1925年。这年5月中旬上海日本纱厂厂主枪杀罢工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并逮捕罢工工人多名，激起上海各界民众2万余人愤怒抗议，5月30日租界当局竟指使巡捕开枪镇压，造成当场死亡15人，伤数十人的惨剧。

“济南惨案”，发生在1928年5月3日，又称“五三惨案”。这年5月初，日本出兵山东，意欲扩大其势力范围并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前进。5月3日，日军又对进驻济南的北伐军挑衅，开枪击毙北伐军士兵，并以机枪向北伐军驻地射击，北伐军死伤惨重，除留少数兵力警戒外余皆奉上级命令撤至城外，以图委曲求全。不料日军更加嚣张，竟冲进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余人逮捕，割舌挖眼，百般凌辱之后全部枪杀。

“万鲜惨案”这里是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的万宝山事件和由这一事件引发的朝鲜排华惨案而说的。事情的经过是，1931年4月间汉奸郝永德受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怂恿成立了所谓“长农稻田公司”，自任经理。郝以该公司名义承租长春以北30公里的万宝山村生熟荒地500垧，在未向当地政府备案的情况下，又擅自将该地转租给受日人胁迫而非法入境的韩国农民。该韩人等在日警的监督下开沟挖渠，引水灌田，致使附近中国农民的大片耕地陷入被损毁、被洪水淹没的境遇。当地农民于是起而反抗，自动集合起来，填沟平坝。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警察前往镇压，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华警也闻讯赶来居中调解，中国农民较为克制，只是向天空鸣枪，因此当时双方均未有人员伤亡。但日警并不罢休，当夜又增派警力冲入各村逮捕填沟农民十余人严刑拷打，追问是谁主使填沟？是谁开枪？农民拒不回答，日警只好将他们放回，这就是万宝山事件的真实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七二冲突”当时中日双方报纸和通讯社都做了扩大事实的报道，特别是日方媒体更捏造出朝鲜农民“被杀者数百人”（开始说“二百”，后来又说“八百余名”）[9]的弥天大谎。中方报刊有的说中国农民“死伤甚重”，有的说“受伤者十余人，死二、三人”，[10]总之，双方都指责对方是“惨案”的制造者，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对于“七二冲突”，也只是“根据报纸所载，未见到党的报告”，认为日警“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死十余人伤多人”当然这个数字也是不准确的。现据当年中日联合调查报告和参与填沟平坝老人回忆，当时双方均无伤亡。[11]

但是随后发生的朝鲜排华事件却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原来就在“七二冲突”发生时，日本驻长春总领事田代重德令朝鲜京城《朝鲜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金利三连发急电给朝鲜各地“扩大相反事实，遍传朝鲜各地”。7月3日，《朝鲜日报》根据金利三电文所发的号外在仁川、平壤等地散发之后，即有朝鲜人聚众袭击华侨开办的商店、理发馆，很快就发展为波及半岛各主要城市的排华暴动。至7月9日，统计仅平壤一处即有华侨死难者达109人，伤163人， 下落不明者63人，损失财产约合日金25450.00余元，至于华侨在这次惨案中的全部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以上各次惨案显然有一次比一次更加残酷的趋势。

“这一次武装占领满洲”，指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沿着南满、安奉等铁路沿线扩大侵略战争时确有利用韩人“打先锋”和让士兵穿上朝鲜人服装杀中国人的情况。这种收买和驱使朝鲜人当走狗来杀害中国人的罪恶行径，恰恰是两个月之前朝鲜排华惨案中的故伎重演，据目击者透露：“平壤日人竟以金钱送与鲜人作为暴动排华的酬金，待暴动起来之后，日警暗中怂恿指挥，甚至易服行凶”[12]这和他们在东北采取的手段真是如出一辙。

青年弟兄们！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条毒计，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啊！他要鼓动中国人来仇视韩国人，破坏中韩民族的感情，很巧妙地实现它压服中韩民族的政策，实现它抢夺地盘的野心！

青年弟兄们！中国国民党军阀，完全执行日本帝国主义这毒计了！他们乘着群众反帝革命的热忱，到处散布中国人仇视韩国人的反动宣传，东北军退兵在他们的军官指挥之下，到处惨杀韩国劳苦群众……这些被害的大都是韩国农民，他们有的正在田里作工而遭惨死了！……

