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看法

党内“两个口号”的争论及其负面影响_陈独秀的意见书与中共满洲省委相关决议考

1929年下半年的中东路事件和由它引发的中苏边境战争，是发生在两个友好邻邦之间的不幸事件。当时两国人民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战争造成的伤痕，很久难已平复。如今，80多年过去了，经过历史的沉淀，对于当年事件和战争发生的原因、责任以及经验教训等等，中俄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当年被苏联特别远东军占据的半个黑子岛的主权已经归属中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发生过的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两个口号之争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还是鲜为人知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几份文件有助于我们解开历史的谜团。

文件之一是《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它是作为《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月3日）的附件而收录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40页；文件之二是《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议》 （1929年5月29日），现收录《汇集》甲3第313页。兹对文件形成的前后的相关情况作如下考证和说明。

一、一封信引起的轩然大波

前面说过，中东路事件一发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就对事件的性质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这一事件是帝国主义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开始。这一错误的估计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事发第三天，即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向苏联进攻的时候，表面上拿着收回中东路的口号，事实上完全是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代表帝国主义已夺取苏联在中东路的权力，要求广大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在8月1日国际反对帝国主义赤色日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拥护苏联！”。7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共通告第四十二号》，把“拥护苏联”的口号发展成为“武装保卫苏联”，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准备着武装保卫苏联，是我们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通告宣称：在当前情况下，谁要是从国内形势出发，怀疑武装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谁就是“无异于帮助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还对在8月1日那天组织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北京、奉天、哈尔滨等城市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举行集会、罢工罢课等具体事项作了部署。

陈独秀

党中央的宣言、通告和对当前工作的部署，引起了已经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的陈独秀的严重关切。他一改自大革命失败后对政治问题保持长期沉默的态度，于1929年7月28日、8月5日和11日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写信，对中东路事件的性质、前途以及党应采取的宣传策略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7月28日的意见书中写道：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战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29]

陈独秀在信的开头就对事件严重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强硬政策”是指苏联不惜用武力从张学良手中夺回中东路的经营管理权，这样可能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同国民党一起武装进攻苏联的战争。“退让政策”，是指苏联完全放弃中东路的经营管理权，听任中东路倒退到以前的所谓国际共管的局面，这样又可能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中东路的独占权力而发生的世界战争。这两种可能都会导致世界大战，不过也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中苏双方都能持克制态度，经过谈判恢复到中苏合办中东路的局面，陈独秀显然是希望这样的结果的。

“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这是在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来告诫国人。塞尔维亚在战前是夹在欧洲强国中间的弱国。塞尔维亚人勤劳勇敢，他们居住的南斯拉夫地区资源丰富，列强早有吞并之意。1914年6月24日，奥地利皇储波西斯·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7月28日，奥匈帝国借口斐迪南大公被刺是塞尔维亚学生普林西所为，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6日，奥国又向俄罗斯宣战，他的同盟国也于8月1日、3日分别向俄国、法国宣战。于是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由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为导火线而爆发了。大战的主导者虽然是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的大国，然而直接受到战争摧残的是塞尔维亚、瑞士等弱小国家的普通民众。

陈独秀认为以上两种可能都会导致世界大战，而大战中的中国人民也注定会向塞尔维亚的命运一样，遭受最残酷的蹂躏。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30]

接下来是对国民党政府对中东路问题欺骗宣传的揭露和分析。“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主流媒体，都把以武力收回中东路说成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大“胜利”。中间派立场的报刊也有随声附和的，而一些右派团体如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等更趁机鼓吹反苏反共，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中共满洲省委同年9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也说：“目前东三省群众特别注意中东路问题，统治阶级利用爱国主义的假面具，扩大他们的宣传，其影响甚大，一部分学生商人已在统治阶级领导之下行动。”[31]可见陈独秀所言非虚。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32]

在分析了客观实际情况之后，陈独秀阐述了他自己对中东路宣传的看法，“不能向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这实际上是在批评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符合中国国情。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接连发表了“关于中东路的呼吁和为帝国主义即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要求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多数民众受到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所蒙蔽的情况下，只讲这些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回答群众心中所需要回答的实际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认为党中央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口号，这样的宣传口号存在着“太教条”、“太超群众”、“太单调”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必须对中东路问题从多方面作出正确的充分的解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巨将连党中央文件中的语病和易出歧义的地方都一一指出，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这是缘于列宁主义的论断。列宁主义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宰制”就是主宰和统治的意思。毛泽东说，“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统一中国，但受到列强宰制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东北地区日本仍然控制南满铁路、旅大和其他经济命脉。事实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道胜银行和其他各国的金融代表已在哈尔滨秘密活动恢复国际共管的事宜，因此陈独秀所说的收回中东铁路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陈独秀认为只有这样说明，才能让群众了解苏联和帝国主义本质的不同。

“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卢布（俄文pyбль）是苏联货币单位名称，当时国民党反动文人攻击进步作家常说拿了苏联卢布。陈独秀引这话的意思是不让群众误会我们拿了苏联的钱，给苏联人当狗腿子。当时，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俄文系，他与俄文教授法尔关系很密切，经常在苏联的《真理报》和彼得格勒通讯社（后改为塔斯社）发表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因此，有人攻击和诬蔑他是“苏俄的走狗”、“靠卢布过日子”。但他对此不予理睬。他认为，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越多，对中国革命的方向越明确。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变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33]

陈独秀认为，在正确解释了苏联和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同之后，才能打破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因此他建议，应该用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和“误国政策”来取代“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认为“误国政策”这个提法更便于工“群众亲切的了解”。事实证明，在《伯力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百般阻挠，连张学良集团都后悔上当，蔡宝升大骂王正廷“误国”。可见陈独秀的建议确实会有更多人赞成。

尽管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强占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宣传口号在当时未必会把广大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但他能够注意到中东路事件中的民族利益问题，主张打破国民党政府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以便争取更广大群众支持的策略意识确实有其合理性。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中苏共管中东路，“民族利益”问题也不是空穴来风。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待条件成熟时允许中国政府赎回。1926年3月，苏联为中东路“共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据托洛茨基解释说：在征得国共两党代表同意后，特别委员会曾经决议，在中国革命还未胜利前，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这一内情，当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实际执行中苏方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特别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期间，中苏“共管”几乎成了苏联独管。据统计，1929年中东路盈利1682.3万卢布，全部归苏方支配，并非中苏共享。苏方在处理双方关系时，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霸道作风。这种情况引起了东北当局的不满，也正是张学良要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苏联官员的这种有害民族关系的隐情，无论是当时的党中央还是陈独秀本人都没有给予正视而已。当时党中央过于相信共产国际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不但没有吸收陈独秀的意见的合理因素，反而误认为他是帮助帝国主义说话。8月3日，在中央答复陈独秀的信（中共中央在《红旗》第37期上发表的时候改为《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中指责陈独秀“离开了阶级意识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说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据此，中央认为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分歧“不是部分的策略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并且表示“中央热诚地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地得到你的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34]

陈独秀不同意中央在回信中对于自己的批评，并重申了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他在8月11日第三次写信给党中央，对中央误解他的用意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陈独秀在这封信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前两封信的尊重与耐心，字里行间充斥着愤怒的情绪，他在信中抨击中央说，“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错误”，“拿几个原则机械地死板地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的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35]

为了把全党同志的认识统一到“国际路线”上来，中共中央在接到陈独秀的第三信之后，一方面组织文章在党刊上对陈独秀的意见进行集中批判，另一方面又把陈独秀的第三封信和化名“撒翁”的原信一并印发有关党组织，要求他们组织讨论，并将结果上报中央。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布陈独秀与中央来往的信件，供全党批判。许多批判文章都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缺乏摆事实讲道理的中肯分析。其中王明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2卷10期上《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一连串给陈独秀扣上了“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意义”、“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等七项大帽子，并罗织了所谓“怀疑共产国际”、“不认识革命高潮”、“做资产阶级尾巴”、叫“消极怠工”等各种吓人的罪名。这样一来，两个口号之争本来是党内在具体宣传策略上的分歧，就被双方人为地提升为普遍的原则路线之争了。后来，由于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陷入取消主义错误，并且参加托派小组团体的分裂活动，他同党中央的矛盾也就由原来的非对抗性发展到了对抗性的矛盾。[36]为了维护党的统一，1929年11月15日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发表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37]持续了4个月之久的两个口号之争也就以“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确立而告结束。