青年弟兄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回事啊！日本地主资本家残酷，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也一样的残酷啊！他们要破坏中国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而使咱们互相厮杀，以便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13]

以上三段是向“青年弟兄们”揭示“散兵杀人”的真相和制造这一惨剧的罪魁祸首。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收买走狗打先锋还是行凶都是“鼓动中国人来仇视韩国人”。“很巧妙”是带有讥讽轻蔑意味的反语。“抢占地盘”即侵占中国领土，压迫中韩两国人民才是其真正目的。

“中国国民党军阀”，在这里指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因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都执行不抵抗政策，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时也激烈抨击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甚至认为他们同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军阀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在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借刀杀人”的毒计。共青团满洲省委的这一认识同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是一致的。事实上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已在迅速激化，东北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爱国官兵已经违背国民党政府的意志举旗抗日，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如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之流，才真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借刀杀人的毒计”。在王以哲部退出北大营向他的防地靠近时，他不仅不予接济和收容，放任甚至怂恿他们对当地朝鲜农民报复，后来竟按着日本侵略者指令以剿匪为名制造白色恐怖，逮捕和杀害具有抗日倾向的朝鲜群众、朝鲜抗日志士和与部队失去联系的东北军士兵。

“他们要破坏中国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句中“中国”应该是“中韩”两个字的笔误。“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这是指民众的联合，也称“下层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时，中共还没有明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文告中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武装民众抗日救国的总方针，它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对国内阶级关系变化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只强调下层民众联合，这种认识也反映到《告青书》中，例如开头的称谓是“满洲中韩青年工人、农民、士兵和一切劳苦青年弟兄们”，行动口号也是“中韩青年群众亲密的联合起来！”这一点反映了《告青书》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韩国青年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要把满洲变成韩国第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事业，丝毫不给咱们韩国群众一点好处，反使日本帝国主义对咱们的压迫力更加大起来！咱们要革命，只有和中国劳苦群众携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反对替日本打先锋的韩国走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保民会！反对国民党的走狗机关——国民府、汉族总联合会、韩国民族主义者！

中国的士兵劳苦青年们！侵占满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咱们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不是韩国人，更不是韩国的劳苦群众啊！不要相信国民党官僚的欺骗，不要压迫和惨杀韩国群众，而要保护韩国群众！

中韩劳苦青年弟兄们！咱们都是劳动者，都是一家人，咱们没有仇，没有恨！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咱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军阀才是咱们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咱们要解放自由，只有中韩群众团结一致，加强咱们的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14]

这三个自然段是《告青书》内容的主体。前两段分别是对韩国青年和中国士兵青年进行的忠告，后面一段是对两国青年发出的共同的号召。全部是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韩国第二”，有时也称“亡韩之续”，这是当时国人常用以表达对东北前途担忧的流行语，意思是说日本也要像吞并朝鲜一样，吞并东北，把东北完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朝鲜人民会”、“保民会”，都是在日本殖民主义者操纵下的朝鲜亲日派的反动组织。这两个组织以“保护帝国侨民”为招牌，实际上干的是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监视和镇压朝鲜人民革命运动的事，因此《告青书》称其为“走狗机关”，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国民府”、“韩民族总联合会”情况有所不同。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朝鲜民族主义者，曾长期致力于朝鲜独立运动。近年来虽因派别林立、内耗严重，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存在严重分歧，但其基本倾向是反日的，如经正确教育引导，是有参加抗日阵线的可能的。九一八事变前夕，当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因万宝山事件交涉而受到所谓“韩侨问题”困扰时，东北各地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的领袖们通过在吉林省政府当朝鲜语翻译的独立党人吴仁华等向张作相建议设立“韩侨管理局”，统一管理韩侨事务，以防日本人借韩农安置问题滋事。张作相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聘请吴仁华等参加韩侨管理局工作。与此同时，北满的韩国民族总联合会干部权守贞也被张作相聘为顾问，在吉林军署供职。但张作相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韩农规规矩矩，避免日本殖民当局据为口实，严禁有任何反日举动。所以《告青书》认为这些组织是“国民党的走狗机关”。