二、“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负面影响及实践中的矫正

党内两个口号的讨论，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确立而宣告结束。这种结果，虽然在当时来说有它的必要性，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把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对立起来，曲高和寡，给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留下了隐患。翻开这几年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文件，凡是针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宣言，几乎都沿用这一口号。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 [38]，确定了武装民众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团员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文件里，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拟定的具体行动口号中，却仍然夹有离现实斗争目标很远的“武装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好像不喊这样的口号，就不足以表达出拥护世界革命的诚意，就不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过当年参与并主持过省委宣言工作的赵毅敏老人，他回答说：“因为那是同托洛茨基派斗争中确定下来的口号，加不加上这个口号，关系到对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可不能再犯陈独秀的错误呀！”可见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事，使许多党的负责干部多年以后还是心有余悸。

第二，“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这种口号贴有“国际路线”的标签，助长了党内的“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风气。两个口号讨论结束后，王明等党内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奉为圣旨，对于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经常采取“扣帽子”、“打棍子”加以排斥，致使党内的空气沉懑。特别是1931年上半年，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932年下半年贯彻“北方会议”决议期间，“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更加猖獗，“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但继续使用，而且还提出了在东北抗日游击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派党团员到非工农抗日武装中去组织士兵哗变、将其改变为工农红军等等，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谁不赞成这些主张，谁就被扣上“右倾”、“东北特殊论”、“土匪路线”、“上层勾结”等帽子，给予“无情打击”。这种气氛对于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十分不利的。这种情况一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才有所改变。

但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不取决于喊什么样的口号，而是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值得庆幸的是，中共满洲省委历届领导人大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党的方针，使上述负面影响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克服和纠正。其中以刘少奇为书记的这一届满洲省委就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本书前面的考证说明，刘少奇上任伊始，就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三次修改示威游行的计划，正是这种修改起到了趋利避害的作用，使东北党组织免于遭受上海那样大批党团员领导骨干被捕被害的严重损失。

在此之后，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继续扩大拥护苏联的政治宣传。扩大宣传的一个最基本方针，就是把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拥护苏联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1929年9月26日，刘少奇第一次到达哈尔滨，当时的中东路已经与中苏共管时期大不相同，吕荣寰接管中东路以后，一面尽快驱逐苏籍职工，并把大批白俄吸收进来，一面开始对工人进行有计划的进攻。工人们按照苏联劳动法所享有的一切待遇逐一被取消，工时延长，生活条件恶化，当局派出稽查，监视工人的一举一动，全路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刘少奇到后经调查发现，中东路工人斗争虽然总的说来是处于低潮，但其中三十六棚[39]因有共产党员郭隆真做过许多具体的发动工作，工人斗争的基础相对好一些。郭隆真认为，在目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适合马上组织示威游行，而应该采取怠工的形式进行反抗，她计划提出工人最关心的几项要求，发表《告外站工友书》，派人到各厂、各站，鼓动联络，争取共同行动，等待时机成熟再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口号，刘少奇支持郭隆真和三十六棚工人的意见，他召开市委会议统一认识，纠正忽视白色恐怖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放弃斗争的右倾观念，决定扩大开展怠工斗争，提出工人们的各项切身要求，并补充加上“反对白毛子，联络苏联工人”的斗争口号，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11月初，以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为主力的700余名铁路工人包围了铁路管理处，提出“反对减少工人工资”，“反对木棒改发土煤”等项经济要求，迫使铁路管理处处长不得不收回两次减少工人工资的成命，工人的日常生活要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中共哈尔滨市委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对哈尔滨市的工人斗争给予了具体的发动和引导，使工人待遇恶化和拥护苏联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时之间“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的呼声越来越得到更多工人的认同。这种局面对于粉碎五国银行团在哈尔滨秘密策划“国际共管”中东路的阴谋，促成张学良在《伯力协定》上签字，无形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颇有真知灼见的决议案

关于当年党内两个口号争论的历史文件，包括文章、著作、党内通信、文告决议等，至今能够见到的有几十种之多，其中证据最确凿、说理最充分、最有可操作性的要属满洲省委9月25日的决议了。

省委看见中央与撤翁同志关于中东路问题宣传策略的讨论，省委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40]