“咱们都是劳动者，都是一家人”，“只有中韩群众团结一致，加强咱们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解放自由”，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理论的具体应用。这样，《告青书》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敌我界限，阐明了中韩民众抗日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弟兄们！中国南方的几百县的苏维埃政权，是咱们工农兵的政权！数百万的红军是咱们工农自己的军队，苏维埃与红军是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他是为全世界工农和被压迫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

起来！在中国苏维埃红军得到伟大胜利的当中，在敌人四方八面进攻咱们的紧急关头，咱们要消除一切中韩民族的成见，反对中日民族主义者的反动宣传，组织追悼会，追悼被难的中韩群众，组织募捐队，抚恤被难中韩群众的家庭！一致高呼：反对中日统治阶级挑拨中韩民族感情的宣传与暴行！反对国民党军阀惨杀韩国群众！反对国民党官厅压迫韩农，拘捕韩农！反对替日本帝国主义当先锋的中韩走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国民党军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中韩工农劳苦青年群众解放万岁！[15]

这是《告青书》的结尾部分。这里《告青书》把眼前中韩青年群众面临的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当局压迫的斗争提高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高度去分析，用以提高青年人的革命觉悟，增强胜利的信心。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是俄国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尼古拉政权在各地建立的新型革命政权机关的基本单位——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称。后来的“苏维埃联盟”（俄文СОВЕТСKИЙ СОЮЗ）和“苏联”（俄文缩写CCCP）的称谓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中国的工农革命政权的创建始于八七会议之后，到1931年上半年苏维埃区域范围和工农红军的数量均有明显扩大，到该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光是中央苏区就有包括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5万红军的规模，加上其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总计苏维埃政权管辖的范围可达百县左右；中国工农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加在一起已达20万人以上。《告青书》所说：“中国南方的几百县的苏维埃政权”、“数百万的红军”同实际情况相比确有出入，其原因是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为保守机密，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准确情况不可能完全公布于众，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从其愿望出发容易做出夸张的宣传。但无论如何，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存在和迅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苏维埃和红军是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国际”应是“国籍”的误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其他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16]第十五条还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到革命的胜利”。[17]《告青书》宣传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政策，实际上就等于给流亡在中国的韩国民众和爱国志士吃了定心丸。

“在敌人四方八面进攻咱们的紧急关头”，这是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不断地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的严重时局而说的。《告青书》认为这对中韩劳苦大众来说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消除隔阂、团结对敌，还是相互仇视、为敌所用，直接关系到两大民族的前途命运。

“中日民族主义者的反动宣传”，“中日”二字应为“中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前面的《小贺报告》中提到的南满医大的学生，他们曾在散兵会议上提出“非杀尽韩人不可”的反动论调，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如前面的“国民府”和“韩族总联合会”，他们也奉行国民党当局的旨意限制韩农的行动，因此党团省委认为，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实际上他们主观上是不赞成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特别是其中大多数青年学生和士兵，他们大都具有充沛的爱国热情，只是存在着狭隘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意识，容易误中敌人的借刀杀人的奸计。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归根到底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正如东北老一辈史学家佟冬所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已吞并了朝鲜，驱使韩人是为了吞并东北，那时确实使东北人恨死了韩人，即所谓‘高丽棒子’的伤痕在年事高一些人的心理上不能说已洗涤干净，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拨开现象抓事物的本质，‘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不能记在朝鲜人身上。”[18]

“组织追悼会，追悼被难的中韩群众；组织募捐队，抚恤被难的中韩群众的家庭”，这是党团满洲省委建议采取的防止敌人“借刀杀人”惨剧蔓延的紧急措施的主要布骤，何能一行三人首先身体力行，在清原、柳河之间发动当地党团组织进行此项工作，然后又通过传单和《告青书》推而广之。一时间，召开追悼会、开展募捐活动，在日军尚未完全占领的城乡各地蔚然成风。

“一致高呼”以下是这一事件发出的行动口号，共11条。

这11条口号又浓缩为3句醒目的口号标示在《告青书》的最前面：“反对中日统治阶级挑拨中韩民族的恶感！反抗国民党军阀惨杀韩国劳苦群众！！中韩劳苦青年群众亲密的联合起来！！！”。所有这些口号都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宣言的精神和党的武装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同中韩青年面临的斗争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高屋建瓴，气势恢弘，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可操纵性。有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军阀”，“武装拥护苏联”虽然今天看来确有不切实际之处，但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外寇入侵，握有全国规模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坚持其独裁内战政策，共产党人对之表示反对、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当年的反蒋抗日的宣传，也就没有后来的联蒋抗日局面的到来。

三、功德无量的举措

如果说《告青书》还只是制止散兵杀人惨剧蔓延的“急就篇”的话，那么团省委此后发出的第九号“通知”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便可以称得上是建立中韩工农革命群众联盟的长久大计了。

原来，就在《告青书》发出的两天之后，共青团满洲省委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关于满洲事件指示的补充决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团省委书记徐宝铎（化名保度）、省委秘书长韩光（化名小孟）以及新从南满巡视回来的省委宣传部长何能（时名德成）等主要省委成员，会上大家总结了前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工作进行了规划布置。关于中韩民众相互仇杀一事，决议中明确规定：“应特别在中韩劳苦群众中捣破日本帝国主义及地主们的挑拨，用中韩反帝同盟和一切群众要求的组织的名义去组织他们”，“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开追悼会等）发动他们起来做反对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提出在进行这一斗争时，一定要“打破中韩劳苦群众的界线”团省委的第九号通知，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发出的，发出的时间应该是10月中旬。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之后，各地发生中国群众仇视朝鲜群众，特别是国民党的败兵到农村中任意抢掠和屠杀……同时朝鲜群众对中国群众的仇恨也特别厉害（如奉天抚顺等地），这是给中韩工农群众联合战线的一个莫大的障碍。

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地主富农以及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从中极力地挑拨中韩民族的感情，破坏中韩革命的联合战线。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未占领满洲之前，即在抚顺定做许多小刀交给韩国人，预备屠杀中国人。同时利用一些韩国走狗大加压迫中国群众，甚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特别派人，穿韩国衣服，屠杀中国农民，转移中国农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到朝鲜群众身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一方面破坏中韩群众的联合，另一方面在保护韩侨的口实之下，使他的军事力量更普遍的布置到农村中去以及加紧的欺骗朝鲜群众。国民党地主愤恨朝鲜农民在满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更加紧的挑拨中韩群众的感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他更利用一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来挑拨中国群众（特别是士兵）起来压迫朝鲜群众，散布许多欺骗群众的武断宣传，如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完全是高丽棒子干的”，以造成空前的屠杀。[19]

《通知》开头的两段话是分别列举相互仇杀的事实和分析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

与《小贺报告》和《告青书》稍有不同的是，《通知》在列举散兵杀死韩农数字的同时还披露了在沈阳和抚顺等地的朝鲜群众对中国群众也有仇视得“特别厉害”的现象。

“这是给中韩工农群众联合战线的一个莫大的障碍”，意思是说，以上这种中韩民众之间存在的相互仇杀的现象是目前妨害中韩工农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最大障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党团省委的文件中，如此明确地提出“中韩工农群众联合战线”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作出界定，这还是第一次。“中韩工农群众联合战线”从世界革命的视角来看也就是“中韩革命的联合战线”。这个联合战线是属于下层的统一战线，在当时还不包括工农群众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

沈阳和抚顺等地的朝鲜群众之所以对中国群众仇恨“特别厉害”，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借刀杀人”预谋。事变前“即在抚顺定做许多小刀交给韩国人，准备屠杀中国人”，此事在其他文件也曾提到，可见有关挑拨中韩民众相互仇杀的信息，团省委并不只是得之于《小贺报告》，其他渠道也都印证了这一事实。沈阳的例子更不胜枚举。1928年10月，沈阳市永安桥警甲分所巡官李益凡曾报称，当地在辖区内调查户口时，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人密报，日前日人曾私自召集200余名韩人在西塔附近秘密集合，会上该日人声称：“奉天吉林×者均系韩国所有，嗣后中国夺去，迄于今日。现尔韩国已亡，人民失所。何妨乘此中国戒严时期，设法将奉吉两省夺回。我日国已准备多数爆裂物品，尔等韩人可为之实地进行，向省城及村镇地方择要埋之并以图爆裂，既可伤害中国人民，又可以破坏中国之治安，彼时如中国商民惊惶之际，我方即可遣兵入城，明为保护侨民，暗将省城占领。占领后即将可将所及之地盘完全交给韩人执管，彼时尔韩民即可移民于此，并可独立恢复韩国之国体，而我日国亦深愿韩人不为奴隶矣”[20]像这样一些日本特务和浪人利用韩人进行破坏活动的实例，中共满洲特科也侦获多起。