引文中“撤翁”应为“撒翁”，它是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寸铁》杂文的署名。这时大革命已经失败，陈独秀也已因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离开了领导岗位。据郑超麟解释“撒翁”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41]

中央与撒翁关于宣传策略的讨论就是前边所说的8月中旬中央把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书和中央复陈独秀的信等材料转发给满洲省委，要求省委进行讨论并把结果报告中央这件事而说的。对于中央的这一指示省委认真地执行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省委进行了多次讨论，这些讨论无论是在沈阳、哈尔滨都是在刘少奇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宣传策略的讨论说明省委还是把中央与陈独秀的分歧看作是党内的策略上的争论，并非政治原则的对立，这和中央复陈独秀的信中所说的原则分歧是有区别的。

中东路问题前途的危机，在目前主要的是爆发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虽然在中东路问题中又引起了帝国主义相互间新的矛盾，在世界总的形势中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同样加紧起来，但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是有帝国主义主观上进攻苏联的作用，帝国主义在对付苏联的一致的目标之下，仍然要企图以并营中东路及其他方法来暂时调协这一冲突。所以忽视帝国主义在中东路问题上主观的作用，而把中东路事件爆发、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及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两个前途平列起来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减轻拥护苏联的任务的。

省委在过去的分析是对的，但没有明显的指出进攻苏联的战争是中东路事件前途的主要危机，于是着重两个矛盾同时加紧的客观的分析，而没有明显的指出帝国主义有企图暂时调协他们中间的矛盾，一致进攻苏联的可能。这样的分析在客观上可以引起同志忽视目前进攻苏联的战争主要危险的倾向，是省委过去分析的缺点。[42]

“并营中东路”，即恢复以前的“国际共管”的状态，由列强各国投资经营。

上边这段话是检讨省委过去对中东路事件、两个前途、两种战争认识上的不足。这种不足就是在以前对于两种前途、两种战争的可能性和它的危害分析都是对的，只是没有强调进攻苏联是主要危险这一点，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过去的分析可见于8月间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东路问题与一般流行的错误意见》，报告认为对于当时流行的两种错误看法，一种认为中东路事件将引起帝国主义之间要导致进攻苏联的战争； 第二种认为是中东路事件要引发帝国主义争夺中东路的战争，省委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第一种意见过分夸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第二种意见又将帝国主义之间看得太一致了。”[43]决议认为当时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没有指出什么是主要危机，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危险性是主要的，只有这种认识才能够提高对拥护苏联的重要性的认识。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其意义不独是进攻革命的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含有严重镇压殖民地反中国与瓜分中国的意义。群众不独［单］是站在阶级利益上应该拥护苏联，所以党在策略上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需要的。

撤翁同志提出“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省委同意中央的批评是：降低党的政治口号，离开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并且同样是站在民族偏见上的口号。如果我们采用了这一口号，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领导群众走到拥护苏联一方面来，并且还要助长群众落后意识的发展，连我们自己也跑到反动方面去了而不觉。倘若国民党收回中东路不至于“误国”的话，倘若国民党派兵去收回蒙中不致引起帝国主义大战来“误国”的话，那我们只有跑到反动一方面来赞成。因此，我们只有向群众解释拥护苏联在民族方面的意义，使群众了解在民族解放的利益上拥护苏联的必要，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44]

“降低党的政治口号”，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是“误国政策”的口号的确有这样的缺陷。史料证明张学良和东北爱国人士就是用“误国政策”的口号来指责和批评国民党的，在《伯力协定》签字后，蔡运升（张学良的外交官）就是以“误国”的理由大骂王正廷（南京政府的外交官）的，但是作为共产党组织和党员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左派的高度上，决议认为陈独秀这个“误国政策”的口号降低了党的政治标准。

“民族偏见”，由于1840年以后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凌辱，国民中常有一种不分敌友盲目排外的心理，通常称之为“民族偏见”。这里是指那种把十月革命后苏俄和以前沙皇俄国混为一谈的旧观念。

“派兵去收回蒙中”，“蒙中”两字是蒙古之误。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19世纪20年代初靠近中苏边境的蒙古族民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宣布独立，当时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决议案以蒙古为例，提出设问，假如国民党政府也像收回中东路那样以武力收回蒙古，难道共产党人也要跟着国民党去表示赞成吗？