根据目前的情形，省委特别指示以下的工作，号召各地起来执行：

……

4.加紧对这一事件的宣传工作，各地除翻印了省委的宣言外，应单独印发中韩文字的传单，以及分派同志和群众到各地作口头宣传。

5.为了要做到中韩青年的联合，应当号召中韩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发起中韩青年联合会，以及互派代表慰问，以巩固中韩青年的团结。

6.加紧在士兵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了解他们的敌人不是朝鲜农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同时应特别注意到打入士兵中去活动，特别是在最近一般败兵感觉到没出路，自动的找共产党，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好的条件。

7.在这一时期各地应当十倍努力去发展中国农民的工作，最近有许多朝鲜农民到中国农家去避难，而中国贫民非常尽力的帮助，我们的同志在这时候加紧对他们的宣传，指出他们的出路。

8.反对逃跑，见败兵来了，即无条件的“跑”，以及不去在群众中艰苦的工作，反对怕中国群众心理（如说中国群众都起来反对韩国群众了），而不敢到中国群众中工作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群众中要解释，只是向中国地主送礼表明心迹是怯懦的愚笨的办法。

9.各地应当将这一事件作更详细的报告表告省委！[21]

《通知》所提出的要求共九项，前三项是重申《告青书》中提到的召集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组织追悼会，开展募捐活动等内容。那些措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要继续进行。从第四项开始是为使这一工作经常化而采取的补充措施。

“省委宣言”即《告青书》，为扩大影响省委要求各地团组织要结合本地具体事实，把省委宣言的主张传播给广大群众，以便营造一种中韩联合共同抗日的环境。

“加入反帝大同盟”，在“10·12”补充决议中曾规定“用中韩反帝同盟名义”这里要求加入“反帝大同盟”这个现成的国际民间反帝团体显然更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发展。

“自动的找共产党”，这种现象在日军占领辽、吉省城之后都曾发生过。据当时团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台安、辽阳一带的散兵大打反日救国军的旗号，明目张胆的要找共产党的领导”[22]有一位党员回家时被散兵抓去，散兵的头领也让他给找共产党的关系。北满的李海青在举旗抗日后也曾主动派人找满洲省委领导他们。团省委认为过去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派党团员打进去做工作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应该改正。

“反对逃跑”，这主要针对朝鲜族党团员对中国民众的恐惧心理说的。由于前一段受散兵杀人事件影响，朝鲜族党团员和群众还心有余悸。有的见散兵来不问缘由就跑，有的党团员不敢到汉族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人向当地中国的有钱人送礼买好以求自保。《通知》认为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应该积极主动地向中韩民众宣传消除隔阂团结对敌的革命道理。并且相信这些道理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通知》最后要求各地团组织“将这一事情做更详细的调查表告省委”，这说明省委对以上举措的执行情况和效果是极为关注的。事过80多年后的今天，遍查历史档案这类各地报来的“调查表”已经是所剩无几了，但是这些措施的效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就在当年日本侵略者借刀杀人惨剧发生的那些地方，中韩民众联合战线的规模越来越扩大，水准越来越高。无论是义勇军、人民革命军还是抗日联军都有朝鲜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勇猛参加，特别是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实质上就是中朝人民的抗日联合军。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抗联歌曲，歌词全文如下：

《中韩民族联合起来》

中韩民族劳苦民众，

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

只有我们消灭这一共同敌人，

那时我们才能取得生存和自由。

亲密地！巩固地！联合起！中韩民族！

冲锋呀！杀进呀！向着那日帝国！

亲日汉奸卖国贼不分中韩国，

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和走狗。

民族不分中韩全是日帝死对头，

千万莫听他们的欺骗和挑拨。

亲密地！巩固地！联合起！

冲锋呀！杀进呀！向着那日帝国！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满洲国，

共同建立抗日救国选举的政府。

实行分散民族自决，中韩共幸福，

还要援助韩国革命定把它完成。

亲密地！巩固地！联合起！

冲锋呀！杀进呀！向着那日帝国！[23]

这首战斗歌曲说理之透彻，感情之诚挚，与共青团满洲省委的《告青书》真是难分伯仲，如出一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