目前在东三省的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在民族偏见及统治阶级欺骗之下没有解放出来，而且有些跑到帝国主义营里向苏联进攻。我们在宣传方法上对于群众这种民族的偏见，应该要有戒心和注意是对的。就是当我们向群众宣传时候，应该特别解释拥护苏联在民族方面的意义，特别解释要求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有反对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之必要。我们只有加倍的努力去扩大这一口号的宣传，用许多方法向群众去解释，然后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把要求民族解放的群众征取到拥护苏联一方面来。若是因为群众还没有觉悟到拥护苏联便把拥护苏联的宣传和口号取消或隐藏起来不说，那就要使群众永远不会觉得拥苏的必要，而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甚至将就群众落后的意识，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做群众的尾巴。无疑义的……撤翁同志的意见在东三省是不能适用的。[45]

“把要求民族解放的群众征取到拥护苏联一方面来。”“征”应是“争”，同音致误。

决议认为宣传口号只有从东北的实际出发，针对东北社会民众中存在的误区，做深入实际的解释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在说明同意中央意见，不赞成陈独秀的理由的同时，决议又对东三省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偏颇做了分析：

目前东三省党内隐约有两种不同的偏见：

（一）看见群众一天一天的跑向反动一方面去赞助统治队伍向苏联进攻，而发生惧畏的心理，不敢提出我们的口号和宣传。认为一提出我们的口号就要被群众骂我们“卖国”，或者“挨打”，于是把党的口号隐藏起来不说，或者跟着群众的意识不反对收回中东路，只提出反对日本趁火打劫。这一偏向是和撤翁同志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本害怕群众或者以为群众没有觉悟的可能，而放弃或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这一错误的偏向在满洲同志中最普遍而且最危险，应该根据中央的批评与以严格的纠正。

（二）忽视群众的落后的意识而缺乏戒心和注意，不管群众怎样，一开始便直接提出拥护苏联，不详细解释拥护苏联在民族方面的意义，不用许多设问的方法引导群众来认识苏联，认识国民党，认识解放中国民族的道路，使群众能自觉的了解到拥护苏联之必要，这一错误是过于急性的脱离群众的蛮干。但是这种倾向在满洲党内没有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主要的危险是敌意拥护苏联宣传的右倾错误。因此各级党部及同志在讨论撤翁同志的意见的时候，应该要联系到本身的工作及倾向，特别注意纠正右倾的错误——不动不说，不敢说和平发展的倾向。同时要讨论本身的工作方法，要如何才能使群众了解拥护苏联的必要。[46]

以上决议分析了东北地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左”和“右”的两种思想倾向确实如此。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党员干部中多数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怕挨打挨骂，有的省委委员在巡视中就阻止基层同志去散发传单、标语，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都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空话，这种倾向反映了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央提出的口号的怀疑和动摇。特别是当时有些到过苏联的领导干部，对苏联官员的某些民族利己主义作风的不满，已经影响他们拥护苏联的立场。据某回忆说，在苏联有一次站排买面包，列队很长，当轮到中国人买时，面包店不卖给中国人，还说什么：“现在不是一九一七年了，现在是一九二七年。”言外之意是苏联已经不是十月革命时代的苏联了。[47]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决议中所说“左”的倾向，就是“一开始便直接提出拥护苏联”，这些同志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但是中央的指示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的，“不管群众怎样”，一开始就直接提出拥护苏联是连党的领导干部都想不通，何况群众呢？“这一错误是过于急性的脱离群众的蛮干”。陈独秀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做群众的尾巴”，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就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所以他提出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缺少提高群众觉悟的观念，“甚至将就群众落后的意识”，这实际上就是犯大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旧病复发的表现。但他也纠正了中央的不足之处，决议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和解释对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的作用。以上两种倾向主要的危险是前一种右倾，这对东北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

这份决议不到两千字，言简意赅，凝聚着满洲省委党员干部的辛劳和智慧，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些精神恰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真理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中东路事件宣传口号之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1987年苏联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在会上所得出的结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48]历史证明，在“民族利益”的大节上，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位命运多舛的革命家的闪光思想终于得到了历史的认同。